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小敏，1963年7月生，湖南冷水江人，中共党员，博士，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地理学会会士。现为中国青藏高原研究会和中国第四纪科学研究会副理事长、《Paleoceanography & Paleoclimatology》期刊副主编等，在Science、Sci.Adv.、Nature、Nat.Rev.EE和PNAS在内的SCI论文330篇，其中第一或通讯作者SCI论文125篇，总引2万余次，入选中国高被引学者，全球前2%顶尖科学家和全球千名气候变化研究领域高影响科学家榜单。
《高等理科教育》（以下简称《理科》）：方院士，您好！非常感谢您抽出宝贵时间接受我们的专访。您与地学结缘，并成为一名地貌和气候环境变化领域的科学家，请问您对科学研究的兴趣是如何培养起来的呢？
方院士：说实话，当初我没有想过要学地学，因为我父亲是祖传武术和医学世家，受他影响，我从小喜欢武术和医学。高考志愿报的是湖南医学院和衡阳医学院，并没有报考兰州大学。那年兰州大学来湖南招生的是当时的图书馆馆长，是个湖南人，所以招了一批湖南人来兰大，我也是其中之一，而且把我调剂到了地质学专业。因为我没有报考兰州大学，更没有报地质学专业，所以当时来兰大后还有点闹情绪。这个也很好理解，根据我父母那一代人的知识体系，当时对学地质的印象就是学完要去地质队跑野外 ，所以就不太喜欢这个专业。上本科时对这个专业也没有产生多大的兴趣，核心问题是学习目标不明确。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因为历史的原因，高校师资存在严重的断层，缺口严重。我是79级的，从1977年开始，连续五年每年兰州大学都留校一百多人任教。我虽然有专业情绪，但因为成绩还不错，本科毕业后也留兰大地质地理系冰川冻土研究室任教了。因为还不到20岁，留下来以后还在闹情绪呢!当时李吉均先生任地理系主任，我一留校他就找我去庐山出野外，结果找了好几天都没看到人，最后火车都快开了才找到我。
地学有个好处，因为生物来源于大地，包括人类本身就来源于地球。人跟地球是协同演化、协同发展的，所以，人跟地球、跟地很自然就有一种情怀。打个比方：我们在城市待久了会烦，一去郊区或野外就高兴。所以，人对地、对山、对水有一种天然的亲切感，这是一种自然情怀。跟李先生到庐山考察时，因为李先生做的是地貌，他认为庐山没有冰川，李四光先生认为庐山有冰川，他们当时就在争论这个学术问题。那次考察做的是有“冰川之父”之称的施雅风院士的项目。项目成员除了李先生，还有北大的崔之久等几位非常有名的地学专家。那次考察让我第一次建立起了系统的野外知识体系。同时，听李先生讲，才知道背后还有那么多故事。考察时听李先生谈到庐山的地貌是热带地貌，不是冰川地貌。当时还搞不懂什么是热带地貌。所以，从庐山就又去了海南岛看热带地貌，看完以后就顺路把亚热带地貌也看了一遍。那次考察对我来说非常重要，回来之后情绪就好多了。同时，感觉地学像是个舞台，还蛮有意思，挺好玩的。以后也就愿意出野外、愿意学地学了。当时研究室里面我是唯一一个学地质留校的。当时师资缺得实在太厉害。伍光和老师做自然地理规划，把我拉上一起做；张林源老师做其他地方的项目，也把我拉上；……整个冰川冻土研究室有六七位很伟大的教授，有李吉均先生、牟昀智、徐叔鹰、张林源、艾南山、张维信。他们后来不是当了校长就是做了系主任，都很厉害。他们对我学术兴趣的启蒙非常重要。你想象一下，我十五六岁上大学之前一直在县城，连长沙都没去过，更没出过湖南。上大学后才坐火车来兰州，来回也就那一条线。留校工作的第一年被伍光和老师拉到柴达木，跟着搞冰缘的崔之久老师去新疆天山，……跟着这些老师的项目，除了东北没去，把我国西北、西南很多地方都跑遍了。虽然感觉当时啥都不知道，但开始对地学有了兴趣，也有了热情。另外，很幸运能跟着这么多厉害的老师，在出野外的过程中看到了我国多种地貌类型、环境类型，接触了地学方方面面的知识，如区域自然地理规划、植被等。我记得当时生物系有位姓王的老师很厉害，号称“西北的植物王”。他和我一起参加伍光和老师的区域自然地理规划项目去柴达木盆地。他教我认识了很多荒漠植被类型，像白刺、梭梭草、锦鸡儿、冰草等等。到现在我都觉得受益匪浅！所以，很快我的观念就转过来了。这些高水平的老师就像父母一样，对我学术活动早期阶段的启蒙、兴趣的培养，起了非常关键的作用。所以说，学术兴趣的培养需要好的导师、需要好的氛围。
那天新华社采访，问了我同样的问题。我认为，不是每个人一生下来就只对某一件事感兴趣。这种人有，但只是极少数。一辈子只对一件事情感兴趣的这种人才属于偏门，可能是天才级别的，是真正的兴趣。绝大多数人的兴趣是后天培养出来的。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本来是有一点兴趣的，但做着做着发现做不过别人，估计就没兴趣了。但是，如果越做越好，就会越来越有兴趣，我就是这种情况。我举个我下象棋和打乒乓球的例子。我原来在学校里见到下象棋的都躲着走，因为我下不过人家，所以没啥兴趣。后来在北京的时候，我老丈人退休了，跟我们住在一起，他是我们厂的象棋冠军，他的爱好就是喝点小酒下个象棋，我下班回到家经常就陪他下下象棋。开始的时候根本下不过他。于是，我就琢磨他用的是什么招数，每次是怎么赢我的，以免下次再犯同样的错误，跌到同一个坑里。我不断地输，也在不断地琢磨。到后来，我竟然可以下赢他了。因为我把他的绝招全都学会了。于是，到外面的时候时不时也跟别人较量两盘，别人竟然还下不过我。于是，再找其他人切磋。听说哪里有象棋下得好的老师也敢挑战一下了。你看，这就是兴趣。我打乒乓球也是一样。一开始也并没有多厉害。但我擅长钻研。我打不过的时候就琢磨是怎么回事。实在打不过我就换赛道。反胶我怎么都打不过人家，我换成用长胶打。长胶打出来的球跟反胶刚好是反着的，同样的动作反胶打过来的是上旋，长胶可能就是下旋，所以反胶打得好的人一时适应不过来，我就赢了。所以，我比较擅长钻研，善于转变思维方式。做学问也是一样。如果你越做越好，越做越像那么回事，兴趣就有了；你越做越不像那么回事，本来有的兴趣也就变得没兴趣了，就会想要绕着走。所以，我认为，绝大多数人的兴趣是后天培养的。那些说我学不好、做不好的人，一定是他自己不努力，是他自己学不过别人，做不过别人，没钻进去，所以拿兴趣作借口。我就是典型的例子 。我对科研的兴趣就是在工作中逐渐形成的。我从小就跟着父亲上山采草药，认识了几百上千种草药。受他影响，立志想要学医。但阴差阳错最后学了地质学。从一开始闹专业情绪，到工作后观念改变对地学产生兴趣。你看，我对科研的兴趣绝对是后天培养的。而且，只要努力，在某个领域里面持之以恒，越做越有成就感，你的兴趣就会越来越大，最后你就离不开这个兴趣了。
《理科》：方院士，您从1983年到2004年一直在兰大工作，2005年到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工作。40年来，您培养了几十位博士和硕士，其中研究员或教授已经有二十来位。有多人入选国家“杰青”“优青”“海外优青”“万人计划”等国家级人才项目。对于研究生而言，您是他们学术道路上的引路人。请问，您是如何发掘和培养学生的科研兴趣的？
方院士：对学生兴趣的培养要两说。我们这些老师每个人都有科研任务，就好比我家的餐桌上就只有这几道菜，所以就必须把学生引到这个桌子上来。有些学生很早就对我的研究方向产生了兴趣，有些可能到毕业的时候兴趣还没培养起来，这是事实。因此，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我现在只有这个项目，就是只能做这个菜；还有一种是我现在没有这样的项目，但是未来我想做这个领域，就可以提前培养，先让学生做一部分工作。如果完全为学生量身定做一个方向，可能我能做的会比较少，也不现实。所以，兴趣虽然说要引导，但也只是在我所从事的领域里面做一些调整。我会根据学生的情况和学生的性格偏好来调整。有的学生脑子活，有的学生干活踏实；有的学生好动，有的学生好静。我会根据项目的情况适当调整和安排，让好动的学生跑野外，好静的学生在实验室做实验。在我研究的范围和领域尽量做到因材施教。但有一个原则，就是基础性的东西都得学。不管学生有没有兴趣，必须要把知识体系的框架搭好。基础打好之后，再根据学生的兴趣、爱好、性格作适当的分工，选择适合的专业方向。喜欢出野外的可以学地貌、学构造；喜欢做实验的，比方说女孩子，可以选择学环境变化。引导是一方面，最终还得学生自己能“钻”进去。不管做哪一行，如果不能“钻”进去，到最后兴趣还是会培养不起来。
《理科》：方院士，您对学生有硬性要求吗？
方院士：有。因为我自己受导师李先生的影响很大，我对学生最基本的要求，也是我教学生的第一件事就是，如果在这个世界上你想要成功，第一件事情是做人，一定要把人做好。可能做人在不同的场合有不同的准则。在学校里，在研究所里，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有团队协作精神；第二就是要相互帮助。在我的团队里面有个规矩：团队的任务一定要放在第一位，你自己的安排放在第二位。这是先生教我的。人做任何事情，一定要有这个原则，这样无论你走到哪里都会有成功的机会。因为团队就是一个集体，很多人的工作是捆绑在一起的，你拖了后腿会影响到整个团队。很多人不明白这个道理，会搞反。只关心跟自己有关的那点事情，跟自己有关系的就做，认为没关系或关系不大的就不做，这样就很糟糕。跟周边的人矛盾就出来了，跟领导、跟导师的矛盾也出来了，这样肯定不行。你想，这样的话，你遇到不会做的事情的时候找别人，别人也不会帮你；找老师，老师心想给你布置的任务不完成，我还培养你干什么？对吧？所以做人非常关键，团队精神一定要有，这样无论今后走到哪里，都会受益。
这也是一种学术传承，你到我这来，就要按我的规矩办事，我的规矩就是集体第一，你自己的事第二。把这个关系处理正确，你会得到更多。这正应了我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个词“舍得”。人越想得到反而越得不到，有舍才会有得。明白了这个道理才能培养起格局。娃娃们的家庭教育都不一样，如果没有经过这种教育，到我这里来我会明确告诉他就要按这个规矩来。人做好了才能把事做好，人做好了再讲做事的道道，兰州话叫“哈数”。
《理科》： 方院士，根据地理学的学科特色，您认为应该如何发掘学生的创新意识、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呢？
方院士：这个问题很好。讲完做人，再讲做事，而且做事要想怎么把它做好。我们搞科研就是要创新，不创新就只能是重复，跟在别人后面走。要创新就必须要了解行情，而且一定要了解国际上的行情，这是第一条。所以，首先要读文献。假设我给学生布置某个领域，例如生态环境变化、地貌演化等等。我会让他找几篇经典文献，不多。我会告诉他，第一，你先把这个领域里面最近发表的最高级别期刊上的文章找出来（信息化的发展把之前3年才能完成的工作在1个月内就可以完成了，只要学生肯学）。最高杂志就是Nature、Science、美国科学院院报等三种期刊在这个领域最近五年发表的文章找出来读。在这个领域里面最近10年或20年里的综述性文章（一般期刊每隔5到10年就有一篇综述性的文章发表）找出来读。这就是读文献的技巧。这样最新的文献有了，综述性的文献有了，科学的框架就建立起来了。先建框架，这一点非常重要。第二，在框架中选取你感兴趣的一个更小的分支领域，再找一两篇非常到位的文章仔细阅读，然后写一篇读书报告。报告中首先要阐明你在这个领域中关注的科学问题是什么，问题有没有意义，它的意义在哪里。如果科学问题很重要又有意义，那过去到现在世界上研究进展到什么程度，还有哪些问题没有搞清楚。假设捋出了三四个问题，然后根据学生的特长，根据我的项目和要求，结合自身的专业背景，可以通过什么途径从哪个方向解决其中一部分。思路理清楚是基础，是前提。在和导师、同门探讨的过程中，我就会问到下一个问题。你打算怎么解决？学生因为已经读了这么多文献，也看到了别人用到的方法，就跟“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 一个道理。聪明的人很快就会理出来，一般的学生也多少知道一点门道了。导师再跟学生一起讨论，把方案细化下来。剩下的就是找资源、找钱、找地方采样了。学地学的就是有这个好处，就是有一块“地”。选择在哪个地方做也很重要。选一个无足轻重的地方，即便花大力气做出来，大家都不知道做了有什么价值。所以，要选对全世界都有影响的地方做。像青藏高原是最好的一个研究地域。因为它自身对世界有多方面的影响。从气候环境变化领域来说，它的隆升会影响到全世界的气候，研究出来的东西也容易受到全世界的关注。所以，研究的科学问题一定是涉及全球的，或者是牵涉整个人类演化的，包括哲学问题也是这样。研究的是整个人类都不能回避的问题才更有价值。自然科学里面环境问题也是全世界都不能回避的，青藏高原会影响全球的气候是回避不了的，必须要有人搞清楚。如果不搞清楚气候变化的规律机制，只靠数字模拟，表达肯定也是不准确的。所以，首先要让学生明白研究的这个科学问题的意义并产生兴趣。还有，一定要头脑清醒，一定要理得清清楚楚再动手。明白自身的能力，根据导师的指导和导师的能力，知道自己能做出多少东西，他心里有数了就会做得更好，这个很重要。如果做出来的是当时设想的东西，科学假设通过研究得到验证，立马就会兴奋了。我就是这个体会，我的学生也一样。一旦发现了特别重要的东西，兴奋到晚上不睡觉也要写文章。所以，我对自己的学生是这样要求的，也是这样培养的。
《理科》：拔尖创新人才的成长离不开良师，您在学期间，您的导师对您有哪些影响？兰州大学的学术氛围对您有哪些影响？
方院士：人在一生的成长过程中，影响最大的首先是父母。从一个人的性格就可以看出父母或家庭出身对他的影响。在学校里，在学术上，对人影响最大的是导师，其次才是平台。我们兰大地理学这个平台在全国一直是很强的，大气科学也发展得很好，但地质学却并没有发展得很好。为什么？因为缺学术带头人， 缺少文化传承。文化传承来自于导师。所以说导师对学生的影响太重要了！如果真的对基础研究感兴趣，想做科研，就好好读书，跟好导师。导师在哪个地方，平台怎么样都在其次。一个好导师会形成一个小气候，学术氛围非常重要。兰大地理学之所以这么强，就是因为李吉均先生是学科带头人。他为什么强？是因为他的导师王德基先生是留德的南京大学的学术带头人，他随导师一并来到兰大。正是王先生提升了他的思想境界和学术视野，并传承了下来。为什么好的导师能够让你成长得快？最重要的就是软环境。他有好的思想，他告诉你怎么做科研，而且他做的是世界范围内的大的科学前沿问题，大家都感兴趣。所以，你跟着这个方向做很容易就出成果，跟着另外的导师可能就做不出来。导师很重要，这是第一。
第二，导师不光有好的思想体系，有很高的知名度，他一定还有其他资源。他的资源来自于三个方面：一是他的交际圈资源。他的国内外朋友圈很大，而且都是高层次的科学家，能让你的视野打开。他会把这些人邀请过来讲学，或参加高端的国际学术会议，把最前沿的知识传授给学生。当年我们求学的那个年代不像现在，都是靠李先生把这个领域里面国内外最前沿的学术群体的知识和信息带过来，同时把朋友也带过来。有些项目一起做，有些野外一起跑。所以，学术视野也是一种资源。让学生可以接触到顶层的学术圈，学生的知识体系、专业能力上升得会很快。当然，现在会更快，更便捷。二是他还有“知名度”资源。他拥有这么高的知名度，不管是在哪所高校，哪个平台，都有优先获取资源的实力。比如科研经费、仪器设备。甚至是发言权。所以你看，学术成长的几个方面好导师都能提供。第一，在学业上他能帮你把科学问题理得很清楚。第二，他所带来的朋友圈、顶尖的学术圈所提供的信息资源让你能够拓展学术视野，促进你成长。第三，他有实实在在的物质资源。如科研经费和仪器设备。像当年李先生，再穷他也有别的导师没有的仪器设备。碳14测年的仪器，全国就我们几家单位有。
所以说导师最关键。第一给了你好的研究方向，让你站在世界前沿领域研究科学问题；第二给了你事业的平台；第三给了你实实在在的资源。这三样东西不是随便哪个导师都能给你的。而且，强将手下无弱兵。高水平的导师教出的学生一般也不差，学生对自己做出来的成果也很有信心。我们当年跟着李先生，性格也受李先生影响，很“直”。我、陈发虎、潘保田还有张虎才被称为兰大地理的“四只老虎”。说话嗓门大，认为自己做出来的就是世界最前沿的，所以很自信。等到我们慢慢成长起来之后，就更加了解自己做的“一亩三分地”在国际上处在第一方阵的位置了。有条件、有实力，也有了自己的朋友圈，也开始参加国际会议，甚至自己也主办国际会议并且邀请李先生参加。
所以说导师太重要了！有了导师的引领，我们才能很快地成长。慢慢地，我们自己也悟出很多道理。在原来学术传承的基础上，再总结出自己的东西继续往前走，也才有了后面的“一门五院士”。就像赛跑一样，我们跟着好导师好像起跑线就比别人靠前。学术传承好比导师给我们传递接力棒一样的。我们几个人有一次开玩笑说，不仅我们的儿子辈可能会出院士，到孙子辈估计还会出院士。这就是代际的学术传承。
所以，如果真想做科研，不是优先选学校，而是要选好导师。怎么才能跟一个好导师？我的切身体会就是，要展示出你的决心跟能力。能力暂时达不到的情况下，先表决心。决心也是一种能力，这就是做人！我脑子虽然不是多聪明，但我笨鸟先飞，努力多干活，有恒心，一直干，总会做出东西来的。你看这又回到做人上来了。
《理科》： 的确是这样，无论做什么事情，做人非常重要。方院士，您在高校和研究所都工作过，您觉得高校和研究所在培养拔尖创新人才方面有什么区别吗？
方院士：高校最大的好处就是学科多，想学其他学科、选修别的课程很方便。当然，这里还有一个引导的问题。就是，想学习其他课程的话，学生很早就得有明确的目标。如果单凭自己的兴趣去选择，不一定跟以后要搞的东西融合到一起。有些通用的学科可以好好学习，更容易打通思路。另外，在高校中如果做科研，很多学科都在一起，方便合作。综合性大学对人的综合性素质和思维的培养比较好。科研里面最重要的就是思维，就是说不能死脑筋，要开窍。综合性院校的学生接触的学科多了之后，想问题就比较灵活。如果是一个专业方向的研究所，有它固定的研究任务，或者说方向单一，培养的人才专业领域可能发展得比较深，思维方式可能没有那么发散。
说到底，第一，高校有学科交叉的氛围，多听些讲座，开阔一下思路，会让人的思维更活跃，触类旁通，对自己学的专业也是有益的。比方说我以前根本不知道哲学是干啥的，后来跟学哲学的人接触之后才知道，哲学研究的就是一种普遍规律。做人做事都有一定规律，把规律搞清楚了，回来做自己的专业也就触类旁通了。因为遵循的都是同样的规律。第二就是做科研时各学科可以交叉，像我的项目不管涉及哪个学科都可以找到相关领域的专家来合作，这是实实在在的合作。所以，高校的优势在于两个方面，一种是思维层面的渗透和浸染，一种是项目研究层面实实在在的合作。研究所的强项在于做专做精，交叉可能会差一点。
《理科》：说到交叉，方院士，去年在媒体对您的一次访谈中，你曾说过：“科学就是要交叉参与辩论碰撞，才会有创新。”您的这个观点与当前我国交叉学科的建设目标相一致。您如何看待学科交叉？您认为与地学相关的交叉学科应如何建设？
方院士：现在不光学科有交叉，包括院士评审也专门增设了两名交叉学科的名额。所以，从国家层面顶层设计都是交叉的趋势，基金委也是这样。但是，我个人之前对高等院校里面设置交叉学科并没有过多思考，更多的是我的项目研究过程中出于研究的需要与其他学科的专家合作。强强联手，是一个自然、自主的过程。在高校里设交叉学科，这是一个规定动作。让学生被动地学，实话说这种方式我没有深入探讨过，只能谈谈我个人的切身体会。我感觉，可以试着做，但不宜搞得太多。像我在做研究的过程中，明确地知道我需要跟什么学科交叉。不管是思想上、逻辑上还是实验手段，只要需要就会寻找相应的学科、相应的技术。高校里设交叉学科，首先设立的目标是否明确？因为对学生来讲这是被动的。学出来能干什么？是否有明确定位？最怕是为了交叉而交叉。毕竟交叉学科中原来的学科就已经存在了。说个我自己身上的例子。像发虎院士和我等几个人早期阶段搞古环境变化，肯定要跟气象学气候学交叉。当时高原大气物理所有叶笃正著书的油印本，像《青藏高原气象学》这种买不起、借不到的书。为了对现代气象学有一个深刻的了解，当时我们找到发虎院士的爱人，她在高原大气物理所工作，复印了很多本书来学习和钻研。那个时候我的工资才80多块钱，复印一本就要花十几块钱。所以，我们俩的气象气候学知识很丰富，而且终生受益。这些材料到现在我还保存着，因为这些资料见证了我们的成长经历。前一段时间我参加了一个气象气候学的会议，他们在会上讲的任何气象气候学的东西我们都能听得懂。我们是搞古环境记录的，他们是搞现代气候模拟的，他们解释现代气象过程的一些机制，我们想到古代气候中去做验证；我们从古代气候里发现的一些东西，看看现代气象气候学能不能解释，我们想要合作研究一些东西出来。你看，跟读文献是同样的模式。我们先把思路理顺，我有气候记录，你有机制，这样就把概念模型做出来了。然后再用数字模拟去验证，进行记录对比。这种通过项目的学科交叉做出来的东西也一定是走在世界前列的，才能发Science或Nature这种高等级的期刊。
本科生阶段如果去交叉有一些很明显的问题，老师可能不知道怎么交叉。因为交叉是要解决特定的科学问题的。当特定的科学问题都不知道的情况下去交叉，教学目标将不明确。科学问题不明确，设计的课程就不会明确。课程内容哪些重要？交叉比例的依据是什么？这些问题都不清楚的前提下，硬性交叉培养出来的学生未来能做什么？肯定目前也不知道。所以，一定要找到学科之间的结合点。要静下心来好好考虑清楚基础知识该如何交叉，千万不能为了赶时髦盲目交叉。这是我担心的事情。
我不反对在本科阶段搞交叉。我的意思是，本科阶段的学科交叉规律现在还没摸着，还处于摸索阶段，有很多没有明确的教育教学问题。有一个大前提，就是要解决什么科学问题。如果这一点没有明确，设定交叉学科的目的是什么呢？所以，我认为，更切实际的做法是一批高层次的人，包括教育部的领导，高水平的研究者，像院士、第一线的科研人员、教育工作者等等形成一个团队，坐下来探讨。根据国家的大型目标、大型工程、大型技术等国家最需要的、最前沿的科学研究，需要解决什么问题，需要哪些学科、需要什么样的交叉人才。然后去跟教育部协商，从哪些院校培养一批这类人才，培养规模也需要研究探讨。所以，我的意思是，根据国家需要设立交叉学科。最好不搞课本，一搞课本就又死板了。我担心会搞成“四不像”。在科研第一线，我的一个深刻体会就是，不能蛮搞。在交叉学科刚开始起步还没摸到底的情况下，用一系列的讲座的形式先搭框架是不是更好？而且目标要明确。一定是以解决国家重大科学问题、重大工程问题、重大国家科技战略为目标，这是原则问题，不能为了赶时髦，不能为了交叉而交叉，不能为了多获取资源一窝蜂地上，在设置时一定要务实。还需要高等教育研究的专家从教育的角度出发研究交叉学科设置的前提、交叉的比例、交叉的最佳阶段等等，总结人才培养的规律性。我研究的只是我自己学科领域的那一部分交叉，是解决具体科学问题的或重大项目的交叉，也是一种务实的交叉。
《理科》：您对交叉学科的认识和理解对我们很有启发。方院士，您从事青藏高原隆起与环境变化研究四十余年，做出了一系列系统性、原创性成果，这些原创性成果里面交叉的部分多不多？
方院士：很多。我们这个团队在基金委研究群体中名字就叫“气候构造相互作用”。气候学是大气学科，构造学是地质学科，是两大典型学科的交叉。以前我们说山地隆起是板块构造造成的。现在气候专家说，山地隆起不是板块构造造成的，而是气候变化造成的。气候变化把山的脑袋削掉以后山就弹上去了，但不会弹到原来的高度。气候物理学家解释说，削掉山的脑袋的时候不是均匀地削，而是呈“V”字型削。自然界的河谷也不是均匀地切下去的，而是呈“V”字型削下去，这样整个地壳就轻了，结果底部会弹起来，山体就隆升了。所以，高山不是地质构造推或挤形成的，而是气候变化造成的。你看两个学科的思想体系完全不一样，两个领域交叉进行研究，就容易出成果。
《理科》：方院士，西部高校要培养拔尖创新人才，您认为应该从哪些方面着手呢？
方院士：西部的人才流失确实比较严重，从我刚才谈到的，可以总结出来。第一，你看，我们这几个人之所以能成长起来，都得益于李先生的培养。所以，一定要有学科带头人。现在我们成长起来之后又回到兰州大学任职，其实就是一种情怀。我在动员其他院士的时候跟他们开玩笑说，我们兰大地质学当年缺学术带头人，第一代没发展壮大起来。我们算第二代，也没起来。现在到了第三代。希望经过三代人的努力，一定要把兰大地质学搞起来。丁林院士是研究构造的，我是搞气候变化的，张宏福院士研究的是岩石地球化学，汤中立院士是搞矿床的，后期还要聘请其他的院士。五位院士牵涉不同的学科。如果我们五个院士把地质学都搞不起来，就有点说不过去了。所以说西部发展首先要靠情怀，这才是背后的驱动力。毕竟院士可以去的地方很多，可以研究的也有很多。如果没有对西部的这种情怀，怎么可能到这里来？就像黄建平院士，他如果没有对西部的这种深厚的情怀，怎么可能一直扎根在兰州大学？第二， 有了学科带头人，就一定会有平台。不光是他有自己这“一亩三分地”的平台，学校的大平台，国内国际的平台一层一层也就慢慢好起来了。改变了局部的小气候，同时会产生虹吸效应。但是，我们上下要齐心。如果不齐心，不好好干也没有用。毕竟西部要崛起，要付出的代价本身就比别的地方高得多。所以，一定要把人才稳住。对人才一定要舍得投入。这是投一块得十块的回报。第三，一定要加大力度建设好软环境，同时结合物质刺激。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对科研人员的管理要有一个相对宽松的环境。在小的细节上不要管得太细太死，但评审要严格。比方说五年聘期，第三年是中期考核，第五年是整个聘期考核。平时可以给予充分的信任，给予人文关怀。能够支持的地方尽量给予支持。让科研人员能在愉悦的环境里专心做事，只在两个考核时严格把关。请一批高水平的专家来把关，让他只感受到学术上的压力。根据评估进展考察队伍建设怎么样，项目进展情况如何，科学研究进行到什么地步，科研的成果发出来了没有，等等。在管理到位的前提下，如果中期考核的时候没有做得太理想，他自己肯定有压力，后面两年会拼命做事的。我们做科研的都知道，五年时间大多数情况下都会有成果出来的。所以，抓两头，中间过程少管。只要不违规、不违法。对高校来说，拥有好多这样的杰出人才，“东方不亮西方亮”。尤其在西部，在严重缺少人才的情况下，更要硬件、软件同时上。硬件跟东部拼不过，就在软件上弥补。这是一种关怀，也是一种格局。因为西部发展就要靠这批学术带头人，学术带头人发展起来了，整个学校才能跟着一起发展。所以，个人发展与学校的发展是相辅相成的。表面看是个人的事情，实际上也是学校的事情。这就是宽松的人文环境。这样的环境培养出来的人才干活踏实，去哪都受欢迎。就像我们科学院系统里，兰州大学的学生口碑都非常好。虽然是山沟沟里出来的，但学习勤奋，人又踏实肯干，所以文章发得快，出的成果也多。那些有资源的或背景好的，反而静不下心来做事。其实任何成就都是踏踏实实干出来的，不是光有好的出身就可以。你看李先生学生中的四名院士，我们几个学校出身不比别人好，但我们啥也不想就是一直干，所以早早就把科技成果二等奖拿到了，最后院士也评上了。我们比的就是谁的意志力坚强，谁能够坚持。所以说各领域做到拔尖水平的人才也不一定是天资特别出类拔萃的人。要说聪明才智，绝大多数人都是差不多的。
《理科》：方院士，您在地学领域奋斗了四十多年。最后，想请您谈谈这些年从事地学研究的一些感想和对年轻学子的期望。
方院士：第一点，就是坚持，一定要坚持。坚持来自于性格、认知和成长经历。要想坚持就要意志力坚强。没有意志力是坚持不下去的。无论干任何事情都要坚持，坚持才会有机会。第二点，要在正确的时间做正确的事，是成功的关键。打个比方，高中阶段考上大学，就是在正确的时间做了正确的事。当今这个时代，如果没考上大学，你的认知能力、综合素质、今后的事业等等都会受限。好大学代表着好的平台，才可能遇到好导师。在大学这个平台，是你的认知、你的人生观、世界观形成的关键时段。专业打基础的阶段要有一个明确的学习目标。如果要读研就一定要好好学习，到时候选个好导师。多数人的问题在于目标不明确，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所以意志力就不够坚强。别人一说就容易变，甚至别人没说自己都想变。现在竞争压力比较大，想着能考上研究生都不错了，哪还有资格挑导师？其实这就是目标不明确。如果以后要做研究，就要把每一步都选好，目标一定要明确。我们身边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当年我们整个中国的学术评价体系都是仿照国外，第一批的学者基本不擅长写SCI文章， 我们要评职称就要学着写SCI论文。人家没有SCI论文我们有，所以我们就上去了。等大家都会写的时候，评价标准又发生了变化，不光看篇数，还要看是一区的杂志还是二区的杂志。这个就是在正确的时间做正确的事情。时代变了，规则也会变。虽然现在回头发现那个年代Nature或Science发出来的好多文章可能都是错的，但即便当初是为了吸引眼球并且认为是创新的东西，只要发表后推动了思维的发展，促进了更多的研究，从而推动一个新的领域发展，推动一个学科的发展，使科学获得进步，这就是有意义的。就像鸡生蛋，蛋生鸡一样。所以，国外很多高级别的期刊定位是不同的，带有一定科普性质。太专的东西并一定对他的胃口，他想要的是你给他讲一个好听的故事。太精致、太专业、太严格的东西他不太感兴趣，会让你到专业期刊上去发表。它有它的规矩，对学科发展是有促进作用的。虽然并不是全部，但国家现在还需要这个评价导向。将来评价标准虽然肯定还会变化，但在目前这个阶段就要按照这个阶段的要求来做。所以，现在我们国家在Nature、Science 期刊上发表的文章也越来越多，仅次于美国，把欧洲甩得远远的。指挥棒很重要，跟着指挥棒走就是在正确的时间做正确的事。
所以，我要跟娃娃们说，怎么样才能成功？就是在正确的时间做正确的事。坚持才能成功！
《理科》：通过今天的访谈，受益匪浅，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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