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双高计划”的建设与评价是引领新时代我国职业教育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之举。当前，各建设单位的中期建设目标已基本达成，但在省域机制创新、院校特色强化、评价导向突破等方向仍面临着一定挑战。新时代“双高计划”要肩负起建设我国高职院校发展“样板”、舞好职业教育改革发展“龙头”、构建职业教育融入经济社会发展“生态”以及树起中国特色职业教育服务“品牌”的重要使命，以深化十大任务内涵建设为“双高计划”终期建设重点。在评价方面，要以促进院校自治作为“双高计划”建设学校办学评价导向，强化对建设成效的评价，丰富各个利益相关者的评价渠道，形成面向高等职业教育未来发展的诊断性评价结果。
关键词：双高计划；高职学校；专业群；建设成效；中期绩效评价
一、问题的提出
高质量发展高等职业教育关系到我国新时代职业教育综合改革发展的战略布局和教育生态，更是成为强化职业教育类型特征、完善中国式现代化职业教育体系的重要环节和关键之举。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先后启动国家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国家骨干高等职业院校、优质专科高等职业院校等系列建设工程，高等职业教育在招生规模、学校数量、办学条件、培养模式、内涵建设、综合改革等方面均实现了跨越式发展，成为高等教育不可替代的“半壁江山”。为使高等职业教育更好地立足高位服务教育强国、人才强国建设，2019年，教育部启动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和专业建设计划（以下简称“双高计划”），拉开了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大改革大发展的序幕，以集中力量建设50所左右高水平高职学校和150个左右高水平专业群为核心，引领新时代职业教育实现高质量发展。
2022年4月，教育部办公厅、财政部办公厅印发《关于开展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和专业建设计划中期绩效评价工作的通知》，开启了对“双高计划”各建设单位的中期绩效评价。本次评价采取以建设单位自评为基础、省级评价为重点、教育部和财政部两部评价为引导的方式。2023年1月3日，根据《教育部办公厅 财政部办公厅关于开展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和专业建设计划中期绩效评价工作的通知》要求，经综合评议，教育部公布了197所建设单位的评价等级（160所建设单位评定为优秀）。“双高计划”的建设与评价将代表着新时代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往哪里发展以及如何发展。早在“双高计划”建设初期就有学者提出初定一个验收评价指标体系来确保建设的大方向。在建设期间学者们尝试通过对相关文件政策的解读、高职院校办学评价的理论探讨、现实办学情况的实证分析等提出“双高计划”评价的理念、标准、内容、方式等。也有部分学者从“双高计划”的产教融合、人才培养等各个维度构建细化的评价体系。在教育部、财政部正式实施“双高计划”中期绩效评价后，学者们开始聚焦评价理念如何理解、方式如何优化等问题进行了系列讨论。目前，已有研究多是定位于“双高计划”建设任务和绩效评价本身，倾向于对已有实践在操作层面上的优化。“双高计划”不仅是政府部门、建设单位所需要完成的一项工作任务，更是探索未来我国高等职业教育走向的重要之举。因此，对于“双高计划”建设和评价的思考需要进一步回到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建设原点，结合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建设需求，深入把握“双高计划”的实践价值与诉求。
本研究通过对197家“双高计划”建设单位的中期自评报告、教育部“双高计划”中期建设采集表、全国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省级中期自评报告分析，对197所建设单位的总体改革以及各项任务执行情况作出整体分析，展现3年建设成效，总结建设经验，发现建设中存在的问题，思考未来建设方向。
二、“双高计划”中期建设成效与反思
“双高计划”对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发展提出了新要求，指明了新方向。回顾“双高计划”中期建设成效，发现项目实施中的不足之处，为“双高计划”后半程建设发力找准着力点。
（一）“双高计划”中期建设成效
经过3年建设，197家建设单位不断强根基、扬优势，主动对接新经济、新业态、新技术、新职业，推进专业升级和数字化改造，围绕十大核心任务，基本实现了“建设时间过半、经费使用过半、任务完成过半、目标超额达成”的中期建设目标，并不断创新培养模式，引领职业教育改革发展，主动服务国家战略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贡献了各建设单位的发展智慧。
截至2021年12月31日，197家建设单位围绕十大核心任务，共完成绩效目标点74046个，均数约376个，其中高水平学校建设单位完成绩效目标点 28266个，均数约505个；高水平专业群建设单位绩效目标点共计45780个，均数约325个。197家建设单位的中期总体任务完成率为94.72%，其中，高水平学校建设单位中期总体任务完成率是94.59%，高水平专业群建设单位中期总体任务完成率是94.81%。
3年的建设时间中，各建设单位围绕“1个加强”“4个打造”和“5个提升”的十大改革任务取得了显著建设成效，形成了一批具有全国示范与区域特色的高水平高职学校和专业建设样板。一是将加强党的建设作为发展改革首要任务，形成并巩固上下联动、协同推进的“大党建”发展格局，建成国家级党建工作标杆院系18个，全国党建工作样板支部213个。深入实施“三位一体”思政教育扎根工程，推动思政课程和课程思政协同育人，形成国家级课程思政示范课程、教学名师、教学团队120余个。二是以人才培养、技术技能创新服务、专业群建设、双师队伍建设为项目核心。197家建设单位主持和参与1420个职业教育国家教学标准和385个行业标准建设，入选4个全国“三全育人”综合改革试点单位，建设145个省级及以上协同创新中心，99个技艺技能传承创新平台。253个高水平专业群形成组群模式适配化、运行成效多元化、资源整合高效化建设生态。引进国家级教学名师、全国模范教师、行业教指委委员、博士、技能大师、技术能手、行业领军人物等高层次人才6846人，共形成221个国家级教师教学创新团队，32个全国黄大年式教学团队。三是着力提升校企合作、社会服务、学校治理、信息化、国际化等建设水平。培育了576个省级以上产教融合型企业，建成生产性实训基地200个，高水平产教融合示范基地104个。建设单位结合自身特色优势，将建设任务融入乡村振兴、对口帮扶等国家战略之中，积极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并取得了明显成效。197家建设单位结合自身学校条件与特点，完善了以章程为核心的现代职业学校制度体系，形成学校自主管理、自我约束的体制机制，推进治理能力现代化。信息化基础设施日渐完善，师生信息化素养得到较大提高，数字资源内容不断丰富，137家建设单位获批“国家级专业教学资源库”，以信息技术赋能教育教学、专业升级、管理服务的效率和水平日趋提升。职业教育的“中国品牌”“中国模式”逐渐形成，197家建设单位共与74个国家建立了合作关系。
（二）“双高计划”中期建设存在的不足
“双高计划”虽然在中期绩效评价中呈现出高完成度的优异成绩，但是仍在落实地方管理职责、凸显院校办学特色、优化评价方式等方面存在不足。
1. 地方管理：“双高计划”省域层面推进仍需创新机制强化保障。省级人民政府是高等职业教育建设发展的实施责任主体，要发挥统筹保障聚拢资源的职责和督导的作用。“双高计划”通过中央转移支付下的财政投入机制等措施加紧了“中央-地方-院校”的联系。全国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主动加强与中央教育主管部门的政策联动，切实担负起统筹发展高等职业教育的职责。但是，省级人民政府在落实“双高计划”政策过程中对制度本土化、建设制度保障、发展重点问题突破以及财政投入支撑等方面仍需要进一步聚焦着力。一是省域配套政策与国家政策合力有待进一步强化。通过比较发现，“双高计划”相关省域配套推进政策差异化略显不足，省域政府仅发挥了对中央政策的传递，缺乏地方发展特色融入本土化的创新元素。同时，仍有部分地区未出台相应的地方性政策文件保障“双高计划”的有效运行。二是省域高水平综合平台长效运行机制尚待加强。“双高计划”推进以来，大多省（自治区、直辖市）已经形成一定规模的由省政府、高水平高职学校或龙头企业主导构建的区域性高层次校企合作或技术技能创新服务综合平台。但平台在创新性成果、关键性技术应用、服务中小微企业技术研发等深层次的合作领域尚没有完全彰显其高层次、高水平、跨区域、跨领域的优势，持续性的人财物支持保障机制尚没有建立。三是省域层面面向高职学校发展深水区问题仍需做出制度创新举措，特别是在产业学院建设、混合所有制实践、协同创新中心持续建设等方面推进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深层次体制机制改革问题，还没有实现很好的突破。四是财政投入对“双高计划”的支撑效应仍需进一步彰显。部分省域的“双高计划”建设单位还存在预算科学性不强、项目经费执行率不高、经费绩效意识不浓、财务管理与业务工作关联不紧密、项目经费精细化管理不够等问题，影响了对“双高计划”的支撑效应。
2. 院校办学：“双高计划”各建设单位仍需强化特色优化资源集聚。经过3年建设，一批综合实力强、改革力度大、办学特色鲜明的高职学校正快速成长。各建设单位探索与创造的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可复制、可推广、可借鉴的改革经验和实践模式已初具成效，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可和积极参与。然而，由于“双高计划”实施时间尚短，地区之间、学校之间的发展还不平衡，建设单位在办学过程中依然存在很多问题，面临许多治理困境和发展瓶颈。一是部分建设单位对“双高计划”的建设方向把握不够准，存在思维固化、发展理念滞后、办学定位模糊的问题。建设方案的设计缺乏时代特征和高质量发展的顶层引领，任务设计缺乏系统性和合理性论证，使得办学定位模糊，任务主体不明确，监督管理不顺畅。二是学校在建设过程中偏重于显性的“标志性成果”导向，在项目投入、资源配置、激励与评价机制建设方面偏重于项目的“建设”和标志性成果的“产出”，而对背后的建设机制、潜在成效方面关注不够。三是专业群建设对资源的集聚效应发挥不够充分。专业群在建设过程中仅是对相关专业进行组群绑定，鲜有通过体制机制创新捋顺专业群基层治理、人才培养模式等问题，以真正实现与产业链、岗位群等的匹配。
3. 绩效评价：“双高计划”评价需突破“唯标志性成果”的路径依赖。由于职业教育发展的复杂性，社会各界对“双高计划”的关注度前所未有，加之“双高计划”相关建设机制相较于先前建设项目的变化等情况，对“双高计划”建设的评价显得十分复杂。除问题外部带来的复杂性，建设内部的特殊问题，如建设绩效任务可比较性的差异，也导致评价结果并不是唯一参考。在这种情况下，“双高计划”建设中期绩效评价呈现出了一定的唯成果倾向。一是评价内容存在“目标”倾向和“成果”倾向，以“标志性成果”衡量院校的办学效益，缺乏办学效益的匹配性与适切性等，对院校的办学特色和文化组织生态的关注不够。二是评价主体偏向于“政府”和“学校”，同样作为主体的“市场”端在中期评价中的参与程度与发声力度依旧薄弱。并且，由于“双高计划”存在着“央-地”治理逻辑的羁绊，作为项目管理方的中央政府和作为资金投入方的省级政府在评价中的角色定位仍需进一步理顺。三是评价理念还明显以“资源与声望模式”为主导，亟待建立更为科学有效的分类评价体系。基于第四代评估理念，借助动态大数据的“数据监测”，多元主体共同构建、形成共识的评价机制有待进一步形成。四是推动建设单位着力提升办学内涵、凸显办学特色的评价机制尚待建立。由于受“双高计划”立项时标志性成果遴选与评价办法的影响，“唯标志性成果”的倾向不同程度地存在，而且省域和学校往往比较看重一些“公认”成果，省域基于区域产业发展实际培育职业教育特色成果的关注不足，学校对体现自身办学特色或行业特性的成果培育力度不足。
三、“双高计划”中期绩效评价的观察与思考
进一步优化“双高计划”的实施，切实增强高等职业教育适应性，需要我们跳出“双高计划”任务本身，以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发展为指向，进一步把握好后半程建设的重心。
（一）重新审视以服务为主线的高等职业教育时代使命
纵观历史，我国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是以服务国家产业经济发展需求作为起点。改革开放初期，为缓解国家人才奇缺的窘境，作为最早实施高等职业教育的职业大学通过设立短线专业来帮助高等教育内部结构的调整与改革，呈现出针对性强，直接为当地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服务，教学内容紧扣生产、服务、管理第一线需求的特点。进入21世纪，高等职业教育规模得到进一步扩展，高职学校布局逐步从地市级城市下沉，服务人的全面发展与经济产业发展成为高等职业教育建设需要同时兼顾的问题。经过10余年党和国家的政策推动，我国已建成了世界最大规模的职业教育体系，开设1349个专业和12余万个专业点，基本覆盖国民经济各领域，每年为一线培养上千万技术技能人才。早期以示范校、骨干校、优质校为代表的高等职业教育发展专项注重的是从高等职业教育内部出发对外进行服务，以高等职业学校作为核心载体，通过不断夯实基础设施建设，深化内涵建设，提升高等职业学校在服务人才培养以及产业经济的水平与质量。然而，当前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已不单单是教育系统内部的事情，需要放眼整个经济社会发展，思考如何赋能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需要从与外界建构要素供需匹配的市场关系转向与外界形成要素共建共生共享的生态关系。
“双高计划”的实施是国家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的重要一步，是将职业教育发展嵌入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之举，标志着我国职业教育发展进入了以高质量引领、全要素融入、高标准对接的新时代。要准确把握“双高计划”实施的时代脉搏，深刻认识实施的意义与价值。一是以“双高计划”为抓手，建设我国高职学校发展“样板”，形成一批特色鲜明、模式丰富的高水平高等职业学校和高水平专业群，为全国高职学校提供具有示范引领作用的改革经验和模式。二是以“双高计划”为动力，舞好职业教育改革发展“龙头”，让职业教育在国家产业转型升级、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不可或缺的力量。三是以“双高计划”为纽带，构建职业教育融入经济社会发展“生态”，要充分发挥“双高计划”引领示范效应，以专业群建设和“双师型”教师团队为重要抓手，提升校企合作与社会服务水平，切实推进高等职业院校人才培养与市场、产业、科技发展深度融合。四是以“双高计划”为载体，树起中国特色职业教育服务“品牌”，推动中国式高等职业院校治理现代化，以信息化建设全面推动高等职业教育提档升级，实现从“引进来”到“走出去”，打造中国职业教育国际品牌。
（二）以深化十大任务内涵建设为“双高计划”终期建设重点
“双高计划”取得的成效不能是昙花一现，而是以“标志性成果+特色体制机制+现代化治理模式”实现始终保持高水平的建设水准，真正发挥出中国特色高等职业院校的建设样板作用。这需要各级政府和各建设单位紧紧围绕“双高计划”十大任务，深化运行体制机制建设。
1. 以高质量的党建把握好“双高计划”建设方向。加强党的建设是“双高计划”建设的重要前提，其本质是以更高的政治站位、更高的办学水平、更高的培养质量解决好“培养什么样的人、为谁培养人、怎样培养人”这个根本问题。加强党的建设作为“双高计划”建设改革的第一任务，就是要坚持立德树人、党建引领、思政育人。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强化课程思政价值引领、加强思想政治队伍建设等关键环节，把立德树人的成效作为检验高职学校党建工作的根本标准；探索具有理论支撑的党建引领新范式，抓好思政课这个关键课程，坚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
2. 实现两大建设目标，强化“双高计划”建设单位人才培养和技术服务能力。打造技术技能人才培养高地和技术技能创新服务平台是“双高计划”建设的基本目标，是切实提升高职学校人才培养能力和技术服务能力的重要手段，以此来支撑国家重点产业和区域支柱产业发展，引领新时代职业教育实现高质量发展。打造技术技能人才培养高地，首先要处理好标志性成果与整体建设成效之间的关系，解决如何“建”、如何“融”、如何“留”等问题，着重体现在技术技能人才培养高地的标准示范引领、德技并修育人、教育教学改革、人才培养产出等方面，从而发挥高标准引领、强类型特征、高质量改革、高效能产出的功能；打造技术技能创新服务平台，要找准平台的建设定位、明晰平台的建设路径、提升平台的建设效益，基于共同的发展目标和价值取向，按照平台各自不同的核心能力和功能，与重点专业群分工协作、优势互补、形成合力，突出育人成效，从而由强化硬件建设转向注重由内而外的服务成效凸显。
3. 通过四项核心抓手，提升职业教育服务国家战略和产业发展的契合度。专业群、师资队伍、校企合作和社会服务是“双高计划”建设的核心所在，以专业群为基本载体、以师资队伍为主体地位、以校企合作为推进主线、以社会服务为内在动力，切实提升职业教育支撑、服务国家战略、产业发展的契合度。打造高水平专业群，首先要解决专业群建设思维固化、理论构建与实践探索不匹配等问题，依据区域经济特点和学校办学特色优化组群逻辑，处理好“跨界”与“融合”、“优化”与“升级”、“解构”与“重构”的关系。打造高水平师资队伍，坚持把师德师风作为教师队伍建设的第一标准和首要任务，培养一批“师德为先、大师引领、名师支撑、团队赋能”的多元化、差异化的教师队伍，解决高职学校办学存在的“地区差异、专业差异、能力差异、资源差异”问题。提升校企合作水平，要由“内”向“外”注重对企业、产业的成效和服务，激发产教融合的新活力、新动能，打造产教融合的新深度、新生态。提升服务发展水平，从服务产业转型升级、服务区域重大战略、服务创建美好生活、切实增进民生福祉、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现实诉求出发，在服务形式、服务机制、服务体系上全面提升高职学校的社会服务能力。
4. 夯实三大关键环节，紧抓以中国标准和世界贡献为主的创新发展机遇。提升学校治理、信息化和国际化水平是“双高计划”建设的关键环节，也是高职学校承担历史重任的关键之举。提升学校治理水平，要立足学校的发展目标，科学分析现状基础、发展定位与未来目标之间的差距，通过多部门协商统筹和多元的资源整合来确定综合改革的主要内容和具体改革任务，从而形成有效的基层组织和结构优化，切实提升高职院校的治理水平。提升信息化水平，关键在于推动学校信息化建设由“建平台”向“见成效”转变，依托“三教”改革的信息化支撑和教育信息化的理论实践探索，全面提升师生的信息化素养和应用能力，重塑信息化的学校教育形态，打造智慧校园的办学新生态。提升国际化水平，要把握好后疫情时代的国际合作窗口期，着重解决创新性不足、国际交流深度不够等问题，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为指导，用具有国际化大视野和大格局的行动来提升高职学校的国际化水平，从而打造一批国际化名校，形成一系列中国标准、中国模式、中国方案，为世界职业教育发展贡献中国智慧。
四、“双高计划”高职学校办学评价的突破路径
教育评价事关教育发展方向。“双高计划”的评价结果将会对高等职业教育发展产生极大的影响和干预作用。因此，需要进一步结合建设诉求把握好“双高计划”评价导向、重心、方式等核心问题。
（一）从纠治到自治：优化“双高计划”高职学校办学评价导向
我国职业教育评价改革经历了以满足办学条件为主、重视人才培养为主、建立示范引领为主和以质量发展为主的变迁，目前进入到以利益相关为核心的建构阶段。我国对高职学校办学评价长期以来聚焦于从外部视角进行监督纠治。但这也带来了一个问题，即高职学校办学运行对外部制度推动的依赖性较强，缺少了一定的自治主动性。特别是各高职学校在经历了示范校、骨干校、优质校等阶段项目后，是否完成项目任务成为办学评价的固定思维，由此导致的是高职学校在办学过程中容易陷入任务驱动的工作思维，对于办学资源的配置将会以任务为核心，淡化了对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的客观规律的遵循，进而出现高职学校内部组织以项目利益为重要纽带的交互关系，而非以顺畅的内外部运行机制为导向的自治生态。不同于普通高等教育，高职学校对外部经济社会的强服务性决定了其办学投入走向更多的是要以市场投入为主体，政府投入为保障。此外，普通高等院校以学科为纽带，基于学术共同体实现了跨地域、跨领域的交流与认同。高职学校则要以专业或专业群为纽带，基于利益共同体实现与地方经济社会文化的融入，是区域性、个性化的。也正因为如此，“双高计划”对高职学校办学评价的导向要避开以项目执行为导向的任务思维，而是要指向以个性发展为导向的自治思维。这种自治思维强调高职学校要肩负起融入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使命，不断提升区域对高职学校在助力地方共同富裕与社会经济发展上的认同度，形成与区域地方良性互动的生态。
对此，高职学校办学评价一是导向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培养效益。其导向的并不是人才培养在文凭水平、技能等级、就业岗位等外部的制度性指标，而是要以学校培养人才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率以及社会给予学校所培养人才的收益率作为重要评价导向。二是导向高职学校融入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生态，强化高职学校与区域企业、产业发展过程中的共生作用，不仅要考察学校、企业彼此之间为对象带来了哪些外部显性资源，更要去看学校、企业之间形成了哪些可持续发展模式，真正实现产教融合。
（二）从绩效到成效：转变“双高计划”高职学校办学评价重心
以任务完成为指向的绩效评价是“双高计划”保障国家投入产出效益的基础手段。“双高计划”实施初衷是引领职业教育服务国家战略、融入区域发展、促进产业升级。对于“双高计划”各建设单位的评价要立足长远看成效。一方面聚焦“双高计划”的十大改革任务，结合学校办学实际；另一方面还要长远谋划，将“双高计划”与学校的“十四五”发展规划、国家职业教育改革重点以及国家区域战略布局结合起来，同频共振、协同推进。
首先，要以任务目标完成作为基础结果评价，注重院校建设任务的完成度。基于“双高计划”中“引领改革、支撑发展、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办学目标，以“目标”评价维度来确保完成“双高计划”建设内容和绩效指标任务点。其次，要以体制机制优化作为过程评价核心，注重高职学校内外部运行的可持续性。强化对“双高计划”各建设单位在院校治理、专业群、校企合作、师资队伍、人才培养等方面深层次的建设机制评价。一方面考察以学校制度文件为主体的机制建设情况，对于当前高等职业教育发展过程中的重点问题是否采取了合理可行的措施，并以制度的形成进行规范化；另一方面，根据第四代评估，考察各个利益相关者对建设单位建设过程中的主张、焦虑与争议，对各方运行机制是否真正有效形成多视角的建构性结论。再次，要以社会服务效益作为重要增值评价，注重建设单位产出绩效的贡献度。一方面从增量的角度考察各建设单位在建设过程中在原有建设水平基础上产生了哪些绝对数量增量；另一方面从增效的角度考察各建设单位在人才培养、校企合作、社会服务等方面所提升的效益。如在考察毕业生就业的同时，更要关注到毕业生在就业几年后的工资增幅、对企业的贡献度、技术技能发展水平等。最后，要以发展战略指向作为主要综合评价参照，注重建设单位的发展空间与潜力。对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等系列相关政策文件新指向以及职业本科、产教联合体、行业产业融合共同体等职业教育发展重点等，对各建设单位进行相应的发展空间的质性评估，为各建设单位制定兼顾个性与国家战略需求的发展规划提供依据。
（三）从验收到诊断：丰富“双高计划”高职学校办学评价方式
本次“双高计划”中期绩效评价采取的是学校自评、省级评价和中央评价三级联动，采取的是以统一量表进行任务完成情况的验收方式，对于各建设单位如何更进一步聚焦发展目标、形成发展特色等方面并没有给出指导性建议。因此，“双高计划”高职学校办学评价在保障项目绩效任务质量的同时，也需为各建设单位做出面向未来的发展诊断，警惕现有评价量化标准过多导致评价失真，评价标准僵化造成学校趋同以及评价内容繁杂影响育人成效等。对此，一是进一步丰富评价主体，一方面要以政府部门为核心，对“双高计划”面上的投入产出效益进行评价；另一方面要以企业、学校、社会、教师、学生等为主体，对“双高计划”各建设单位的内涵式发展成效从多维视角形成诊断，可以省域为单位依托高校相关教育学科团队建立多个评价工作组。二是以专业群为基本单位进行分类评价。由于“双高计划”中部分专业大类的专业群数量情况难以形成同专业大类间的横向比较，对此可以采取通过标志性成果、核心建设成效等进行外部建设类型分类评价，构建如对接国家战略、服务区域社会、创新生产技术等分类维度，一方面形成对不同建设类型的横向比较，另一方面也是形成各个专业群的建设画像，帮助专业群寻找自身发展优势与未来的发力点。三是探索提炼关键性综合指标。由于评价模式的缺陷，我国高校评价的指标体系构建，具有对所依存社会情境的抽离性和碎片化的缺陷，应提炼关键性综合指标重建高职学校与其所依存社会环境的连接性。关键性综合指标包括：区域劳动力生产力水平与潜力、区域产业技术创新活力、区域劳动力职业教育参与水平等。四是建立时时跟踪的“双高计划”大数据平台，不断与现有职业教育数据平台形成数据共通，通过过程监督、过程改进、过程预测、过程预警的全过程评价对“双高计划”建设单位的办学水平、教学质量、社会效益进行全周期监督管理，依靠“数据画像”“数据追踪”与“数据驱动”等技术实现“双高计划”建设单位办学全过程的数字化管理，对专业建设、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等环节提供常态化的过程监测和趋势化的发展预测，从而搭建闭环多元的办学评价过程管理体系。
现代职业教育承担着提高技能普及程度、扩大就业容量、提升就业质量、提高国民技能素养水平，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重要使命。“双高计划”建设目标的达成关键是要激发高职学校内生动力，不断深化凸显学校特色，紧抓人才培养质量，专业群建设水平和办学声誉得到全社会的广泛认可。无论是何种评价，都只是手段，不是目的。“双高计划”建设评价必须坚持职业教育的类型特色，加强党的领导，推动地方政府更好地履行管理职责，引导高职学校举办方不断加大投入，深化办学体制改革和育人机制改革，全面提升办学质量，促进高职学校形成更加完善的治理体系。
【刘晓，浙江工业大学教育科学与技术学院教授；钱鉴楠，浙江大学教育学院博士研究生】
原文刊载于《中国高教研究》2023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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