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一流大学示范效应是彰显其价值的重要途径。一流大学的示范效应是一种基于其他高校的模仿而展开的组织学习，在效率机制和合法性机制的双重作用下，其他高校通过竞争性模仿和制度性模仿而使一流大学的示范效应得以体现。运用爬虫技术对高校调研行为的分析表明，我国一流大学的示范效应比较明显，它通过锁链结构渐次传递；行业高校构成了传递示范效应的特殊渠道；示范效应在不同的活动领域存在强弱差异。因此，应重视一流大学的示范效应，构建多维分层的示范体系，提升高校的自觉学习意识和能力，促进“双一流”建设向纵深方向发展。
关键词：一流大学；示范效应；组织理论；网络爬虫技术；高校调研行为
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双一流”政策走向深入，人们愈加认识到其不仅仅在于建设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本身，更在于提升高等教育的整体水平。翁铁慧、马陆亭、阎凤桥、刘贵华等认为，“双一流”建设作为我国重点建设政策的延续，其出发点在于发挥“双一流”高校的示范效应。所以，关注“双一流”政策所寄望的示范效应显得更加重要。“示范效应”(Demonstration effects)原本是经济学的概念，最初由哈佛大学凯夫斯于1974年在研究跨国公司的技术溢出时提出来，是指由于东道国企业与外资企业存在技术差距，东道国企业通过模仿学习外资企业先进的生产技术、管理经验等来提高生产效率的现象。在高等教育中，存在与经济学中的示范效应相类似的现象：由于非一流大学与一流大学相比，存在着实力、声誉等方面的差距，因此前者会对后者进行借鉴和模仿，我们称这种现象为一流大学的示范效应。
无论在经济学还是在高等教育领域，目前专门对示范效应的研究都比较少，其原因在于几乎没有文件记载某一家机构最初是如何以及从哪里学到新技术并推广应用的。示范效应的发生过程具有潜在性，很难有确切证据证明，这阻碍了我们对一流大学示范效应的认识。目前我们仅能从理论上粗略推演，当细致分析效果时，则会陷入矛盾性焦虑：既担心效应过强导致高校同质化，又担忧效应不足使弱势高校游离于政策之外丧失积极性。因此，唯有将实证与理论相结合，才能深入理解一流大学示范效应，走出目前的认知困境，促进政策科学化。有鉴于此，本文首先通过组织理论来阐释一流大学示范效应的基本原理，然后运用网络爬虫技术对高校的调研行为进行分析，力图通过数据刻画其影响程度和领域，并从理论与实践两方面予以讨论。
二、理论阐释：基于组织理论的分析
一流大学产生示范效应是组织学习在高校中的具体体现。“组织学习是以个体学习为基础，通过组织内部和组织之间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互动，而使组织观念和行为发生持久变化的过程。”组织学习分为组织内部学习和组织间学习，而一流大学的示范效应属于组织间学习。一流大学的示范效应就是一流大学引导其他高校向其学习，使其他高校的观念和行为发生改变的过程。
（一）示范与模仿
根据组织学习理论，组织间学习分为扩展(extension)和内化(internalization)两个环节。扩展是一个组织的透明程度不断增加的过程，一个组织分享经验的意愿越强，透明程度就越高；内化指一个组织对其他组织知识或经验的接收过程，它体现了组织的吸收能力。
示范效应也被称为“示范-模仿效应”，示范与模仿由不同的高校来完成，它们之间既彼此独立又相伴相随。在组织学习中，示范、模仿分别与扩展、内化两个环节对应。示范具有展示、显露的涵义，示范者在完成某种行为后向外传递信息，代表扩展过程。模仿是一种由模仿者自主决定的学习行为，代表内化过程，内化程度影响模仿者的行为表现。一般而言，组织学习的效果包括观念和行为两方面的改变，而在示范效应中，内化主要强调模仿者行为的变化，而对认知变化难以作出判断。总之，扩展与内化是一流大学产生示范效应的两个基本环节，示范与模仿共同构成了完整的发生过程。由此推之，一流大学的示范效应，归根到底依赖于其他高校的自主行动，并通过其模仿行为才得以彰显。一流大学的行为只是潜在地推动其他高校进行模仿，但并不必然保证此行为发生。所以，示范效应的发生踪迹和强弱程度只能在其他高校的具体行动中才能体现出来，并且在不同高校、不同领域之间必然存在差别。
（二）竞争性模仿与制度性模仿
高校在决定采用某种制度或做法时具有自主选择权。那么，是何种因素促使其他高校对一流大学的模仿行为呢？组织理论将组织运作的机制分为效率机制和合法性机制，迪马乔(DiMaggio)和鲍威尔(Powell)据此将组织间的模仿行为分为竞争性模仿和制度性模仿。
1. 基于效率机制而产生的竞争性模仿
传统的组织理论认为，组织的行为遵循效率机制，组织以适应技术环境、解决实际问题、获得实际的职能效果为准则。在效率机制下，组织对同行的技术或行为进行的模仿为竞争性模仿。
竞争性模仿一般发生于技术或行为的初期阶段，此时能够察觉并模仿的组织数量较少。采取此类模仿的组织，成立时间早而占据先发优势，且具有高灵敏度和强行动力，面对新挑战能够快速搜寻到同行的技术并作出反应。当组织的技术难以被理解、手段和目标之间的关系越不确定时，一个组织模仿它认为成功组织的程度越大。众多高校在因新问题而束手无策之时，一流大学的制度创新及时为其他高校提供了一种代价极小又可行的解决方案，因此一流大学成为被其他大学竞相模仿的对象。然而，竞争性模仿更多来自于高校中的佼佼者，或者说那些同为历史悠久、办学质量高的大学；它们凭借精英领袖的卓越领导，敏锐地意识到新制度的价值，也才有能力模仿和学习这些新制度。从这种意义上讲，竞争性模仿更多体现在水平相当的大学之间。
2. 基于合法性机制而产生的制度性模仿
组织理论中新制度主义的开创者迈耶(Meyer)和罗恩(Rowan)发现，在后工业社会，组织的行为并非出于技术要求，仅仅是组织仪式性地采纳了某种做法和程序，以增强其合法性和生存的可能性，而不管它的直接效用如何。在合法性机制下，组织以适应制度环境、释放象征性信号、获得社会广泛认同为出发点；面对群体性压力，组织为了提升合法性地位而对其他组织进行的模仿即制度性模仿。
制度性模仿产生于技术或行为的成熟时期，先行者的技术和行为对其他组织具有约束力。正如迪马乔和鲍威尔所言，“组织创新的早期采纳者普遍以提升绩效为动力。但是新的实践会融入一种价值，这种价值实际上超出了目前任务的技术需求。创新的传播扩张会达到一个临界点，在超过这个临界点后，这种对创新的采纳以获得合法性为目的，而非以提高绩效为目的。”
如果一个组织领域的目标越模糊，它对合法性表象的依赖程度越高，其模仿同领域中它们认为成功的组织的程度越强。社会公众难以理解高校的内部技术，而更加关注其外部形象。所以，高校比其他类型组织更加依赖合法性机制，非一流大学具备模仿一流大学实践做法的强大动力，其通过制度性模仿，向外界传达良好形象，以此获得生存资源。早在20世纪50年代，美国社会学家理斯曼(Riesman)发现，较低地位的高校为了获得更高的地位，总是试图模仿较高地位的大学，从而使得高等教育的发展如同蛇的行进一般，蛇尾总是沿着蛇头原来所在的位置前行。所以，与竞争性模仿不同，通过制度性模仿所产生的示范效应，主要针对于非一流大学。
（三）“双一流”政策与示范效应
尽管高校具有模仿的自主权，但仍受到外界环境的影响。资源依赖理论认为，组织的一切活动都是对环境适应和调整的结果。高校为了获得生存资源而采取相应的行为选择，资源来源结构和配置方式会迫使高校采取相应的模仿方式，进而对一流大学的示范效应产生影响。如果一个领域的关键资源的单一化依赖程度越高，那么该领域中的组织模仿程度越大。在对单一渠道资源的竞争中，非一流大学面临更大的合法性压力。“双一流”政策不仅为入选高校带来了丰厚的财政支持，也为其赋予了稀缺而权威的符号资本。因而，“双一流”一方面在高等教育体系中建立势差，形成对其他高校的合法性压力；另一方面引入动态调整机制，刺激其他高校去模仿以争取相应的资源。“双一流”试图运用类市场化的治理模式，强化一流大学的示范效应，扩大波及范围，藉此推动整个高等教育体系的发展。
三、实证探索：基于爬虫技术对高校调研行为的分析
一流大学的示范效应需要其他高校的模仿行为才能彰显，然而监测其模仿行为却难度极大。首先，在来源上，难以确定某种模仿行为归因于哪所高校的示范效应；其次，在过程上，难以认定一所高校的做法在多大程度上受到了其他高校的影响；第三，在结果上，高校的行为具有变通的空间，难以确定其是否为模仿行为。面对以上困境，高校的调研行为不失为反映示范效应的有力抓手和可行方案。高校调研行为是高校为了借鉴其他高校的经验，由高校相关负责人代表本单位开展的一系列实地考察、出访交流活动，它是高校组织间学习的重要方式。第一，调研行为囊括了示范效应的基本环节。高校之间的学习以个体学习及人与人的社会互动为基础，在高校调研行为中，领导及部门负责人对学校的了解程度更加全面，并能直接地从个人认知的改变推动组织行为的改变；所以，调研行为代表了知识从扩展走向内化的过程。第二，调研行为能较好地反映知识扩展的来源、内容和强度。高校调研存在指向性，调研行为由调研高校与被调研高校共同完成，具有明确的调研主题。这既能反映调研高校的学习意愿和动力，也真实地体现了被调研高校在某些领域所蕴含的示范价值。总之，高校之间的调研活动体现了示范效应的环节、内容、方向和强度，是我们刻画示范效应的绝佳切入点。
高校调研行为普遍公开于高校新闻网中，由于新闻记录内容繁杂，该资料以往被自然地忽视了，而网络爬虫技术为获取目标数据提供了可能。有鉴于此，本文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运用网络爬虫技术(Python 3.9)，对高校的调研行为进行实证分析，通过数据挖掘技术刻画当前我国一流大学的示范效应。
首先，本文选取了2020年《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中国大学排行榜公布的前200名大陆高校作为样本，其中包括首轮“双一流”名单中的140所高校和60所其他高校；时间自2018年1月1日至2020年10月31日；以“调研”“访问”“交流”“考察”等为关键词进行筛选。为了凸显高校层面的调研行为，本文仅选取校领导和职能部门开展的调研，不包括二级学院（或研究院所）、与境外高校之间的调研，且不包括“战略合作”“对口支援”等主题；对于同一调研在双方官网中都出现的视为一条记录。
调研行为具有方向性，本文按照调研行为的发起和接受主体的不同，将高校分为“调研高校”（调研行为发起者）和“被调研高校”（调研行为接受者），据此创建“调研方向”字段，再结合“调研内容”，建立高校调研行为数据库。依据首轮“双一流”高校名单将样本高校划分为四个层次：一流大学建设A类高校（简称A类高校）、一流大学建设B类高校（简称B类高校）、一流学科建设高校（简称C类高校）和其他高校（简称D类高校）。对样本高校进行分级是为了刻画“调研方向”：如果D类高校到A类高校调研，标记为“向上调研+3”，如果到B类高校调研，则标记“向上调研+2”，以此类推，通过这种方式可以更清楚地表达调研行为在不同类型高校间的发生情况。
数据库共获得有效新闻记录2380条，涉及高校172所。其中，A类高校35所，调研记录643条，占总记录的27.0%；B类高校5所，调研记录54条，占2.3%；C类高校80所，调研记录977条，占41.0%；D类高校52所，调研记录706条，占29.7%。
（一）向上学习：一流大学的示范效应比较突出
首先，“双一流”建设高校的被关注度远高于其他高校。据统计，A、B、C类高校被调研的次数占总调研记录的72.8%，而D类高校仅占27.2%,远远低于A、B、C类高校的总体占比（见表1）。第二，D类高校出访调研的意愿较高，作为调研高校时占总数的58.0%，高出A、B、C类高校16个百分点（见表1）。第三，“向上看”是调研的主要方向。向上调研的新闻记录占总数的47.5%，比例最高，而向下调研的比例最少，仅为9.7%（见表2）。可以发现，A、B、C类高校对D类高校具有明显的示范效应；D类高校更多地将A、B、C类高校视为学习榜样。
（二）锁链结构：示范效应逐级传递
第一，如果缩小数据刻度，平行调研的占比最高，说明同级高校之间的调研行为最频繁。如表2所示，平行调研所占比例(42.8%)远高于“向上调研+1”(25.1%)、“向上调研+2”(12.1%)、“向上调研+3”(10.3%)所占比例。当以平行调研为轴向两侧延伸时可以发现，随着高校之间的差距越大，所在调研方向的比重在依次变小，这表明高校之间差距越小，它们之间交流的可能性越大，而同级高校之间交流最为密切。
第二，“双一流”高校内部交流频繁，与其他高校的联系松散。表2显示，A类高校以平行调研为主，占其调研记录的63.4%；同时它到C类高校的调研活动也占一定比例，达到了27.4%；相反，它到D类高校调研的机会很少，仅为6.3%。
第三，处于中间层次的高校更倾向于向上学习，但同时也向下承接其他高校。B类高校在“双一流”内部的调研占其总记录的96.6%，并且它到A类高校调研的比重最大，占48.3%。由于B类高校数量少，所以平行调研比例较低。另外，C类高校以向上调研和平行调研为主，它到A、B两类高校调研的总比重为43.4%，到同类高校调研的比例达到了41.9%。
第四，较低层次的高校向中间层次的高校学习。D类高校以向上调研为主，并且主要到C类高校调研，它向上调研的总比例高，达到了61.3%。其中，它到C类高校调研的比例高达40.9%，而到A类高校的调研占17.7%。此外，平行调研对于D类高校也不容忽视，占38.7%。可以发现，处于中层的B、C两类高校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它们既积极地向A类高校学习，同时也被D类高校视为榜样。D类高校主要向C类高校学习，尽管它也向A类高校学习，但这种跨级行为并不占主流。
第五，行业高校是一流大学发挥示范效应的重要渠道。行业高校间的调研共300条，占总记录的12.6%。其中，师范、农林和医科类的比重最大，分别达到了30.3%、25.7%、18.3%。行业高校之间因学科相近或者历史渊源，往往以组团的方式向该领域的一流大学借鉴经验，譬如两年多内中央民族大学被其他民族高校累计调研15次，它到其他民族院校调研4次，可见，中央民族大学对其他民族高校的示范效应非常明显。
以上分析表明，在我国高等教育系统中，高校之间的模仿学习行为表现为锁链结构，在此结构下，不同高校之间层层勾连。一流大学的示范效应通过中间层次高校的中介传导作用，渐次传递到较低层的非一流大学；行业高校是传输示范效应的快速通道。
（三）示范内容：强弱程度存在差异
根据调研主题，调研内容可分为全面调研与专题调研，其中全面调研由高校的党委书记或校长带队调研，涉及到高校管理的各个环节，占总记录的42.3%；专题调研由分管具体事务的党委副书记或副校长、职能部门、专题考察团等负责，占57.7%。专题调研的主题可以归纳为13类，其中，党政事务、后勤保障和人才培养位居前三（见表3）。可见，高校调研主题覆盖广泛，涉及到了高校活动的方方面面。为使研究更聚焦，在此我们以D类高校为调研主体，考察示范效应在不同领域中的强弱程度。
据统计，D类高校的专题调研记录共728条，占专题调研的52.8%。面对不同的调研主题，D类高校呈现出不同的调研方向；结合其在不同主题上的调研倾向，我们将它们聚类为极度向上型、轻度向上型、平行调研型和多元学习型（见表4），具体情况如下。
第一，一流大学在极度向上型内容的示范效应明显。它表现在D类高校直接向A、B两类高校学习的倾向特别突出，包括信息化建设、财务管理、学科建设与科研管理类。这可能是由于一流大学在这些领域实力强劲，对其他高校的吸引力大；并且该内容侧重于技术层面，可复制性强，普适程度高，易于模仿学习。
第二，对于轻度向上型，一流大学的示范效应微弱，而中间层次高校的示范效应比较明显。它表现在D类高校主要向C类高校学习，包括后勤保障、学生工作类。其原因可能是D类高校尽管在这些领域与高水平大学之间存在客观差距，但与C类高校的校情相近，更符合其实际需求。
第三，对于平行调研型，一流大学的示范效应非常有限。它包括党政事务、资产管理、人事管理、国际化和场馆建设类。一方面是因为这些内容在不同类型高校之间差异巨大，一流大学的参考价值较低，例如在人事管理上，一流大学强调考核教师的科研能力和研究成果，而非一流大学更看重教师的教学水平。另一方面是因为此类内容在高校间的差异很小，而无专门向一流大学学习的必要，如党政事务、资产管理、场馆建设与运行等。
第四，对于多元学习型，一流大学具有明显的示范效应，但该角色并非被其所独占，非一流大学彼此之间也有类似的作用。多元学习型对D类高校不存在固定模式，它包括人才培养、校友与基金会等内容。一方面是因为一流大学的做法对非一流大学确实具有实际借鉴意义，如教学管理、专业建设，非一流大学具有改变现状的强烈诉求；另一方面在于此类工作的内涵广泛，调研方向趋于分散，如人才培养包含了招生、培养、考试、就业等环节，不同类型高校的做法均有借鉴意义。
总之，一流大学示范效应的强弱程度在不同调研主题中存在较大差异，非一流大学对于不同的领域会选择不同的学习对象。
（四）对于“向下调研”的讨论
向下调研占有不小的比例，有必要进一步探讨，它分为两种情况。
第一，A类高校到C类高校调研的比例达到27.4%，比例较高，为了弄清这种反常现象，我们对调研的具体信息进行了分析。结果发现，此类调研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调研内容多属于当下我国高校普遍面临的新问题，内容集中在新校区建设、多校区管理、党政事务、信息化建设等领域；二是多在同一区域内集中发生，A类高校往往针对特定主题对同市的“双一流”高校开展密集调研，并且都是在高校聚集的中心城市，如北京、上海、西安、成都、南京。更深入地分析会发现，在高校探索解决新问题的初期，顶尖大学会积极应对、主动出击，体现出超常的敏锐性、务实性和快速反应力。这种逆向学习为我们理解新制度主义理论以及“蛇形说”提供了新的视角，即当对新问题的解决方案尚处模糊阶段时，种种制度和做法还在孕育之中，较高地位高校也会向较低地位高校学习，当然，这种学习并非就是模仿，而是一流大学在广泛调研的基础上形成自身对问题的解决方案，从这个角度可以说明，一流大学是具有较强学习能力的组织。
第二，B类高校到C类高校调研也占有较大比重，达到了41.4%。通过深入挖掘发现它们具有以下特征：一是调研双方多数为同一类型的行业高校，如农林高校；二是调研双方处于同一区域（如东北地区）或城市（如西安），或归属同一部门管理（如“国防七子”），具有相似的文化背景及天然的便利性；三是调研内容或集中于新问题，如智慧校园建设，或聚焦于学科建设，这与行业高校学科相近有密切关系。这些特点在C类高校中也得到验证。C类高校虽然以向上调研和平行调研为主，但它到D类高校调研也占有一定比重(14.7%)，此类调研也具备同类行业高校、同一地域的特征，可见学科布局、地理区位对于高校间的学习模仿有较大影响。
（五）理论回应
组织理论在一流大学研究中的应用是一个新兴研究领域，本文通过爬虫技术所得的结论极具启发性，给我们进一步思考相关理论提供了契机。
第一，在“双一流”体系中，制度性模仿占主导。尽管组织间的模仿行为包括竞争性模仿和制度性模仿，但由于“双一流”具有标签作用，它赋予了入选高校特殊的符号资本，因此其他高校对一流大学的模仿主要还是制度性模仿。
第二，模仿行为中的锁链结构非常值得关注。韩欣甲(Shi-Kap Han)的研究发现，组织的模仿行为受到其在行业相对位置的影响，处于中层地位的企业会对本行业的领导者进行广泛模仿，底层的企业却缺乏向上模仿的冲动，可以说，他提出了模仿行为发生的层级现象。这一现象在本研究中体现得更加明显：高校并非径直地向顶尖大学学习，而是呈现出锁链结构，示范效应通过中间层次的高校向下传递。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启示：要想使示范效应扩大，应搭建起逐级传递的体系。
第三，对于组织模仿的模式还可做进一步的研究。豪恩席尔德(Haunschild)和迈纳(Miner)提出了三种选择性模仿的模式：一是频率模仿，指组织倾向于模仿被多数其他组织采用的做法；二是特征模仿，指组织有选择地模仿那些被某一类组织所采用的行动；三是结果模仿，指组织根据其他组织的实践效果决定是否模仿。频率模仿和结果模仿在一流大学示范效应中都有明显体现，从我们以往的经验来看，也能对这一现象作出判断。但对于特征模仿，通过数据分析可以更清楚地看到其发生的条件、范围、内容、领域等，因为层次、行业、地理、隶属或历史渊源相近的高校，确实存在更频繁的模仿学习行为。当然，这是否是高校组织独有的特点还需进一步分析。
第四，“学术漂移”在一流大学示范效应中的表现还需进一步分析。“学术漂移”是单所院校为了提升地位，而由原来的技术型学院转型为学术型学院的趋势，表现在政策、院校、学生、教师、项目和行业等多个层次。直观来看，一流大学的示范效应应该包括某种程度的“学术漂移”，它们都强调弱势机构对强势机构的模仿。然而“学术漂移”着重探讨高校对学术的推崇和对技术的偏离，对其他方面则较少涉及；一流大学的示范效应所涵盖的领域非常广泛，因此，“学术漂移”的影响和表现有待进一步研究。从本文实证结果来看，“学术漂移”主要发生于与一流大学水平相近的高校，而与之实力相差极大的院校，“学术漂移”的影响则较小。
四、对策建议
通过理论和实证分析发现，其他高校到“双一流”高校学习的积极性较高，一流大学的示范效应比较突出，这种示范效应以锁链结构逐级传递，这体现了我国高校的理性态度。高校之间相互学习的内容非常广泛，一流大学的示范效应在不同领域的影响程度存在差别。为此，我们对促进“双一流”大学发挥示范效应提出几点建议。
（一）重视一流大学的神圣使命，鼓励探索未来大学新模式
实现高等教育的高质量发展，助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迫切要求我国走出对西方模式的路径依赖，创造独立自主的高等教育型态。但创新性的大学模式源于大学本身尤其是一流大学的探索，“个体大学的转型发展，是整个高等教育转型的核心和关键所在”。一流大学在转型中不仅实现了自身变革，改变了外部环境，更为其他高校提供了创新的制度范本。所以，要认识到“双一流”高校所肩负的光荣使命，应给予其自主探索的空间，为世界百年大变局下的中国大学发展开辟新路。
（二）重视示范效应的传导机制，构建多维分层的示范体系
整体上来看，一流大学的影响力沿着锁链结构传递；而对具体的领域来说，不同层级的高校对非一流大学都具有实际的示范效应。在传统观念中，我们总是特别强调顶尖高校的引领性，对其他高校的示范角色却没有足够重视。因此，不应盲目地期待未纳入“双一流”的高校直接向清华、北大等顶尖大学全方位地学习；相反，应在各个层次和类型的高校中间树立典型，形成多中心、分布式、包容性的示范源；提升应用型大学的合法性地位，引导部分非“双一流”高校转型发展。应重视高水平行业特色高校的特殊作用，搭建畅通的纵向沟通渠道。
（三）客观审视一流大学的示范效应，提高非一流大学的模仿学习能力
数据表明，一流大学的示范效应并非无所不能，样本范围内的高校体现了理性的态度。但是也应看到，本研究的样本相对集中，即便是非“双一流”高校也在全国排名前200名以内，对于更广泛的其他非“双一流”高校其模仿行为是否仍体现出理性态度，还需进一步研究。因此，其他高校应树立自觉意识，注重高校之间的客观差异，进行选择性地效仿学习和消化吸收。正如韦斯特尼(Westney)所言，“由于组织模型赖以存在的原来的组织环境不可避免地与移植的新环境有所不同，所以即使是最一丝不苟的效仿者也会将原来的模型进行某些修改，使其适应新的环境”。
（四）完善对口支援政策，扩大政策试点范围
对口支援计划、政策试点等我国独具特色的政策都蕴含着发挥一流大学示范效应的意图，只有遵循示范效应的科学原理，才能达到预期目标。在对口支援中，目前支援高校几乎都是东部“双一流”高校，与受援的西部高校之间存在较大极差，导致存在诸多不适应的情形；在政策试点中，试点单位局限于“名校强院”而产生“盆景现象”，使示范效应难以体现并推广。因此，若想真正推进政策实效，有必要拓宽支援高校的参与范围，科学匹配试点内容与试点主体，促进“双一流”及高等教育强国建设向纵深方向发展。
扫一扫 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