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教材工作步入制度化、规范化建设的新阶段，教材研究呈现新主题：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严把教材意识形态关；落实教材建设国家事权，完善教材管理与治理模式；对教材内涵的理解不断深化，由“教材”转向“学材”；教材评价更加科学，关照人才培养目标落实；关注数字教材的开发、建设与管理，聚焦服务教育教学。教材研究体现出的新特征是：多元研究主体推动教材研究进入新格局，教材研究主题呈现精微化趋势，教材研究服务教材政策意识与能力进一步提升，教材研究思路更加开阔、方法更加多样。未来我国教材研究的新趋势为：坚持教材作为国家事权，推进意识形态进教材；重视教材元研究，积极构建教材学；研究新背景下教材建设重点主题，继续服务教材决策；倡导教材的跨学科研究，形成教材研究学术共同体；促进教材研究规范化，推动研究方法创新。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和关心教材建设，健全教材建设工作体系，完善教材制度规范，统筹推进各级各类教材建设，全面提升教材育人功能。教材建设工作发生了格局性变化，取得了历史性成就。一是新的教材工作体系框架初步形成。2017年7月，国家教材委员会正式成立，国家教材委员会在中央教育工作领导小组的领导下，负责指导和统筹全国教材工作，加强对教材的统一领导和管理；教育部组建成立教材局，牵头负责教材建设和管理，承担国家教材委员会办公室工作。二是建立了新的教材管理制度体系。2019年12 月，《全国大中小学教材建设规划（2019- 2022年）》《中小学教材管理办法》《职业院校教材管理办法》《普通高等学校教材管理办法》《学校选用境外教材管理办法》（以下简称“一规划、四办法”）印发。“一规划、四办法”的颁布，标志着我国基本建成全面覆盖大中小学教材、具有“四梁八柱”性质的教材管理制度体系。三是教材建设的理论支撑力量不断加强。成立课程教材研究所，专门从事课程教材理论研究、决策咨询、监测评估、交流合作等；建设国家级高水平课程教材研究和决策支撑平台，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南开大学、云南大学等首批11个基地已于2019年挂牌运行，聚焦思想政治、语文、历史、中国经济学等教材建设开展研究。四是已有大中小学教材种类规模庞大。目前在用的全国各级各类学历教育教材已近19万种，其中，基础教育类教材近1万种，职业教育与继续教育类教材近8万种，高等教育类教材近10万种。普通中小学语文、历史、道德与法治三科教材实现统编统审统用，职业教育与继续教育类教材实现多样化发展，高等教育类教材扎根中国大地，紧跟学术前沿。整体上来说，我国大中小学教材建设进入了全新的发展阶段。在此背景下，本文对我国大中小学教材研究进行了梳理，旨在探究我国教材研究的新主题、新特征，展望未来我国大中小学教材研究的新趋势，为教材发展新格局下我国教材研究提供借鉴，从而更好地为我国大中小学教材建设与管理提供智力支持。
一、党的十八大以来教材研究的新主题
（一）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严把教材意识形态关
随着党和国家对教材工作的重视程度不断加深，研究者们进一步明确了党在教材建设与管理方面的重要作用以及教材在推进意识形态教育方面不可替代的作用。教育部教材局局长田慧生指出：“牢牢把握教材建设的政治方向和价值导向，确保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教育方针全面体现到课程教材中，是全体教材工作者的重要使命和历史责任。”为此，围绕坚持党在教材建设中的领导作用、思考如何进一步发挥教材意识形态教育作用方面，学者们展开了进一步的研究。在坚持党领导教材建设与管理方面，有研究者系统梳理了党领导教材的百年经验，建议未来教材建设与管理需要根本遵循党管教材、政治规导、制度保障等基本原则；在推进教材发挥意识形态教育作用方面，很多研究者以“统编教材”“统编三科教材”为主题展开研究，指出统编教材是实现国家意志、传承文化基因、完善人格塑造、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载体，为此，需要重视统编教材的建设与管理。
随着国家对教材意识形态问题的重视，重大主题进课程教材也成了教材建设的重点工作。围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重大主题，学者们研究了该主题下小学低年级读本的编写设计及教学建议、小学高年级读本的编写思路及主要内容、小学高年级读本的教学建议等等。
（二）落实教材建设国家事权，完善教材管理与治理模式
教材建设是国家事权，这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教材研究者的普遍共识。为此，很多研究者从国家立场出发，研究了教材建设与管理层面的宏观问题，这是新形势下在教育领域维护国家安全、坚持党的领导的必需之举。有研究者阐明教材建设国家立场的含义是从国家利益和国家层面出发,建构教材内容、取舍知识属性、实施教材治理，为教材建设是国家事权提供了较为充分的理论说明，并提出了国家立场下教材治理的模式与思路。有研究者指出新时代的教材建设任重道远，要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不断提高教材建设的质量与水平。制度保障是落实“教材是国家事权”这一要求的关键，因此，研究者对教材制度进行了更加深入的研究。比如，有学者从国家治理的角度，分析当前我国教材制度建设存在的困难，包括多元文化相互碰撞、教材核心价值引领性不足，教材行政管理强势、主体协同性不强，教材法治体系疏漏、制度规范性不够，教材管理机制单一、运行效能不高等，并提出强化党在意识形态领域内的领导地位、深化教材分层管理体系、细化教材规章制度、优化教材管理方式等教材制度建设的建议。还有研究者研究了不同学段不同类型教育教材制度建设的问题。比如，有学者提出基础教育教材建设要坚持在编写上走群众路线、教材使用上坚持学以致用等中国特色；有学者通过回顾职业教育教材制度建设的经验，提出未来职业教育教材制度建设要处理好统一领导与分级管理、统筹规划与分类指导、规范有序与主动发展、专业主导与行业引领等几组关系。
教材管理是学者关注的又一教材问题范畴，如何通过促进教材编写、出版与使用等环节的有序进行，以及保证教材在教育教学中发挥的支撑作用，是研究者在教材管理研究中关注的中心议题。教材管理首先是管理制度问题，许多研究者都认为建立有效的教材管理制度是解决我国教材管理领域中各种痼疾的关键。比如，有研究者通过历史回顾指出我国基础教育教材制度改革面临的主要矛盾是教材建设根本指导思想的确立与教材制度改革滞后的矛盾，教材管理体制体系创新与地方、学校管理主体责任不清的矛盾，教材管理机制体系创新与教材准入机制等不健全的矛盾。据此提出明确教材制度建设的根本思想、把握教材制度改革的新方位，落实地方和学校教材管理的主体责任、完善教材体制体系，优化教材管理过程、破解教材环节制度薄弱的瓶颈，健全教材管理机制、激活教材建设内驱力的教材制度改革举措。
（三）对教材内涵的理解不断深化，由“教材”转向“学材”
教材的内涵研究解决的是“什么是教材”这一基础理论问题，很多教材研究主题，比如教材评价、教材与教育教学的关系以及教材编写与使用等，都无法回避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学界形成了对教材内涵的诸多认识，其中最基本的一个认识是，教材是教育教学的材料、课程的产品或基本构件。这一认识基本把握住了教材的“工具属性”。比如，认为教材是教师和学生据以进行教学活动的材料，教材“包括文字教材（含教科书、讲义、讲授提纲、图表和教学参考书等）和视听教材”。对教材内涵的理解不能停留于“工具理性”的层面。有学者从知识论、学习论、伦理学、社会学四个方面指出教材的本质是文化精粹的集装箱与传输带、学生学习的材料、主流价值的搭载平台、社会建构的工具，逐渐深入到教材的本质内涵。
总之，随着教材理论研究以及课程改革的推进，人们对教材内涵的认识基本实现了从“教材”到“学材”的转变。有研究者指出，多元解读教材，准确把握编者意图，对教材进行个性化的设计，使统一标准定制下的通用版本教材变为适合班级学生个性化的学习资源，实现“教材”向“学材”的转变，是提高课堂教学有效性的前提和基点。这一认识转变使人们逐渐接近教材的本质内涵，进而拓展了教材建设的思路，为教材更好地服务教育教学以发挥其本质功能奠定了思想基础。
（四）教材评价更加科学，聚焦人才培养目标落实
教材评价的关注度也逐步增强，教材评价标准更加科学，教材评价主体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教材评价标准或者指标是实施教材评价的主要依据，旨在说明我们应该从哪些方面去评价教材，不同的标准设计反映了教材评价的价值取向。有研究者梳理出国外教材在评价指标拟定中明确的设计原则以及具体的评价标准，据此提出我国构建科学有效的教材评价指标体系可采取的措施有：重视教材评价指标体系的开发，制定科学的教材评价指标体系，深刻理解指标之间的关系，关注教材评价指标体系的适用性，提供信度和效度指标。教材评价体系建构不仅是为了确证教材水平，还是为了提升教材质量，其根本指向在于落实人才培养目标，促进学生个体健全发展。
教材评价技术方案是评价的实施范畴，主要包括评价的主体、组织与管理。一是在评价主体方面，有研究者通过比较研究提出我国教材评价的主体要多元化，除了专家和教师，也要将家长、社会人员纳入教材评价队伍。二是教材评价是一项操作性很强的工作，且我国教材种类繁多，如何做好教材评价的组织与管理工作，也是研究者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
（五）关注数字教材的开发建设与管理，聚焦服务教育教学
随着信息化、智能化的发展，其对教材的影响也更加广泛与深入，数字教材成为研究者关注的问题。有研究者指出，当前国内数字教材的研究呈现出内容多、范围广的特点，但其深度稍显不足，尤其是对于数字教材的发展研究，整体呈现出实践先行、理论滞后的特点，未来还需结合实践从教学理论探索、出版体系构建、技术适用等角度深入研究。涉及的数字教材的研究主题较多，但主要围绕数字教材的意义、现实问题与建设策略展开。比如，有研究者从知识、技术与使用者三个维度分析了数字教材的适用性困境及研制进路。有研究者总结了我国中小学数字教材建设具有教育改革实验、教育数字出版、教育信息化三种驱动模式，分析了其存在缺乏政策引领、缺少标准支撑、研究与认可不足等问题，提出未来要从完善相关制度、研制标准以及开发配套资源方面推进数字教材建设。
当然，更多研究者认识到数字教材的根本在于服务教育教学，要立足以学生为中心建设数字教材。比如，有研究者指出在数字教材建设过程中要基于学科特色适度运用信息技术、帮助学习者提升主体性、指向素养培育创设复杂情境等数字教材建构的策略。基于此，有研究者提出数字教材不再是纸质教材的简单数字化，而是融入教学过程的多媒体材料，具有知识表达多媒体性、实时交互性和动态更新性的特征。
二、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教材研究呈现的新特征
（一）多元研究主体推动教材研究进入新格局
党的十八大以来，一方面，关于教材的研究不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提升，高水平的教材研究文献呈现递增的趋势。在中国知网以“教材”为主题进行检索，相关文献自2012年以来呈逐年递增的趋势，到2019年形成一个小高峰，这与党和国家高度重视教材建设工作分不开，教材管理体制机制的完善和教材研究机构的建立，推动了教材及相关研究的发展。
另一方面，教材研究的主题也呈现出百花齐放的态势，既有研究教材作为国家事权的宏观问题，也有研究教材设计的精微问题；既有关于基础教育教材的研究，也有研究职业教育教材、高等教育教材的高水平文献，还有聚焦某一主题教育进教材的文献；既有针对教材编写、评价问题的研究，也有关于教材出版发行等问题的探索。教材研究的主题更加多元，教材研究更加深入，教材研究进入此种新格局是多元研究主体参与的结果。随着国家越来越重视教材工作，2018 年建立了国家课程教材专门研究机构——课程教材研究所，2019年建立了首批11个国家重点教材研究基地，天津、江苏、广西、陕西、甘肃等省（区、市）成立了省级课程教材中心，为地方教材工作提供专业支撑。北京外国语大学等高校也成立了专门教材研究机构，教材研究者中高水平专家增多。随着党和国家对教材的关注度不断增强，这些研究主体逐渐投入教材研究，与传统教材研究力量一起，构成了教材研究的多元主体。
（二）教材研究主题呈现精微化趋势
随着国家对教材的重视，教材研究深入推进，更多细微的主题进入研究视野。比如，从“使用”角度研究教科书，探究教科书的叙事分析理论，在传统的知识与认知逻辑上阐释教材建设的文化逻辑，分析职业教育精品教材的共同特征，凸显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教材研究的精微化趋势，研究的重点从宏观教材管理体制机制建设转向教材管理制度落地落实，注重教材管理效能的发挥；研究的关注点从教材内涵、教材开发等转向教材使用、教材评价等教材建设的重点领域；研究的范围从传统的纸质教材扩展到新形态教材、数字教材。这一系列的趋势变化是教材研究实下去、深下去的具体体现，有利于促进教材质量的提升，也有利于推动教材学理论发展。
（三）教材研究服务教材政策的意识与能力进一步提升
党的十八大以来，尤其是“一规划、四办法”发布以来，教材研究服务于教材政策的意识与能力得到进一步提升。教材是千千万万教师与学生在教育教学中使用的主要文本，是教育实践场域中的实体材料，直接关系到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实现，教材的这一属性决定了教材研究要具备实践思维与政策立场。随着“一规划、四办法”的发布，教材的国家事权逐渐得到落实，教材研究更加需要服务教材政策。比如，有学者通过研究美国、加拿大、新加坡以及日本在教材审定上的经验，提出了我国教材审定的路径，很好地服务了我国教材管理中“凡编必审、凡选必审”的要求；有很多研究者研究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生读本》的教学策略，很好地服务了重大主题进教材的要求。
（四）教材研究思路更加开阔、方法更加多样
“一规划、四办法”对我国未来教材建设的方方面面进行了布局，伴随着对教材研究的极大关注、研究经费投入的增多、课程教材研究所以及教材研究基地的建立、高水平专家加入教材研究序列，教材研究的思路更加开阔，既有宏观研究，也有微观研究；既注重对大中小学教材设计的一体化研究，也有对中小学、职业教育及其他类型教育的教材研究。国家的重视也促进了教材研究者采取各种研究方法，如比较研究方法、历史研究方法、理论思辨研究方法、实证研究方法等。就不同主题采取不同研究方法，得到的研究成果也更加科学，更加符合教材建设与管理的实践需要。
三、未来我国教材研究的新趋势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大中小学教材建设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也开创了教材学术研究的新局面。随着“一规划、四办法”的逐渐推进落实，教材领域也会产生一些新问题，都需要学界对此进行及时与充分的解答。在此对未来教材研究进行趋势分析与展望，为教材研究更好地服务我国教材建设与管理提供借鉴。
（一）坚持教材作为国家事权，推进意识形态进教材
坚持教材作为国家事权是未来我国教材建设与管理的总基调，也是教材研究需要遵循的总方针。在教材研究选题、研究计划制订、成果表达以及应用等方面，需要研究者建立国家事权的思维与意识。研究如何更好地促进意识形态进教材也是未来教材研究的重大方向。目前，意识形态进教材这方面工作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不同学段不同类型教育中仍有差距。比如，高等院校有“马工程”教材，其体系较为完整，质量较高，但某些学段的意识形态进教材仍有优化改善空间，需要深化该主题的研究。
（二）重视教材元研究，积极构建教材学
我国教材建设持续深入推进，离不开教材基本理论问题的解决。比如，新形态教材的建设离不开对“什么是教材”的回答；教材的编写与使用离不开对“教材与教学、教师的关系是什么”的回答。有研究已经对这些问题做了一定程度的回答，但是较为零散，对于形成教材理论智慧仍有距离。需要在未来努力厘清教材基本理论问题，即重视教材元研究，以形成关于教材的基础理论体系。一方面，探索建立基于对中国教材建设日常实践理解之上的本土理论框架；另一方面，在从不同视角出发的具有冲突性的教材建设观念间构建批判性的对话机制。在形成教材的基础理论体系的基础上，努力构建教材学学科，更好地促进教材理论的生长，克服重复研究的弊端，并帮助教材研究者成长，壮大教材研究者的力量，为教材建设实践提供充足的智力支撑。
（三）研究新背景下教材建设重点主题，继续服务教材决策
未来教材研究仍然需要保持服务决策的意识，提升服务决策的研究能力。这就需要在新的背景下寻找教材建设的重点主题。一是数字教材应成为未来教材的重要形态，当今学生被比喻成“数字土著”，如何将其从“数字土著”培养为“数字公民”，数字教材建设是关键。关于数字教材，学界已有较多基本理论研究，关于其概念、意义与功能已达成一定共识。未来则需要更多技术层面的应用型研究，即数字教材的开发、维护以及使用层面的研究，以推动数字教材进入实践。二是教材管理是落实教材国家事权的核心要义。我国各学段、各类型的教材纷繁多样，教材管理必需突破传统思维窠臼，建立信息管理的思维。比如，采集教材相关数据，除实地调研外，还可以通过建立数据平台，让一线教师录入与更新教材数据，这样“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相结合的管理思维能不断提升教材管理效率。教材的信息化管理还有很多空间可以开拓，需要学界在这一方面深化研究。
（四）倡导教材的跨学科研究，形成教材研究学术共同体
教材研究是复杂事项，从设计到使用，教材涉及的环节繁复；从编写到出版，教材涉及的利益主体众多。并且教材各个环节相互影响和关联，有些问题涉及多个学科领域，这就需要多个学科的研究者合作进行研究，因此，教材的跨学科研究是必要的。比如，编写高质量的教材需要教育学、心理学以及学科专家，甚至设计学的研究者共同开发，因为教材的高质量不仅需要学科专家提供高质量的知识内容，也需要教育学、心理学专家提供合乎学习规律的知识组织；再比如，未来数字教材管理问题不仅需要新闻学和管理学，更需要信息学科的研究者共同参与研究。一般而言，教材研究会涉及教育学、心理学、新闻学、管理学、信息技术等学科，需要在这些学科当中建设教材研究的学术共同体，以促进高水平跨学科研究成果的持续产生。
（五）促进教材研究规范化，推动研究方法创新
要想取得有影响力的教材研究成果，并对教材建设产生切实的参照作用，不仅需要促进研究方法的规范化使用，更要推动研究方法的创新。首先，教材研究要做到遵守基本的研究规范，这是教材研究成果质量的基本保障。本研究以高水平期刊所载的教材研究文献为研究对象，但仍有些文献的研究方法规范性不足，可见教材研究领域在研究方法上的规范问题是客观存在的，未来的教材研究需重视研究方法的规范使用。
其次，高水平的教材研究成果的产出，亟须研究方法的创新。具体要求：一是在使用思辨、文献研究方法研究教材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时，需要结合实证研究方法。充分处理好思辨研究与实证研究的关系，这样做出的教材基本理论研究才更有实践价值和理论说服力。二是人文社科研究领域目前倡导一种长期研究范式，以消弭浮躁的研究风气带来的各种弊端。教材研究也需要如此，有些教材领域的难点问题和重点问题，需要长期研究才能获得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三是教材研究需要实证研究范式，但是实证研究不能仅仅停留在诸如问卷、访谈比较浅层的方法上，更需要深度的实验研究，如“教材的质量”这一主题，就可以通过教材使用对比实验这一方法来进行。
（作者：李胜，浙江工业大学教育科学与技术学院讲师；徐晔，课程教材研究所副研究员，国家教材建设重点研究基地华东师范大学职业教育教材建设和管理政策研究基地博士后。）
文章来源于《基础教育课程》杂志2023年第10期（上），转载需注明出处
微信编辑|肖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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