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高校交叉学科设置既是学科专业调整优化的重要方向，也是高校分类建设的核心议题之一。交叉学科建设遵循知识导向与需求导向的双重逻辑，高校交叉学科设置调整需充分考量面向复杂性社会系统的主体期待与价值旨归。在回应交叉学科“为什么需要分类”的基础之上，本研究以知识融合深度为横轴、以需求牵引强度为纵轴，构建交叉学科设置“如何分类”的二维四象限模型，并细分出四种交叉学科类型模式：浅融合-强牵引的模式Ⅰ、深融合-强牵引的模式Ⅱ、浅融合-弱牵引的模式Ⅲ与深融合-弱牵引的模式Ⅳ，依此对其进行不同象限发展模式的路径识别。研究发现，不同象限发展模式下的交叉学科设置路径特征存在明显差异，并在一定原始条件积累下能够发生象限定位的调整与跃迁。据此，应加强国家战略需求引导，推动交叉学科象限跃迁；细化分类支持政策，优化交叉学科资源配置；强化高校自主实施能力，促进交叉学科敏捷治理。
关 键 词：交叉学科；分类建设；学科设置调整；二维四象限分析法
作者简介：卢晓中（1962—），男，华南师范大学粵港澳大湾区教育发展高等研究院院长，教授，主要从事现代高等教育发展理论研究；李赛培（2000—）（通信作者），女，华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高等教育管理研究。
引用该文献：卢晓中 李赛培.高校交叉学科设置调整何以适切：一种分类分析框架[J]. 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26（2）：21-31.
一、引言
全球科技创新进入空前密集活跃的时期，自然科学、工程技术、人文社会科学之间的交叉融合日益频繁，不断催生新的研究领域和技术增长点。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深入发展，能源安全、人工智能治理、公共卫生危机等复杂性问题的全球性挑战日益凸显，单一学科的知识体系与方法论难以应对这些复杂性问题，学科交叉融合已然成为科学技术发展的重大特征与创新源泉。继习近平总书记在2024年全国教育大会上提出“加强基础学科、新兴学科、交叉学科建设和拔尖人才培养”后，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进一步提出“深入推进‘双一流’高校和国家交叉学科中心建设”，从国家战略层面对加快交叉学科高质量发展作出了系统部署。作为有效促进原始创新突破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重要场域，高校交叉学科建设既是知识生产与科技发展的必要途径，也承担着紧密对接国家战略、市场需求的实践使命。
围绕“交叉学科设置以及如何推进交叉学科建设”这一核心命题，学术界和实践领域都进行了积极的理论探讨与实践探索。在理论探讨上，相关学者从学科制度建构出发，通过中美学科目录的国际比较，深刻揭示了我国传统学科目录与管理体制对交叉学科发展的制度性约束，强调了国家宏观调控与高校自主权之间平衡的重要性。基于当前我国高校自主设置交叉学科的布局现状，既有研究发现其在学科、门类、高校间均呈现差序分布格局，学科结构具有多样性与凝聚性特征。从学科载体与组织模式的阐释角度，相关研究引入了知识生产模式、资源依赖理论、学科间性等理论视角分析了交叉学科建设的内在机理与实践探索。通过梳理学科评价体系及机制研究可以发现，当前研究已然形成传统评价方式无法适应交叉学科建设评价的普遍共识，呼吁建立长周期、同行评议等新型评价机制。总体来看，现有研究多数将交叉学科建设视为一个均质的整体，忽视了交叉学科设置的内部异质性，并且将其置于一个相对静态的过程进行分析。在实践领域，近年来，国家政策有力支持交叉学科建设，并对学科设置进行了大幅调整。高校普遍对交叉学科设置保持着较高的热情，但同时也有部分高校在交叉学科设置上存在“一哄而上”的倾向。这种忽视高校自身条件而盲目设置热门学科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交叉学科的低水平重复建设以及学科资源浪费。面对这种持续的蓬勃发展态势及出现的一些问题，如何更加适切地设置调整交叉学科便成为当前亟须探讨和解决的重要课题。本研究依照交叉学科自身发展特点与国家战略发展导向的双重逻辑，力图构建起一种适当的分类分析框架，以求为科学定位和分类设置调整交叉学科、推动我国交叉学科体系建设提供方向指引与参考。
二、交叉学科的分类定位
与分析框架
1. 交叉学科为什么需要分类
在探讨交叉学科如何进行分类设置之前，首先要回答“交叉学科为什么需要分类”这一本源性问题。从学科建制的一般意义而言，学科制度化进程的一个基本方面就是，每个学科都试图对自身与其他学科之间的差异进行界定，尤其要说明自身与那些在社会现实研究方面内容最相近的学科之间究竟有何分别，这也就强调了学科在制度化过程中通过明确边界来确立自身独特性的必要性。不同国家和地区对于学科的认识和划分具有一定的社会建构性。在我国学术体系的语境下，学科不仅是知识分类的依据，而且是管理的制度与资源配置的工具。因此，有效推进学科建设就需要进行学科分类，通过分类去识别现有学科的内在属性，从而实现学科专业设置的精细化管理。交叉学科之所以需要分类，在于交叉学科建设本质上是一种自发的、弥散的知识活动。将这种特殊的知识活动纳入一个可被有效识别、支持、管理和评价的制度化框架，有利于最大化地激发其解决复杂问题和培养创新人才的潜力。与此同时，从资源配置的角度出发，交叉学科建设往往需要投入大量的创新资源，但社会性资源也具有一定的有限性，学科分类的目的在于针对不同属性定位、不同发展阶段的交叉学科进行合理的资源分配。也就是说，交叉学科的活力在于“交叉”，而科学的分类可使“交叉”得以持续。因此，对交叉学科进行分类及设置既是破解交叉学科同质化建设的重要路径，也是对基于学科分类框架进行再分类需要的回应。
2. 交叉学科设置的分类维度
学科作为知识生产和知识管理的重要方式，其制度建构必须遵循和把握科学的规律与特征，同时扎根中国大地且具有中国特色。这也决定了学科设置调整既受科技发展的影响，又受制于国家战略和市场需求。对于交叉学科而言，其同样甚至更为科技发展、国家战略和市场需求所牵引，这实际上也是交叉学科得以勃兴的重要缘由。当前我国交叉学科设置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学科目录中交叉学科门类下的交叉学科，包括“集成电路科学与工程”“国家安全学”“区域国别学”等7个一级学科；另一类是在学科目录之外，由高校自主设置的交叉学科。2025年10月，教育部公布了《学位授予单位（不含军队单位）自主设置二级学科和交叉学科名单（截至2025年6月30日）》。从国际上看，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提出了四种类型的交叉学科：毫无关联的学科构成的学科群（Multidisciplinary）、密切关联的学科构成的学科群（Pluridisciplinary）、两个或多个学科融合后的交集领域（Interdisciplinary）、横跨多个学科的横断学科（Transdisciplinary）。美国教育统计中心的学科目录（Classification of Instructional Programs, CIP）将交叉学科分为两类：一类是交叉学科群下的交叉学科，即设置了“多/跨学科研究”（Multi-/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学科群；另一类在现行一级学科及以下层次为交叉学科预留了空间，即对于难以归入其他专业学科且又还没有独立名称的新兴学科专业，一般以“其他”（Other）字样标识。无论是我国的“交叉学科”门类，还是美国的“其他”类目，都表明了人们试图通过分类积极探索如何为难以被传统学科目录容纳的新知识提供制度性保障和发展空间。此外，相关学者依据交叉方式将交叉学科分为比较学科、边缘学科、软学科、综合学科、横断学科和超学科，按照不同的知识生产模式和知识交叉方式将交叉学科分为模式Ⅰ—聚合型、模式Ⅰ—群落型、模式Ⅱ—聚合型、模式Ⅱ—群落型。这些分类方式都充分凸显了交叉学科内部的异质性以及外部形态的特征差异。
作为不同学科之间相互借鉴、交叉、融合而出现的新兴学科，交叉学科本身就具有学科知识融合渗透的本质属性，并且在我国宏观政策导向牵引下不断发生动态变化。因此，需要对交叉学科设置的分类维度进行综合考量，这也是深入推进高校分类改革的重要体现。从学科内生发展规律出发，交叉学科是在“大交叉、大融合”的大科学时代背景下应运而生的，随着科学探索向宏观拓展和微观深入，传统学科边界被不断突破，知识生产模式呈现出从“分化主导”转向“交叉融合”的发展趋势。专业化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必然通过交叉整合以填补“知识间隙”，这一趋势也就决定了学科建设必须尊重知识演化的内在逻辑。而需求牵引机制是高校交叉学科设置与专业调整实现价值跃升的核心逻辑，其本质在于通过将市场需求转化为技术攻关方向，将国家战略规划、产业技术瓶颈与科学前沿问题进行系统整合，从而建立起科学研究与国家战略需求之间的动态适配关系。也就是说，交叉学科的发展必须以社会需求为导向，社会需求因素将决定交叉学科在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上是否具有持久的学术生命力。当前，我国将交叉学科定位为服务战略性核心任务驱动的重要分支，并通过政策引导与制度创新推动现有学科资源向关键领域流动和集聚，进一步凸显了交叉学科设置调整需要契合国家战略需求与学科内涵式发展的多重使命。因此，本研究试图构建一种兼顾学科逻辑与需求逻辑的分析框架，一方面将学科知识融合深度纳入横向基准，另一方面以需求牵引强度作为纵向视角进行交叉学科设置的二维分析，旨在推动学科差异化发展并为破解学科交叉“口号化”提供分类治理工具，从而有效避免交叉学科设置过程中的方向“失焦”，实现学科体系与国家发展需求的精准对接。
3. 交叉学科设置的象限模型
二维四象限分析法作为一种最早源于笛卡尔坐标系的思维工具与方法哲学，通过将复杂系统关键属性投射到横纵坐标轴形成的四个象限，实现了对多维信息的结构化整合与可视化呈现。从二维四象限分析法的具体应用案例来看，不管是波士顿矩阵（BCG Matrix）在产品组合管理中的成功运用，还是时间管理“重要—紧急”四象限的广泛普及，都表明了这一方法在管理决策、政策分析等众多领域所展现出的强大适应性。在教育研究领域中，二维四象限分析法被认定为一种相对于“点”式方法与“线”性方法而言的“面”上研究方法，能够基于特定的研究问题与对象，在建构模型、提出假设、类型划分、教育评价等方面具有广泛的应用空间。因此，将二维四象限分析法引入交叉学科设置与管理，能够为学科分类定位、资源配置策略和动态调整路径提供科学的分析框架。本研究以知识融合深度为横轴，以需求牵引强度为纵轴，构建了交叉学科设置的二维四象限模型（见图1），并进一步细分出四种交叉学科设置的类型模式：浅融合-强牵引的模式Ⅰ、深融合-强牵引的模式Ⅱ、浅融合-弱牵引的模式Ⅲ与深融合-弱牵引的模式Ⅳ。从融合与牵引两者间的因果关系来看，我国交叉学科发展因牵引而融合，即交叉学科的设置必然受科技发展、国家战略需求牵引，但牵引强弱程度并不相同。与此同时，交叉学科发展是一个历时性的过程，其知识融合的深浅差异将在不同程度上反映出学科间性的存在。在此需要说明的是，象限分类是一个基于相对程度的对比框架，即知识融合深度与需求牵引强度并非一个精确的衡量参数，且四种类型不是相互分离的，而是在一定原始条件积累下的动态变化，它们可以相互推动或转化，从而在交叉学科设置过程中承担起不同的类型角色与功能定位。
三、不同象限发展模式下
的路径识别
分类根据所带有的价值取向程度差异，可分为规范性分类和描述性分类两种方式。针对交叉学科设置的分类象限是一种对分类对象的实然状态所进行的客观描述与划分。交叉学科的设置并非一劳永逸，需根据内外部环境变化进行持续优化。截至2025年6月30日，全国各学位授予单位（不含军队院校）共自主设置交叉学科1017个，其中280所高校设置了1011个交叉学科，涵盖759种不同类型。本研究基于2024—2025年教育部公布的自主设置交叉学科名单，对截至2025年交叉学科设置数量为6个及以上的高校进行了统计（见表1），发现“低空技术与工程”已成为受关注的领域之一，2025年共有76所高校新增设置该交叉学科，呈现出快速布局的明显态势；另外，“中华民族共同体学”作为新兴交叉学科，在2024年首次出现的基础上，2025年也实现显著增长，增设高校数量增至12个。相较于传统学科而言，高校交叉学科设置具有明确的问题导向与应用指向性，我国交叉学科在设置之初就与经济社会发展、国家安全以及科技创新前沿紧密相连。在二维四象限分析框架中，不同象限的交叉学科因其所处的知识融合深度与需求牵引强度的差异，面临着截然不同的发展挑战与演进逻辑。因此，我们需要对当前高校所设置的交叉学科进行路径识别，针对不同象限定位下的交叉学科设置予以分类探讨（见表2），从而建立起差异化的动态调整机制。
1. 象限Ⅰ：指向国家战略需求的直接驱动
象限Ⅰ是指知识融合深度较低但需求牵引较强的交叉学科设置，多为服务国家急需紧缺或尖端技术发展的交叉学科领域方向。该象限下设置的交叉学科因国家战略需求的明确性和紧迫性表现出极强的外部牵引力，但由于领域新兴性、学科壁垒难以快速突破等因素，其知识体系通常尚未成熟，学科交叉难以快速深入而表现为浅层次的融合形态。该象限的典型领域包括低空经济、碳中和工程、储能科学等，因战略紧迫性而快速设立但知识整合程度较浅。为应对全球科技竞争态势与国家战略需求目标，近年来，我国高校已快速增设了“低空技术与工程”“新能源科学与工程”等交叉学科，但大多数学科仍处于方法移植或已有技术集成的浅层交叉阶段。总体来看，可以发现，象限Ⅰ的交叉学科设置具有显著的应急响应特征，其发展轨迹往往呈现出先设立而后完善的独特模式。
象限Ⅰ的交叉学科设置指向国家战略需求的直接驱动路径，其核心逻辑是社会需求逻辑优先于传统的知识逻辑，此类学科专业设置响应国家重大战略与产业急需，知识体系虽是初步整合但其应用目标却很明确。当某一领域成为制约国家发展的关键瓶颈时，国家可通过顶层设计直接引导设置交叉学科，旨在整合相关领域的跨学科专业知识以实现复杂性问题的快速突破，故这种路径具有目标明确、资源集中、建设效率高的突出特点。以2025年快速布局增设的“低空技术与工程”交叉学科为例，其直接服务于低空经济这一需求迫切的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知识体系整合了飞行器设计、空域管理、人工智能等多个领域，但当前更侧重于已有技术的工程化应用与方案集成。因此，虽然部分交叉学科最初由高校基于学术敏锐性进行培育，但当这些探索领域与国家战略需求高度契合并展现出巨大潜力后，便可能通过专业评估被吸纳进入正式的学科专业目录，从而展现出一种从高校自主探索到国家制度确认的升级路径。随着技术迭代与市场需求的不断变化，高校对于象限Ⅰ的交叉学科设置需保持动态性评估并辅以周期性的调整变化，如此才能推动该象限领域交叉学科的持续优化升级，避免陷入学科资源的固化与单一路径的锁定。
2. 象限Ⅱ：知识融合与需求牵引高度协同
象限Ⅱ是指知识融合深度较高且需求牵引较强的交叉学科设置，多为积极响应核心问题或前沿发展需要所开展的交叉学科领域方向。这类交叉学科设置通常由重大科研任务驱动，需要跨单位、跨学科的立体协同攻关，以集成式、系统性的科研创新解决战略性问题。该象限下设置的交叉学科面向国家重大战略挑战或科技前沿问题，因多学科理论方法的高度系统化整合与创新团队协作而呈现出知识深度融合，同时因其直接关联产业升级或技术突破需求，从而易获得政策与资源倾斜而展现出持续强劲的牵引力。例如，生物医学工程旨在运用工程技术手段来解决医学和生命科学领域中的难题，其不仅融合了综合医学、生命科学与工程技术的理论方法，还通过与企业、医院共建联合研发平台，实现了从基础研究到产业应用的完整创新链条构建。该象限的典型领域包括量子信息、合成生物学等，主要通过深度理论重构与产业联动实现引领跃迁，是学科交叉的一种理想形态。
象限Ⅱ的交叉学科设置代表了知识融合与需求牵引高度协同的存在状态，其发展路径呈现出从多学科合作到深度融合的系统性跃迁特征。此类交叉学科直面核心科学问题或前沿技术挑战，需要深度知识创新的同时具备明确的应用前景和战略价值，如人工智能、数据科学、再生医学等学科专业。一方面，源于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并通过顶层设计有效聚合相关学科，该路径依赖政策资源倾斜与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支撑，具有明确的目标导向和快速的响应能力；另一方面，长期基础研究积累的知识促使多个学科在前沿领域产生理论交叉点并催生新的学科范式，这一过程的实现有效依托于学术共同体的自发创新与长效协作机制。总的来说，象限Ⅱ的交叉学科在知识生产、组织形态与评价体系上展现出显著特性，包括超越工具借用层面实现理论内核重构、突破院系壁垒建立“T型”组织架构等，其成功关键在于实现知识创新链与市场需求链的深度融合。针对该象限交叉学科设置，国家可持续加强政策锚定与资源投入，通过国家长期专项锁定重点领域、建立学科交叉集群等举措赋予高校更多办学自主权；同时，设立中期评估节点，对未能实现预期融合效果的学科进行资源重组或方向调整，提升交叉学科高质量建设的有序门槛。
3. 象限Ⅲ：高度依赖环境支持的潜变路径
象限Ⅲ是指知识融合深度较低且需求牵引较弱的交叉学科设置，多为工具驱动型或自主探索导向的交叉学科领域。该象限下设置的交叉学科因存在一定的概念交叉嫁接或技术工具借用，未形成深层次理论交融与稳定范式而表现为浅融合。同时，该象限下的领域缺乏明确的国家战略需求或大规模产业应用背景作为直接支撑，往往伴随着学科超长期投入与滞后性产出而表现为弱牵引形态。象限Ⅲ的交叉学科发展初期通常以小型研究小组、跨学科工作坊或学术沙龙的形式存在，中期可能持续处于“孵化”状态或在积累到一定成果后便向其他象限跃迁，如找到关键应用场景后转向象限Ⅰ或Ⅱ，若长期无法形成显著学术影响或找到外部价值锚点，则可能面临资源缩减或自然消退的风险。相较而言，象限Ⅲ的交叉学科发展高度依赖研究者个体的学术洞察力以及院校提供的宽松学术支持环境等，其在发展路径上往往呈现较长周期和高度不确定性，这也就推动了对此类交叉学科设置的重新审视与价值再定位。
交叉学科建设与快速发展源于我国学科发展需要的政策图景，即交叉学科设置与调整需要优先符合服务国家战略发展需求的政治属性与市场需求牵引的战略响应性。回归到交叉学科区别于传统学科本身的特殊性，其是在应对社会复杂性问题与战略性核心任务驱动这一背景下应运而生的。对于当前高校自主设置的交叉学科而言，其并非一经设置而固定不变，也需要对如何有效支撑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这一命题作出回应，这也是近年来我国从政策层面开始高度重视交叉学科建设并作出具体战略部署的初衷所在。若当前高校设置的交叉学科发展面临需求牵引弱且知识融合浅的双重挑战，即长期处于象限Ⅲ的发展模式时，高校就需要考虑是否应撤销该学科，并完善该领域交叉学科设置的风险缓冲与退出机制。高校需要对现有交叉学科进行象限定位，识别出不符合当前国家战略及市场需求牵引的学科，采取“删减撤并”的学科调整策略，有效避免高校交叉学科专业设置“为交叉而交叉”的同质化与低水平建设。然而，科学完善的风险缓冲与退出机制并非简单的学科淘汰或一撤了之，而是一个包含预警、缓冲、评估与转型的全过程管理体系，需要对交叉学科设置进行高标准、常态化的评估与充分论证，从而推动高校交叉学科建设的良性循环。
4. 象限Ⅳ：知识内生驱动的自主探索积累
象限Ⅳ是指知识融合深度较高但需求牵引较弱的交叉学科设置，多为服务学科深度发展或依托特色学科优势开展的交叉学科方向。该象限下设置的交叉学科多由学科内生逻辑驱动，通过知识体系的深度重构激发创新而表现出深融合，但由于缺乏即时应用场景或商业化潜力，常依赖于学术共同体内部评价与经费支持而表现出弱牵引。因此，象限Ⅳ的交叉学科体现了知识创新的内生性和前瞻性，其发展主要遵循学科自身的演化逻辑而非短期性的社会需求。这类学科通常源于对重大科学问题的深入探索或特色学科的优势积累，通过不同学科理论、方法的深度交融，催生新的研究范式和分析框架。例如，某些前沿但应用场景尚不明确的基础科学交叉领域，生物物理学中一些高度理论化的分支，其研究成果评价更加注重“交叉增量”，即考察多学科知识整合的机理、效度以及理论创新的突破性，而非单纯追求短期应用价值。针对此类交叉学科设置，应鼓励保留一定的“学术特区”，为象限Ⅳ中那些看似与社会经济发展需求没有直接牵引或者相对不显性的自由探索提供一定的容错空间和柔性支持，而这也正是我国高校特别是研究型大学如何加快实现“从0到1”的突破、提高原始创新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象限Ⅳ的交叉学科发展路径呈现出鲜明的知识内生驱动特征，侧重于学科知识体系的纵深发展与理论构建，其演进过程高度依赖学术共同体的自主探索与长周期知识积累，而非外部需求的直接牵引。该象限的交叉学科设置主要遵循两条路径：一是基础理论的自然延伸与深化，如人文医学等交叉学科点，通常源于传统基础学科的主体支撑，在应对自身核心理论挑战时，主动吸纳其他学科的方法论形成深度交融的新分支；二是特色学科的优势辐射，高校依托其独有的学科资源向外拓展，如冷门绝学、地域文化研究、中华民族共同体等，形成跨领域研究网络，虽缺乏大规模市场需求但对知识体系的完善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象限Ⅳ的交叉学科是知识体系自我演化的“深水区”，其发展路径凸显了基础研究原始创新与长期性制度建设之间的深刻关联，需在尊重学科内生逻辑的前提下，通过制度创新平衡学术自治与资源保障，使其成为国家创新体系的战略储备力量。针对象限Ⅳ学科的特性，需重视其“种子库”和“创新源”的战略意义，在政策支持方面可考虑设立专项种子基金、跨学科探索基金等，专门支持高风险、非共识、探索性的学科交叉研究。在评价机制上，应弱化短期量化指标，强化“代表作”制度与学术共同体国际评议，允许学科交叉研究团队在5—10年内专注重大理论突破，从而构建长周期、弹性化的制度环境。
四、基于象限模式跃迁的动态调整机制
基于象限跃迁的动态调整机制构建，是将交叉学科设置调整从静态分类升级为适应性生态系统的转变过程，通过持续反馈与精准干预，既保持知识创新的自主性又回应国家战略发展的紧迫性，从而形成兼具韧性与响应的交叉学科治理体系。斯托克斯（Donald E.Stokes）的“巴斯德象限”理论同样提到科研活动在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即玻尔象限与爱迪生象限之间存在双向流动，而交叉学科的象限定位本质上是知识生产模式与外部环境适配性的动态平衡结果。象限Ⅳ的深度理论探索可能因方法论突破向象限Ⅱ跃迁，形成从理论到应用的闭环；而象限Ⅰ的急需型学科设置需通过知识沉淀向象限Ⅱ升级，避免因浅层融合导致创新乏力。这一调整过程不仅是学科内涵式发展的内在要求，更是对接国家战略资源优化配置的关键环节。因此，应持续监测学科的知识融合深度与需求牵引强度变化，识别其分类象限及跃迁潜力，在此基础上针对不同跃迁方向设计专门化的政策工具，对交叉学科设置调整施加精准的政策杠杆，以实现有限资源的优化配置与学科生态的快速迭代。
1. 加强国家战略需求引导，推动交叉学科象限跃迁
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新形势下，传统的学科设置调整机制已无法适应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步伐以及大学学科建设高质量发展的现实要求。只有通过加强国家战略需求引导，依据高校特色优势与学科发展规律来定位目标象限、明确跃迁方向，才能实现交叉学科动态治理的全周期效能提升。一方面，可对象限Ⅰ的交叉学科设置目录化的快速通道，缩短该领域学科响应国家需求的时间。具体来说，就是针对成功实现跃迁并稳定在象限Ⅱ的交叉学科可支持其申请列入国家正式的交叉学科目录，既要按程序统一编码，也应论证适时移出自主设置交叉学科名单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形成“自设学科—统计性目录—指导性目录”的学科目录发展路径。其中，学科目录要承认学科是自然生成的过程，为潜在学科的产生留有空间和余地，要培育而不能阻碍新兴学科的产生。相较于美国学科专业目录而言，我国学科专业目录在学科制度框架下不仅具有统计功能，同时也具备着管理功能，被列入国家学科目录的交叉学科在院系设置、人才培养与资源配置等方面都拥有更多的合法性与自主权。另一方面，支持建立高校交叉学科跃迁案例库，将其向高阶象限演进的经验进行提炼与推广，为其他高校交叉学科设置调整提供路径参考。随着知识融合程度加深与社会发展需求的多方面牵引，交叉学科因其本身所具备的发展性，使得学科设置调整必然拥有持续的动态性和变化性，不同象限领域的交叉学科在一定程度的原始积累条件下会发生原有功能定位的调整从而形成独有的生长路径。因此，可优先聚焦于象限Ⅰ向象限Ⅱ跃迁或象限Ⅲ向象限Ⅰ转化的典型案例，如人工智能领域从应急布局到成熟发展、冷门学科找到战略接口的交叉学科设置调整路径；此外，还可建立失败案例库来分析其跃迁中断或停滞的原因，进行反向优化政策设计。并非所有的交叉学科都能完成象限跃迁，其过程往往受到高校自身、学科基础、市场环境等多个变量的相互作用，需要对其进行深度分析与案例刻画，从而明晰高校交叉学科设置调整的内在逻辑。
2. 细化分类支持政策，优化交叉学科资源配置
在当前这样一个充满易变性、不确定性、复杂性和模糊性的乌卡时代（VUCA），我们需要以教育最大的确定性来定义未来的不确定性。在资源总量有限的前提下，对有组织学科交叉融合的更多投入意味着兴趣驱动的学科交叉融合的空间被挤压，需要进行有限资源下的交叉学科分类配置，跳出自由探索与任务导向的二元对立格局，即在满足国家战略需求的同时也要为自由探索预留空间。资源配置要适度向重点学科交叉领域倾斜，确保在有限条件下形成集中攻关合力以提高组织效率；同时也要通过设立高校前沿探索区、交叉种子基金等形式，鼓励新兴交叉学科自由生长。资源配置中的矛盾意味着需要将学科交叉作为学科资源集聚整合、流动创新与价值创造的新载体，而非与传统学科争夺资源的“新事业”。从交叉学科分类象限的属性定位出发，针对象限Ⅰ与象限Ⅱ的交叉学科设置可采取适用竞争性的项目制拨款，通过目标明确、周期可控的特征强调交叉学科建设的产出效率；而针对具有高度不确定性和长周期特征的象限Ⅲ与象限Ⅳ交叉学科，则采用基准拨款与稳定性支持相结合的方式以保障其学科交叉探索的自由与自主性。然而，这两类拨款机制并非割裂对立，而是共同构成了支持交叉学科全生命周期发展的资源供给体系，当象限Ⅲ与象限Ⅳ的探索性研究显现其应用潜力时，可引导其走向象限Ⅰ与象限Ⅱ的竞争性项目资源支持。例如，北京大学前沿交叉学科研究院设立“种子基金”，初期以稳定性支持培育原创想法，待成熟后引导其申请国家重大专项。同时，需要建立交叉学科退出与重组机制，对长期无显著跃迁迹象的学科，如象限Ⅲ持续孵化失败或象限Ⅰ同质化严重等的交叉学科，重新设定明确的评估阈值或启动阶梯式的资源重组程序，根据不同象限的知识生产特性匹配差异化的支持策略，从而避免资源沉淀于低效领域以及“一刀切”的传统管理模式。交叉学科退出与重组机制的本质是通过象限分类实现有限资源的动态适配，其有效性依赖于阈值设计的科学性即是否反映学科内在规律、重组程序的柔性设置以及支持策略的精准性，是对高校交叉学科治理生态的一种系统性重构过程。
3. 强化高校自主实施能力，促进交叉学科敏捷治理
优化高校交叉学科设置调整机制，其根本保障在于落实与扩大高校学科设置自主权，强化高校自主实施能力以及构建交叉学科敏捷治理体系。无论是国家基于宏观战略需要设置交叉学科，还是各高校出于自身发展需要寻求新增长点而抢占交叉学科资源与高地，学科交叉都有其内在的逻辑和规律，高校应成为交叉学科设置调整的核心决策与实施主体。一是要主动调适高校、地方政府和市场在交叉学科建设上的角色定位，在尊重知识发展内在逻辑与学术自治的基础上，将交叉学科分类定位、方向调整与资源调配的核心权限赋予高校，给予其更多交叉学科设置调整的统筹空间。通过建立常态化的学科发展趋势监测与社会需求研判机制，主动加强校内跨学科组织间的横向联结，并积极开拓面向未来科技前沿与重大社会需求的学科生长点。二是扩大高校学科管理的灵活性与开放性，提升高校交叉学科敏捷治理能力。学科是以知识领域划分为基础而集成的功能单位，高校学科设置调整是政府、高校等主体基于特定需求进行“设置—建设—评价—调整—再设置”的复杂过程，规制着高等教育的组织架构与功能显示。通过治理结构的转变打破传统的、线性的、行政主导的学科管理范式，激发多元主体的协同效能，从而提升交叉学科设置与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的适配度。三是完善交叉学科设置的自主评估体系建设，确立以动态化、包容性和发展性为核心的评价理念。高校需开发和应用多样化的学科评估工具以实现对交叉学科设置过程的精准测评，如开发自主评估数智化工具、开发高校交叉学科精细化发展的象限定位系统，引导高校交叉学科团队基于知识融合度、需求匹配度完成自我评估，与学科设置、资源投入、象限跃迁等形成闭环管理。
五、总结与思考
交叉学科建设是一项系统性工程，交叉学科设置调整构成其发展变化的核心内容。不同发展阶段的交叉学科，象限定位和路径特征各有差异，如果遵循相对普适化的策略方式则在一定程度上会遏制交叉学科的高质量发展，因此需要对其采取有针对性和差异化的分类模式。但目前仍有一些问题值得深入思考，二维四象限下的分类是否完全涵盖了所有的交叉学科设置路径以及是否存在某一领域的交叉学科设置同时横跨两种象限等，都是未来进一步研究的方向。需要说明的是，分类不是目的，且分类的结果也并不等于发展和评价的结果，对高校交叉学科设置进行象限分类，不是为了将其框限在某一象限领域内进行“贴标签”，而是通过借助类型学的分析视角为交叉学科设置和调整提供一个可识别与可比较的科学性参考框架。在明确交叉学科需要分类的基础上，对交叉学科如何分类设置和动态调整这一核心问题作出理论回应，以期推动我国高校分类与交叉学科体系化建设的发展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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