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高校党委书记在高校治理中有着重要的地位与作用。借助高阶理论，基于我国中部某省省属公办本科高校党委书记任职经历和对高校章程实施情况开展专项督导的相关数据，实证分析高校党委书记的任职经历对其任职高校治理水平的影响。研究表明：地方高校党委书记的任职经历中，时任年龄、是否担任过校长、是否有海外经历、曾任副校级岗位个数对其任职高校的治理水平无明显影响；党委书记从上一层次高校调入的高校比党委书记从同一层次或低一层次高校调入的高校治理水平高；党委书记从高等教育系统内提拔的高校比党委书记从系统外调入的高校治理水平高；党委书记曾任职的单位越多，其所在高校治理水平的评分越低。研究结论对于提升我国地方高校治理水平与高校党委书记队伍建设具有积极的实践意义。
关键词
党委书记；任职经历；地方高校；治理水平
作者简介
彭学文，1977年生，男，汉族，湖南工商大学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高等教育管理。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教育学一般课题“地方高校学术漂移的治理机制研究”（BIA210187）
引用本文
彭学文.党委书记任职经历对地方高校治理水平的影响——基于某省地方高校的实证分析[J].复旦教育论坛,2023,21(06):32-38.
一、引言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体目标，高校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双一流”建设对高校治理能力与水平的现代化提出更高的要求。组织理论认为，治理者的治理能力亦即领导力之于治理成效与治理结构同样重要，当大学的治理结构确定后，谁担任治理主角对大学的治理成效影响甚大。李芳莹、眭依凡通过对国内十所大学主要领导者进行访谈，发现“任用高素质大学领导者”是完善大学内部治理结构的重要着力点之一[1]。而国外有研究者在其关于“研究型大学与校长之关系”的追踪研究中发现，优秀学者担任校长与大学领导力的关系呈正相关[2]。高校治理需要各方面的成员参与其中。在我国，高校党委书记无疑是最重要的治理者之一。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党中央确定高等学校全面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2014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坚持和完善普通高等学校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的实施意见》规定：“党委统一领导学校工作。”“高等学校党的委员会是学校的领导核心，履行党章等规定的各项职责，把握学校发展方向，决定学校重大问题，监督重大决议执行，支持校长依法独立负责地行使职权，保证以人才培养为中心的各项任务完成。”“党委书记主持党委全面工作，负责组织党委重要活动，协调党委领导班子成员工作，督促检查党委决议贯彻落实，主动协调党委与校长之间的工作关系，支持校长开展工作。”可见，高校党委书记在高校治理中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高等教育管理研究中，对大学校长或大学领导者群体的研究相对丰富，而以高校党委书记为对象的研究还较少，关于高校党委书记对高校治理的影响的研究则更少。已有的相关研究主要包括大学党委书记的角色、职责、群体特征及选拔任用制度等内容。例如，韩春虎[3]、郑棋等[4]分析我国大学党委书记的角色，罗云等[5]调查了我国“985工程”大学党委书记素质现状，姜华等[6]调查了我国高校党委书记的基本数据，郭晓伟等[7]、宣勇等[8]先后研究了我国“211工程”大学党委书记的群体特征，刘堃[9]基于46所高校的实证分析探讨了大学党委书记和校长“内部产生”对学校发展的影响。然而，关于大学党委书记对学校治理水平之影响的实证研究目前还付之阙如。这种状况与党委书记在我国高等教育治理中的重要地位与作用是很不相称的。作为解释我国大学治理的新视角，关注党委书记与大学治理水平之间内在关联的研究，将成为高等教育管理研究的一个重要学术创新点，并可在实践层面为我国大学领导者的遴选和晋升提供经验参考。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由Hambrick 等开创并得到进一步发展的高阶理论（Upper Echelons Theory） 以人的有限理性为前提，把高层管理者的特征、战略选择、组织绩效纳入高阶理论研究的模型中，突出了人口统计学特征对管理者认知模式的作用，以及对组织绩效的影响。因其预设的研究假定为“人口统计学变量可以作为管理人员认知和价值观的代理变量，如年龄、性别、籍贯、政治背景等”[10]，使领导者诸如认知基础、价值观等抽象的、不可观测的内在特征能够以具体的、可观测的外在表征进行体现，从而打破了高管研究的“黑箱”。高阶理论的核心观点是“高层管理人员会对其所面临的情境和选择做出高度个性化的诠释，并以此为基础采取行动，即高层管理人员在行为中注入了大量自身所具有的经验、性格、价值观等特征”[11]。这些个体特征是可以外显化为人口统计学特征的，即组织的行为是高层管理者的反映，而组织的成果（战略选择和绩效）可以通过高层管理者的年龄、任期、职能背景、教育、社会经济根源、财务地位等人口统计学特征来有效预测[12]。高阶理论产生并主要运用于企业组织管理领域的研究，目前也运用于政府和其他公共组织管理领域的研究。高校作为一种社会组织，其管理理念正日益受到企业管理的深刻影响。因此，在大学治理研究中，可对高校领导者的个性特征进行分析，特别是研究领导者的任职经历与高校治理水平之间的内在关系。
本研究总的假设是，高校党委书记的任职经历反映其个人阅历及办学治校经验的积累程度，可能影响其任职高校的治理水平。为便于考察地方高校党委书记任职经历，根据实际情况，把高校党委书记的任职经历分解为时任年龄、是否曾任校长、是否从上一层次高校调任（从上一层次高校即从部属高校调任省属高校，从省属大学调任省属本科学院）、是否为高等教育系统内提拔、是否有海外经历、任职单位个数、曾任副校级岗位个数7个指标，提出以下7个假设：
假设1：党委书记时任年龄越大则高校治理水平越高；
假设2：党委书记曾任校长则高校治理水平较高；
假设3：党委书记从上一层次高校调任则高校治理水平较高；
假设4：党委书记为高等教育系统内提拔的比系统外调入的高校治理水平高；
假设5：党委书记有海外经历则高校治理水平较高；
假设6：党委书记有多校工作经历则高校治理水平较高；
假设7：党委书记曾任多个副校级岗位则高校治理水平较高。
三、研究设计与数据来源
（一）指标说明
为便于统计分析，特对高校党委书记任职经历的7个指标进行说明，具体信息见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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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数据来源
本研究的数据包括高校党委书记的任职经历和反映高校治理水平的数据两个方面。
1.高校党委书记任职经历的相关数据来自网络。地方公办本科高校党委书记个人简历是公开的，研究者根据全省省属公办本科高校名单，从高校官方网站“现任领导”栏目中获得其党委书记相关信息，并从“百度”搜索高校党委书记的工作简历。
2.关于高校治理水平的数据来自某省教育厅对省属公办本科高校章程实施情况的督导。2020年，某省教育厅、省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对全省公办本科高校的章程实施情况组织开展了一次督导，并对每所高校的章程实施情况进行了量化打分。大学章程是高校治理的制度保障，章程的实施是促进高校完善治理结构、建设现代大学制度的关键环节，是高校提高治理水平的重要途径[13]。因此，本研究将各高校章程实施督导得分作为体现高校治理水平的测量标准。具体理由如下：
一是督导内容体系涵盖大学治理的各个方面。某省教育厅印发的《督导办法》共设置了四大板块、15项督导指标、21个评分点。内容包括章程实施组织领导、章程内容掌握及实施满意情况，将章程所规定的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校院（系、部）两级管理机制、学术管理机制、民主管理机制、社会参与机制、师生权益保护机制、法治工作机制、章程实施机制共8个方面的建设情况作为重点考察指标，基本涵盖了现代大学治理体系的各个方面。具体指标体系见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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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督导的主体由专业、权威的专家团队组成。某省成立了督导专家委员会，由国家督学担任主任，省级督学担任委员。督导专家组由省教育厅副厅长任组长，省属大学的原党委书记和原校长任副组长，省教育厅督导室和政策法规处等职能部门负责人、省教育厅法律顾问、高校教育法学教授任组员。
三是采用科学合理的方法和程序。将督导分为网上督导与现场核查两个环节。督导专家在网络平台对学校自查情况进行审阅。现场核查由督导组进驻督导高校，通过听取汇报、章程内容测试、满意度测评、查阅资料、个别访谈等方式对有关指标进行调查核实，并进行计分。
可见，某省高校章程实施情况专项督导的总得分具有客观性、专业性与权威性，能较全面、准确地反映一所高校的治理水平。因此，本研究将其作为体现高校治理水平的量化指标。
四、实证分析的结果与对假设的回应
本研究首先从整体上讨论了某省省属公办本科高校治理水平的情况，然后对所有样本数据进行了相关分析及差异分析，探索校党委书记任职经历7个方面的情况（时任年龄、是否曾任校长、是否从上一层次高校调任、是否为高等教育系统内提拔、是否有海外经历、任职单位个数、曾任副校级岗位个数）与高校治理水平之间的关系。最后，通过回归分析建立模型，找出任职经历的7个因素中对高校治理水平有效的预测变量。
（一）整体情况分析
将各高校章程实施情况督导指标体系中各项指标的得分相加，得到各高校章程实施情况督导总得分。本研究将其作为衡量高校治理水平的变量，如表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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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各高校得分情况进行分析，得到样本的总体平均分为85.418分，最低分为74.40分，最高分为99.10分，标准差为5.430，可以看出不同高校的治理水平差异较大，如表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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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考察治理水平得分分布情况，对其进行了Shapiro—Wilk检验和经过Lilliefors显著水平修正的Kolmogorov—Smirnov 检验（D检验），结果显示（表5）两项检验的P值均大于0.05，结果不显著，无法拒绝原假设。所以，样本的治理水平得分为正态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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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分析，找到治理水平得分最高的5所高校，按得分从高到低，其编号分别为GX4、GX11、GX8、GX6、GX22（GX6与GX22并列第4）；得分最低的5所高校，按得分从高到低，其编号分别为GX9、GX28、GX27、GX25、GX5。汇总结果见表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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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探究极大值组和极小值组之间校党委书记任职经历7个方面的情况差异，笔者对两组样本先后进行了F检验和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如表7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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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结果显示，极大值组和极小值组之间仅在得分上存在显著差异，两组样本中各任职经历指标的平均水平无显著差异。这说明治理水平较高的高校与治理水平较低的高校，其党委书记任职经历无显著差异。
（二）各高校治理水平与党委书记任职经历之间的相关分析
为进一步探索各高校治理水平与校党委书记任职经历之间的关系，考虑到样本数量较少，且变量中存在非连续变量，笔者分别使用皮尔逊相关系数、斯皮尔曼相关系数度量数值型自变量、分类型自变量与高校治理水平之间的相关关系。相关性分析的结果如表8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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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相关性分析结果来看，高校治理水平得分与高校党委书记的“任职单位个数”呈显著负相关（r=-0.384，p<0.05）。也就是说，高校党委书记曾任职过的单位越多，其现任职高校的治理水平得分越低。其他任职经历与高校治理水平得分的线性关系不显著。
（三）高校治理水平在党委书记不同任职经历上的差异
为进一步分析高校治理水平在党委书记任职经历的7个指标上的差异，笔者分别进行数据分析。
1.高校治理水平在党委书记是否曾任校长上的差异
为探索高校治理水平在其党委书记是否曾任校长上的差异，笔者进行了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如表9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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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显示，不曾担任校长职务的党委书记所在高校与曾任校长职务的党委书记所在高校在治理水平得分上没有显著差异（t=0.091，p=0.928），且各评分维度上也没有显著差异，这说明党委书记是否曾担任校长职务对其所在高校的治理水平得分无显著影响。
2.高校治理水平在党委书记是否由上一层次高校调任上的差异
为探索高校治理水平在党委书记是否由上一层次高校调任上的差异，笔者进行了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如表10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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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结果显示，从非上一层次高校调任的党委书记所在高校与从上一层次高校调任的党委书记所在高校，二者在治理水平总分上没有显著差异（t=-1.467，p=0.154）。不过，后者比前者的平均分高3.44分，特别是在“章程规定落实及配套制度建设”这一维度上，后者的评分显著高于前者。
3.高校治理水平在党委书记是否为高等教育系统内提拔上的差异
为探索高校治理水平在党委书记是否为高等教育系统内提拔上的差异，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如表1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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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结果显示，党委书记为系统外调入的高校与党委书记为系统内提拔的高校，二者在治理水平得分上相差3.7分，没有显著差异（t=1.685，p=0.103）。不过，在“章程规定落实及配套制度建设”这一维度上，后者的评分显著高于前者。
4.高校治理水平在党委书记是否有海外经历上的差异
为探索高校治理水平在党委书记是否有海外经历上的差异，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如表1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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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显示，有海外经历的党委书记与没有海外经历的党委书记所在高校的治理水平得分没有显著差异（t=-0.355，p=0.725），且各评分维度上也没有显著差异。
5.高校治理水平在党委书记曾任职单位个数上的差异
为探索高校治理水平在党委书记曾任职单位个数上的差异，进行方差分析，结果如表1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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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差分析结果显示，不同的任职单位个数间没有显著的高校治理水平差异（F=1.727，p=0.162）。不过，如图1所示，当曾任职单位个数为6时，均值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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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高校治理水平在党委书记曾任副校级岗位数上的差异
为探索高校治理水平在党委书记曾任副校级岗位数上的差异，笔者进行了方差分析，结果如表1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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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差分析结果显示，不同的副校级岗位个数间没有显著的高校治理水平差异（F=0.353，p=0.857）。不过，如图2所示，当副校级岗位个数为3时，平均得分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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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党委书记任职经历对高校治理水平的回归分析
基于以上分析，本研究以时任年龄、是否曾任高校校长、是否上一层次高校调任、是否高等教育系统内提拔、是否有海外经历、任职单位个数和曾任副校级岗位个数作为任职背景特征的衡量指标，分别进行实证检验与分析。具体的实证分析过程按照以下实证模型而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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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模型（1）中，Score、age、unitnum和posnum分别是高校治理水平得分、校党委书记时任年龄、任职单位个数和曾任职的副校级岗位个数。President、fromuni、fromsame和oversea四个虚拟变量分别表示高校党委书记是否曾任高校校长、是否由上一层次高校调任、是否本系统内提拔和是否有海外经历，其中，是取值为1，否取值为0。回归结果如表15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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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显示：是否上一层次高校调任对高校治理水平的影响系数β为0.356，且检验显著，这表明党委书记由上一层次高校调任会对高校治理水平产生正向影响；是否高等教育系统内提拔对高校治理水平的影响系数β为0.338，且检验显著，这表明党委书记从高等教育系统内提拔会对高校治理水平产生正向影响；任职单位个数对高校治理水平的影响系数β为-0.390，且检验显著，这表明任职单位个数会对高校治理水平产生负向影响。
五、研究结论与讨论
通过以上多角度分析发现：在地方高校党委书记任职经历中，其任职过的单位越多，现任职高校的治理水平越低；党委书记从上一层次高校调入的高校比党委书记从同一层次或低一层次高校调入的高校治理水平高；党委书记从高等教育系统外调入的高校比党委书记从系统内提拔的高校治理水平低。高校治理水平与其党委书记任职时的年龄、是否有海外学习工作经历、曾任副校级岗位数等无明显相关性。
其一，党委书记曾任职的单位越多，其所在高校治理水平的评分越低。任期过短是我国高校领导者存在的普遍问题[14]。党委书记到新的高校任职后，要充分了解高校的各方面情况，要获得班子成员和广大教职工的认同，要制定、实施合适的发展战略和治理政策并取得成效，都需要一定的时间。过于频繁的调动不利于高校的治理与发展，也不利于提高其个人的治理水平。因此，建议地方党委组织部门对包括副职在内的高校领导者不宜做频繁的调动和交流，同时还要培养一支人员充足的党委书记后备干部队伍，重视和加强高校副职干部的选拔和培养 [15]。
其二，党委书记从上一层次高校调入的高校比党委书记从同一层次或低一层次高校调入的高校治理水平高。在我国高等教育分层体系下，上一层次的高校往往实力较强，治理体系也更完善，其校领导的视野更开阔，治理水平更高，到相对较低层次的高校任职后，更能发现学校发展与治理方面存在的问题与薄弱环节，也便于把原任职高校的治理理念与措施带到新的高校，从而促进学校治理水平的提高。当前我国有的地方高校治理水平相对较低、发展乏力，地方党委组织部门可加大从所在地部属高校选拔副职到地方高校任党委书记和校长的力度，或者从省属重点大学遴选优秀副职到实力相对较弱的地方高校任职，以帮助其提高治理水平、促进地方高校的健康发展。
其三，党委书记从高等教育系统外调入的高校比从本系统内提拔的高校治理水平低。一名高校党委书记如以前从未在高校任过职，对高等教育规律不掌握，对高校情况不了解，要做一名称职乃至优秀的高校党委书记是很难的[16]。地方党委组织部门有时会安排一些年龄偏大又基本没有高校工作经历的同志到大学任职，特别是担任主要领导职务。这些同志本身素质并没有问题，但是由于大学管理模式和政府行政部门管理模式的差异性很大，又没有足够时间的磨合，给领导个人和学校工作都会带来被动[17]。他们到高校任职后，往往难以得到其他班子成员和广大教职工的认同，这可能会影响其所在高校治理水平的提升。当然，在高等教育系统内和系统外都有任职经历的高校党委书记，既了解高校情况、掌握高等教育规律，又有更加宽广的视野，可以相对超脱地面对学校内部的复杂情况，从而更好地履行党委书记职责、提升所在高校的治理水平。因此，建议地方党委组织部门有计划地安排高校干部进行多岗位锻炼，在条件允许时安排高校干部到地方党政部门、企业任职或挂职。
综上所述，地方高校治理水平的高低与其党委书记的任职经历存在一定的相关性，这为提升我国地方高校治理水平及加强高校党委书记队伍建设提供了启示。当然，大学治理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工程，大学治理的水平还受校长及领导班子整体治理能力、原有治理基础、办学历史传承等多个具体、复杂因素的影响，有待研究者们的进一步探索。此外，受高校治理水平相关数据获取的限制，本研究只是以我国中部某省省属公办本科高校为样本，研究对象有待进一步扩展，以增加研究结论的可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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