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李均（1968-），男，江苏武进人，深圳大学教育学部执行主任，教授，教育学博士，从事高等教育理论与历史研究。
摘要：高等教育学的建立标志主要有专著问世说、入编目录说、综合标志说三种观点。通过对五门现代社会科学学科建立过程的分析发现：不同学科皆遵循知识本位准则，这符合现代学科的本质特征与进化逻辑。1984年潘懋元主编的《高等教育学》是第一部具有相对系统知识体系的高等教育学专著，具有无可争议的首创意义与开疆辟土的范式意义，确认其为学科建立的标志，符合现代学科的通用准则，有助于强化高等教育学的知识本位，破解高等教育学作为“制度依附性学科”的迷局。1983年高等教育学入编《学科专业目录》作为学科建制的关键标志，对于确立高等教育学学科的行政合法性、推动学科制度的系统构建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高等教育学；知识本位；学科建制
1983年，高等教育学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正式编入《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授予博士和硕士学位的学科专业目录（试行草案）》（以下简称《学科专业目录》。此举对高等教育学意味着什么呢？有些学者认为这意味着高等教育学的“正式设立”，所以2023年是“高等教育学学科正式设立40 周年”。［1］笔者认为，这是一个严谨而适切的表达。
那“学科设立”是否就等同于“学科建立”呢？从语用学的角度看，“设立”更接近于“设置”、“建置”，强调的是在某个特定的时间或条件下，经过一定的程序，对某种机构、学科等的设置，明显有行政或官方的色彩。而“建立”的内涵比较广泛，更接近于“成立”、“创立”，既包括官方也包括非官方的建立。因此，“学科设立”不能简单等同于“学科建立”。对于年轻的高等教育学而言，确认其“正式设立”相对简单，因为入编《学科专业目录》足以作为设立的依据，但判断其作为一门现代社会科学学科的“正式建立”是一个比较复杂的学术问题，首先涉及学科建立标志的确认。本文拟从国内高教研究界相关研究出发，结合部分现代社会科学学科建立的案例及中国高等教育学建立与发展的历史，对高等教育学建立标志问题作一些辨析，以期深化对这一问题的认识。
一、确认学科建立标志是一个严肃的学术命题
“欲立其学，先立其史；欲兴其学，先正其史。”［2］一门学科要能“立”、“正”其史，首先要理性和客观地确认学科建立的标志，这是一个严肃的学术命题，其实质是一门学科范式原点的追溯与价值初心的找寻，关系到一门学科内在特质的确立与精神谱系的传承。国内高教研究界关于高等教育学建立的标志主要有以下三种观点。
1.专著问世说
该观点以1984年潘懋元主编的第一部《高等教育学》的出版为高等教育学正式建立的标志。
1996年，高耀明撰文提出：“1984年，潘懋元主编的第一部《高等教育学》正式出版，这标志着高等教育学在中国诞生。”［3］2003年，胡建华撰文提出：“1984年，潘懋元教授主编的《高等教育学》的出版标志着高等教育学学科作为一门新学科的正式确立。”［4］2010年，杨德广撰文提出：“如果说，1806年德国教育家赫尔巴特的《普通教育学》的出版，宣告教育学正式成为一门独立学科，那么，1984年中国教育家潘懋元教授主编的《高等教育学》宣告高等教育学正式成为一门独立学科。”［5］2013年，刘献君撰文提出：“我国的高等教育学以1984年潘懋元先生主编的《高等教育学》一书出版为标志，有29年的历史。”［6］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中国高等教育学学科创始人潘懋元本人也持这一观点。1998年，他在为《高等教育研究在中国》（英文本）作的序文中提出：“1984年，潘懋元主编、9位专家合作编写的《高等教育学》上下卷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和福建教育出版社联合出版。这是中国第一部高等教育学的系统专著，它标志着高等教育学科作为一门新兴的独立学科的确立。”［7］
此外，据笔者在中国知网进行不完全检索，刘克利、高宝立、李硕豪、李明忠、肖海涛、蔡文伯、王建华、林杰、刘志文、董立平、陈先哲、解德渤及笔者等数十位学者，也都曾在相关论文中一次或多次提出过相同或相似的观点。
2.入编目录说
该观点以1983年高等教育学入编《学科专业目录》为学科正式建立的标志。
2018年，叶桂仓、马陆亭撰文提出：“我国高等教育学从1983年进入国家学科目录成为教育学的二级学科以来，已走过‘三十而立’，正步入‘四十不惑’。”［8］2022年，向亚雯、 罗正茂撰文提出：“1983年高等教育学进入我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正式成为一门新学科，随后潘懋元先生分别于1984年、1985年出版《高等教育学》上册和下册，界定了高等教育学研究对象、研究方法以及基本理论体系，标志着高等教育学完成了学科知识体系建构。”［9］2023年，赵祥辉撰文提出：“自1983年3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将‘高等教育学’列为‘二级学科’至今，高等教育学正式进入了所谓的‘不惑之年’。”［10］
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学者只是把入编《学科专业目录》作为高等教育学获得“学科建制”（制度化建构）的标志。据笔者在中国知网上进行不完全检索，张应强、别敦荣、卢晓中、阎光才、陈廷柱、李枭鹰、方泽强等学者都曾提出过类似的观点。在2023年《高等教育研究》组织的题为“追思潘懋元先生暨纪念高等教育学学科正式设立四十周年”笔谈中，其“编者按”及作者在论及入编《学科专业目录》时将其作为高等教育学“正式设立”的依据。［11］按照笔者的理解，所谓“设立”在这里就是“学科建制”。
3.综合标志说
该观点认为高等教育学的建立是一个过程，因而应以专著出版和入编专业目录为共同标志，或以一系列学科建设事件、成果作为综合标志。
1988年，王伟廉以“郑开来”为笔名撰文，把1984年第一部《高等教育学》的出版、1983年高等教育学入编《学科专业目录》及1985年高等教育学被作为一个词条收入《中国大百科全书·教育卷》等共同作为高等教育学建立的标志。［12］2008年，王建华撰文把入编《学科专业目录》和第一部《高等教育学》的出版作为高等教育学建立的标志。［13］2010年，张应强、郭卉撰文把1983年入编《学科专业目录》、成立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和1984年第一部《高等教育学》的出版一同作为高等教育学成为独立学科的标志。［14］
除上述观点外，关于高等教育学建立标志的说法还有多种，如有学者提出以潘懋元1978 年分别在《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和《光明日报》发表建立高等教育学的倡议为标志［15］；有学者提出以 1981年厦门大学首次招收高等教育学硕士研究生为标志［16］；有学者提出以1983年潘懋元撰写的《高等教育学讲座》的出版为标志。［17］
二、知识本位是现代学科确认建立标志的通用准则
上述三种观点，其依据各有不同。“专著问世说”遵循的是知识本位，主要基于知识的核心价值，关注学科理论及其范式、体系的建构，可简称“理论建构”；“入编目录说”则是根据制度逻辑而来，主要指向学科的制度化构建，也可简称“制度建构”或“学科建制”；“综合标志说”综合了前二者的特点。笔者认为，现代学科是以知识为本位、以制度为依托的学术综合体，特别是20世纪后的学科发展史可谓学科知识史与制度史的交互作用史。库恩曾把科学史划分为科学内部史（internal history of science）和科学外部史（external history of science），前者旨在揭示科学理论与方法产生的内在逻辑，后者力求阐明影响和制约科学发展的外部体制及各种社会因素。［18］有学者参考库恩的这一理论，把学科的理论建构和制度建构分别称为学科的内部建制和外部建制，二者都是一门学科得以形成的有机部分。从这个角度来看，上述三种观点各有其合理性。
但确认一门学科建立的标志是一个具有文化意义的特殊命题，它通过确立一门学科最具标志意义的成果为学科起点来延展整个学科的知识脉络与精神谱系，并不是追寻学科建立的完整过程。换言之，一门学科并不是等其内外部建制都完成了才算成立，更不是等其完全成熟了才算正式成立。德国学者冯·恩格尔哈特（Von Englhardt）就曾把一门学科的建立过程划分为“基础的建立和自治化”、“方法化”、“经验化”、“系统化”、“学科术语的建立”、“职业化”、“机构化”等11个阶段。［19］如果我们把关注点放在学科建立的整个过程，那高等教育学恐怕到今天都很难说已经成为一门成熟的学科。因此，笔者首先不认可“综合标志说”。
那么学科建立的标志，究竟应遵循“知识本位”还是依据“制度逻辑”呢？要全面认识和深刻理解这一问题，就有必要对现代一些主要社会科学学科建立的过程作一些分析，从中可得到一些重要的启示与借鉴。
1.现代社会学的建立一般以孔德首倡“社会学”概念为标志
社会思想古已有之，但作为学科的社会学起步于19世纪30年代。1838年，孔德在其著作《实证哲学教程》第四卷中第一次提出“社会学”（Sociology）概念。因此，社会学界一般将这一年视为社会学的诞生之年，孔德也被称为“社会学之父”。当然，孔德不仅提出了一个概念，还首次确立了社会学的实证主义范式，即试图使用物理学的方法来研究社会问题，从而建立了有别于用思辨方法的社会哲学或历史哲学，为社会学在“科学学科”中争得了一席之地。
法国社会学家阿隆（R.Aron）认为，仅仅将孔德看作社会学创始人不免失之片面与单薄，无法体现社会学创生背后的多维面向与丰富传统。他认为孟德斯鸠也应被视为社会学的创始人。［20］西方还有一派观点认为，社会学是一群人而不是一个人创建的，除孔德外，马克思、韦伯、涂尔干、斯宾塞等都是社会学的创始人。
19世纪八九十年代，社会学与经济学、政治学等学科一起开启了学科的制度化进程，也就是学科建制的进程。欧美各大学相继开设社会学课程和专业，设立社会学系、社会学会等。特别是1892年芝加哥大学创办社会学系，被认为是社会学获得学科建制的标志。至20世纪上半叶，西方社会学基本完成了系统的学科建制。
2.现代政治学的建立一般以马基雅维里《君主论》的出版为标志
政治学是一门古老的学科。公元前325年，西方古典政治学鼻祖亚里士多德写成了篇幅达8卷的巨著《政治学》。该书虽然是西方古典政治学研究的开山之作，被视为政治研究体系的典范，但因其理论主要聚焦于古希腊城邦问题，所以并不完全适应现代政治发展的需要。
在政治学界，马基雅维里被普遍认为是现代政治学的创始人，其1532年出版的《君主论》被认为是政治学与伦理学分家乃至从基督教中完全分离的一个里程碑，因而也被公认为现代政治学的发轫之作。耐人寻味的是，《君主论》出版不久即被列为禁书，直到19世纪70年代才得以重获新生，进而对现代政治学的建立起到奠基和催化的作用。
1880年，美国政治学家伯吉斯（J.W.Burgess）在哥伦比亚大学设立政治学院；1886年，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院创办《政治学季刊》；1903年，美国政治学会成立。这一系列学科建制确立了政治学学科的合法地位，推动了现代政治学的发展。
3.现代管理学的建立一般以泰勒的科学管理理论或法约尔的过程管理与组织理论的提出为标志
现代管理学的形成是多种管理学派理论的综合与进化。美国管理学家泰勒于1911年出版专著《科学管理原理》，提出了比较系统的现代科学管理理论，使人们第一次认识到管理是一门建立在法规与规则之上的科学，他也因此被誉为“科学管理之父”。
比泰勒年长一些的法国管理学家法约尔也是现代管理理论的集大成者，他于1916年公开出版了管理思想史上划时代的名著《工业管理与一般管理》，并以过程管理与组织理论为重点设计了现代管理理论的框架。此外，韦伯的官僚组织理论、梅奥的行为科学理论等也都推动了现代管理学的形成。20世纪60年代，管理学家孔茨（H.Koontz）提出了著名的“管理理论丛林”学说，把现代管理理论分为六大学派，后又扩大到11个，进一步丰富了管理学的内涵。
现代管理学的相关制度建制早于管理学系统理论的诞生。1881年，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创立沃顿商学院被认为是管理学学科建制的起点。此后商学院、管理学院在各大学得到普遍开设。1913年，美国创办了“全国企业学校协会”，后几经更名，于1923年改为美国管理协会。
4.现代教育学的建立一般以赫尔巴特《普通教育学》的出版为标志
人类对教育理论的探讨起步很早，中国的《学记》和古罗马的《雄辩术原理》分别被认为是中西方最早论述教育的著作，由于它们不是对教育的系统论述，所以还达不到“教育学”的层次。1632年，夸美纽斯的《大教学论》作为教育学的先驱被学术界认识，但由于其体系的不完整性，并未被视作教育学诞生的标志。直到1806年赫尔巴特《普通教育学》的出版，教育学才被正式宣告成为一门独立学科。该书强调了教育学的科学性以及哲学的指导地位，并在伦理学和心理学的基础上构建了较为系统的教育目的论与教育方法论。
如果把康德于1776年在柯尼斯堡大学开设教育学讲座视为一种学科建制的话，那么教育学的学科建制则比学科体系理论稍早。教育学系统化学科建制始于19世纪下半叶。19世纪70年代，美国艾奥瓦大学和密歇根大学先后设置教育学讲座，拉开了美国教育学制度化的帷幕。19世纪90年代，芝加哥大学教育系和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的创建进一步推动了教育学的制度化进程。
5.现代心理学的建立一般以冯特在莱比锡大学设立心理学实验室为标志
心理学也是一门古老的学问。亚里士多德的《论灵魂》、《论感觉》、《论记忆》等著作都是古代朴素心理学的代表作。现代心理学的建立以1879年德国心理学家冯特在莱比锡大学创建第一个心理学实验室为标志。心理学实验室虽然是一个机构，但其核心价值不是创造一种制度，而是变革一种范式，即把心理学从一种思辨学科转型为实验学科。在创建心理学实验室前，冯特于1874年出版了《生理心理学原理》，该书因确立了心理学实验主义范式与理论基础，被认为是现代心理学的奠基之作。正如美国心理学史家墨菲（G.Murphy）所言：“在冯特出版他的《生理心理学》与创立他的实验室以前，心理学像个流浪儿，一会儿敲敲生理学的门，一会儿敲敲伦理学的门，一会儿敲敲认识论的门。1879年，它才成为一门实验科学，有了一个安身之所和一个名字。”［21］
从心理学的学科建制来看，哈佛大学于1875年成立的心理学系稍早于莱比锡大学的心理学实验室。功能主义心理学的代表人物詹姆斯（W.James）成为哈佛大学心理学系的首任系主任。1892年，美国心理学会在克拉克大学成立，霍尔（S.Hall）担任首任会长，该学会推动了心理学作为一门现代学科的制度化发展。
6.启示与分析通过对以上五个现代社会科学学科的建立案例分析，可得到以下启示：
其一，不同学科虽然对其建立标志的认知与理解有所差异，确认过程也充满争议，但都坚守了知识的根本价值，即知识本位的准则。
其二，与古典学科相比，现代学科的核心使命是构建自己的理论体系和研究范式，并通过开创性的经典著作加以呈现。
其三，现代学科的建立往往离不开某一个或几个学术领袖的卓越贡献，这些领袖往往是他们所处时代的思想巨人和创新先驱。
其四，现代学科建立标志确认中的各种争议，反映了学科创建过程的复杂性和多样性，这有利于学科多种流派、多元范式的形成。
其五，现代社会科学学科演进轨迹各不相同，学科的制度建构或早于或晚于学科的系统理论建构，但一般都不将其视为学科建立的标志。
那么，现代学科建立标志的确认为何要遵循知识本位的准则？笔者认为，根本原因是其契合了学科的知识本质和作为知识或学术分类的原初含义，正如《辞海》对学科的界定——学术的分类，指一定科学领域或一门科学的分支。后来库恩把对现代学科的解释上升到“范式”层面，他认为，现代学科是一种范式支配，即由符号系统、模型、规则、规范、范例等组成的“学科基质”规定。这里的“范式”仍然可理解为知识的一种分类和规范。一言以蔽之，学科就是“人类为了便于自我认识世界而建构起来的一套知识分类体系及其规范”。［22］
现代学科的诞生深受学科建制即学科制度化的影响，沙姆韦（D.Shumway）等学者甚至认为，“19 世纪现代学科的涌现，全赖 17 世纪和 18 世纪新建制和新践行的发展”［23］。福柯则把学科归结为知识与权力之间的双向联动，认为知识就是权力规训的产物。他说：“若没有一个沟通、记录、积累和转移系统，任何知识都不可能形成，这系统本身就是一种权力形式，其存在与功能同其他形式的权力紧密相连。”［24］从现代学科的发展史来看，知识因素仍然是学科建立的主导性因素，不少学科正是为了垄断学术“话语权”才建立起来的，用福柯的话来说就是，现代社会科学学科“通过同一性的作用来设置其边界”，以“构成话语生产的一个控制体系”。［25］比彻（T.Becher）也持类似观点，他认为，即使在那些自称没有晦涩专业语言的学科里，它也要通过建立排他性的语域（如专门术语、句式、句法等），让外行难以仿效。［26］随着当代知识生产从模式1到模式2的转型，基于特定的“共同体学术兴趣”的单一学科性话语，已经转向基于“应用情境”和“解决具体问题”的跨学科乃至超学科话语［27］，但学科无论如何演变，都不可能脱离知识生产的本质范畴而变成一种制度存在。可见，无论制度多么重要，它也只是外在的支持因素，而不是学科的内在本质。简言之，一门学科之所以成立，在于它有独特的研究对象、知识体系、话语体系和研究范式等，而不是其他的外在制度因素。
渠敬东曾说：“一门学科的真正品格，不在其体制化的规范，而在其问题化或发问的源起处。纪律化的规训（discipline），有助于一个学科常规知识的积累，却难以成为学术灵感的来源，难以回应巨变时代未料的后果，更难以处理具有世界历史时代的文明之问题。任何学问，若失去原初的生命冲动，便不可存活，也无从延续。”［28］同理，现代社会科学学科发展的核心动力应来自其针对实际问题产生的知识创新，而主要不是制度化的规训和框架。如果说基于知识本位的学科建立是“源”，是第一性的内在决定因素，那么基于制度逻辑的学科建制就是“流”，是第二性的外在支持因素。对此，吴国盛认为：一门学科之所以成为一门学科，就在于它有自己独特的范式。范式有观念层面的，也有社会建制和社会运作层面上的。观念层面的范式建构，目的在于形成一种知识传统或思想传统，就是形成一种研究纲领（research program）；社会建制和社会运作层面上的范式建构，目的在于形成一个学术共同体（academic community）。虽然“学科的研究纲领与学科的制度创设有着内在的关联”，但“前者对于后者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不同的知识传统会有不同的制度创设”。［29］由此可见，确立现代学科建立的标志应当主要考虑其知识属性和知识传统，这才更符合学科的本质特征与进化逻辑。
三、潘懋元主编的第一部《高等教育学》出版作为学科建立标志的再阐述
2005年，笔者在专著《中国高等教育研究史》中指出：“潘懋元主编的《高等教育学》是中国乃至世界高等教育研究史上第一部具有相对完整体系的高等教育学专著，它的出版标志着中国高等教育学科的正式建立。”［30］时隔近20年，笔者依然坚持这一观点。以下结合笔者一些新的认识，对此问题再作一些阐述。
1.1984年潘懋元主编的《高等教育学》是第一部具有相对系统的知识体系的高等教育学专著，初步构建了高等教育学的本体论、认识论和价值论，确立了高等教育学的学理合法性，具有无可争议的首创意义与开疆辟土的范式意义
众所周知，作为学科形态的高等教育学诞生于中国，而对高等教育的探讨自古就有。潘懋元生前在与笔者的一次谈话中曾强调，中国先秦时代的《学记》其实主要是一部关于大学教育的论著。［31］但《学记》显然与我们今天理解的高等教育学相去甚远。18世纪末至19世纪中期，随着欧洲高等教育近代化进入实质性发展阶段，一些学者开始对大学的理念和大学内部的若干问题进行理性思考。1798年康德的《学部冲突》、1817年费希特的《大学的观念与构想》、1852年纽曼的《大学的理想》都是西方近代较早关于高等教育的论著，但都没有形成比较系统的理论体系。进入20世纪，西方学者出版的一些代表性的高等教育专著，如1923年雅斯贝尔斯的《大学的观念》、1963年克拉克·克尔的《大学的功用》、1978年布鲁贝克的《高等教育哲学》、1983年伯顿·克拉克《高等教育系统》等也都偏重对高等教育一些基本理论或理念的思考，并不以建立系统的高等教育学科体系为旨趣，因而也不能称为高等教育学专著。
高等教育学为何首先诞生于中国？这本身是一个非常值得深入思考的学术问题。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讨论这个问题，潘懋元作为高等教育学创始人的历史地位和对高等教育学的开创性贡献都无法回避。早在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潘懋元就已洞悉高等教育与普通教育的本质不同，第一次提出要创建一门叫“高等学校教育学”的新学科，并组织编写了《高等学校教育学讲义》，为后来高等教育学的诞生奠定了重要的基础。1978年5月，潘懋元创建了中国第一个高等教育科学专门研究机构——厦门大学高等教育科学研究室（以下简称高教研究室），并将“探讨当前高等教育改革和编写中国第一部《高等教育学》”作为研究室的主要目标。同年底，潘懋元在《光明日报》和《厦门大学学报》撰文明确提出：“建立高等教育学科，以之指导高等学校的教育、教学工作。这是摆在我们教育科学工作者面前重要而且迫切的任务。”［32］ 据笔者考证，这是国内学术界第一次公开提出“高等教育学”新概念。从1979年开始，高教研究室围绕编写《高等教育学》的任务，开展了若干专题研究。经过几年的艰苦工作，1984年7月，潘懋元主编、9位作者共同执笔的中国第一部《高等教育学》（上册）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和福建教育出版社联合出版，下册于次年问世。［33］
笔者认为，第一部《高等教育学》不仅仅是出版时间第一，而且有以下几个重大贡献和重要特点：
其一，该书是中国乃至世界第一部具有相对系统的知识体系的高等教育学专著，初步确立了高等教育学学科的“本体论”。虽然不少学者认为，第一部《高等教育学》的主要框架模仿了普通教育学，但笔者认为，它已经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高等教育学的学科特点。该书的四个板块——高等专业教育基本理论（总论）、全面发展教育在高等学校的实施（分论）、高等教育体制、高等教育历史与方法，与普通教育学通常的四板块（概论、教学论、德育论、学校管理）有明显的不同。更为关键的是，该书的主要论述始终围绕“高等专业教育”这一高等教育本质特征来进行。可以说，第一部《高等教育学》以“高等专业教育”为逻辑起点，初步尝试了对“高等教育是什么”和“高等教育学是什么”的本体诠释与宏大叙事，勾画了不同于普通教育学的知识谱系，是具有本体论意义的理论构造。
其二，该书系统地运用了教育内外部关系规律理论来阐释高等教育理论和实践问题，初步确立了高等教育学的“认识论”。教育内外部关系规律理论是潘懋元于1980年首次提出的。1983年，他在其专著《高等教育学讲座》中对这一理论作了进一步的修正与阐述。［34］教育内外部关系规律理论的提出，科学地回答了当时中国教育界关于“教育规律是什么”的重大问题，为第一部《高等教育学》的编写提供了重要的认识论指导。比如，该书对高等教育的性质、任务、培养目标以及高等学校“五育”等理论的阐述，都是在该理论的指导下进行的。不仅如此，教育内外部关系规律理论还确立了高等教育学的主导逻辑与基本方法，直接促成了中国高等教育学研究范式的初步形成，使其在研究视域上突破了传统教育学拘泥于微观的教学与教养（德育）过程的局限，兼顾了宏观和微观，在基于高等教育特殊性的基础上超越了教育范畴，与教育外部各因素建立了更为密切的关系，从而构建了不同于普通教育学的研究视界。
其三，该书明确了高等教育学为中国高等教育事业服务的原则，初步确立了高等教育学的“价值论”。一门学科应该为谁服务的问题，是该学科价值论的核心意蕴。潘懋元等第一代高等教育研究者创建学科的首要目的不是为了填补教育学某个二级学科的空白，而是为了满足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对高等教育理论的急需。这一学科价值论源于第一部《高等教育学》，该书在“绪论”中明确指出，“我国的高等教育学，是社会主义的教育科学，……为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高等教育体系，为发展我国高等教育事业服务”，还呼吁高等教育工作者只有“努力学习和掌握高等教育科学，才能正确地贯彻执行党的教育方针政策，办好高等教育”。［35］这些朴实无华的话语为中国高等教育学确立了主流价值取向及方向性的精神旨归。正如潘懋元所言：“中国高等教育研究工作者正是通过服务实践、服务决策引领了中国高等教育研究的方向。”［36］
综上分析不难发现，第一部《高等教育学》的编写和出版，远远超出其作为一部经典学术著作的知识意义，它与生俱来就担负着创建高等教育学新学科的历史使命，其知识框架及一系列重要观点虽然并不成熟，但初步确立了高等教育学的学理合法性，对学科发展具有范式发轫与精神启蒙的意义。因此，将其作为高等教育学的成立标志，当之无愧。
2.确认第一部《高等教育学》的出版为学科建立的标志，不仅符合现代学科的通用准则，也有助于强化高等教育学的知识本位，破解高等教育学作为“制度依附性学科”的迷局，具有不容忽视的现实意义
如前文所述，现代一些主要的社会科学学科在确认其建立标志时皆遵循知识本位准则，一般是以系统性专著或理论的创生作为学科建立标志。高等教育学作为现代社会科学学科的新成员也不应例外，理应遵循这一准则，否则何以屹立学科之林。
笔者认为，确认第一部《高等教育学》的出版为学科建立标志，还有助于尊重高等教育学作为一门学科的知识属性，强化高等教育学的知识本位，促使高等教育学尽快破解作为“制度依附性学科”的迷局。所谓“制度依附性学科”，是笔者尝试提出的一个新概念，其主要特征是：需要依附一定的制度才能生存和发展；学科研究通常受制度约束性较强，‘自由度’较小；不合理的制度安排会使学科危机频频发生，且常常危及学科生存；在不成熟和不健全的制度环境下，制度依附常常变异为权力依附。笔者认为，年轻的高等教育学是比较典型的“制度依附性学科”，这可能是造成学科危机频繁发生的直接原因。［37］
虽然制度对学科发展的意义毋庸置疑，但任何一门学科都有其独立的生命与内在的逻辑，过分依赖制度，必然对学科的学术独立性造成威胁，使制度遮蔽了知识，使学科化追求从“知识建构”沦为“基于特定现实境遇的一种话语策略”。［38］特别是中国式学科通过学科目录来“设立”，具有指令性、刚性化、竞争性、项目化等特征，过分依赖这样的学科制度，容易造成学科的“异化”和“内卷”。［39］也正如有学者描述的那样，“学科不再是联系同行的精神纽带，而仅仅成为一种制度性的符号象征。学科不再意味着一个理性的共同体，也不再是学者忠诚的对象，而是成为学者谋求专业权力和利益的一种借口。学科的建设不再是为了知识的积累或学术的进步，而是服务于学者自身或专业学术机构的利益”［40］。
沙姆韦认为，“称一个研究范围为一门‘学科’，即是说它并非只是依赖教条而立，其权威性并非源自一人或一派，而是基于普遍接受的方法和真理”［41］。所以，“真正的高等教育学是一门说理的学科，其学科传统建立在以专业知识对高等教育的运行规律进行说理的原则上”［42］。高等教育学要真正成为一门学科，关键就在于通过系统和扎实的专业知识把高等教育的“道理”讲清楚，否则其“方法和真理”等学理上的合法性就难以成立。历史学、社会学等曾经受困于制度性危机的学科，无不是通过自身的学科建设与理论创新走出危机的。［43］同样，高等教育学要破解“制度依附性学科”的迷局，就必须加强学科建设，强化学科的知识本位，将学科的出身追溯至高等教育学的开篇之作，让学科的历史与学科的创世原典对接、与创造原典的思想先驱对接。只有这样，才能回归老一代高等教育研究者创建学科的初心，让追求知识和学术真正成为高等教育学共同体的群体意识与话语自觉。也只有这样，才能促使我们从老一代高等教育研究者那里更好地汲取筚路蓝缕的创业精神、敢为天下先的创新精神以及海纳百川的包容精神，并将其融入高等教育学的精神谱系，为新时代构建中国高等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提供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
四、客观评价1983年高等教育学入编《学科专业目录》的重要意义
1983年3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公布的《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授予博士和硕士学位的学科专业目录（试行草案）》，是我国自 1978 年恢复研究生教育以来公布的第一个学科专业目录。该目录共设置了10个学科门类，涵盖64个一级学科和638个二级学科（专业）。［44］ 其中，教育学一级学科下设教育基本理论、教学论、比较教育学、幼儿教育学、成人教育学、高等教育学等14个二级学科，这是高等教育学第一次正式入编政府公布的学科专业目录。那如何客观认识和评价其意义呢？笔者简要谈两点看法。
1.高等教育学入编《学科专业目录》不是学科建立的标志，而是学科建制的核心标志
“学科建立”和“学科建制”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学科建制”是学科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现代学科特有的一种学科组织模式。华勒斯坦说过：“十九世纪思想史的首要标志就在于知识的学科化和专业化，即创立了以生产新知识、培养知识创造者为宗旨的永久性的制度结构。”［45］按照吴国盛的观点，学科建制包括“学者的职业化、固定教席和培养计划的设置、学会组织和学术会议制度的建立、专业期刊的创办等”。［46］按照方文的观点，学科建制包括“知识行动者群体及其职业伦理体系、学科培养制度、学科评价与奖惩制度和学科基金制度”。［47］
从学科发展史来看，一般先有学科建立，后有学科建制。尽管存在个别现代学科的制度化建构稍早于其学科建立的现象，但这种现象通常是零星和孤立的。大凡系统的学科建制，一般都是在学科正式建立后才全面展开。结合前述分析，也鲜见有哪个学科选择将某一制度化事件作为其建立的标志。同样，我们也极少听说入编1983年《学科专业目录》中的其他600多个二级学科，有哪个是将此次列入目录视作其学科建立的明确标志。
笔者尽管不认同1983年高等教育学入编《学科专业目录》是学科建立的标志，但认可将其作为学科建制的关键标志。现代学科建制是一个系统工程，对于高等教育学而言，至少包括创建专门研究机构和专业学会、入编国家学科目录、建立学位点、创办专业刊物等制度建设。在中国，“学科”的含义远超出知识和学术的范畴，已经成为国家和政府对知识和学术管理的一个单元，所以相对于西方而言，中国的学科建制具有更加鲜明的官方与行政彩色。也正因为如此，才有中国特有的“学科设立”之说。若考虑这一特殊国情，将入编《学科专业目录》作为学科建制的关键标志就是合情合理的。正如张应强所言：“与西方国家的学术共同体学科制度不同，我国实行的是国家学科制度。1983年，高等教育学列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公布的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标志着我国高等教育学获得了制度性学科建制。”［48］
2.高等教育学入编《学科专业目录》，对于确立其学科行政合法性、推动学科制度的系统构建乃至学科的繁荣发展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意义
学科建制为现代学科提供了物质基础、研究平台和制度化保障，正是得益于这样的支持，现代学科才能够迅速崛起和发展。以美国教育学为例，1898年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成立后，美国教育学有了专门的机构平台，杜威、孟禄、桑代克、克伯屈等大批教育巨匠会聚于此，美国教育学实力也因此得到全面提升。对于中国而言，学科建制对学科发展的意义显然更为关键。德国汉学家阿梅龙（I.Amelung）认为，中国学科的建立过程，跟西方的学科建立过程在很多方面并不一样，主要是“一个被接受的过程”。［49］这里的“被接受”更多地是来自学科建制，特别是行政性学科制度的支持。
学科建制对中国高等教育学学科的支持和推动作用，是通过一系列学科制度的创建工作共同促成的，这个过程在1983年高等教育学入编《学科专业目录》前并不平坦。
高等教育学在创建之初，由于没有“合法身份”的支持，即便在教育学内部，也不受“老大哥”普通教育学的待见。［50］在这种境遇下，潘懋元等第一代高等教育研究者只能另辟蹊径，集结高等学校一批非教育学“科班”出身的教师干部，踏上创建新学科的艰难征程。1978年5月，厦门大学高教研究室的创建成为高等教育学学科建制的起点。此后几年，北京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华中工学院等数十所高校陆续建立了高等教育研究室或研究会，但这些早期的高教研究单位条件简陋，有的还受到所在院校的误解甚至冷遇。［51］1979年10月，厦门大学等8所院校在上海举办全国高等教育科学研究会筹备工作会议，但筹备多年，研究会仍迟迟难以成立。更棘手的是，早期学科建设偏重“群众路线”，导致高等教育学专业性薄弱、专业人才匮乏。为了弥补这一短板，1981年秋季及次年，厦门大学高教研究室破天荒地招收了4名高等教育学研究生，但限于当时学科尚未被认可、硕士学位授权点更是遥不可及的窘境，潘先生只能将他们送到华东师范大学借读……学科创建之初的这些不易，背后原因当然复杂，但折射出一个事实，即在中国的国情下，高等教育学如果不能得到国家的正式承认，就没有行政合法性，难免举步维艰。
1983年3月，在各方面的不懈努力下，高等教育学终于入编《学科专业目录》，这意味着高等教育学终于获得了合法身份，从一门“民间学问”一跃成为国家承认和正式设立的“官方学科”，对于一个新兴的、尚有争议的薄弱学科而言，无疑是雪中送炭。此后，高等教育学的发展道路豁然通畅：
1983年5月，在入编《学科专业目录》后的第二个月，经过多年筹建的中国高等教育学会终于成立，这是我国第一个全国性的高等教育研究组织。
1983年11月，教育部高教一司在华中工学院召开《高等教育学》教材听取意见座谈会，这使得第一部《高等教育学》的编写从纯粹的院校行为上升为政府行为。1984年7月，第一部《高等教育学》正式出版。
1984年1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公布了新增学位授权点名单，厦门大学获批国内第一个高等教育学硕士学位授权点。1986年和1988年，厦门大学先后获批国内第一个高等教育学博士学位授权点和第一个国家重点学科。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北京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华中理工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清华大学等校陆续获得高等教育学硕士学位授权点或博士学位授权点。
1984年2月，教育部批准厦门大学高教研究室正式改建为厦门大学高等教育科学研究所，并下达编制20名。国家教育主管部门直接批准改建一个研究机构并不多见，足见当时国家对高等教育学的高度重视。此后，各地高校建立高等教育研究机构的步伐大大加快，根据当时中国高等教育学会秘书处的不完全统计，1987年全国已有高等教育研究机构700多个，其中有95%设在高等学校中，比1983年增加近500个，即平均每年就有100个左右的高等教育研究机构在各地高校建立起来。［52］
至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中国高等教育研究的组织机构、研究人员、刊物、论文、专著等数量都迅速攀升至世界第一，中国因此被国外学者誉为“高等教育研究大国”。
中国高等教育学上述成就的取得，固然得益于改革开放的大环境和广大高等教育研究工作者的艰苦奋斗，但如果没有1983年高等教育学入编《学科专业目录》使其取得行政合法性，这一切都难以想象。打个不恰当的比方：入编《学科专业目录》前，高等教育学就像一个“没有户口的孩子”，虽充满理想和激情，却茫然无措；入编《学科专业目录》后，高等教育学正式落户，成为名正言顺的“国家公民”，有了相对稳定的保障，自然也就有了做大做强的资格与底气。正如别敦荣所言，入编《学科专业目录》“使创建高等教育学的民间努力得到了政府的认可”［53］，“表明国家行政权力机关承认了其学科地位，赋予其以学科方式存在、建设和发展的权利”，“标志着高等教育研究学科化进入新阶段”［54］。也正如张德祥所言，此举“推动了高等教育学学科的建设和发展，促进了我国高等教育理论的创新与发展，对我国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发展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凝聚、吸引、壮大了专业化的高等教育研究队伍，促进了高水平的专著、教材、论文、资政建议等高等教育研究成果的持续产出，为我国培养了一大批高等教育的研究人才和管理人才，大大提升了我国高等教育研究的国际影响力”。［55］邬大光甚至把中国高等教育学的学科建制称为“我国开展高等教育研究的最大优势”，“从学科组织的角度看，我国高等教育学的学科建制被世界很多国家高等教育研究者所羡慕，……庞大的专业研究队伍和相对充裕的研究经费，在世界上独一无二”。［56］
40年弹指一挥间。步入不惑之年的高等教育学已经今非昔比，它从“一个机构的星火燎原，到一门学科或一个学术领域的勃兴，再到一个学术共同体的蔚为大观”［57］，其“学科规模、地位、贡献与影响，足以令人欣慰”［58］，“这一盛况对于教育学科的其他二级学科来说，并不多见”［59］。饮水思源，我们不能忘却当年第一代高等教育研究者艰苦创业的非凡历史，特别是他们创造的一系列“第一”——第一篇呼吁创建高等教育学的论文、第一个高等教育研究的机构、第一次入编《学科专业目录》、第一部《高等教育学》……它们都是我们回溯历史时不容略过的篇章，也都是一段饱含传奇色彩和经典意蕴的时光，值得永远铭记与怀念。
扫一扫 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