眭依凡|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高等教育的使命与行动

发布人:广东省高等教育学会   发布时间:2023/7/11 9:59:35   阅读:599

摘 要:人类命运共同体是针对整个世界而言的,以各国及其人民之命运兴衰安危、贫富荣辱为纽带形成的,国与国关系在政治上无法割裂、经济上彼此依赖的人类社会。作为充分体现中国处理国与国互相合作、公平竞争、和平发展关系的远见卓识,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是中国为全人类社会提出的具有世界格局及价值引领的全球治理倡议及实践方案,其构建获得了国际社会广泛的响应和支持,并产生了积极影响。在讨论厘清高等教育与人类社会发展关系的基础上,论证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是高等教育不能放弃的使命责任,提出加强高等教育国际化行动是高等教育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最有效路径。

关键词:人类命运共同体;高等教育;使命责任;国际化行动


一、引言

关于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的第一部分“过去五年的工作和新时代十年的伟大变革”及第十四部分“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分别做了如下的阐述:“我们全面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坚定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倡导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旗帜鲜明反对一切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毫不动摇反对任何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霸凌行径”,“中国始终坚持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外交政策宗旨,致力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依据党的二十大报告,我们可以对“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进行如下的深度解读:提出和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是我国基于“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提升国家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反对霸权和单边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促进国际社会共同发展”的需要。

作为充分体现了中国处理国与国互相合作、公平竞争、和平发展关系的远见卓识,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虽然是中国为全人类社会提出的具有世界格局及价值引领的全球治理倡议及实践方案,它与《联合国宪章》提出的“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发展各国间的友好关系,促进国际经济、社会及文化等方面的合作,构成协调各国行动的中心”的宗旨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尤其是习近平总书记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发表题为《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旨演讲中,系统深刻阐明了中国“为何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要构建一个什么样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怎样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三大基本问题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当年就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分别被写入联合国决议、安理会决议。由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出了促进人类社会发展、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国际新秩序的新理念、新原则和新方案,因此获得国际社会广泛的响应和支持并产生了积极影响。由此我们完全可以充满自信地确定:中国为全球治理作出了积极而富有时代价值和历史深远意义的重要贡献。

本研究旨在回答高等教育为什么负有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使命责任以及高等教育如何行动才能承担好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使命责任。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及其内涵

对人类命运共同体提出的时代背景及内涵加以回顾和讨论,是理解高等教育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之关系及高等教育之于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使命与责任并加以积极行动的认知基础。

(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

2011年9月国务院新闻办发表《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首次提出,要以命运共同体的新视角寻求人类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的新内涵。研读这份白皮书可以发现,当时我国政府主要是站在人类利益共同体的基础上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并阐明我国和平发展的立场。如在白皮书的第三部分“中国和平发展的对外方针政策”中明确指出,中国会在“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的前提下,“把中国人民的利益同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结合起来,扩大同各方利益的汇合点,同各国各地区建立并发展不同领域不同层次的利益共同体,推动实现全人类共同利益,共享人类文明进步成果”,以及“秉持积极有为的国际责任观”,尊重“各国国情和发展阶段不同”和遵循“责任、权利、实力相一致的原则”,“着眼本国和人类共同利益,从自身国力出发,履行相应国际义务,发挥建设性作用”。又如,在题为“中国和平发展是历史的必然选择”的第四部分,白皮书强调:“要以命运共同体的新视角,以同舟共济、合作共赢的新理念,寻求多元文明交流互鉴的新局面,寻求人类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的新内涵,寻求各国合作应对多样化挑战和实现包容性发展的新道路。”尤其在题为“中国和平发展的世界意义”的第五部分指出:“中国基于自己几千年历史文化传统,基于对经济全球化本质的认识,对21世纪国际关系和国际安全格局变化的认识,对人类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的认识,郑重选择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作为实现国家现代化、参与国际事务和处理国际关系的基本途径。”可以说,《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既是我国政府对外表明中国和平发展理念和道路的宣言,也是我国首次对国际社会发出的、以人类利益共同体的价值理念关切全球和平发展的倡议。

一年后的2012年11月,具有历史里程碑意义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在这次大会上我国明确提出“要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2013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出访俄罗斯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发表演讲强调,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这是我国领导人站在人类历史发展进程的高度,以高瞻远瞩的世界眼光和博大的天下情怀,深入思考人类前途命运,首次在国际社会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2017年1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联合国总部发表题为《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旨演讲,向全世界发出了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同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发表主旨讲话,又提出世界各国人民应该秉持“天下一家”的理念,强调各国要彼此理解、求同存异,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而共同努力。2021年1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题为《让多边主义的火炬照亮人类前行之路》的世界经济论坛致辞中表示:“人类只有一个地球,人类也只有一个共同的未来。无论是应对眼下的危机,还是共创美好的未来,人类都需要同舟共济、团结合作。”他号召世界各国“摒弃意识形态偏见,共同走和平共处、互利共赢之路”“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共同缔造人类美好未来”。由此可见,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不仅已经成为我国持续谋求的新型国际政治关系,亦是我国向世界积极倡导的新型全球治理理念。

可以说自我国率先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十年来,尽管国际局势发生巨变,但习近平总书记超越各国单边利益诉求提出的,关于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的睿智分析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深得国际社会的赞赏,已经凝聚为爱好和平发展的国际组织及世界各国之共识。如在2016年9月13日召开的主题为“可持续发展目标:共同努力改造我们的世界”的第71届联合国大会上,联大主席彼得·汤姆森先生就明确表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人类在这个星球上的唯一未来”。十年来,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仅写入联合国决议、安理会决议,还写入上合组织、金砖国家等多边机制决议或宣言。人类命运共同体所承载的“要和平不要战争、要发展不要贫穷、要开放不要封闭、要合作不要对抗、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公平不要霸凌的价值选择”日益深入人心,“为超越冷战思维,探索对话合作新模式、共谋和平发展新未来描绘了美好蓝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影响力、感召力在国际社会日益广泛深远的同时,世界诸多国家对中国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诸如“一带一路”等举措也予以了积极的响应和支持。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作为国际公认的中国理念与方案已经植根于构建国际新秩序的原则,成为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国际新秩序的共同价值规范,为全球治理作出了重要贡献。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涵及其外延

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内涵界定,我们不难从习近平总书记于2021年10月25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0周年纪念会议上发表的讲话中找到答案: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以一种制度代替另一种制度,不是以一种文明代替另一种文明,而是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不同历史文化、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利益共生、权利共享、责任共担,形成共建美好世界的最大公约数。

基于习近平总书记的上述重要讲话精神,笔者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即针对整个世界而言的,以各国及其人民之命运兴衰安危、贫富荣辱为纽带形成的,国与国关系在政治上无法割裂、经济上彼此依赖的人类社会。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旨在强调,由于“人类应该和衷共济、和合共生”,因此世界各国必须同心同德、同舟共济,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好的国际社会。尽管美国为维护自己世界霸权的单边利益及其利益小集团国家的需要,大肆破坏世界各国经几十年和平发展起来的,以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科技文明共享等为特征的,各国政治上互信及经济上互惠的和谐发展关系。但以互联网和人工智能为引领的科学技术革命及其工业革命影响的日益广泛和深入及由此导致的生产力水平的极大提高,加速并强化了国际社会间人、财、物及技术和信息的合作交流,并由此进一步加强并巩固了世界各国命运共同体关系。

根据人类命运共同体及其构建的内涵,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及其构建的外延主要集中于国与国之间必须关切且关系国际社会和平稳定良性发展的要素。综合习近平总书记诸多关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讲话精神及学者的学术观点,可以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要素及其目的概括为如下五个方面。其一,国与国间在政治上必须互相尊重、高度互信,摒弃冷战思维和强权政治,建立平等对话而非对抗、结伴而非结盟的友好、友善的国际关系并积极维护多边主义。其二,在对待国际安全的问题上,必须坚持平等对话解决争端、以协商化解分歧,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其三,在促进经济全球化问题上,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其四,在文化价值观念上,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其五,在生态文明上,坚持环境友好,合作应对气候变化和各种自然灾害,共同保护好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充分体现了中国在处理国与国关系中的互相合作、公平竞争、和平发展的远见卓识和世界格局。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已是“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在以世界文化价值中心多元化及人工智能引领下的科技革命共同加剧了对世界影响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今日,逆全球化及反全球化的图谋必将失败。

(三)人类命运共同体与人类利益共同体的比较

如表1所示,人类命运共同体与人类利益共同体从概念到价值取向及其实践和结果等都有着诸多本质的不同,对两者之间的不同加以比较分析,有利于国际社会更全面认识及更深刻理解我国何以如此重视倡导和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三、高等教育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使命与行动

进入21世纪以来,世界经济的知识属性日益凸显,即世界经济从结构形态到生产方式天翻地覆的发展进步无不是高新知识及其物化生产力及创新人才支撑的结果,而归根结底是以人才培养和知识创新为使命责任的高等教育及实施高等教育的机构大学支撑的结果。尤其是以人工智能为引领的新科技革命时代的到来,高等教育之于人类社会文明发展进步的极端重要性愈加强烈,由此决定了高等教育之于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不可或缺。

(一)高等教育与人类社会发展的关系

由于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是人类社会的一种发展及治理模式,因此讨论高等教育与人类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是回答高等教育对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为何负有特殊使命责任,以及在此前提下采取行动的认识前提。

循高等教育历史发展的时序,我们不难得到如下结论:高等教育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人类社会诸如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多种要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换言之,高等教育及以实施高等教育为己任的大学,均源于人类社会对可持续发展的人才培养和知识创新的需求。由此高等教育与人类社会发展的关系可以归纳为:其一,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需求是高等教育存在和发展的唯一理由;其二,高等教育的存在和发展又必须以人类社会对其提出的需求以及为其提供的资源为前提和条件。基于整个人类社会的文明发展是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支撑和推动的结果这一既成事实,把学校教育尤其是大学教育称之为人类最伟大的发明创造,是符合人类社会发展历史逻辑和现实逻辑的判断。

笔者曾经把具有经典意义的高等教育发展历史归纳为图1所示的三大阶段:发端于中世纪早中期被动满足社会发展需要的初创阶段;经第一次工业革命后主动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过渡阶段;至20世纪下半叶积极引领和推动社会发展需要的成熟阶段。由此可见,高等教育及其大学作为人类文明进步的产物,一方面不间断地满足了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需求,另一方面随人类社会的发展变迁,高等教育及其大学又通过不间断地与时俱进的自我完善,从而在推动近千年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日益发挥着比任何其他社会组织都无与伦比和无法替代的智慧源泉和知识动力的巨大作用。此即高等教育及其大学经久不衰且愈加伟大的原因所在。

由于当今世界正处在一个以高新知识及其物化成果为第一生产力,即知识作为一种权力已经彻底改变了人类社会的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的时代。据美国未来学家托夫勒关于人类社会经历了暴力、财富、知识三大权力体系历史发展的观点,笔者认为现代人类社会的权力体系构成如图2所示,可以归纳为政府权力、财富权力及知识权力并存的多元权力体系。就现时代的权力特征而言,知识权力对政府权力及财富权力行使的方向及质量极具引领性甚至决定性。权力既有建设性亦有破坏性,知识权力亦然。由于高新知识是以实施高等教育为使命责任之大学创造的,创造和运用高新知识的人是大学培养的,大学作为高新知识的主要垄断者在很大程度上拥有了决定人类文明进程乃至人类未来前途命运的知识权力。毋庸置疑,高新知识尤其是以人工智能和基因技术引领的科技革命,正在以超乎人类想象力的发展速度改变着人类社会文明进程,当人类社会越来越依赖于、受控于高新知识及其物化成果高新技术时,高等教育及其大学与人类社会发展已经融为不能分割的共同体。


上述关于高等教育与人类社会的关系讨论,已经阐明了高等教育及其大学作为知识的创新者、传播者、转化者、实践者,对人类社会的未来文明发展具有决定性。为此,高等教育及其大学在高新知识及其创新、传播和使用的同时,必须以强烈的人类社会责任担当的危机意识、伦理意识,以及更开放、更博大、更负责的国际视野、世界胸怀、全球格局面对人类未来社会。基于上述认识,高等教育与人类命运共同体之间的逻辑关系因此清晰:高等教育及其大学本身就是人类命运共同体中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进程和国际运动中,高等教育及其大学绝非旁观者,必须主动担负起作为知识权力组织应有的使命责任,在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进程中,自觉发挥任何国际社会组织无法替代的作用。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与高等教育国际化行动

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虽然是我国向世界各国提出的具有价值引领性的全球治理倡议及实践方案,但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绝非我国单边的一厢情愿,作为全球治理的价值理念,其实践意义及特征在于:世界各国各民族各地区的共同的积极参与即国际化行动。缺失了国际社会的积极响应和一致行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就会停留在理想及理念层面而被悬置。基于此,这不仅为高等教育必须通过加强国际化行动以履行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使命责任提供了理论依据,亦为高等教育必须通过加强国际化行动找到了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实践路径。进而言之,加强高等教育国际化是高等教育及其大学履行其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之使命责任的最有效的实践途径。事实亦然,高等教育及其大学作为以探索国际学术前沿新知识及其传播为目的的,具有国际文化视野的高层次专门人才高度集中且国际交流合作频繁的国家事业及实施高等教育的组织系统,极具时代性和国际开放性,而高等教育及其大学的这一近乎组织属性意义的独特性,赋予了其为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有所作为的国际化行动的价值理性和能力基础。

何谓高等教育国际化?首先我们需要明确国际化不同于全球化概念,后者是一个以经济全球化为核心,包括各国各民族各地区在政治、文化、科技、军事、安全、意识形态、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等多层次、多领域的相互联系、影响、制约的多元概念。而高等教育国际化是世界各国克服狭隘民族主义的思想局限性,以尊重和包容世界多国不同文化的价值理性和博大胸怀,积极于高等教育的国际交流与合作,以促进各国高等教育共同发展、和谐发展、共享发展、持久发展为目的高等教育行动。高等教育国际化绝非仅是一种为适应世界高等教育发展趋势及注重吸收国际高等教育经验,注重培养具有开阔的国际视野及处理国际事务的知识和能力之人才的高等教育行动选择,而是受其内在逻辑驱动的必然结果:其一,高等教育国际化既是基于高等教育对高新知识传授和创新的时代敏感性、人类知识财富的无疆界共享性、实施高等教育机构的开放性等内在属性规律的需要,亦是促进人类社会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整体进步、和谐发展不可或缺的高等教育资源互助性、流动性需要;其二,高等教育国际化既是高等教育自我高质量发展的需要,又是推动国际社会消除贫困落后、共同发展、平等发展、持久发展的需要。

上述关于高等教育国际化概念及内在逻辑的讨论,使加强高等教育国际化行动之于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实践价值愈加彰明昭著:高等教育国际化是最能体现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之价值理想的高等教育行动,其通过共享高等教育思想及其成果的国际合作交流,消除高等教育强国与弱国之间的观念隔阂,打破高新知识的国际垄断,缩小国际社会高新知识的差距,推进国际高等教育的民主发展,发挥科技力量共同战胜人类面对的自然灾害,并以此为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发展各国友好关系、促进国际经济社会及文化合作、构建协调各国行动的中心,作出应有的积极贡献。如果说人类社会把反映高等教育发展最高水平的高等教育现代化视为高等教育的目标所在,高等教育的国际化则是高等教育现代化达成不可或缺的途径和手段。

作为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倡导者,我国高等教育有必要高度重视并率先加强国际化行动:一是通过国际化行动,学习高等教育强国的办学、治校及人才培养、知识创新的成功经验,帮助高等教育弱国的高等教育发展和高等教育质量提升;二是通过国际化行动,积极宣传和扩大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在国际社会的影响,作出中国高等教育在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进程中的突出贡献。正是基于对高等教育国际化重要性高屋建瓴的把握,党和国家坚持扩大高等教育开放,并强调要加强与世界一流大学开展高水平的合作办学。

2022年5月18—20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西班牙巴塞罗那举办第三届世界高等教育大会,在此次主题为“重塑高等教育的理念和实践,以确保地球和人类的可持续发展”的大会中,提出了国际高等教育未来发展的“六项原则”和“六个改革方向”,其中六大原则中1、5、6原则分别为“包容、公平和多元化”“可持续性和社会责任的承诺”及“通过合作而非竞争实现卓越”;六个变革方向1和3方向分别是“公平和可持续地享有高等教育”“推动跨学科超学科的开放交流”。由此我们不难发现,加强高等教育的国际化行动不仅高度契合了本届联合国世界高等教育大会提出的高等教育未来发展原则及改革方向,更在于其可以最大限度地促进高等教育的全球参与及合作交流,并通过创建更开放、包容、公平和协作的国际高等教育系统以应对日益复杂和充满挑战的世界变化,为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作出应有的、其他组织无法替代的贡献。

【眭依凡,浙江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教授,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学术发展咨询委员会委员】


原文刊载于《中国高教研究》2023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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