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党的十八大以来，高校教师队伍建设取得了显著成绩。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报告关于高素质教师队伍建设的精神，面向2035年建成教育强国的远景目标，高校应坚持以德为先，持续强化师德师风建设；完善人才战略布局，持续充实教师队伍规模；加大统筹支持和资源共享，促进区域教师队伍协调发展；创新高水平师资引育机制，聚天下英才而用之；开放办学汇聚资源，建设产教融合的教师队伍；全面加强博士后队伍建设，打造高水平的教师“预备军”。
关键词：党的二十大；高校；教师队伍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强化现代化建设人才支撑”，明确科教兴国战略在新时代的科学内涵和使命任务，首次将教育、科技、人才进行“三位一体”统筹安排、一体部署，共同服务于创新型国家建设，锚定2035年建成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战略考量。
强国必先强教，强教必先强师。高素质教师队伍建设是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的重要支撑，具有全局性、战略性和引领性的重要作用。没有高素质的教师队伍，就没有世界一流的人才队伍，就难以支撑科教兴国战略的统筹推进。今天的教师队伍水平决定了明天国家的竞争力和创新力。
一、坚持以德为先，持续强化师德师风建设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高素质教师队伍，弘扬尊师重教社会风尚。”现代化建设需要一批德才兼备的高校教师。坚持以德为先，强化师德师风建设，是教师队伍建设的首要举措。2014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同北京师范大学师生代表座谈时就提出，“合格的老师首先应该是道德上的合格者，好老师首先应该是以德施教、以德立身的楷模。”2016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的讲话时重点强调，“要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坚持教书和育人相统一，坚持言传和身教相统一，坚持潜心问道和关注社会相统一，坚持学术自由和学术规范相统一，引导广大教师以德立身、以德立学、以德施教。”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高校教师队伍的师德师风建设。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先后发布多项重要政策文件，强化师德师风建设。2014年9月，教育部印发《关于建立健全高校师德建设长效机制的意见》，对高校教师师德师风建设提出了全面要求，要求高校“创新师德教育”“加强师德宣传”“健全师德考核”“强化师德监督”“注重师德激励”“严格师德惩处”，培育高校教师高尚道德情操。2018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提出要“突出师德。把提高教师思想政治素质和职业道德水平摆在首要位置，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贯穿教书育人全过程，突出全员全方位全过程师德养成，推动教师成为先进思想文化的传播者、党执政的坚定支持者、学生健康成长的指导者”。同月，教育部发布《关于全面落实研究生导师立德树人职责的意见》，要求“落实导师是研究生培养第一责任人的要求，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潜心研究生培养，全过程育人、全方位育人，做研究生成长成才的指导者和引路人。”2020年11月，教育部发布《研究生导师指导行为准则》，指出：“导师是研究生培养的第一责任人，肩负着培养高层次创新人才的崇高使命”，要“努力造就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学识、有仁爱之心的新时代优秀导师”。2021年12月，教育部党组印发的《关于完善高校教师思想政治和师德师风建设工作体制机制的指导意见》提出，强化基层党组织在教师思想政治和师德师风建设中的作用，以正确的政治方向和价值导向引领教师思想政治素质、师德素养和业务能力全面提升。
上述政策为建设高素质高校教师队伍奠定了良好基础，师德师风建设进一步强化，以李保国、黄大年等为代表的优秀教师不断涌现，全国教师队伍实现了量质齐升，优秀人才争相从教、教师人人尽展其才、好教师不断涌现的良好局面基本形成，全社会尊师重教氛围持续浓厚。
面向2035年建成教育强国的远景目标，应坚持以德为先，持续强化师德师风建设。
一是进一步加强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师德师风建设必须突出思想引领和政治导向，加强教师队伍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持续深入学习，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不动摇，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不动摇，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动摇，不断增强高校教师队伍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和情感认同。
二是要强化精神引领，培养教师坚守师德的自觉意识。师德师风培养是由外在规范的“他律”走向内在价值的“自律”的过程，要让师德师风内化为教师的自律自觉。既要强化精神激励机制，在高校的范围内开展师德师风标兵评选活动，形成良好的精神引领和宣传示范效果，又要建立起常态化、合理化、叙事化的文化熏染机制，整合并激活中华传统优秀文化、高校优良师德文化和优秀典型人物事迹等教育资源，以微宣讲、微视频、故事讲述等可视化方法为载体，定期开展师德师风专题培训，让“有教无类”“以身戴行”“上善若水”“仁爱敬业”等精神品质生动浸润每位教师的灵魂，强化师德师风修养的内驱力和自觉性，坚守“身正为范、为人师表”的师德师风。
三是弘扬高尚师德师风、培育优良教风、促进和带动优良学风建设。师德师风建设具有基础性、全局性和引领性功能，只有高尚的师德师风，才能培育优良严谨教风，教师职业道德很大程度决定了导师的业务水平。教风的优劣是影响教育教学质量高低的关键，直接关系到学生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培养。优良教风是构建积极向上、严谨求实学风的重要力量。必须坚持系统观念，充分认识到师德师风、教风、学风之间的关联性、整体性、统一性，整体推进师德师风建设。
四是要健全师德师风建设长效机制。教育评价是引导师德师风建设的重要机制。有什么样的评价导向就有什么样的师德师风。短视主义助长急功近利的师德师风，效率主义评价形成功利性的师德师风。要支撑和保障教师潜心育人、做大先生、研究真问题，必须优化评价机制，切实破除“五唯”倾向，将立德树人实效作为教师工作评价的根本标准，将潜心治学作为典型选树的重要标杆，引导教师严爱相济、润己泽人，以人格魅力呵护学生心灵，以学术造诣开启学生智慧，以身示范感染和带动学生，做学生为学、为事、为人的大先生。
二、完善人才战略布局，持续充实教师队伍规模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深入实施人才强国战略。培养造就大批德才兼备的高素质人才，是国家和民族长远发展大计。”现代化建设要“完善人才战略布局，坚持各方面人才一起抓，建设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人才队伍。”完善人才战略布局，持续充实教师队伍规模是教师队伍建设的首要任务。
党的十八大以来，高素质专业化创新型教师队伍建设大力推进。高校专任教师从2012年的149.46万增长到2021年的188.52万人，硕士研究生导师从22.9万人增长到42.4万人，博士研究生导师从6.9万人增长到13.2万人，普通高校专任教师中博士学位人数占比从18%上升至28%，教师工作取得了历史性成就，教师队伍整体面貌发生了格局性变化，成为支撑世界上最大规模教育体系的“大国良师”，有力支撑起了新时代教育更高质量的发展。
需要看到的是，高校教师队伍建设也将面临供给不足的重要问题。直观来看，近5年生师比逐步升高，2016—2020年，我国普通高校生师比从17.07∶1增长至18.37∶1，累计增幅为7.6%，年度增幅依次为2.6%、0.2%、2.2%、2.3%；去除高职（专科）院校数据，本科高校生师比从16.78∶1增长至17.51∶1，增幅为4.4%。这表明，高校教师规模的增长速度低于高校在学生规模增长速度，生均教师资源有所降低。
同时，高校专任教师规模还需要进一步扩大，若保持当前的高校专任教师增长速度，到2035年，将面临29万人至88万人不等的教师队伍缺口。综合相关学者预测，2035年高等学校在学生数将达到5630.32万人至6496.57万人，依2015—2020年的高校平均的生师比（17.7∶1）和不同类型学生当量的计算，高等学校专任教师数量将达到259.15万人至298.78万人，考虑到2035年后将有37.95万教师退休，专任教师的需求将达到297.10万人至336.73万人。（见表1）从高校专任教师的供给能力来看，2020年我国博士学术学位授予数为66661人，但由于博士就职于“象牙塔”外是一个全球性趋势，中国的博士研究生毕业后入职学术岗位的人数占比仅为50%~70%。假设以2020年水平测算，依赖于国内博士研究生教育所形成的专任教师供给，到2035年约为46.67万人至65.33万人。同时，依据教育部2020年12月发布的出国留学人员情况统计，2019年留学回国人数为58.03万人，2021年已上升至100万人以上，其中相关报告显示，留学归国博士占比约为1.8%，若按照全球博士就职高校的平均比例（50%）测算，每年学成归国群体形成的专任教师供给大致为1万人。综上，2021年高校专任教师188.52万人，按当前供给能力到2035年只能新增60.67万人至79.33万人的高校专任教师，还具有29.25万人至87.54万人的缺口。
面向2035年建设教育强国的远景目标，必须储备充足的专任教师队伍。
一是做大教师规模增量。需要适应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的紧迫需求和高等教育普及化的新形势，根据教育发展需要，统筹考虑、合理核定高校专任教师编制，以不低于高校在校生规模增长的幅度，增加高校专任教师编制增量。同时，按需稳步扩大国内研究生教育规模，优化研究生培养模式，持续提升专任教师“内循环”供给的质量与水平，以未来教育强国的教师水平培养当前致力于学术职业的博士研究生。
二是优化教师队伍存量。在现有编制总量内，优化事业编制存量结构，将编制更多地向专任教师队伍倾斜；建立高校教师编制省级统筹的调节机制，在本省范围内解决编制结构性不足问题；探索有效的延聘方式，增加教师总量，对于学术精湛、身体健康、富有热情的退休教师予以延聘，发挥余热、贡献力量，为青年教师成长传帮带扶；创新教师聘用方式，坚持编内编外同工同酬，畅通编外教师发展通道，激发更多高层次人才积极投身高等教育事业的热情。
三、加大统筹支持和资源共享，促进区域教师队伍协调发展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促进人才区域合理布局和协调发展”。现代化建设依赖于区域人才合理布局和创新发展，对高校教师的区域布局提出了新的要求。2021年4月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对深化东西部协作和定点帮扶工作中强调，“要完善东西部结对帮扶关系，拓展帮扶领域，健全帮扶机制，优化帮扶方式，加强产业合作、资源互补、劳务对接、人才交流，动员全社会参与，形成区域协调发展、协同发展、共同发展的良好局面。”加大资源统筹布局和倾斜支持，促进区域教师队伍协调发展，是国家整体提升高等教育质量、实现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开展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基础。
党的十八大以来，持续优化高等教育区域布局结构，振兴发展中西部高等教育。2013年2月20日，教育部、国家发改委、财政部联合印发的《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计划（2012—2020年）》在高层次人才计划中优先支持中西部高校，实施中西部高校骨干教师到东部高水平大学研修访学等重要政策。“十三五”期间，累计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07亿元，实施“一省一校”和“一校一案”。同时深化对口支援工作，119所部属和东部高水平大学参加支援103所中西部高校，实现西部12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覆盖。对中西部高等教育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需要看到的是，高校教师队伍不充分不平衡的现象依然存在。教师队伍中高层次人才在区域之间分布非常不均衡，院士、国家级人才计划入选者主要集中于北京、上海等少数省市。从教师队伍的学历结构来看，东部地区2012年普通高等院校专任教师中具有博士学位的人员占比为22.70%，2020年增长至35.29%，增长了12.59%，其中北京从48.69%增长至68.14%，增长了19.45%；中部地区2012年普通高等院校专任教师中具有博士学位的人员占比为13.94%，2020年增长至22.55%，增长了8.61%，其中湖北从19.15%增长至31.65%，增长了12.50%；西部地区2012年普通高等院校专任教师中具有博士学位的人员占比为12.97%，2020年增长至21.98%，增长了9.01%，其中云南从11.86%增长至16.34%，增长了4.48%。（见表2）这表明不同省市普通高等院校专任教师中具有博士学位的人数占比持续上升，且各区域省市专任教师中博士占比的增长率均值有均衡化趋势，西部增长率高于中部、中部增长率高于东部。这表明尽管区域差异依旧明显，但中西部地区的师资队伍素质提升显著。
面向2035年教育强国建设的远景目标，迫切需要加大资源统筹布局和倾斜支持，促进区域教师队伍协调发展，整体提升高等教育质量。
一是优化国家政策供给，积极引导良性的教师流动。国家各部委可进一步在国家级人才计划投放更多西部省份名额，加大对西部教师的支持；在国家级人才计划、各类重大重点科研项目中，单列专项并加大支持力度，引导优秀教师流入中西部高校长期任职，并承担重要的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工作；对于已从发达省市流入中西部省市，特别是民族地区任教的高水平师资，在国家级人才计划中定期定额投放支持名额，实行重点支持。
二是增强中西部地区教师队伍的自我造血能力，培养用得上、留得住的高层次人才。一些研究显示，中西部地区、民族地区以外部流入的博士充实师资队伍，存在较大难度，但本省培养的博士研究生具有一定比例能够留在本土贡献力量。因此，增强中西部地区教师队伍的自我造血能力，关键在于立足本土、因地制宜发展博士研究生教育，培养高层次人才。国家教育主管部门可加大对中西部地区博士学位授权点的倾斜布局，也可通过多校联合共建的方式，在若干条件基本具备的学位授予单位，开展博士点共建试点。
三是强化省级统筹，促进省内优质教师资源的共享共用。充分发挥省域“双一流”建设高校的辐射作用，综合考虑地理临界性、专业匹配性等因素，将“双一流”建设高校选派教师支持省内普通高校，特别是地市城区高校教学科研工作，作为建设高校和学科“双一流”建设成效评价的重要指标，引导建立形成省域高等教育创新发展共同体。
四、创新高水平师资引育机制，聚天下英才而用之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真心爱才、悉心育才、倾心引才、精心用才，求贤若渴，不拘一格，把各方面优秀人才集聚到党和人民事业中来。”高水平师资是现代化建设的中流砥柱。习近平总书记在2021年全国人才工作会议指出，“要下大气力全方位培养、引进、用好人才。我国拥有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高等教育体系，有各项事业发展的广阔舞台，完全能够源源不断培养造就大批优秀人才，完全能够培养出大师。我们要有这样的决心、这样的自信。”引育高水平师资，是教师队伍建设中的重中之重。
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制定了一系列引才育才政策，为持续提升教师队伍水平、筑牢人才高地提供了良好的政策环境。国家先后实施多项人才政策，吸引了一批国际顶尖科学家来华任教，培养了一批立足本土、服务国家重大需求，承担国家重大工程的高校教师。国家积极支持留学进修、访问学者、联合培养、项目合作等方式开展国内外高校教师的学习交流。国家公派出国留学项目累计派出18万余人，教育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选派高校教师、博士后海外访学1.7万余人，对提高人才创新能力、增强人才竞争力发挥了重要作用。
面向2035年建成教育强国的远景目标，必须进一步创新高水平师资引育机制，聚天下英才而用之。
一是要创新引才方式。要在项目引人、待遇引人的基础上，更加强化事业引人的方式。集中力量打造一批高水平的人才培养基地和科学研究基地，“筑巢引凤”，让有使命感的教学科研事业发挥引育高水平师资的功能，吸引全球优秀教师来华任教。特别是要充分发挥大科学装置、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的资源汇聚功能，牵引、带动多方面的创新，产生强烈的“外溢效应”，在前沿科学和产业共性技术领域吸引一批世界范围的顶尖科学家来华开展高层次人才培养和关键科技问题研究。
二是要优化育才方式。要长期稳定支持一批在各领域取得突出成绩且具有明显创新潜力的青年教师，大力支持青年教师甘坐“冷板凳”、敢闯“无人区”。要营造宽容的容错氛围，建立以信任为基础的用人育人方式，不求全责备，允许失败、宽容失败，支持青年教师在磨砺中成长。要敢于向青年教师压重担，把青年教师推上教育科研事业的大平台，在承担国家重大任务中历练成长担当。
三是要优化评价制度。不论资排辈，不用一把尺子量所有，依据不同类型教师建立分类评价机制，鼓励教学型教师上好课、做好教学学术，在课堂教学上出经验、出思想；鼓励科研型教师潜心科研，聚焦一个领域持续耕作、久久为功，产出原创性、引领性贡献；鼓励社会服务型教师主动面向社会需求，加快成果转化和智库支撑，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五、开放办学汇聚资源，建设产教融合的教师队伍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加强企业主导的产学研深度融合，强化目标导向，提高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水平。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发挥科技型骨干企业引领支撑作用，营造有利于科技型中小微企业成长的良好环境，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在2020年7月召开的企业家座富嵘希敖阶苁榧敲魅诽岢觯笠导乙龃葱路⒄沟奶剿髡摺⒆橹摺⒁煺撸芭Π哑笠荡蛟斐晌看蟮拇葱轮魈澹诶Ь持惺迪址锘四鶚劇⒃』鹬厣薄�
党的十八大以来，高校在主动对接企业需求，推动产教融合方面持续创新、统筹推进。一大批应用型本科高校坚持开放办学，聘任行业专家在高校担任产业兼职教师，且承担专业课讲授工作。目前正式聘任的产业兼职教师中职业院校的“双师型”教师占较大比例，2012年普通高校聘任校外教师31.05万人承担专业课讲授，其中“双师型”教师为6.43万人，2020年普通高校聘任校外教师47.41万人承担专业课讲授，其中“双师型”教师为10.23万人，增幅显著。中国高等教育学会高等教育管理分会专门针对普通本科院校聘任产业兼职教师的情况进行调研，发现不同省市、不同高校之间虽有差异，但产业教师承担任务主要集中于3个方面：一是深度参与人才培养，设计学生培养方案、开发教学资源、承担实践课程教学，协助指导创新创业与实习实践，其中被聘为研究生导师的产业兼职教授还指导研究生实践创新研究、学位论文撰写及专业实践；二是协同高校教师开展研究和试验发展工作，与高校教师联合开展教学项目建设、科技项目攻关、研发成果转化，提升高校教师培养高素质应用型人才和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三是推动共建产教融合平台，有效对接行业与兼职高校资源，积极推动校企在协同育人、协作研发、联合攻关及成果转化等方面建立长效机制。
面向2035年建成教育强国的远景目标，须进一步开放办学汇聚资源，建设产教融合的教师队伍。
一是加强顶层设计，强化产教融合的战略导向。产业兼职教师的选聘应当以具有研发实力的高校和企业为依托，瞄准国家高精尖缺领域，以重大科研创新项目为牵引，以合作研究为纽带，吸引汇聚一批兼具较高学术素养和丰富创新经验的行业专家进入高校承担育人任务，强化有组织科研的育人功能，服务国家科技自立自强。
二是精选资深专家，引智聚力协同工作。产业兼职教师的选聘应当坚持德才兼备的基本原则，积极汇聚一批承担重大工程、掌握关键技术的研发者，具有丰富实践创新经验的工程师以及前沿应用技术标准制定者等，在高校卓越工程师学院、创新创业学院、未来技术学院、大学生双创实践教育中心等基地的产教融合协同育人中发挥积极力量。
三是加大政策支持，激发行业参与高校育人的积极性。企业积极性是影响产业教师选聘和产教协同育人成效的重要因素，需要通过政策引导和支持，持续提升企业参与产教协同育人的意愿。教育主管部门可对推动产教融合贡献显著、协同育人成效显著、联合攻关成果突出的单位予以奖励，倾斜支持政策资源、定期推广典型经验；相关部委应加大对产业兼职教授的支持力度，加大对企业产教融合平台建设、产教融合项目以及博士后工作站建设的支持，通过有吸引力的税收减免、用地支持和金融服务供给切实提升企业参与的积极性。各省市应出台配套政策，加大对本地企业的支持。
六、全面加强博士后队伍建设，打造高水平的教师“预备军”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青年强，则国家强。当代中国青年生逢其时，施展才干的舞台无比广阔，实现梦想的前景无比光明。”习近平总书记在2021年中央人才工作会议上强调，“青年人才是国家战略人才力量的源头活水”，“要把培育国家战略人才力量的政策重心放在青年科技人才上，给予青年人才更多的信任、更好的帮助、更有力的支持，支持青年人才挑大梁、当主角”。博士后制度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培养高层次创新型青年人才的重要制度，博士后群体是服务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生力军。今天的博士后就是明天的大师、战略科学家、一流科技领军人才。
博士后制度建立以来，国家先后实施“博士后创新人才支持计划”“博士后国际交流计划”，吸引了一批海内外优秀博士。博士后规模逐年扩大，博士后进站人数由2012年的1.25万人增长至2021年的3万余人，平均进站年龄31岁，覆盖13个学科门类的111个一级学科，为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供了有力支撑。上海“超级博士后”、江苏“卓越博士后计划”、湖北“博士后卓越人才跟踪培养计划”、清华大学“水木学者计划”、北京大学“博雅博士后项目”等，极大提升了博士后培养质量和国际化水平。
面向2035年建成教育强国的远景目标，还需全面加强博士后队伍建设，打造高水平的教师“预备军”。
一是充实生力军队伍，持续扩大博士后规模。发达国家建有一支规模宏大的博士后队伍，在承担高水平科研项目上发挥着重要功能。以美国为例，美国2020年在科学、工程和健康领域在站博士后65681人，在职的非教职研究人员（类似博士后，但无博士后之名）29661人，在相关领域授予博士学位33678人，博士后招收人数是博士学位授予数的1~1.4倍。中国2020年招收博士后2.8万人，授予博士学术学位6.7万人，博士后招收人数是博士学位授予数的42%。这表明，中国博士后规模还有进一步充实的空间。
二是提高博士后待遇，创新博士后支持机制。待遇问题是引才聚才用才的重要因素，要吸引全球一流的人才从事博士后研究，就需要提供全球一流的博士后待遇。依据加拿大博士后协会2016年的调查，加拿大博士后总体平均年薪为47798加元（折合人民币约24万），英国博士后总体平均年薪为60000加元（折合人民币约30万），美国博士后总体平均年薪为48264加元（折合人民币约24.2万），且自2009年开始都有显著增幅。待遇的保障需要形成多方协同的支持机制，如加拿大实行了多元主体的支持机制，包括导师、科学基金会、私人基金会、奖学金、省级政府和省级科学基金会、院校或系所支持方式、国外基金等。无论以哪种方式获得的经费支持，博士后的待遇稳定在45000~50000加元，差异不大。美国也建立了多样化的经费支持机制，联邦政府、院校、国内其他机构以及博士后本人均为经费来源，其中联邦政府的支持并非仅包括相关业务部门，而是包括国防部、能源部、健康部、国家航空航天局、国家健康研究院、国家科学基金会和农业部共同提供经费支持。中国博士后年薪水平距离发达国家有一定的距离，且两极分化较大，可进一步创新博士后支持机制，提高博士后待遇。
三是选聘优秀教师，优化师资博士后聘用机制。师资博士后制度能够为进入高校任教的师资提供两年的培养期、适应期和考察期，特别是针对海外归国的博士生提供适应本土学术环境的相关指导，能够为进入知名大学任教的博士毕业生提供更多的“同台竞技”的机会，能够为博士后提供两年的全面指导、合作研究经历以及教学经历，还能缓解高校师资队伍的近亲繁殖，促进学术交流。优化师资博士后聘用机制关键在于强化育人机制，而非遴选机制。选聘师资博士后入职教师队伍，应破除“五唯”倾向，不唯SCI，不唯影响因子，着重考察申请人思想品行、学术潜力及现有创新成果水平，实行“师德师风”一票否决制，将能否正式入职建立在双方明确清晰的选留标准和契约关系之上，不以淘汰竞争论英雄，形成良好的用人环境。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努力培养造就更多大师、战略科学家、一流科技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青年科技人才、卓越工程师、大国工匠、高技能人才。”高校教师队伍，既是大师、战略科学家、一流科技领军人才等国家战略人才的集聚区，也是创新团队和青年科技人才汇集地，在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上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加强高校教师队伍建设，悉心育才、倾心引才、精心用才，全面优化教师队伍规模结构，深化教师队伍建设体制机制改革，把各方面优秀人才都集聚到教师队伍中来，将为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提供坚实基础，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坚实有力的人才支撑。
【王传毅，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副教授，教育部-清华大学教育战略决策与国家规划研究中心副主任；辜刘建，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原文刊载于《中国高教研究》2023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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