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选取一所“双一流”建设高校为研究对象，还原和刻画大学场域中主要利益相关者对学科建设指标的理解、围绕指标采取的行动策略以及指标产生的影响。研究发现，高校高度重视学科建设指标并将其作为学科治理的重要工具。管理人员看重指标在学科建设“锦标赛”中的外在功用，依凭强有力的行政权威和资源垄断地位，将指标深度嵌入学科建设的各个层级和环节。在教师看来，使用指标是管理逻辑对学术逻辑的僭越，指标使用中的“一刀切”不仅会削弱指标的有效性，还可能抑制教师从事学术工作的内生动力，引发目标置换和无序竞争。学科建设指标的建构性决定了指标治理的管控逻辑并不能自动转化为学科绩效。我们需要对大学学科建设中的指标治理进行全方位清点和反思，以更好地推进学科建设工作，提高学科发展水平。
关键词：学科；指标；学科建设；学科治理
作者简介：苏永建，男，大连理工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副教授，主要从事高等教育理论、高等教育评价研究；盛嘉芯，女，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党委办公室，主要从事大学学科建设研究。
一、问题提出
学科建设有不同的存在形态，宏观层面的学科建设主要以学科制度和学科政策的形态存在，中观层面的学科建设主要以大学学科建设的组织和管理活动而存在，微观层面的学科建设主要依托教师的学术工作而存在。作为一项极富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实践和制度安排，学科建设工作的开展要借助一系列的制度、政策和工具，其中学科建设指标备受瞩目。指标在学位授权点的申报和评估、重点学科与一流学科的遴选和评估等关键环节以及师资队伍建设、学科平台建设、人才培养等具体活动中被不同程度地使用。
随着学科建设制度化程度的不断提高，指标的重要性日益凸显，“研究评价指标体系，对标发力，期望在评价中获得‘好’的评价结果已经上升成为大学制定整体发展规划，以及调整学科专业布局的重要关切点”[1]。随着指标嵌入学科建设程度的加深，针对学科建设指标的研究也逐渐增多。当前，有关学科建设指标的研究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实证分析取向的，另一类是反思批判取向的。实证分析取向的研究主要从技术理性的角度出发，围绕静态意义上的宏观指标体系的设计和优化而展开。反思批判取向的研究散见于对学科建设和学科评估的有关理论研究中，主要是基于某个视角或个人经验，从总体或一般意义上指出当前学科建设中所采用指标的局限性并提出改进建议。本研究与以往研究不同的地方在于从实践的角度出发，关注具体情境中学科建设指标与有关主体的认知和行动之间的互动关系。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本研究关注的是实践中的学科建设指标而不是文本意义上的学科建设指标。这里的具体情境是指大学场域及其与学科建设指标有关的实践，有关主体主要指大学学科建设管理者和大学教师。
选择大学这一层级，是因为高校是观察学科建设指标实践的最佳场域，国家层面的学科建设制度、政策和资源需要经过高校的转译和再生产传导至学科、基层学术单位和教师。选择管理者作为两大主体之一，是因为他们是高校组织和管理的关键代理人；选择教师作为两大主体之一，是因为学科建设的所有要素和环节都离不开教师的参与，学科建设的过程和实践从本质上就是教师完成学术工作的过程。基于上述考量，本研究力图通过对一所“双一流”建设高校（X大学）学科建设管理人员和一线教师的深度访谈，并结合收集到的有关政策文本以及实地观察来还原和刻画大学场域中主要利益相关者对学科建设指标的理解、围绕指标采取的行动策略以及指标的影响。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案例研究法，选择X大学作为案例开展研究。X大学既是国家“211工程”和“985工程”重点建设高校，也是国家“双一流”建设高校（世界一流大学A类建设高校）。X大学高度重视学科建设，学科的整体发展水平位居国内前列。作为教育部直属的重点高校，X大学与国家宏观层面的学科建设制度和政策有着紧密的互动，宏观层面的学科建设制度和政策对X大学也产生了显著的影响。
“双一流”建设启动后，X大学围绕学科建设工作相继出台了《X大学学科规划工作实施细则（修订）》《X大学学科建设经费管理细则（试行）》《X大学学科建设绩效评价实施办法》。同时，为了应对学校排名不断下降的现实困境，X大学以人事制度改革为突破口进行了大范围和大幅度改革，修订了《X大学教职工年度考核实施意见》，出台了《专任教师学术贡献量化指标体系》和《专任教师系列专业技术岗位聘期目标实施意见》等一系列文件。这些政策文本为本研究提供了难得的“过程性样本”。政策文本的收集时间为2022年10月至2023年1月。此外，本研究中使用的一手研究资料还包括参与X大学召开的人事制度改革介绍会议和其他有关学科建设的会议时所作的观察、对X大学教师的深度访谈。多种资料可以进行三角互证，避免了单一资料来源所带来的偏见。
对X大学教师的深度访谈是本研究重要的资料来源。访谈资料的收集时间为2023年3月至5月。遵循理论性抽样原则，本研究通过滚雪球的方式最终选择了X大学的13位教师作为访谈对象，对他们进行了一对一的半结构化深度访谈。其中包括3位校学科建设办公室的管理人员、1位院系学科建设办公室管理人员、1位院系学科建设负责人和8位一线教师（见表1）。
资料的收集和分析是交叉同步进行的。研究者主要采用源于扎根理论的“连续比较法”[2]对收集到的资料进行整理和分析。在资料整理和分析过程中，首先从微分析入手，根据资料中浮现出的本土概念和主题进行开放式编码以形成类属，之后通过主轴编码对类属进行进一步比较识别出核心类属，最后根据选择性编码对核心类属进行意义关联，形成理论解释。
三、研究发现
（一）在其位谋其政：纵横高压下的管理之道
学科建设是高校的核心工作，尤其是在“双一流”建设背景下，学科建设在高校工作中更是被置于优先级。高校之所以重视学科建设，除了学科建设对学科发展的重要作用之外，还与学科建设制度和政策以及高校自身的需要有关，甚至在很多情况下，来自制度、政策和高校自身的需要已经成为推动学科建设的最主要力量。由于我国实行国家高度统一的学科制度，高校从政府获取的很多资源都与学科建设的绩效有关，而这种绩效在很大程度上又是由国家来认可的，这使得高校高度重视学科建设工作。另外，高校声望的高低和社会资源的获取等也与学科建设成效紧密相关。因此，在当前这种资源有限的纵横交错的高竞争压力中，高校都在自己的制度和政策中强化学科建设，甚至将负责学科建设工作的部门专门化和制度化，而一些院系副职领导干部也成为学科建设的专门负责人。
1.“指挥棒”与“传导器”：指标是最好的选择
X大学在国内较早成立了校级的一流学科建设领导小组和专门统管学校学科建设与发展的学科建设办公室（一流大学建设办公室），同校学术委员会办公室合署办公。学科建设办公室下设四个科室：规划与论证科、项目与经费管理科、评估与质量保障科、校学术委员会办公室综合科。另外，和所有高校一样，X大学的二级学术单位的副职中也有学科建设的专门负责人，在一些较大的学（部）院中甚至还设有自己本部门的学科建设办公室。在这些部门工作的有关人员的看法基本代表了管理层对学科建设的看法。当然，二级学术单位的学科建设负责人都是“双肩挑”，但他们的双重身份决定了他们的立场常在行政和学术之间游走。
我们常说评价是“指挥棒”，而“指挥棒”能够发挥指挥功能其实还得依托一定的载体，评价最直接和最主要的载体就是指标，因此可以说，指标才是潜在的、真正的“指挥棒”。一位曾经担任过基层学术单位主要负责人的教授对指标的这种导向功能深有体会：“学科评估里面强调要重视人才帽子，学校就给院系指标，院系就要求老师去完成。这就是《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中所说的评价是‘指挥棒’。指标往哪指你就往哪走。客观地说，指标确实是一个载体，指标存在不是没有道理的。”（X-04）
正是深切感知到指标的指挥棒作用，为了管理的方便，学校管理者才把模糊复杂的学科建设过程分解成若干方面和若干可分解、可观测和可核查的指标。在他们看来，指标是反映学科建设过程和实践以及达成学科建设目标的一种便捷而有效的管理工具。X大学学科建设办公室的一位负责人在受访时就谈到：“虽然说指标不能反映学科的所有，但你说如果一个学科在所有指标上都排在后面，你总不能说它没有问题吧。”（X-12）
尽管学术界和社会一再批评各类学科建设指标给高校学术生态和学科发展所造成的非预期后果，但高校管理者还是无法舍弃指标，甚至对指标情有独钟。关于如何看待学科建设指标，管理者普遍认为，对待指标不能先入为主，指标虽然有不足，但却是一种表达学科建设的最直观和有效的方式。“指标不是一种带有感情色彩的词汇，需要以不同的视角去看待它。学科建设过程中，需要一些可操作化的事物将复杂的学科建设简单化，我们需要将整体的学科建设部分化、还原化，所以我们就必须抓住学科建设的关键，指标就是这种思维的一种外显形态。……我们需要理性地、辩证地看待指标，如果换位思考，想要学校的学科有所发展，除了指标我们也没有其他能够借助的工具了，当然，我们一定要分清楚哪些需要‘指标化’，哪些不需要‘指标化’。”（X-03）
近些年来，尽管国家倡导“破五唯”以及对高校提出一些“明令禁止”的要求，但很多学校依然依托指标来推进学科建设。X大学前几年严格执行有关政策，但近两年学校在排名下滑和经费紧张的压力下再度改革。其中一个最明显的变化就体现在近期发布的《专任教师学术贡献量化指标体系》。这一指标体系将学科建设的主要内容植入教师的学术工作，将教师的学术工作完全转换为可以计量和比较的指标。用学校有关部门负责人的话来说，改革的目的是通过学术量化体系建设，引领高质量发展，其核心内容是制定专任教师学术贡献评价体系，将教师的高质量工作体系化、指标化和定量化。“我们学校的目标定位是一流大学，尤其是在国家的学科排行里边，如果我们持续下降的话，那一定是学校有问题了。学校的排名在往下降，这是客观存在的，所以学校一定要想办法把排名往上弄，学校也很无奈，所以说批评归批评，但是跟建设是两码事的，指标还是相对公平的。”（X-01）
对于学校为了“加速跑”所开展的一系列较为激进和功利的改革，教师们虽然有不小的意见，但对改革的初衷也表示理解。“我们在抨击学校的时候，如果站在学校的立场去思考，他们不难吗？他们也难。他们不着急吗？他们也着急。……这就是为什么学校喊着‘加速跑’。为什么？因为按照原有的步调来跑的话，它依然是落后的。这就相当于什么？相当于所有的老师都是运动员，所有运动员的成绩都记到学校头上……压力第一个就是评估的压力，排名的压力，大学声誉的压力。这个排名持续下滑，学校的压力是非常大的。……你想想排名这么持续下滑，生源会怎么样？社会声誉会怎么样？办学经费会怎么样？学科评估结果不好的话……会有什么后果？”（X-05）当然，这并不代表教师们对当前改革的方案和具体路径是完全认可的。
2. 指标的再生产：将指标进行到底
学科建设被认为是高校的头等大事，也正是因为学科建设与学校发展高度关联，高校不仅重视学科建设指标，而且也刺激了学科建设指标市场的繁荣。客观来讲，这些指标都有可能影响高校的学科建设。那么高校选择使用什么样的指标以及如何使用指标就涉及指标的再生产问题。
关于学科建设中关注和使用什么样的指标，X大学的管理人员认为，这和学科建设制度及整个的评价体系有关系，学校采用什么样的学科建设指标既有一些普遍性，也和各个学校自己学科建设的理念有关。但总的来说，来自官方的指标（主要是学科评估中使用的指标）和一些有影响的第三方排名机构的指标（这些排名机构也倾向于使用学科评估中的指标），特别是这里面的一些硬指标是管理者重点关注以及学校使用的主要指标。换言之，学校在学科建设“指标设置与赋值标准上很大程度表现出对政府评价模式的‘嵌入’和复制”[3]。例如，X大学《新一轮学科建设规划（2023—2025年）》中的指标就来源于国家学科评估制度，其填写说明中明确指出：“本学科建设规划填写中涉及的人员、标志性成果的具体要求与全国学科评估、学位授权点周期性合格评估要求一致。”“学校对院系学科建设考核时用的指标和学科评估的指标差不多。但学科评估是四年一评，那都是之前的数据了，我们平时更多地还是看（某第三方排名机构的）那个学科评估系统，它那个可以实时监测，它使用的都是学科评估中的一些客观指标。很多学校都用他们那个系统。我觉得他们那个系统还是挺准的。我们也主要是看一下高显示度和有影响的一些指标，比如论文啊、项目啊、奖项啊、科技成果转化啊。”（X-12）
对于在学科建设中如何使用指标，高校通常是按照预设的目标和规则等将指标自上而下进行层层分解，并将指标和院系学科建设的总体绩效以及教师个人的物质利益和学术利益挂钩。换句话说，在高校学科建设中广泛使用指标依靠的是科层压力和绩效竞争。X大学校长在近期召开的人才引进工作专题推进会上明确指出：“将人才引进工作目标任务层层分解至班子成员及教师，做到全员参与、人人发力。”有关管理人员也表示：“学科布局的顶层设计和战略规划需要借助指标加以考量，学校怎么才能实现自身设定的学科规划，只有运用指标，把分散在各个院系的力量整合起来，形成合力，才能在学科建设成效上做更好的文章。”（X-02）“国家会有目标，我们会根据我们学校学科以往的情况，测算出一些比较合理的指标，会召集各方进行沟通，最后定一个目标，那在这些目标里面最具有显示度的就是科研了。从一流大学建设角度来看，我们要把所有的能观测到的这些指标分解出来，学校里所有部门都需要领指标。”（X-01）
在科层压力下，基层学术组织和一线教师不得不接受这样一套指标体系。受访教师认为在学校教师考核体系中使用什么样的指标和如何使用指标不是一个协商的过程，而是一个自上而下直接分配的过程。“这个指标政策，就是从上至下的，不是说下边老师给自己提一些指标，我要完成这个，那是你自己的内心的，比如说我自己整个工作计划目标，那你自己想干。但是现在不是这样，现在是从上而下的一种任务，而且是政治任务，大概是这样的一种情况。它怎么来的，它就是根据上面文件来的。”（X-06）
而在绩效竞争的压力下，由于指标负载了学科发展的各种资源，院系和教师也不得不重视这些指标，特别是学校关心的核心指标。如果说科层压力决定了必须使用指标和使用什么样的指标，那么绩效竞争的压力则决定了指标是如何被使用的，即指标的使用方式和作用范围。“其实说白了，资源就是资金，就是钱。我觉得肯定是跟各学科成绩挂钩的，我们这个学科今年是A+，那当然A+的这个学科就要分配的资源更多一点，当然跟这科研实力也是密切相关的。又比如我们每年有人才经费…… 今年评的多，钱肯定多。学校的学科经费，就像我说的，按照评估的成果去分配。学科经费一般都是靠平台来拿钱的，每个学院会建设一个平台，这个平台里面包括很多老师，这些老师要完成哪些成果，不同的成果累积出来之后，会分出A级、B级、C级，比如说我能拿到5个A，我对应的能拿多少钱，是这么分的。”（X-08）
（二）一石激起千层浪：指标压力下的学术百态
从对X大学管理人员的访谈中，我们发现面向基层学术组织的学科指标管理具有全局性并且和院系的绩效挂钩，但这些针对组织的指标并不是直接作用于教师的。在高校里，能够对教师的理念和行为产生直接影响的是人事制度和政策。从2022年开始，X大学在学校排名持续下滑和经费的压力下开始进行大范围和深度的人事制度改革。人事制度改革的核心是将学校关注的学科建设指标和教师晋升、聘期考核与绩效考评进行了深度关联，其主旨是进一步提高对教师考核的要求。考核的通用标准全部被整合为一个名为《X大学专任教师学术贡献考评体系》的详细表格。在这个事无巨细的表格里，学校将专任教师的学术工作拆分为教学、科研、人才荣誉、平台团队、国际化和学术兼职几个部分，每个部分又划分为几个方面，这些方面又划分若干条目，每个条目包含若干观测点，每个观测点都附带有一定的分值。教师的晋升和聘期考核所要求教师达到的基本条件都可以从这个表格中找到对应的条目和分值。这项改革牵涉X大学所有教师的切身利益，在X大学教师群体中引发了高度关注，也正在对X大学的教师产生全方位的影响。
1. 生命、生存与生活：“为稻粱谋”与“学术的虚无”
在关于大学和学术的传统叙事里，学术职业是超越的，是不同于一般职业的一项“圣职”。从事这种职业的人“更崇尚教学与探索的自主与自由、行动责任的自我担当与伦理自觉，这通常也是该职业特有的魅力所在”[4]。因此，真正以学术为志业的人始终对外部的纷扰乃至干扰抱有警惕之心。在高校里很多教师依然对学术充满热爱，他们在指标的压力之下依然保持着清醒并不断反思指标化之于学术发展和学科建设的危害。“我可以做点真正的学术研究，研究点真正有价值的东西。很多人为了完成指标存在论文‘灌水’的问题，我要是写那样的论文的话，我一年也可以‘灌’不少，毕竟我也已经训练到这个程度了，玩文字的能力还挺强的。但是这样对于学术发展是没有任何意义的。”（X-04）
事实上，在时下这个功利主义和工具主义盛行的年代，以学术为志业对大多数大学教师而言充其量只是一种理想。为了在竞争激烈的学术晋升之路上争取一线生机，大部分尚处于学术生涯初期的教师尽管对当前的指标体系不满，但在“留”还是“流”的学术生存压力下不得不尽力在完成指标上下功夫。“我现在是准聘副教授，对外可以说自己是副教授，但是实际上我是没有编制的，学校对我有三年的考核期，如果三年之后没有拿到这个长聘副教授的资格的话，就是要走人的。压力是不小，我们面临的职业压力很大的。我没有什么归属感，完不成目标是真得走人的。……很多时候是逼不得已的，对我们的考核指标这么高，我发一篇论文应该用一年的时间，但我用半年时间就弄出来发表，结果可能不是尽善尽美，考核时间卡在那，我自己也知道这种行为不太好，但没办法，完成不了指标我就得走人了。”（X-07）
指标考核的压力不仅关联着学术利益，还和教师的年度物质利益挂钩，指标完成情况与教师绩效的深度关联让很多在学术职业生涯中已经获得相对安全位置的教师依然丝毫不敢懈怠。“你不管承认不承认，你愿意不愿意，你都会被指标牵引着走。学校要进行考核，教师要生存。学校出台的岗位聘期考核，不是说评上了副教授就能够一直拿到这个钱的，一定要达成副教授的目标还有考核的要求才能兑现。学校的目的是要求所有教师必须要动起来，哪怕是教授也不行。谁要是“躺下”的话，年终奖几乎就得不到了。”（X-05）“我肯定不喜欢，但是我不喜欢也没办法，你说我不能不吃饭吧，现在生存问题我都解决不了，我还去考虑你这个指标合不合理吗，我就考虑我怎么样去达到指标…… 年轻人，我们又是孩子又是家，又是车又是房子，所以现在没办法，指标怎么说就只能这么干。”（X-06）
对于很多教师来说，完成指标既是无奈的选择，也是理性的选择，但是从长远来看，指标意义上的学科发展并不是学科建设的终极目的，甚至为了指标的被迫行动对学术本身也是一种伤害。无怪乎科塞（Lewis Coser）曾感叹，“大学已经把教师前进的等级系统结构化和制度化了。在这种体系中，只有发表了令人满意的著作才能得到晋升。这样，有抱负的学院人也许不得不抛开那些花费数年才能完成的大规模的知识计划，而去追求发表能对职务晋升有直接作用的范围狭窄的作品”[5]。在“出版”还是“出局”的持续压力下，很多教师“为了完成指标放弃学术理性和价值追求，被动开展功利性研究”[6]，已无暇顾及“诗和远方”。“指标压力下，大家都变得很浮躁…… 我感兴趣的问题，它的实验周期比较长，而且还不好申课题，也就是说我无法在学校既有的指标前提之下超越学校的指标，而且还能实现我的学术理想和追求，很难。”（X-13）“每个考核周期你都要达到这个考核要求，否则就给你降级，甚至给你撵走…… 一直都处于紧张之中。不能有松弛…… 就一直低头干活吧，拉磨，否则你可能就被出局了。”（X-06）
2. 躺赢、躺平与躺枪：“一刀切”下的激励失效
任何政策都有自己的价值取向和目的，但政策的结果不仅取决于政策自设的预期，还取决于政策本身设计是否合理。就X大学专任教师学术贡献评价体系来说，受访者普遍认为这一指标体系过于刚性。这种刚性的指标体系试图用“一刀切”的方式激励专任教师“加速跑”，但事实上“拘泥于指标（且不说指标本身是否科学）的刚性规划与目标设置，则往往以自上而下的方式束缚了行动者根据环境变化灵活应对的弹性，尤其是基层与个体寻求自主发展的适应性”[7]。“我们现在制度过于刚性，适用于所有的老师，这种方式对吗？不对。……老师们在这里边比较从容，闲下心来读一本书，跟学生去讨论一个什么问题，应该说这才是真正的大学。大学…… 现在就变成了所有的老师都拼命去发论文、拿项目、抢帽子。至于教学糊弄糊弄就过去了。至于指导学生，反正让你能够顺利毕业。”（X-05）
从实际来看，“一刀切”下的激励存在失效的可能。这种激励失效大致存在三种情况：一种是对于那些能够较为轻松完成指标的人的激励失效，他们属于“躺赢”；一种是对于那些难以完成指标的人，他们或许被迫“躺平”；一种是本来没打算躺平的人，基本属于“躺枪”。事实上，考核指标要产生激励的作用必须考虑教师群体的多样性。虽然在很多人看来X大学的这一考核指标体系很苛刻，但对于某些优势学科中的少数人激励作用不大，他们属于少数的“躺赢”的人。“我属于既得利益者，我为什么能在这里坐着，好像过得挺愉快，因为我会写论文，我的特长就是写论文了。论文有什么好处呢？就是申请项目看这个东西，没有别的评判标准。”（X-09）
X大学出台这项较为严苛的考评体系固然与学校排名下滑这种可见的压力有关，但另一个原因是与很多同层次高校相比，X大学长期存在一些所谓“休眠”的教师。X大学大力度推动人事制度改革与这一现象有很大的相关性。不过，从访谈和调研的分析中，我们发现，这一改革可能非但无法叫醒那些“装睡”的教师，还会让一些有进取心的教师因完成这些充满极大风险和不确定性的指标而被迫“躺平”。“我早就满十年了，按照学校的合同，只要不出特别大的错误，学校是不会开除我的，只是在工资上面会有反映，我是X年评的副教授，生活也比较安稳，钱多到哪也不可能，基本上生活还是比较平稳的，对于我来说，很满足现状，评不评教授意义也不大。……教学任务肯定要有，本科的32课时，我刚开始授课的时候是比较难的，需要写PPT进行备课，但是教学时间长了，我就修改一下，甚至到时候我就照着PPT念一念就可以了，授课不是问题，因为教学没办法去具体量化，我只要保证不出教学事故就可以了。”（X-09）“对我来说也很难，我做的方向其实是偏交叉学科的，但你说能怎么办呢，我也想好好搞，但没办法，你想我们天天做的很多工作，有百分之七八十是写不进去的。评不上就评不上吧，大不了一辈子当副教授呗。”（X-10）
X大学推行的这种量化指标体系，等于把教师的学术工作“变成一堆可以描述、算度、并能相互比较的数据。每个个体收在评审的法眼底下，受制于无形的规训权力”[8]。对很多教师来讲，他们并不希望被这种指标的压力赶着往前走。为了解决“躺平”问题在指标上加码，会极大削弱教师对于学校的信任和归属感，而且“在高强度竞争压力之下，人的心态与行为都难免发生扭曲”[9]。“学校的职称晋升名额一直在压缩，可能今年10个人去评职，学校只给1个名额，但是其他9个人也同样优秀，这难道不是人力资本浪费吗？学校本意是不让教师“躺平”，但其实躺平的人真的很少的，反正我没觉得自己躺平，我周围也没有躺平的教师，好像我们没躺平的这些人无故‘躺枪’了。”（X-11）
（三）弱者的“气”与“器”：应对指标的策略性行动
在X大学的人事制度改革中，管理者希望借助事无巨细的指标和强有力的问责来激励教师增加学术产出，以提升学校的学科竞争力和学校的整体排名。客观来讲，指标是管理者手中完成政策预期的重要政策工具。通常而言，管理者在这个过程中是话语权的掌控者，是指标生产中的强势一方，能够借助自上而下的科层压力和绩效考核实现预设的目标。但在权力下放的背景下，作为“弱势群体”的院系和教师也不是完全被动的，他们也会利用自己的自主性和策略性空间，在指标生产和指标完成的过程中采取减轻指标影响的策略性行动。换句话说，指标的生产和再生产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行政权力决定的，但在一些情况下，行动者也会通过采取一定的策略参与对指标的建构，影响指标的效果。
1.“张良计”与“过墙梯”：指标再生产中的控制与反制
指标可以分为文本中的指标和行动中的指标。政策文本中的指标虽然是静态的，但其产生过程充满了博弈和斗争。指标的决策者和制定者是影响指标选择的决定性力量，但并非唯一的力量，“那些将受指标权力影响、制定者又需要顾及的群体也可以直接或间接影响这一过程”[10]。这正体现了指标生产和再生产中的复杂性。在X大学制定专任教师学术贡献评价体系的过程中，不同院系的教师围绕期刊名单的确定采取了不同的行动策略。
在对理工科教师X-07访谈时，该教师介绍了X大学对其所在学科的考核要求，学校将指标要求下放到各个学科之后，学科会根据教师的级别，对不同教师制定不同的考核指标，涵盖项目进款、成果转化、TOP期刊数量等方面。教师X-09介绍TOP期刊是学院里面认定的本领域内水平比较高的杂志。“人事处会让各个学部提供本专业领域内比较好的期刊，我们学院经过商讨之后制定了这样一份TOP期刊，大家会照着这个标准来执行。”（X-07）“学校允许各个学科根据自己的特点进行调整，如果有建议大家可以提。这样学科与学校之间就存在一种‘讨价还价’的拉锯过程。比如学校明确要求必须要至少发表一篇A类期刊，但各个学科对A类期刊的认识是不一样的。这样让不同学科提一个名单，下边各个学科就开始绞尽脑汁地想了，将不容易发表的期刊剔除掉，为什么？因为老师容易发啊。”（X-09）
当然，之所以出现上述这种博弈的局面，不仅与指标的所承载的工具主义和功利主义的理念有关，还和指标体系本身的设计缺陷有关。在很多专任教师看来，这一指标体系“既缺乏详细的框架假设，也没有足够的理论化，是对教育理论的抵制、对实际主义的推崇，坚持认为‘事实胜于雄辩’，认为没有理论的经验可以充当真理的裁决依据”[11]。总之，无论是学校粗暴简单地对期刊进行划界的行动，还是基层学术组织中出现的策略性“共谋”和避重就轻的“反制”，从长远来讲，都是一种零和博弈，最终伤害的是大学的整体利益。学科建设中这种围绕指标展开的策略性斗争注定没有赢家。
2.“迟疑观望”与“淡泊明志”：超然和超越于指标
指标固然会影响教师的行为选择，甚至导致教师行为的趋同，但不同的教师会根据自己的观念和处境作出不一样的选择。也就是说，指标产生后能够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与教师的个体选择有关。X-10教师在受访时表示，她对这套指标体系没有仔细研究。她虽然也知道这套指标对自己影响很大，但对此还是持迟疑观望的态度：“我大体看过，也知道要求挺高的，但还没有仔细去研究过这套指标体系，哪有时间啊，天天都要忙，再说离我评（职）还早，再看看吧，如果进行不下去，没准还得改。”（X-10）
教师的行为改变既与政策变革的方向和力度有关，也与教师个体的信念有关。有些教师面对指标压力会抵制、顺应或被迫改变，也有教师基于学术良知和学术信念进行坚守。但当一项改革不关涉教育和学术的终极关怀时，教师到底该何去何从呢？仅靠个体自觉坚守和超越的制度到底会将大学引向何方？“人家一直说教学是个良心工作，带学生教学生都是凭自己的良心。为什么？因为这些东西是没办法量化的，没办法考核的。……而什么是可以量化的呢？你发一篇论文，你发了一篇高级的论文，你拿了一个项目，你拿了一个20万的项目，还是拿50万、80万的项目，这个东西都是可以的。所以说这就导致什么？教学完全看老师的良心。良心好的，他认认真真地做好准备，认认真真地带学生；那良心不好的，那自然就是糊弄，能糊弄就糊弄。学科建设含义是非常丰富的，实际上这里边包含着所谓的人才培养。但是你想想，学科建设如果说大家都集中精力投入到所谓的科学研究上，会不会要出现一种不平衡不充分的这种矛盾？会。大家伙是不是都去搞所谓的科研了？而且还是打引号的科研，那谁还去管人才培养？谁还去管学生的死活？谁还去认真去备课？当然，我还是很有良心的。”（X-05）
四、结论与讨论
与以往研究不同，本研究从大学场域中行动者互动的实际情境出发，分别围绕管理者和教师两大行动主体对学科建设指标的认知、所采取的行动策略以及学科建设指标产生的影响三个方面，对实践中的学科建设指标进行了深入探究。
从行动者的认知来看，学校管理者信奉的是“政治论高等教育哲学”，大学教师则青睐“认识论高等教育哲学”。学校管理人员主要秉持实用主义的态度看待学科建设指标，看重的是指标在学科建设“锦标赛”中的外在功用。他们认为，指标是检验学科建设工作成效和学科发展水平的“度量衡”，是有效整合学科建设工作的“黏合剂”，是引导学科发展的重要的“指挥棒”。而在教师看来，在学科建设中广泛使用指标只不过是管理者以促进学科发展为名行问责之实，在学科建设中过度使用指标意味着管理逻辑对学术逻辑的僭越。
从采取的行动策略来看，学校管理者主要使用了“复制”和“控制”的策略，教师则根据实际情境主要采取了“顺从”“变通”“坚守”等策略。学校管理人员的有关管理行为表明，大学场域中学科建设指标的再生产主要源自刚性的国家学科制度。纵向的管理和评估制度为大学学科建设提供了一个标准化的指标市场，横向的绩效竞争促使高校高度重视学科建设指标并将指标作为学科治理乃至大学治理的重要工具。教师差异化的策略性行动表明，学科建设指标并不会如管理者所宣称和期望的那样直接影响学科建设过程，学科建设指标要想真正发挥作用需要考虑教师群体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从实际影响来看，学科管理者通过再生产学科建设指标实现了对学科的“有序治理”，但教师的反映表明，这种“有序治理”未必“有效”。学校管理者依凭强有力的行政权威和资源垄断地位，将指标深度嵌入学校学科建设的各个层级和各个环节，以至大学学科建设中出现了一种“指标治理”的现象。在教师看来，学科建设指标使用中的“一刀切”不仅会削弱指标的有效性，还可能抑制教师从事学术工作的内生动力，引发目标置换和无序竞争。
学校管理者和教师不同乃至冲突的认知，既表明学科建设指标是建构出来的，也表明大学学科建设中指标治理的管控逻辑并不能自动转化为学科绩效，教师顺从、变通和坚守等策略性行动其实都促使决策者和管理者要高度警惕学科建设指标化的意外后果。为此，我们需要对大学学科建设中的指标治理进行全方位清点和反思，以更好地推进学科建设工作，提高学科发展水平。
第一，大学学科建设中的指标治理产生了什么样的效果？指标治理是学科治理的一种重要工具，通过指标进行学科治理为大学学科建设确立了一种理性的秩序、明确的指向和可比较的基准。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指标治理满足了大学对绩效合法性的追求，推进了大学学科治理的现代化。但与此同时，指标治理在实践中则因造成诸多意外后果而面临着多方面的合法性危机。指标治理在凸显学科建设工作中那些可以量化部分的同时，遮蔽了那些重要但难以量化的部分，带来学科建设中短期的功利主义文化，造成了指标有增长但学术难创新的内卷困境。换言之，指标解决了部分旧问题，但也同时制造了新问题。学科建设中的指标“锦标赛”不仅给教师带来了“指标恐惧症”，破坏了学术共同体内部的自发秩序，还强化了学术文化和行政文化的冲突，甚至造成了学术和行政之间的尖锐对立。这种离散化、冲突乃至对立使得学科建设在很大程度上沦为一种指标游戏，极大地弱化了学科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第二，大学学科建设需要指标吗？这貌似是一个不需要回答的技术问题，实则是一个值得深究的政治问题。大学学科建设指标的泛化和泛滥是外部评估制度和强烈的追赶心态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但指标的广泛使用并不能表明学科建设需要指标。进一步来说，如果说大学学科建设需要指标的话，是谁需要指标？是教师开展学术工作需要指标吗？是学生学习和发展需要指标吗？显然不是。通过对学科建设实践的考察，我们不难发现，指标并不是大学学科建设的前提和必要条件，它充其量只是教师学术工作和大学学科发展状态的一种简洁的表达方式而已。在大学学科建设中真正需要指标的是有关的决策者和管理者，指标对他们而言只不过是一种便捷的管理工具而已。这种管理工具在某些情况下可以对学科发展情况进行一定程度的诊断，但当“对照学科评估和排名指标开展学科建设，将学科建设作为追求排名指标的手段”时，就不可避免地导致“本末倒置”。[12]
第三，大学学科建设中应如何使用指标？前面我们提到，学科建设指标是应管理需要而产生的，也契合了科层管理追求效率的逻辑，但当指标治理的效用在理论和实践上均出现合法性危机时，在不废除或难以摒弃指标的前提下应着力思考更好地使用指标的问题。首先，要明确的是，如果“指标是自上强加的，并且使用的是由远离所测量活动的人设定的标准化公式，那么，它不太可能发挥效果”[13]。这要求大学管理者在进行指标的再生产时要进一步加强与基层学术单位特别是与教师的沟通和协商，确保有关利益主体充分且有效地参与指标体系的制定和使用。毕竟，“政府和高校管理层的一流学科建设目标必须转化成为学者们有意识的行动才能得以实现”[14]。其次，决策者和管理者要充分认识到指标不是万能的，滥用指标犹如滥用“抗生素”，因此大学学科建设中要减少对指标的依赖，避免过度或不当使用指标，淡化指标与奖惩之间的关系，要更多从组织创新和组织文化的角度来促进学科建设和学科发展。最后，指标效用是有边界的，也是有条件的。我们不能指望仅仅通过调整指标来促进学科建设，“如果我们有兴趣改变衡量进步的方式，那么我们要改变的就不仅是我们的指标，还有我们的世界”[15]。换句话说，指标的背后是制度，制度决定了指标的导向和功能，科学合理地使用指标需要良善的制度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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