作者简介：
陈先哲（1980-），男，广东茂名人，华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教育学博士，从事高等教育转型研究。
摘要：第四次产业革命开启并将引发世界强国格局重塑，亟须中国高等教育通过动力再造带动系统升级，以范式变革积极回应新质生产力发展。在此阶段，新型研究型大学崛起带来的创新效能激发，职业技术大学兴起引发的职业技能跃迁，都为适应产业革命需要进行了创造性重构并成为新的动力源。未来应进一步推动二者做大做强并积极发挥“鲶鱼效应”，倒逼传统研究型大学发生“自我迭代”，牵引应用型、技能型高校找准市场定位，深入推进高校分类改革并助力高等教育系统升级，从而更好实现构建自强卓越的高等教育体系的战略目标。
关键词：高等教育动力；高等教育系统；新型研究型大学；职业技术大学
2025年初，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明确提出把我国建设成为教育强国的战略目标。其中，构建包括自强卓越的高等教育体系在内的“八大教育体系”是支撑实现战略目标的核心框架。当前，以人工智能为核心引擎的第四次产业革命正风起云涌，我国打造自强卓越的高等教育体系，不能只是停留在对原有系统的小修小补，而应抓住历史机遇务实推动系统实现升级迭代，才能对产业革命带来的动态性需求作出积极回应，并为强国建设提供更为强大的支撑力。
系统的升级迭代，往往需要经历一个从量的积累到质的突破的过程。而且系统往往都会有惰性思维与路径依赖，不会主动寻求变革，因此推动升级需要寻找新的增长点和动力源。《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明确指出，要按照研究型、应用型、技能型等基本办学定位，区分综合性、特色化基本方向，明确各类高校发展定位；并根据不同类型高校功能定位、实际贡献、特色优势，建立资源配置激励机制，引导高校在不同领域不同赛道发挥优势、办出特色。推进高校分类发展改革是支撑高等教育体系构建的重要任务和举措，其政策导向旨在打破传统高等教育同质化竞争的困局，构建多层次、多类型的高等教育生态系统。因此，应充分把握此政策契机并结合其推进效应，在指向更为细分领域的高校分类发展改革中寻找新的增长点和动力源。
一、高等教育系统升级亟须动力再造：
产业革命与高等教育范式变革
从世界强国崛起的发展历史来看，从16世纪开始，全球科学中心从意大利相继转移到英国、法国、德国，直至到美国，这与当时世界高等教育中心的转移进程虽不完全同步，但转移轨迹是极其相似的。而且在每段转移进程中，产业革命与教育范式变革几乎都是相伴发生的。英国成为科学中心的时候，正好是第一次产业革命时期，蒸汽机带来的新动力引爆了科技革命，纺织、冶金、采掘、动力设备、交通（铁路）等行业新技术层出不穷，迫切需要学校通过规模化教学提供大量训练有素的受教育者。法国和德国成为科学中心时期，正值第二次产业革命时期，电力、化工的发展推动高等教育与大科学时代相呼应。比如德国在化工和电气工程方面的领先，与其科学教育体系、研究所有很大的关联。尤其是柏林洪堡大学旗帜鲜明地提出科学研究与教学相融合的模式，很快便风靡全球。美国成为科学中心后，则主要经历的是第三次产业革命时期，计算机、信息技术、生物科技的发展要求大学更为积极地为区域经济与社会发展服务，因此美国大学为社会服务的威斯康星思想成为新的时代潮流，大学与企业合作密切，硅谷和斯坦福的关系成为典范。产业革命带来的资源和需求促进了科学研究的进步，而科学研究的进步需要大学提供理论基础和大量人才，产业革命又将这些理论转化为实际应用并推动经济发展。因此，在每次产业革命的进程中，高等教育范式变革几乎都相伴相随，两者之间形成良性循环。
中国已是高等教育大国，拥有世界上最大规模的高等教育体系。但从高等教育系统的动力内核来看，主要还是模仿欧美现代大学办学模式以“跟跑”为主。尽管随着“985工程”、“211工程”及“双一流”建设等重点工程的阶梯性有力推进，中国大学群体在不断追赶并在局部形成优势，但欧美大学已经形成了稳固的教育范式和地位，在既有框架内中国大学很难取得整体意义上的突破，也即“跟跑”速度再快也很难实现质变。因此，需更具革命性的办学模式并产生更为强大的动能，才有望实现“弯道超车”。目前高等教育的外部环境，正面临着动力再造的时代机遇。第四次产业革命风起云涌，人工智能技术的指数级发展正在颠覆传统教育逻辑：知识获取的即时化、职业岗位的流动性、学习需求的个性化，使得以标准化、规模化见长的工业教育模式陷入效能困境。2024年底，美国麦肯锡全球研究院发布了《工作的新未来》报告，指出到2030至2060年间，人工智能将取代全球超过一半的就业岗位。而新近的实证研究也指出，中国高校现有专业结构与产业需求的错位率已达34%。［1］从现实情况来看，目前以标准化、规模化为主要特征的工业教育范式，在面对新一轮产业革命所带来的个性化且多变的市场需求时，多少已显得有些力不从心；传统大学长期依赖的学分制、专业划分、学科体系等工业时代的遗产，在应对复杂系统问题时，更是显得有些捉襟见肘。
因此，在第四次产业革命的驱动下，我国高等教育系统亟须通过一场升级迭代以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带来的系列变革。而当下，我们的高等教育范式尚处于“将变未变”的“冲击——反应”期。在外部环境和需求冲击下，传统高等教育范式正在经历“反常现象”的持续累积，这些技术扰动最终很可能突破量变阈值，引发范式革命。但范式革命与系统升级属于质变，不会轻易发生，往往需要在连续量变的基础上形成合力并推动形成。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技术革新和市场剧变，有望引发高等教育范式革命并重新定义高等教育的功能和价值。如库恩所强调，范式革命将带来世界观、认识论与方法论的巨大改变——“在革命之后，所面对的是一个不同的世界”［2］。面向第四次产业革命的高等教育范式变革，应该包括但不仅限于以下范畴：从确定性知识传授转向不确定性应对能力的培养，从分科治学转向超学科的问题导向研究，从人力资本生产转向人的完整性发展。当前，新质生产力发展倒逼高等教育范式变革的需求与态势已显而易见，高等教育也迫切需要作出积极回应并寻找某种动力再造的突破点，从而以点带面再推动整个系统升级迭代。也只有如此，才能更好满足国家战略和产业革命的需求，并更好回应个体的多样化需求，从而为教育强国建设提供强而有力的高等教育支撑。
二、中国高等教育动力再造的时代
选择：新型研究型大学崛起
与职业技术大学兴起
近年来，中国高等教育发展成绩斐然，但改革之路依然任重而道远：以传统研究型大学为主体的“双一流”建设颇具成效，但“破五唯”仍困难重重，以传统教学型大学群体为主转型而来的应用型大学很大程度上还处于“形似而神不似”阶段，囿于路径依赖和利益格局的“改良主义”很难应对产业革命带来的系统性挑战。而在传统研究型大学身处路径依赖的惯性时，新型研究型大学凭借灵活机制正异军突起，并重新定义高等教育的功能和价值，成为动力再造的“破局者”。同时，部分职业技术大学也正成为一股不容忽视的新力量，呈现出蓬勃发展势头并成为应用型、技能型高校中的“生力军”。
1.新型研究型大学崛起与创新效能激发
从2012年南方科技大学正式成立并较早开展建设新型研究型大学的探索，再到2018年西湖大学作为新中国第一所由社会力量举办、国家重点支持的新型研究型大学获批成立，新型研究型大学的基层创新已崭露头角。2020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科学家座谈会上提出，要加强高校基础研究，布局建设前沿科学中心，发展新型研究型大学，这标志着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前沿部署拉开序幕。其后，香港科技大学（广州）、深圳理工大学、福耀科技大学等一批新设大学都更加旗帜鲜明提出建设新型研究型大学的目标定位，一时之间“新大学”风起云涌。在新一轮产业革命历史巨轮的推动下，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的战略意义愈发凸显，而传统大学囿于学科壁垒森严、评价标准单一、产学研脱节等问题，短时内难以及时转型以更好地满足需求。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新型研究型大学应运而生，目前虽还处于发展雏形阶段，但已成长为激发国家创新效能的新锐力量。从目前的发展情况来分析，其“新”主要体现在以下三大方面。
一是办学定位与模式新。2025年年初，教育部部长怀进鹏在深圳调研新型研究型大学建设时就强调：建设发展新型研究型大学，是改进传统办学模式、扎根中国大地办世界一流大学的重大实践，是高等教育领域支撑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战略转型和历史性变革。［3］新型研究型大学的人才培养，首先在目标上就跳出了传统“标准化专业人才”的窠臼，把培养目标锁定为“复合型创新人才”：既有坚实专业根基与广博学科视野，又具备审辩思维、系统整合能力和终身学习的韧性；既能解决复杂问题、拥有创新创业精神，还要胸怀家国、具备全球胜任力。为达到这一目标，多所高校在课程体系设计上主动拆解原有“学科——专业——课程”的刚性链条，转而构建以模块化知识单元为基础、完全学分制为支撑、弹性修业为路径的“拼图式”成长体系。如上海科技大学围绕“通识——基础专业——跨界”四类能力模块组织课程内容，鼓励学生依据兴趣与能力自主拼接学习路径。再如西湖大学，更是试图打破“五唯”的紧箍咒，把目光从数量转向质量，以创新成果的不可替代、不可或缺作为主要标准，并贯彻落实至人才培养质量评价的全过程。［4］
二是组织运行机制新。在传统大学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学院——系所——专业”的纵向科层体系层级分明、路径刚性，但沿袭至今已越来越难以适应知识交叉频繁、技术应用快速迭代的现实需求。新型研究型大学则以其灵活、创新的组织运行机制，日益打破传统高等教育的路径依赖。如香港科技大学（广州）打破传统高校的院系之分，首设“枢纽”和“学域”学术架构，即“功能、信息、系统、社会”四大枢纽，并将传统学科体系拆解重组为16个融合学域，试图打破学科边界以更好回应国家战略需求以及区域经济产业集群跨界融合的需求。学术枢纽将来自不同学科背景的学生集结起来，在学术、业界导师的指导下，通过做项目的形式，构建自己的专业知识体系和提升自己的能力，并通过学科交叉融合促进新兴学科和前沿学科发展。［5］上海科技大学也从创校之初便取消了传统的院系设置，转而建立以研究中心为核心的学术单元，与张江科学城探索“校城共生”，将实验室延伸为城市创新的“毛细血管”。截至2024年，该校共设立15个交叉研究中心，支撑起300余项跨学科科研项目，形成“研究中心-团队-项目”三级联动的组织形态。新型研究型大学更加主动寻求变革，构建了更加高效的组织运行机制，并对传统高等教育不断进行“破界重构”。
三是教育教学理念新。以人工智能为标志的数字时代已经来临，意味着高校人才培养理念变革迫在眉睫，应从“封闭式创新”走向“开放式创新”。在这方面，新型研究型大学不但具有先天优势，而且更为勇于探索。例如，西湖大学打破传统的学科壁垒，强调跨学科交叉融合，采用个性化、项目式的学习方式，培养适应数字时代的兼具专业深度与跨界广度的“π型人才”。［6］支撑“π型人才”培养需要全新的教育教学理念和评价机制，西湖大学采取的是高度多元化的学生评价制度。每个学生的专业选择和发展路径都是动态生成的，评价过程更看重学生的探索精神及解决问题能力，从而很自然地打破了传统的绩点排名制。新型研究型大学普遍更倾向于采取“项目式—导师组制—真实场景”三位一体的培养机制，引导学生在复杂问题中生长能力、形成判断。香港科技大学（广州）则推出“课程知识模块超市”，把学科、专业甚至课程统统切成最小知识单元，学生像拼乐高一样在导师指导下自由组合，构建符合自身发展特点和未来产业需求的知识树。［7］新一轮产业革命推动知识生产模式正从“学科驱动”转向“问题驱动”，新型研究型大学凭借新颖的教育教学理念，更快适应外部环境变革并表现出更强劲的创新效能。
2.职业技术大学兴起与职业技能跃迁
职业技术大学的兴起，则经历了一个从试点开始并逐步规模化的过程。2019年1月，国务院印发《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明确指出“开展本科层次职业教育试点”。经历了早期以民办职业技术学院升格为主的试点之后，近几年国家层面明显加强了对高水平公办高职高专升格的力度。尤其是2023年作为高职院校龙头的深圳职业技术学院获批升本，标志着升格主体转为曾入选“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和专业建设计划”（简称“双高计划”）的院校。根据2024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我国职业本科院校数量已达51所。
在我国，除了已经入选“双一流”建设的偏研究型高校之外，还有大量处于“中间层”的本科高校。这个体量异常庞大的群体如何实现特色发展并支撑经济产业发展，长期以来都是一个待解难题。此前国家层面曾有过不同政策思路，比如“改良版”的思路：推动以新建本科高校为主的群体向应用型高校转型，但不少高校还是经历了很长的徘徊观望期，担心转型后可能会影响到学校的地位，因此转型过程中常常出现“进退两难与左右摇摆的现象”［8］，导致特色不明、与产业脱节等老问题挥之不去。“改良版”思路不畅之后，再采取“升格版”思路，也即如前所述的推动部分高职高专院校升格为职业技术大学。在试点初期，升格的主要群体为民办高职，加上长期以来我国社会重学轻术情结较重，社会公众对职业本科的办学质量还普遍持观望姿态。［9］因此，在这个阶段无论是“改良版”还是“升格版”的政策思路及实践，都没有很好地解决“中间层”的本科高校面临的待解难题。
但以“双高计划”院校为主体升格为职业技术大学后，似乎找到了更为明朗的破题方向。2023年作为高职院校龙头的深圳职业技术学院获批升本，标志着以“双高计划”院校为主体的“升格2.0版”拉开序幕。而且，这些新升格的职业技术大学迅速在技能型与应用型本科高校中显示出较强竞争力并掀起波澜。深圳职业技术大学自2023年开始本科招生以来，录取分数线连续三年超过省内多数老牌普通本科院校；2025年，深圳职业技术大学、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大学物理类的录取分数线超过广州三所“双一流”建设高校。虽然这种情况的出现，一定程度上有这些院校身处经济发达地区的区位优势因素，但更为根本的逻辑在于其人才培养质量及高质量就业的吸引力。这些院校在专科层次时便具有强烈的产教融合特色，既高度服务于区域产业发展需求，又很好满足学生和家长的高质量就业需求，录取分数线往往超过不少民办本科高校以及缺乏区位优势的一些公办本科高校，较早建立了很强的市场口碑。只是因为长期停留在专科层次办学的状态，限制了其进一步提升内涵的空间。如今，当其升格为职业技术大学后，相当于突破了“天花板”，从而获得本科文凭的合法性加持，自然对学生和家长产生更大吸引力。
升格成为本科之后带来的地位提升，也为这些高校创造了特色发展、内涵提升的更大空间。职业本科大学批量出现，正处于我国技能社会建构的关键需求期——技能形成既是驱动经济的核心引擎，更是国家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之一。［10］在此阶段，国家需要大量的“高层次技术技能人才”，尤为强调复杂工艺操作能力与技术创新思维，既区别于普通本科的理论研究也区别于专科学校的单一技能训练。因此，一方面，国家和地方政府层面都进一步加强了产教资源整合。升格院校不但获得更多政府资金支持，用于扩建校区、引进行业专家师资，且能与一些头部企业共建产业学院，以“入学即入职”的培养模式吸引更多优质生源报考。另一方面，很多“双高计划”院校升本之后，也抓住机遇在师资、课程、产教融合等方面实现全方位升级。比如，深圳职业技术大学和深圳技术大学的企业导师队伍更为强大，课程设计更加直接对接前沿产业需求，不少学生在校能参与一线企业的项目实战，毕业后可就近在华为、腾讯、大疆等大厂就业，起薪多在二三十万元。而且，职业本科与普通本科毕业生在考研、考公、就业等方面都享有同等资格，既可选择精英蓝领职业生涯，也可向白领职业路线进军，在选择上更加多元化，社会认可度不断增强。如此一来，这些职业技术大学更好地实现了学历品牌和技能训练的高度融合，并为我国职业技能势能跃迁提供更有力支撑。“技术和组织的改变通过淘汰机制催生出大量新的职业业务，并对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11］第四次产业革命带来了产业结构和市场需求的巨大变化，需要大量兼具技术能力与创新思维的高技能人才，而新升格的职业技术大学及时地为这部分人才缺口提供了补充，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对产业变革的适应性重构。
三、以动力再造牵动高等教育系统
迭代升级：发挥两类大学典型代表的
“鲶鱼效应”倒逼高校变革与体系优化
当前和未来一段时期，高等教育外部环境风起云涌，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助力新质生产力发展也呼唤着高等教育系统变革。新型研究型大学的崛起以及职业技术大学的兴起正处于合适的历史窗口，并分别作为研究型大学的“破局者”和应用型、技能型高校的“生力军”的角色而出现。尽管目前的发展很大程度上还是处于雏形阶段，但在新方向的探索、新概念的建构、新机制的创设等方面都已经体现出新引擎的强劲动力和势头。未来应当进一步大力支持其持续创新发展，并更好发挥其“鲶鱼效应”——既鼓励和促进各具特色的新型大学创设与升格，又加速体量更为庞大的传统高校转型发展并推动高等教育系统升级迭代，教育强国建设将更加未来可期。
1.加快发展新型研究型大学倒逼传统研究型大学发生“自我迭代”
新型研究型大学可以说是研究型大学的“迭代”产品，既有研究型大学的基础性基因，又对某些不适应现代挑战的缺陷基因予以编辑和重组。新型研究型大学相对于传统研究型大学之“迭代”，主要体现在其坚持培养学生为未来的创新者，坚持以问题和需求为导向的基础、应用与开发研究，坚持跨学科有组织的知识生产模式，坚持创新力、引领力和合作力的协同。［12］而从本质上来看，乃是新质生产力的变革呼唤大学的更新迭代来承担新的知识生产——“新型研究型大学是一种新科技制度、新高等教育制度的承载机构。它们是伴随科技新发展、国家利益新需求而生的，前进方式是全加速度的”［13］。而且，新型研究型大学的发展不是孤立的，其不容忽视的动力再造势头会进一步倒逼传统研究型大学持续发生“自我迭代”，并掀起研究型大学整体变革的浪潮。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明确提出“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并特别要求“优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技领军企业定位和布局”。其中，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在国家创新体系中的支撑作用主要体现在推动原始创新、塑造创新文化、培养创新人才、促进知识流动四个方面。［14］从本质上来看，新型研究型大学的核心优势在于其办学模式指向一种联动高等教育内外系统的“开放式创新”——在一个连接外部社会与经济产业的更加开放系统中培养人才并服务于国家战略。实现“开放式创新”的关键是外部资源的获取与内外整合，相对于“学科、专业”路径依赖严重的传统高校，异军突起的新型研究型大学更善于打破组织边界，促进知识、技术、人才等创新要素在基础研究、技术攻关与产业应用等场景之间的双向交互与高效流动。其先导性的探索也会反向推动传统研究型大学重新审视自身定位，以产业需求为导向革新办学模式，弥合长期以来学术研究与产业应用之间形成的结构性鸿沟。
一方面，新型研究型大学的创新机制引入是倒逼传统研究型大学推行组织运行机制变革的关键。比如新型研究型大学普遍实行课题负责人（Principal Investigator，PI）制，不但赋予研究团队更大的人事、财务、研究方向自主权，使新兴领域得以“边走边建”，也更加激发学科间的流动性和组织的适应性。西湖大学采取的是“PI+平台”架构，小规模独立团队聚合至大型共享平台之下，构建“细胞——器官——系统”的科研分工体系，既保证个体创新，又提升集体攻坚能力。截至2024年，该校已建成18个公共平台，支撑100余位PI独立运行，推动跨学科融合与科研效率提升。尽管目前新型研究型大学数量还不多，但不断推陈出新的机制创新使其“先锋”色彩较浓，迫使传统研究型大学也不得不重新审视自身的体制机制，探索更加灵活高效的管理模式和评价体系，以保持其学术竞争力和吸引力。
另一方面，新型研究型大学崛起导致资源分配格局开始发生变化，进一步倒逼传统研究型大学调整竞争策略。长期以来，传统研究型大学都在国家资源分配中占据优势且缺乏真正挑战，因此普遍形成路径依赖而缺乏变革动力。而新型研究型大学崛起后，凭借其创新性和高效性，吸引了更多的政府支持、社会资本和优秀师生资源。例如，南方科技大学在短短十年内吸引了众多国际顶尖科学家加入，诸多科研成果也迅速达到了国际一流水平。这种资源的重新分配促使传统大学不得不调整竞争策略并优化资源配置机制，以更高效提高科研和教育产出。展望“十五五”，我国研究型大学将进一步扩容，部分研究型特征鲜明、研究生占比较高的高校将更有望进入“双一流”阵营。［15］但是，扩容不意味着只是现有传统研究型大学的翻版，应有更多吸收了新型研究型大学精神的“新大学”与“新学科”登场。
2.做大做强职业技术大学倒逼应用型、技能型高校找准市场定位
高等教育动力再造与系统升级，需要借助高校分类改革政策导向顺势而为。目前，体量庞大的应用型、技能型高校在高等教育体系中扮演着基座作用，这两种类型高校是适应产业升级、培养复合型人才、服务国家重大战略的基础支撑力量。在我国高等教育持续扩张进程中，这两种类型高校的规模和体量也在不断扩容。在文凭红利还较强的高等教育大众化早期和中期，这两类高校的危机感还不强。但随着新形势发展，如果还是停留在过去以提供文凭为主但实用性较弱的办学模式就越来越难以满足人民群众对更高质量教育的需求，其文凭价值对国家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有效支持也较弱。［16］尤其是随着人口负增长局面将维持相当长一段时间，未来我国高等教育很可能会产生一轮大洗牌。一些办学质量差、就业质量低而难以回应民众对高质量教育需求的院校会被自然淘汰或缩减办学规模，而体量最为庞大的应用型、技能型高校则首当其冲。因此，这些高校要适应社会需求及对冲市场风险，最重要就是要找准市场定位，改革已势在必行。
因此，在这两个类型高校中，寻找新动力、新引擎的迫切性更为强烈。目前，由“双高计划”院校升格而来的职业技术大学已经越发呈现出新姿态——既是产业升级的适配者，也是高端技能人才的培养者。尽管目前我国职业技术大学数量已将近百所，但在本科教育层次招生规模还较低，而且除了处于发达城市的一些院校表现较为亮眼之外，还有更多的升格者还需要接受产业需求与就业市场的进一步检验。这意味着这个群体还需要进一步做大做强，尤其在服务产业升级、培养高端技能人才、强化类型特色等方面更加充分体现出其贡献度。而且，做大做强需要突破思维局限，不是仅仅盯着国内市场，更要主动对接全球产业需求提升国际竞争力。如今“职教出海”发展势头很好：一是通过国际化办学助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有力服务国家外交大局和促进国际产能合作；二是紧跟中资企业“走出去”步伐，更好满足海外中资企业人力资源需求。未来尤其应该发挥职业技术大学提供高技能本科学历教育的优势，拓展职业技术大学、应用技术大学的境外办学市场份额，提升国际认可度及培养标准，为全球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贡献中国智慧和方案。
职业技术大学做大做强，会进一步对其他的应用型、技能型高校产生倒逼作用，激发和引导更多院校找准市场定位，并通过技术创新和模式创新形成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当前高等教育的价值已经悄然发生变化——不仅在于帮助学生获得一纸文凭到达目的地，还在于能更好提供过程中的附加值，比如应用能力提升、就读体验、心理支持等。因此，应用型、技能型高校找准市场定位需从专业布局、产教融合、区域产业对接等多维度发力，核心在于精准匹配社会需求与人才培养目标。这两类高校人才培养动力要从“供给驱动”向“需求驱动”转型，建立行业指向性明显的需求驱动型发展模式；培养方式要从“标准化培养”向“定制化培养”转变，追求产教适配、精准培养，从而更好解决人才供需的结构性矛盾。
四、结 语
教育强国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应该从系统思维出发，置身于国家战略体系中从认识论、方法论和实践论等多层面予以辩证思考。［17］从认识论层面来看，中国高等教育正处于系统升级更新的历史窗口期。近十余年来，全球科技创新进入密集活跃期，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边界日益模糊，学科交叉融合成为重大突破的主要路径。同时，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对高层次创新人才和原创性科技成果的需求愈发迫切。而当前我国高等教育体系仍是建立在工业时代的知识体系基础上，强调标准化、规模化和知识传递的确定性。因此，外部环境变化正倒逼我国高等教育系统升级提上日程，为从“确定性知识传授”转向“不确定性应对能力的培养”提供更加良好、稳定的系统保障。从方法论层面来看，推动高等教育系统升级需要寻找合适的动力源和突破口。传统高等教育以分科治学为主，以学科逻辑运行和以封闭孤立的学科院系组织为基本结构的传统大学有着严重的路径依赖，很难产生“自我革命”。新近崛起的新型研究型大学突破了既有制度的束缚，建立更加灵活、开放、创新的组织形态；从“双高计划”院校升格而来的职业技术大学则更好实现了学历品牌和技能训练的高度融合。这两者都成功地扮演了动力再造的生力军角色，成为连接教育、科技、产业的重要节点。从实践论层面来看，要充分发挥两者的“鲶鱼效应”，牵动高等教育系统迭代升级。要通过竞争压力、资源整合、示范效应和政策推动等多种途径，倒逼传统高校进行深刻的系统性变革。这种变革不仅体现在管理模式和资源配置上，也深刻影响着教育理念和培养模式的转型，并推动整个高等教育系统向着更加开放、灵活和创新的方向迈进。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高等教育已进入从重点建设转向建设高质量高等教育体系的新发展阶段。未来，中国高等教育需以《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为指导，进一步深化综合改革，推动各类高校明确自身定位，实现差异化、特色化发展，构建多层次、多类型的自强卓越高等教育体系。自大众化进程以来，我国高等教育类型结构的精英性快速下降，亟须通过扩大优质本科高校数量和学生规模来优化结构，实现高等教育类型结构的重心上移。［18］在此过程中，需要进一步加强对新型研究型大学与职业技术大学的支持，鼓励其在组织形式、管理模式和教育模式上进行创新并做大做强，形成示范引领效应。同时，也需要以此倒逼与牵引传统高校发生“自我迭代”与积极改革，从而引发整体意义的高等教育系统升级。中国高等教育的系统升级，不仅关乎教育自身的发展，更关系到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与全球竞争力的提升。也唯有通过动力再造与系统升级，中国高等教育才能更好把握第四次产业革命带来的历史机遇，实现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提升的质变，并为从教育大国迈向教育强国奠定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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