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摘要
科研的实质是知识生产，而知识生产模式变革必然引发高校科研范式变革。立足知识生产模式变革视角分析高校有组织科研的发展趋势、揭示高校有组织科研的逻辑走向、推动高校有组织科研机制创新，对于助推科技强国战略实施、支撑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科研组织结构从简单走向复杂、科研价值取向从兴趣走向责任、科研创新重心从理论走向应用、科研创新方式从离散走向协同的高校有组织科研发展趋势，给高校有组织科研发出了从认识世界到改造世界、从学者兴趣到国家意志、从学术场域到社会场域、从线性发展到螺旋上升的逻辑转向信号。反思中国高校有组织科研，仍然存在着政策落实“堵点”、发展动力“盲点”、组织机制“痛点”、科研治理“难点”、评价制度“卡点”，需要通过建构战略导向的资源配置机制、问题驱动的发展动力机制、形神兼聚的科研组织机制、相通相融的科研治理机制和服务导向的科研评价机制，提升高校科研服务党和国家重大发展战略的支撑力。
高校是科学研究、知识生产的主阵地，肩负着服务社会、推动人类文明发展进步的重大使命。世界科技中心转移史表明，哪里有高水平科研的大学，哪里就有科技强国的诞生。在全球科技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密集活跃期［1］、国际科技竞争日趋激烈、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更加复杂多变的今天，进一步加强高校有组织科研，强化高校科研的组织化、协同化，对于提升高校科研服务党和国家重大发展战略的能力，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进而实现科技强国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
当前，知识生产模式正在持续发生深刻的变革，知识生产的情境化、集体性、跨界性等特征日益凸显［2］，深刻改变着高校科研的发展方向、研究范式、组织模式，从“小科学”走向“大科学”、从“小团队”走向“大兵团”的高校有组织科研发展态势日趋明显。谁认识得早、转变得快，谁就能赢得主动、赢得未来。因此，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面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新要求，准确把握知识生产模式变革下高校有组织科研的发展趋势，深入洞察、准确揭示高校有组织科研的逻辑走向，进而创新高校有组织科研机制，是我国广大高校科研工作者面临的紧要议题。
一、知识生产模式变革演绎高校科研全新的发展趋势
考察知识生产模式变革史发现：自十九世纪初德国柏林洪堡大学诞生以来，知识生产模式经历了从封闭到开放、从自由探究到有组织科研的发展过程，相继形成了知识生产模式Ⅰ、模式Ⅱ、模式Ⅲ三种知识生产模式。这三种知识生产模式在组织形态、价值取向、生产范式等方面具有显著的区别。知识生产模式Ⅰ形成于十九世纪初，以柏林洪堡大学为标志，以追求学术卓越为价值旨归，在“象牙塔”内进行，学者控制知识生产的内容、进程，科研生态呈现出“闭环”形态［3］。知识生产模式Ⅱ形成于二十世纪中后期，以斯坦福大学等大批创业型大学的崛起为标志，以推进应用为目的，大学开始走进社会，大学-产业—政府结成知识生产共同体，具有显著的应用特征和工具意义。知识生产模式Ⅲ诞生于二十一世纪初，以大批跨学科、超学科组织的诞生为标志，以协同解决国家和地区、国际和人类共同面临的复杂问题为旨归，形成大学-产业—政府-公众深度聚合的“无边界学术组织”［4］，具有高度协同性、融合化特征，大学真正走进社会中心，直至今天，这种进程仍在不断加速和深化。
应当看到，知识生产三种模式虽然在现实中共生共存，并不是完全的取代与被取代关系，在不同定位、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高校其作用程度有所不同，但大学知识生产模式变革史以生动的事实表明：随着大学知识生产模式的持续性变革，以知识生产为主要任务的高校科研样态和特征也将随之发生显著变化，呈现崭新的发展趋势。显然，准确预测、把握大学知识生产模式变革下高校有组织科研的发展趋势，是进一步加强高校有组织科研、应对激烈国际科技竞争、助推我国建成世界重要科技创新高地与人才中心的必然要求。
（一）科研组织结构从简单走向复杂
首先，科研组织的结构成分走向多元。知识生产模式Ⅰ是一种“为学问而学问”的知识生产形态，学者基于共同知识追求或学术兴趣聚在一起，以知识本身为最高目标追求，致力于探究“高深学问”［5］，象牙塔里的学者是唯一的知识生产主体，既是“知识的生产者，也是知识生产的消费者”［6］。但知识生产模式Ⅱ、模式Ⅲ的接踵而至，赋予知识本身之外的价值追求，打破了这种完全由学者操控的“大一统”知识生产格局，政府部门、公司企业、知识运营商、资本投资商、社会公众乃至一些国际组织等都成为知识生产的主人，直接参与知识生产的决策、管理和控制过程，高校科研组织从单一的“学者共同体”蜕变为复杂的“复合共同体”。其次，科研组织的结构关系走向交互交融。知识生产模式Ⅱ、模式Ⅲ情景下的科研共同体不是多元知识生产主体松散的“简单凑合”，而是紧密的“交互交融”，多元主体在交互作用下，将在学术追求、政治追求、商业追求、公共诉求等多元价值期待中寻求最大的价值“公约数”、找到最佳的利益契合点，进而结成意志高度统一、行动高度协同的复合型科研共同体，共同致力于研究和解决公共的、复杂的、跨界性重大现实问题。
（二）科研价值取向从兴趣走向责任
在传统知识生产模式Ⅰ情景下，学者从事科研完全出于“闲逸的好奇”，学术兴趣决定着学者参加什么组织、从事什么研究，科研活动旨在“为知识而知识”，科研结果与外界社会需求无关，学者享有绝对的研究自由，不对科研活动结果负责，可谓“价值无涉”。但模式Ⅱ、模式Ⅲ的到来，高校科研被赋予了超越学术的社会意义，科研目的不再是满足学者的“知识好奇”，而是出于满足国家的战略需要或社会公众的普遍诉求，国家的、社会的、公共的、乃至国际的公共利益诉求凸显甚至占据主导地位，决定着科研活动的目的、方向、内容、方式和进程，科研行为从自由散漫的个体“兴趣行为”转变为肩负特定使命的有组织“责任行为”，科研成果的“工具意义”和应用特征更加凸显，科研价值取向从“认识世界”日益转向“改造世界”。
（三）科研创新重心从理论走向应用
在知识生产模式Ⅰ情境中，学者基于个人的学术志趣致力于科学规律的探索和科学理论的建构，旨在增长知识。而以应用为导向的知识生产模式Ⅱ、模式Ⅲ的到来，赋予高校科研全新的应用创新使命，昭示着高校科研创新重心从理论创新走向应用创新的必然趋势。
由政府、高校、企业、公众乃至国际组织共同组成的复合型科研共同体为解决国家、地区乃至人类共同面临的复杂问题实施高度“组织化”创新行为。这种科研行为融国家意志、公共诉求、产业发展、学术理想等多元价值诉求为一体，具有鲜明应用目的性。需要强调的是，即使知识生产模式Ⅱ、模式Ⅲ情境下的基础理论研究也具有鲜明的问题导向，事关国计民生、事关社会发展、事关人类未来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将成为高校有组织科研的主攻方向。可以预言，未来的高校有组织科研必将呈现出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并重、理论创新与应用创新深度融合的发展趋势，在回应中国之问、时代之问、世界之问的使命中充分彰显高校科研创新的社会价值。
（四）科研创新方式从离散走向协同
随着国际竞争的日趋激烈、人类面临的诸如资源枯竭、环境恶化、健康威胁等公共性、复杂性重大问题的日益加剧，自由散漫的科研创新方式在解决重大而复杂问题上显得无能为力，呼唤高校知识生产目的从“满足精神闲逸好奇”的需求向“满足公共需求的效能化”转变［7］，由此催生了政府、高校、企业、公众等多元主体协同知识生产的“大科学”科研范式。这种范式集多元价值追求为一体，呈现出高度协同化特征。一是科研创新目标高度协同。政府、高校、企业、公众乃至国际组织等多元主体具有共同的“意志性”，以解决共同问题为旨归。二是科研创新制度高度协同。政治逻辑、社会逻辑、商业逻辑、学术逻辑将在交互作用中从“水火不容”走向“深度融合”，形成“融合化”科研制度体系。三是科研创新文化高度协同。政治文化、学术文化、商业文化等也将在多元主体的交互碰撞中形成新的科研文化和价值观念，成为有组织科研协同创新的精神纽带。
二、知识生产模式变革昭示高校有组织科研的逻辑转向
科研既有其内在的认知发展逻辑，也有适应社会发展的外在需求逻辑，高校科研发展应当是内在逻辑与外在逻辑的有机统一。大学知识生产模式变革史表明：随着大学走进国家和社会中心进程的日益加快和作用的更加凸显，在遵循内在发展规律的同时主动顺应外在需求逻辑已是当今高校科研发展不可回避的重要考量因素。笔者认为，知识生产模式的深刻变革给我国高校有组织科研发出了值得高度重视的四个逻辑转向信号。
（一）从认识世界到改造世界的逻辑转向
考察大学发展史发现，科研发展逻辑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和推动着大学的发展转型，从这个意义讲，科研发展逻辑决定着大学发展状态。在远离世俗的“象牙塔”时代，科学研究是学者“闲逸好奇”的事情，除了追求知识本身之外再无其他目的，科研活动与社会需求没有内在关联，没有“工具意义”，只有“知识本身”，旨在认识和解释世界。但知识生产模式变革史清楚地表明，大学科研从“增长知识”到“应用知识”的发展逻辑转向，意味着大学不再是游离于现实社会的“孤岛”，科研不再是知识海洋里的“自娱自乐”，学者不仅要有“认识世界”的学术追求，还负有“改造世界”的责任使命，要将科学知识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服务国家战略、服务社会发展、回应公众诉求、解决重大问题。
服务社会的学科生成逻辑［8］决定了科研改造世界的社会逻辑。学科发展史证明：只有服务国家和社会发展需求、推进人类改造现实世界的科研才有生命力。高校科研只有聆听时代声音、回应国家诉求才能走向兴盛，进而促进大学卓越发展、走向世界一流。斯坦福大学及其学科发展就是经典案例。众所周知，年轻的斯坦福大学面对二战中因服务美国战争需要而声名显赫的加州理工学院、麻省理工学院等，以副校长特曼为代表的学校决策层迅速转变发展战略，积极对接美国西部经济社会发展需求，主动与政府、企业联姻，鼓励教授当企业顾问、建立高新电子技术实验室、创建科技成果转化团队，极大地提升了微电子科研水平，促成了“硅谷”的诞生，演绎了高等教育发展史上后发赶超的神话。事实证明：高校科研不仅是为了人类解释世界，也应服务人类改造世界。
（二）从学者兴趣到国家意志的逻辑转向
在传统的知识生产模式下，科研成果与外在社会需求无关，学者对科研结果无责，科研是学者凭个人兴趣自由探索的过程，研究什么问题、研究到什么程度、研究出什么结果，全凭学者的志趣、能力和努力。在这种基于学者个人志趣的自由探索情景下，科研创新表现为单向度、单维度的线性发展范式，推动着知识的深化和学科的细化、分化，推进学术走向卓越，达到“认识世界”和“解释世界”的研究目的。
知识生产模式Ⅱ的诞生和模式Ⅲ的出现却以无可辩驳的事实告诉人们：这种奠定在学者研究兴趣基础上的“自由主义”科研已经与社会发展需要相去甚远。随着人类面临的全球性问题的日益复杂化、艰巨化，国家和社会需要学者转移研究方向，组成集成化科研共同体协同解决这些重大公共性、全球性、不确定性问题。在全球性、复杂性重大问题面前，只有将涉及重大问题的利益相关者凝聚在一起，协同攻关，才能解决问题、造福人类。在此背景下，“举国体制”科研组织模式纷纷问世。二战期间由美国政府、军队、科学家、工程师、企业家等联合发起的“曼哈顿”［9］工程就是一例，联邦政府投入重金，汇聚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等学府顶尖科学家，协同攻关核武器研制、雷达通信等重大军事科研，成为赢得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关键。20世纪50年代我国成立专门机构“中央专委”组织实施的“两弹一艇一星”重大战略工程以及20世纪90年代以来实施的“211工程”“985工程”“2011协同创新计划”乃至当下的“双一流”建设战略，亦是高校有组织科研持续发生重大变革走向“大科学”科研的生动体现。可以预言，随着全球性、公共性问题复杂性的加剧和不确定性的增加，承载国家意志的高校有组织科研将会不断强化。
（三）从学术场域到社会场域的逻辑转向
从知识生产的场域看，传统知识生产模式下的高校科研限于象牙塔中进行，知识生产与社会需求断裂，知识生产“自给自足”，知识产品在学者之间流动，具有显著的“自然经济”特征，学术场域构成了科研活动的全部时空之维。但知识生产模式的深刻变革彻底打破了完全由学者操控知识生产的科研发展逻辑，开辟了知识生产的全新视界，将知识生产的边界拓展到面向国家和区域重大战略、面向经济社会发展主战场、面向企业生产关键技术、面向广大公众的利益诉求等领域。在此情景下，高校科研从封闭的象牙塔走向了广阔的社会场，代表国家意志的政府参与、代表市场需求的企业介入、代表学术追求的学者融入，在多元知识生产主体的交互作用中演绎出超越学术边界的多维时空场域。
从学术场域到社会场域的科研视角转向，意味着高校科研不能把学问写在书斋里、放在实验室，而是要把学问写在大地上、扎进泥土里，解决现实问题，回应社会需求。事实上，走出高高的象牙塔，融入经济社会发展主战场的科研场域转向已有中外成功案例。二战后的斯坦福大学通过建立与工业界、商业界的广泛联系，通过将电子工程与工业园紧密结合，将校园部分土地出租给高科技企业等途径，促进了科研与生产及商业的无缝对接，创造了举世闻名的“硅谷”奇迹。看国内，中国农业大学现代农业“科技小院”也是经典案例。2009年以来，科技小院的教授、研究生、政府农技推广人员结成共同体，扎根农村农业一线，开展零距离、零门槛、零时差、零费用服务，在生产中做前沿研究，在揭示问题中创新技术，在应用技术中发展农业理论［10］，将科研创新写在了广阔的乡村大地，乡村振兴成为高校科研的主战场、大场域。
（四）从线性发展到螺旋上升的逻辑转向
从科研发展的推动力量看，“小科学”时代大学科研发展的动力源于学者个体的学术兴趣和知识追求，“为科学而科学”既是知识生产的出发点，也是知识生产的落脚点，科学研究呈现出单向度的线性发展特征，即学者遵循学问的“认识逻辑”，探求“高深学问”，不断促进知识的增长，推动知识的深化、细化，进而诞生新的学科，形成新的知识体系。这种平直的线性科研发展模式，侧重于基础理论研究，知识产品局限于学者间的单向流动，虽然它为技术创新和开发应用提供了知识源泉，但从基础研究到应用研发，再到大规模产业化、商业化需要一个极为漫长的周期，难以及时适应国家战略的紧迫需求和日益快节奏的社会环境变化，与时代发展和现实诉求渐行渐远。
20世纪以来，随着知识生产模式Ⅱ的诞生和模式Ⅲ的到来，彻底打破了传统的高校科研线性发展逻辑，在校、政、企多元主体的交互作用下，高校科研呈现出螺旋式上升的全新发展范式。在这种范式下，政府、高校、企业、公众乃至国际组织结成利益共同体，以“解决问题”为中心，以应用创新为导向，在交互作用中达成意志、利益和行动的高度协同，将知识生产从“小科学”时代推进到“大科学”时代，通过多元科研力量的整合、多学科视野的融合、多种研究手段的优化，共同促进科研创新从简单的学术创新到复杂的应用创新、从低级创新到高级创新、从理论创新到应用创新的螺旋式上升发展新范式。可以预言，随着未来国家、社会、人类面临问题的日益复杂和不确定性的增加，“集成式”创新、螺旋式推动将成为高校有组织科研的新常态。
三、知识生产模式变革下高校有组织科研的困境反思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和大力推进高校有组织科研。宏观看，从20世纪50年代的全国院系大调整，到80年代的重点大学、重点学科建设，到90年代“211工程”“985工程”“2011协同创新计划”，再到如今的“双一流”建设以及国家重点实验室与工程创新中心平台建设等，高校有组织科研取得显著成就，科研能力大幅提升，服务国家战略意识不断增强，充分彰显了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但要看到，随着国际科技竞争的日益加剧，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高校有组织科研仍然面临着诸多现实困境，制约着高校有组织科研效能的充分发挥。
（一）政策落实有“堵点”
应当看到，虽然国家层面出台了系列重要政策、组织了系列重大工程建设，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教育部先后组织实施了高等学校“创新能力提升计划”“关键领域自主创新行动”“基础研究珠峰计划”等系列重大行动，有力推动了高校有组织科研、提升了高校有组织科研服务国家战略和经济社会发展能力，但在政策的具体落实、落地、落细中还存在着“堵点”，制约着高校有组织科研整体效能的提升。
政策落实“堵点”在于高校间的科研资源抢夺和高校内部科研组织间的利益冲突。其一，从高校间科研资源关系看，在国家和地方财政投入为主的高等教育科研资源分配方式下，高校将科研工作重心放在了科研资源的竞相争抢上，将主要精力放在了科研平台、人才引进、学位点增设等“量”的扩大上，内涵建设考虑少，尤其是较少考虑如何通过科研资源的重点投入有效提升有组织科研的整体效能问题，致使服务国家重大发展战略的高校有组织科研难以实质性推进。其二，从高校内部科研资源分配关系看，高校内部学科派系林立，学科团队各有“学术领地”，“学科本位主义”根深蒂固，学科界限分明、壁垒森严，高校决策层很难实质性打破科研组织间的利益藩篱，导致聚焦国家重大发展战略需求的科研资源配置机制乏力，在高校内部科研资源分配上往往碍于人情世故而广撒“胡椒面”，科研资源效能难以充分发挥，成为国家重大科技政策难以落实、落小、落细的“堵点”。
（二）发展动力有“盲点”
理论上，增长知识的“认识逻辑”与服务社会的“政治逻辑”都是高校科研的价值追求，但如果一味陶醉于认识逻辑而忽视服务国家和社会现实需求的政治逻辑是成就不了“大科研”的。世界科技发展史表明：大学问、大科研、大成果是在承接时运中诞生的，只有坚持认识逻辑与政治逻辑相统一，坚持学术发展与问题解决相统一，才能真正成就大学问、建成大学科、产出大成果、做出大贡献。斯坦福大学的科研因与美国西部经济社会发展问题的紧密结合而诞生“硅谷”，进而成就其世界一流的商学院和一流商学科研团队就是成功的一例。因此，在知识生产模式深刻变革背景下，任何只埋头“学术”而不抬头看“问题”的科研是不能做大做强的，只有坚持认识逻辑与政治逻辑的有机统一，才有大科研、大成果的诞生。
从我国高校科研发展动力看，传统的“为科学而科学”的科研思维仍然根深蒂固。仅以高校科研绩效考核制度体系为例，在五花八门的“大学排行榜”“学科排行榜”压力下，高校科研绩效考核评价失去平衡，考核评价重心过于追求“学术”一流，更多关注论文数量、项目级别、经费多少、成果奖励等级等直接影响甚至决定高校及学科排名的量化指标，而科研成果的应用转化、服务社会的实际贡献等未能引起高校和科研团队的足够重视，成为高校科研发展动力的“盲区”，导致高校科研服务社会的意识不强、动力不足，关起门来搞科研的现象仍然存在，“扎根中国大地”做科研的要求难以真正落地落实。
（三）组织机制有“痛点”
顾名思义，高校有组织科研的首要特征是科研组织的高度“组织化”。它要求科研组织“形神兼聚”，意志统一，行动协同，汇聚各方智慧力量，形成“聚变效应”合力，解决国家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中面临的重大科学问题、关键技术问题。以由我国清华大学核能研究院牵头，联合中国华能集团、中国核工业建设集团等单位组成的国家重大科技专项项目攻关团队为例，来自高校、研究院所、公司企业的1000余人组成的科技攻关大团队，三十多年来，始终坚持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坚持团队协同作战，形成重大科技攻关的强大凝聚力、向心力，统一调配资源，统一进行经济核算，各个子课题之间也没有成果排名，率先在全球实现了第四代核电技术落地，使我国先进核能技术实现了从“跟跑”“并跑”到“领跑”世界的转变［11］。
但反思我国高校科研组织，像清华大学核能研究院这样的科技攻关团队并非普遍现象。现实问题是：我国一些高校虽在国家、地方、企业的共同努力和参与下，建立了许多跨学科、跨领域、跨行业的有组织科研大团队，但从科研组织的结构关系看，各个科研主体在价值取向、利益诉求、目标追求、思维方式、行为方式以及文化观念等方面仍未实现深度“凝聚”，名为“有组织科研”，实则“心猿意马”，难以高效协同。科研主体协作意识不强、协同程度不深等现实问题依然制约着高校有组织科研难以真正产生“聚变效应”。即使在高校内部，由于科研人员、科研资源、科研平台等分属不同二级院系，彼此之间存在着资源分配和发展竞争问题，高校在推进有组织科研的实质性聚合实践中仍然面临着不同程度的障碍，难以真正形成开放共享、深度融合的大科研生态和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共振效应”。
（四）科研治理有“难点”
科研治理的目标是提升科研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促进科研治理走向“善治”。科学的科研治理是确保高校有组织科研高效运行、产出高质成果、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的机制保障。综观国内外许多成功的高校有组织科研，皆有健全成熟的科研治理制度体系来确保高校有组织科研在知识生产的“学术逻辑”与服务社会的“政治逻辑”间实现有效平衡，能够促成多元科研主体达成高度的意志统一和行动协同，进而提升高校有组织科研“大兵团”协同作战的效能。
反思我国高校有组织科研，仍然不同程度地存在一些科研治理“难点”，就政校关系而言，二者责权关系不够清晰、功能越位错位突出。就校内学政关系而言，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调适机制缺失，学政关系失衡，难以有效实现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平衡，导致科研治理实践中较为尖锐的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之间的冲突［12］，内耗大，很大程度上制约着高校有组织科研的高效运行和效能提升，难以高效服务国家重大科技攻关和区域重大发展战略需求，其深层根源在于政治逻辑与学术逻辑相互排斥、学术文化与行政文化难以兼容。因此，如何建立健全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有效平衡的科研治理制度体系，促成学术文化与行政文化的相融相通，打造开放包容、互促共进、相辅相成的科研治理文化生态，推动从一元管理逐步走向多方协同治理新局面［13］，仍是当前我国高校科研治理面临的紧要议题。
（五）评价制度有“卡点”
科研评价制度是科研发展的“指挥棒”和“方向盘”，对高校有组织科研具有最直接的导向功能。在知识生产模式深刻变革的趋势下，高校科研评价只有坚持学术评价与实绩贡献评价相结合的综合评价理念，才能充分发挥有组织科研的最大效能，促成基础研究、应用研究、技术研发、产业开发一体化联动，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反思我国高校有组织科研评价制度体系，仍然存在着“重理论、轻应用”的评价倾向，成为制约高校有组织科研效能发挥的“卡点”。最突出的问题是“高校科研量化评价中存在着“数字”积弊［14］，多以发表多少篇高水平学术论文、出版多少部研究著作、拿到多少科研项目、到账多少项目经费、得了几个学术“头衔”等量化指标评价科研团队的科研绩效，并与科研团队成员的职称晋升、绩效奖励、评奖评优直接挂钩。而科研团队成员研究成果对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的实际贡献等指标，在职称评聘、绩效奖励、评奖评优条件体系中的比重明显不足。这与知识生产模式变革趋势下高校有组织科研从认识世界到改造世界、从学术创新到应用创新、从认识问题到解决问题的发展逻辑相悖，与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需求特别是与国家和区域发展重大战略要求脱轨、脱节、脱嵌，成为制约我国高校有组织科研的制度“卡点”。
四、顺应知识产生模式变革的高校有组织科研机制创新
显然，知识生产模式变革演绎的科研发展趋势及其蕴藏的科研发展逻辑转向信号，昭示了高校有组织科研机制创新的紧迫性、必要性和重要性。针对我国高校有组织科研存在的现实问题，需要坚持系统思维、重点突破的基本思路，以科研资源配置、发展动力、组织机制、治理机制、评价考核为突破口，创新高校有组织科研机制，以切实提升高校有组织科研对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和经济社会创新发展的支撑力。
（一）建构战略导向的资源配置机制
知识生产模式变革史表明，随着知识生产在解决国家重大战略问题、国际公共复杂问题、人类公共利益诉求中作用的凸显，高校科研已经不再是象牙塔里学者的“闲逸好奇”，而是与国家前途、民族命运、人类未来、公共利益紧密相连的“使命担当”，迫切需要高校科研团队从“象牙塔”走进“社会场”，融入改造现实世界的生动实践。而要促成高校科研从“认识逻辑”到“政治逻辑”的转向，除了需要学者和科研团队自觉的使命担当之外，还需要从国家和地方层面进一步建立健全战略导向的科研资源配置机制，增强推动高校有组织科研的政策供给力、牵引力。
美国国会参议院于2021年6月通过的《2021年美国创新与竞争法》［15］，在前沿科学、技术和研发领域投资超过2000亿美元以赢得国际科技竞争优势就是牵引高校有组织科研适应知识生产模式变革趋势、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的现实写照。针对我国在推动高校有组织科研政策落实上的“堵点”，尤其是对国家和区域重大战略需求的科研资源配置不够聚焦的问题，需要进一步加强国家和地方层面顶层政策设计，加大政策供给力，着力引导和推动高校改革传统“广种薄收”的科研资源投入方式，将国家和地方财政性科研资源重点投向面向世界科技前沿和经济建设主战场急需的“大科学”，投向对国家、对社会、对未来具有决定性战略意义的“大平台”，投向长期致力于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的“大兵团”，形成大科学、大平台、大兵团“三位一体”的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新格局，充分发挥集成创新、原始创新、技术攻关的战略支撑作用。
（二）建构问题驱动的发展动力机制
问题是时代的呼声、发展的信号。谁抓住了问题、解决了问题，谁就把握了机遇、赢得了主动。高等教育发展史一再证明：知识生产也好，学科建设也罢，自诞生之日起就一直在追求知识和解决问题的双重逻辑交互作用中走向兴盛，也因二者的分离脱轨而陷入没落。美国芝加哥大学社会学学科兴衰史就是典型例证。19世纪90年代，面对当时美国城市发展面临的诸如种族、人口、犯罪等尖锐复杂的社会问题，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通过集聚科研资源，聚焦问题研究，诞生了“符号互动论”等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研究成果，为城市问题的有效解决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导和有效的解决方案，促进了城市的繁荣发展，因此诞生了世界一流芝加哥社会学派，铸就了世界一流社会学学科。但20世纪30年代后，由于其研究范式滞后等问题［16］，对城市“后工业化”问题的理论解释力和实际服务力的降低而迅速走向没落。
显然，建构问题驱动的高校有组织科研发展动力机制，是提升高校有组织科研服务效能的必然选择。针对我国高校有组织科研发展动力上的“盲区”，特别是高校科研“社会功能”与“组织功能”之间的矛盾［17］以及科研目标与重大战略需求脱节，科研活动仍处于相对“静态封闭”状态［18］等问题，迫切要求高校科研从散漫的“兴趣科研”转向有组织的“问题科研”，紧紧围绕事关国家核心竞争力提升和经济社会转型发展的重大问题，凝心聚力、持续攻关，取得重大原始创新，实现关键技术突破，在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中促成认识逻辑与政治逻辑相统一、学术发展与问题解决相统一，才能真正做好大科学、成就大学问、做出大贡献。
（三）建构形神兼聚的科研组织机制
传统的知识生产模式Ⅰ情景下的科研创新遵循着学科发展逻辑，一个学科就是一个科研组织，以学科为单元从事科学研究，科研创新表现为推进学科的不断深化、细化、分化。但知识生产模式Ⅱ、模式Ⅲ的到来意味着科研创新从学科学术逻辑向社会服务逻辑的转轨已是时代之必然。前沿问题、重大问题、关键问题、复杂问题的有效解决并非一个学科、一个团队、一所高校所能胜任。唯有打破学科思维定势和大学高高围墙，建构跨学科、跨领域、跨行业的“无边界组织”，集成协作攻关，才能诞生大成果，解决大问题，焕发生命力。显然，这个“无边界组织”并非多元研究主体的简单“组合”，而是来自政界、学界、业界等不同行业主体的深度融合、并产生“聚变效应”的科研组织新形态。
事实上，我国高校已经意识到组织跨学科、超学科研究的重要性，也建立了许多跨学科、跨领域、跨行业的科研组织，但实践中“形聚而神散”、心猿意马的现象并非个例，难以高效协同攻关，难以产生“聚变效应”，这是我国高校有组织科研面临的“痛点”，迫切需要遵循“大科学”研究和“大兵团”作战规律，建构形神兼聚、深度集成、聚变效应的有组织科研机制。为此，需要健全战略科学家遴选机制，让有责任担当、有报国情怀、有协作奉献精神、有大兵团作战经验的战略科学家挂帅，增强有组织科研的感召力；需要健全个体目标与组织目标协调机制，加强主体间有效沟通、实施成果互认、完善激励制度，提升组织凝聚力；需要进一步完善高校有组织科研管理机制，赋予重大科技攻关团队自主决策权，充分释放科研团队重大攻关执行力，推动高校有组织科研实现重大突破。
（四）建构相通相融的科研治理机制
知识生产模式的深刻变革清晰地昭示了高校科研从“管理逻辑”转向“治理逻辑”的必要性、重要性和紧迫性。从“管理”到“治理”的逻辑转向是高校科研运行范式的深刻变革，要求有效克服来自高校外部的“群际冲突”和来自高校内部的“群内冲突”［19］。简言之，就是要妥善处理好高校与政府、企业、公众的相互关系以及高校内部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关系，构建意志统一、良性互动、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相通相融的高校有组织科研治理机制，这是知识生产模式深刻变革背景下高校科研的大势所趋，也是高校科研走向“大科学”的内在要求。唯此，才能有效提升高校科研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凝聚各方人心、汇聚各方力量、形成攻关合力、取得重大突破。
一要建构相通相融的外部科研治理机制，克服“群际冲突”。强化政府、高校、企业、公众间的利益关系协调，达成政治意图、学术追求、商业利益、公众诉求的最大平衡，通过明目标、立规矩、定制度、划责任等方式，明确校、政、企、公多元主体在重大科技攻关任务中的角色定位、功能定位、使命定位，形成政府把方向、高校管执行、企业建平台、公众提建议的有组织科研大格局，提升高校有组织科研的内外合力。二要建构相通相融的内部科研治理机制，克服“群内冲突”。针对高校内部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失衡甚至错位的科研治理“难点”，需要强化高校内部学术与行政的“对话”，解开学术与行政的“心锁”，消除学术与行政的“鸿沟”，促成学术与行政的“兼容”，构建二者合力促进高校有组织科研围绕国家和区域重大发展战略需求协同攻关的新格局。
（五）建构服务导向的科研评价机制
知识生产模式的深刻变革，呼唤高校有组织科研评价机制变革，即从传统的学术创新评价逻辑转向应用创新评价逻辑，从数量指标评价逻辑转向质量贡献评价逻辑，从认识世界评价逻辑转向改造世界评价逻辑。这是高校科研范式从“无组织”科研到“有组织”科研、从“小科学”科研到“大科学”科研的内在要求。针对我国高校科研评价理念传统、评价标准守旧以及评价方法片面［20］等制约高校有组织科研服务效能提升的“卡点”问题，结合我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要求和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使命任务，需要坚持“三个突出”评价导向，促进高校有组织科研评价机制转轨，提升高校有组织科研服务国家和区域重大战略的支撑力。
一是突出基础研究重大原始创新突破的评价导向。基础研究要重点评价其是否具有前沿性、前瞻性、战略性，评估其对国家抢占未来国际科技制高点是否具有重大科学价值和突破性引领作用。二是突出“卡脖子”关键技术突破的评价导向。关键技术研究要重点评价其是否具有自主性、原创性、高新性，评估其对国家科技命脉把握和产业战略高技术发展是否具有核心支撑作用。三是突出服务国家区域创新发展战略实施的评价导向。重点评价其与国家和区域经济社会创新发展战略的契合度、贡献度，评估其对于提升国家和区域支柱性行业产业发展核心竞争力和保障核心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的服务力。通过这些评价导向的转轨，将基础研究、应用研究、技术研发聚焦到打造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上来，为国家重大战略实施服务、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服务，实现高校有组织科研的神圣使命。
总之，科研的实质是知识生产，知识生产模式的深刻变革必然带来高校科研范式的深刻变革。高校科研从无组织到有组织、从个人兴趣到社会责任、从自由散漫到集成攻关、从知识增长到应用创新、从线性发展到螺旋上升，诠释着知识生产模式变革下高校科研范式的深刻转型和逻辑转向。就像现代大学发展逻辑从一维的学术逻辑演变为学术逻辑、社会逻辑、市场逻辑的多维逻辑体系一样［21］，高校科研范式的转轨转型也是知识创新的内生逻辑与社会发展需要的多重外生逻辑交互作用的必然结果，在知识生产模式变革不断深化的趋势下，高校科研发展的内生逻辑与外生逻辑的交互作用必将进一步强化，从而演生出更高形态、更高效能的“大科学”有组织科研范式。
大学的使命决定了高校科研的使命。高校作为科学研究的主阵地、知识生产创新的策源地，对服务国家重大发展战略、赢得国际科技竞争优势和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显然，在新一轮科技革命迅猛发展、国际科技竞争日趋激烈的当下，进一步强化高校有组织科研，对于汇聚资源、集成智慧、推动重大原始创新、实现关键技术突破、提升行业产业核心竞争力，进而助推我国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赢得战略主动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因此，将高校科研从过去“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我能干什么就干什么”转变到“国家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国家要我干出什么我就干出什么”的有组织科研轨道上来，是新时代赋予高校科研的神圣使命，也应当是新时代高校科研的自觉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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