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职业素养是成人之本、立业之基，堪称无用之大用的“软技能”，是职场成功的第一力量，既是影响职校生就业质量的重要因素，也是衡量员工胜任力的职业标准，决定职场发展和人生高度，成为企业超越知识与技术的核心竞争力。随着技术进步带来的产业升级，在对劳动者体能、知识、技能要求有所降低的同时，对其职业素养要求却不断提升，技能转型推动劳动者终身学习，从传统社会注重“做事先做人”到现代社会强调“职业素养影响一生成就”，与职校“重技能轻素养”现状不相匹配。为此，职业教育要由重“一技之长”转变为综合素质和行动能力，在传承“工匠精神”的基础上提升综合素质，把职业素养教育作为技能人才培养的重要内容，体系上中专本整体构建；内容上伴随职业生涯与时俱进；途径上渗入行规企业文化，有效沟通学校生活和工作世界；方法上职业素养与技能学习融合，学思践悟技能文明，以良好的职业素养让职校生化茧成蝶，成为高素质技能人才。
关键词：职业素养；整体构建；技能文明；高素质技能人才
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职业价值观及职业态度已成为衡量劳动者素质及竞争力的关键因素，成为社会选人用才的重要标准，劳动力市场对人才的评价标准在经历了学历取向、技能取向之后，正在向职业素养取向延伸。良好的职业素养成为人生最大的财富、社会最稀缺的资源，既是高素质技能人才的标配，也是造就高技能人才、大国工匠的基石。
职业素养在现代社会愈显重要
素养一词，最早出现在《汉书·李寻传》：“马不伏历，不可以趋道；士不素养，不可以重国”，把素养视为经常修习的涵养。学界对职业素养有多种定义方式，分歧点主要集中在知识、技能是否属于职业素养上。职业素养理论的鼻祖弗朗西斯科在《职业素养》中指出，职业素养是人类在社会活动中需要遵守的行为规范，是职业内在的要求，是一个人在职业过程中表现出来的综合品质。后引申为劳动者在职场中的思想导向、工作方法和品行范式，是职场需要的必备品格和关键能力。
自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的界限趋于模糊，以培养软技能为主轴的教育与培训逐步在各国兴起，普遍的观点是把职业素养看作软技能，是一种普通的、可迁移的、影响劳动者未来发展的关键性能力，独立于特定工作岗位、适用于任何职业，是各个职业和岗位所共同需要的通用能力，也是职业发展和生涯成功所须具备的综合能力，是岗位胜任力的基石。随着21世纪知识经济、学习型社会、数字化社会等新时代特征的出现与发展，面对瞬息万变的职场和越来越复杂的工作世界，精于工，匠于心，品于行，职业素养与职场伦理受到社会越来越多的关注。职业规划者认为，工作的日益变化既需要学术技能，如阅读理解、书面表达、数学科学、社会科学，又需要通用技能，如解决问题的能力。春秋战国时期的《考工记》最早明确提出“工匠”概念，逐渐形成以班墨文化为底蕴的中国特有的工匠精神。
我国重视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培根铸魂，营造劳动光荣的社会风尚和精益求精的敬业风气。从聂圣哲呼吁“工匠精神”，到2016年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工匠精神”也随之成为“时代强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无论从事什么劳动，都要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在工厂车间，就要弘扬‘工匠精神’，精心打磨每一个零部件，生产优质的产品。在田间地头，就要精心耕作，努力赢得丰收。在商场店铺，就要笑迎天下客，童叟无欺，提供优质的服务。”2017年发布的《关于深化教育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把职业能力与学习能力、实践能力、创新能力列为关键能力。2022年新修订的《职教法》把职业教育定义为使受教育者具备“职业综合素质和行动能力”。党的二十大提出职普融通，发展素质教育。职业素养是多种能力的综合集成，基于知识、技能，又高于知识、技能，体现在行为标准上。
（一）数字化要求增强劳动者“软技能”
伴随蒸汽机、电气化、计算机等引领技术的突破，人类社会经历了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信息社会的时代变迁，而以人工智能为牵引的数字时代对劳动者职业素养要求不断提升。技术改变了工作场所，也改变了技能的本质，使生产服务一体化，形成了职业分化和技能差距。职业的专门化使技能的发展成为可能，因而也会给生产带来明显的增长和质的改变，由此而促进公共利益，也就是最大多数人的利益。
从手工到机器再到机器人不断提升劳动者的综合素质。手工时代人技合一、心智结合，机器时代人机分开、手脑分离，机器人时代人机结合、智能操作。技术进步使技能逐渐被替代，但也是“创造就业的机器”，在替代简单重复性劳动和标准化、程序化劳动的同时，创造了大量高技能岗位，其始终不能替代的是人的职业素养。数字技术快速发展，在按不同技能水平分解后，高技能人才缺口更大，低技能人才出现部分剩余，出现技能不匹配情况。波士顿咨询集团的人力资源专家斯特拉克（Rainer Strack）指出，以汽车行业为例，1980年电子零部件占一辆车生产成本的10%不到，而如今这个数字是30%以上，2030年将会上升到50%以上。这些新的电子零部件和设备需要新技能进行操作，很多新职位应运而生，如认知系统工程师，需要优化驾驶员和电子系统间的交流互动。随着智能机器进入工作场所，知识、技能和劳动者市场价值之间的相关性正在发生变化。2021年麦肯锡全球研究院预测，到2030年，多达2.2亿中国劳动者（占劳动力队伍的30%）可能因自动化技术的影响而变更职业，对高认知技能、社会和情感沟通技能的总需求将大幅增加。
困扰全球正规教育系统的两个遗留问题是：人文和科学之间的二元对立，以及对高等教育内容的过度追求，而不是解决问题的能力的培养。戈林科夫（Roberta Michnick Golinkoff）和帕塞克（Kathy Hirsh Pasek）在《成就辉煌：学习的科学告诉我们如何培养成功的孩子》中指出，所有学生的基础技能，无论他们在高中毕业后选择什么道路都是“6C”：合作能力（collaboration）、沟通能力（communication）、知识储备（content）、批判性思维（critical thinking）、创新能力（creativity）和自信心（confidence）。社会不再需要强调培养特定职业的技能，懂得编码、焊接或会计并不是拥有成功职业生涯最重要的东西，所有这些职业技能的半衰期越来越短，这些是锦上添花的职业准备技能，并不是关键的基础技能，批判性思维和系统性思维对于未来人类员工至关重要。雇主希望雇用优秀的沟通者、批判性思考者和创新者。2016年一项对雇主的调查显示，最希望大学毕业生具有的素质是“领导能力”，其次是“团队合作能力”，书面交流和解决问题的技巧比例排在之后。技术技能排在调查者选定的中间，低于职业道德或工作主动性。
疫情后的中国更加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进新型工业化，稳固“世界工厂”地位，推动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人性化发展，引发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的深刻变化，人工智能应用场景从过去“蓝领+重复劳动”，变成了“白领+知识创新”的应用领域。完整的知识、计算、推理的闭环，需要人的参与。与以往“技工荒”不同的是，企业出现了高技能人才不足的问题。高技能人才仅占技能劳动者的30%，其中高级工4700万人、技师1000万人、高级技师300万人，世界排名第106位，与15个教育强国接近50%的平均水平相比差距明显。2022年新能源汽车市场占有率已达25.6%，但售后维修领域人才培养速度并没有跟上。《制造业人才发展规划指南》显示，到2025年，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的人才总量预计达到120万人，但人才缺口预计达103万人。其中，新能源汽车维修领域将面临80%的人才空白。对维修技师的职业素养要求也在提高，须具备数据分析能力和良好的沟通能力，从接待用户、沟通服务需求、开展维修、解决问题、完工交付都要由一人完成。
（二）高品质个性化消费要求提高劳动者人文素养
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具有重要拉动作用，还能提高劳动者生产积极性，持续提高劳动力质量。经济学家罗斯托认为，经济经历起飞阶段和成熟阶段后将达到大众高消费阶段，主要经济部门从制造业转向服务业，社会的主要注意力就从供给转到需求，从生产问题转到消费问题和最广义的福利问题。大量新兴消费产品、消费模式、消费业态不断涌现，消费升级步伐加快，消费品质要求提升，推动产业结构优化转型，第三产业比重上升，技术密集型产业成为经济发展主导部门。2021年我国人均GDP达12551美元，首次超过世界平均水平，中等收入群体超过4亿人，形成了全球规模最大、最具成长性的消费群体，消费已从“有没有”迈入到“好不好”的新阶段，从卖方市场转变到买方市场，消费升级需求体现出多样化、个性化、高端化特点，对第三产业产品与服务的需求潜力不断扩大。
根据发达国家经验，一国消费需求从以“吃”“穿”“用”为主转向以“住”“行”“游”“学”为主，汽车、交通、通信、旅游、教育等消费升级重点产业将取得长足发展，随着居民收入增加，越来越多服务业领域开放，人们消费升级的内涵更加丰富，消费逐步从生存型过渡到发展型和享受型，消费结构升级对助推经济增长的势能持久而强大。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以提升便利度和改善服务体验为导向，推动生活性服务业向高品质、多样化和个性化升级。这种服务的需求实质上是一种对人的服务，更看重的是服务的细节和待客的真诚。懂人情、通人事，察人心、知人性，树立积极主动的服务意识，预知顾客的个性化需求及潜在需求，并尽可能及时满足顾客的需求，用真诚的服务态度感动人，使个性化服务成为日常工作中自然的流露，这就需要提高劳动者的人文素养，知人性、懂人情，理解人、尊重人、善待人。
（三）经济全球化要求提高劳动者国际素养
当今时代，各国经济彼此依存，文化交融前所未有，迫切需要在开发中创造机遇，在合作中破解难题，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方向发展。经济全球化是贸易、投资、金融、生产、服务等活动的全球化，必然导致技能人才的全球流动、竞争与合作。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正孕育兴起，国际分工体系加速演变，全球价值链深度重塑，全球产业结构调整给不同产业和群体带来了冲击，世界基尼系数已达0.7左右，超过了公认的0.6“危险线”，加剧了劳动力资源的跨境流动和竞争。
我国从“走出去”、“走进去”到“融进去”，立足国内大循环，协同推进强大国内市场和贸易强国建设，形成全球资源要素强大引力场，促进内需和外需、进口和出口、引进外资和对外投资协调发展，加快培育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推动中国产品、服务、技术、品牌、标准“走出去”。我国在海外有巨大投资和资产，有庞大的驻外人才群体。据商务部统计，2022年，境外中资企业4.6万家，分布在190个国家和地区，对外直接投资存量2.8万亿美元，中方员工超150万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在投资所在国家（地区）累计缴纳各种税金3682亿美元，年均解决超过200万个就业岗位。在全球劳动力市场范围内，需要解决好培养具有全球视野的人才和所在国人才本土化问题，这些都绕不开对全球素养这一概念的认知和理解，要求具有全球视野、掌握外语、通晓国际规则、精通国际谈判、熟悉域外文化习俗。
在中西交流中要了解西方的职业观，他们把劳动看作为一种天职，争取获得职业上的成功，视为信徒确以自身得救的最佳手段（归根到底还是唯一的手段）。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提出：一种习得的内在品质决定了一个人对职业的选择，而这种后天习得的内在品质受到个人成长和教育方向的影响。他以现代资本主义精神是一种理性的为获取合法利润而努力的精神解释一个社会现象：为什么资本拥有者、雇主、工厂的高级工人和管理人员，少有例外的都是新教徒？为什么在教育领域，天主教徒更偏好语言、哲学和历史，而在职业技术院校，新教徒的比例会远远高于其在人口中的比例？在“一带一路”建设中，职教出海首先要民心相通，需要了解沿线国家人民的思维方式和宗教、文化观念。
以联合国为代表的国际组织以“全球胜任力”为基础，形成了一套相对完善的国际组织核心能力框架，作为对聘用职员进行工作表现评估和绩效考核的重要指标。联合国儿基会提出的“生活技能”包括问题解决、批判思维、做决定、创造性思维、沟通、人际关系、自我认知、换位思考、抗压和情绪管理等十方面内容。2020年，秘书处发布《联合国价值观和行为框架》，确立了四大价值观（诚信、包容、谦虚、人性）和五项行为要求（联系与协作、分析与计划、提供产生积极影响的成果、学习与发展、适应与创新）。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2018年在全球范围内对全球素养进行测评，同年的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ISA）将全球素养划分为四个维度：具备分析具有当地、全球和跨文化影响重要议题和形势的能力；能够理解和欣赏其他个体视角和世界观；能够与不同文化背景的个体进行有效沟通；有意愿为增进集体福祉和可持续发展采取积极的行动。四个维度相互依存，共同构成了全球素养的概念。具备全球素养的个体不仅对文化多样性持积极态度、尊重他人尊严和基本权利，还应将追求人类的基本权利、追求文化多样性作为自身追求的目标。
（四）人的职业生涯需要终身学
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以教育之力厚植人民幸福之本，以教育之强夯实国家富强之基，以教育强国建设支撑中国式现代化是教育的时代责任。中国式现代化本质上是全体人民的现代化，重点是全体人民人力资本水平持续提高，着力提高劳动者的综合素养和发展能力，通过实现教育强国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的人才基础。教育强国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工程，也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先决条件。在教育强国建设中，培养大批高素质技能人才是一项重要任务。从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看，技能人才职业素养不仅关乎岗位技能，也关涉个人品德、价值观念和世界观塑造。提高技能人才职业素养是拓展人的成长空间、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需要。技能人才作为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支撑，其职业素养决定着工作态度、业务能力和创新精神。培养工匠精神、创新意识是应对产业变革的必然选择，弘扬劳模精神、提升业务能力是确保产业升级的重要举措。提高职业素养，既可提高其专业能力，也可拓展其个人发展潜能，使之在工作中得到全面成长。
国力的强弱越来越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培养技能人才职业素养是教育强国建设的应有之义，是提高国家综合实力、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面对数字化、少子化、老龄化的挑战，“十四五”规划提出把提升国民素质放在突出重要位置，构建高质量的教育体系和全方位全周期的健康体系，优化人口结构，拓展人口质量红利，提升人力资本水平和人的全面发展能力。2022年的《关于深化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的意见》明确提出“坚持服务学生全面发展和经济社会发展”，这就要求增强学生的文明素养、社会责任意识、实践本领。
1957年舒伯（Donald E. Super）的生涯发展理论提出了生涯彩虹图的概念，把人的职业生涯规划分5个阶段：（1）成长阶段，属于认知阶段（0-14岁）；（2）探索阶段，属于学习打基础阶段（15-24岁）；（3）确立阶段，属于选择、安置阶段（25-44岁）；（4）维持阶段，属于升迁和专精阶段（45-64岁）；（5）衰退阶段，属于退休阶段（65岁以上）。美国职业指导专家沙因（Edgar H. Schein）提出了职业锚理论，认为是个人早期职业发展过程中逐步确立的职业定位，包括自主型、创业型、管理能力型、技术职能型、安全型五种类型，清楚地反映出员工职业追求与抱负，是中后期职业工作的基础。美国社会心理学家麦克利兰（David C. McClelland）的素质冰山模型表明，知识和技能只是露在水面上的“冰山”的一小部分，而隐藏其下的一大部分则是人的隐性素质包括职业道德、职业意识、职业行为习惯等。隐性因素对人的职业生涯发展往往有着决定性作用。在具有同等技术水平的前提下，员工职业素养的差别往往决定了其提供产品的质量和服务水平。
正如哈佛大学经济学家戴夫·戴明（Dave Deming）所说的那样：通识教育培养了宝贵的“软技能”，如解决问题、批判性思维和适应能力。经合组织将核心素养定义为“能够互动地使用工具”“能在异质社会团体中互动”“能自主地行动”。这些技能很难量化，且并不能为高薪的工作打造清晰的路径，但它们在各种职业中具有长期的价值。即使从狭隘的职业角度来看，通识教育也有巨大的价值，因为它建立了一套基础能力，在迅速变化的就业市场中对学生有好处。
职业素养教育滞后现实需要
在知网（CNKI）数据库，以“职业素养”为检索主题词，将来源类别限定为核心期刊，共检索出相关文献2439篇（截至2023年9月11日）。从最早发表的相关论文作者看，是贺宏志、米久奇1992年在《教育与职业》合作发表的《教育与职业新论》，2010年前后成为热点。从发文作者分布看，集中在普通高校、职业学校和科研机构。从被引量较高的作者分布情况分析，集中在职业学校教师和学者。从职业素养研究的主题分布分析，聚焦核心素养、工匠精神等。从主要发文期刊看，集中在专业和社会报刊媒体上。
研究发现，越来越多的企业已由过去关注求职者的资历、技能开始向关注求职者的职业素养转变，在求职应聘中对求职者的职业素养进行测评。职业素养已成为职校学生求职及职业发展的重要因素，职业学校普遍关注素养培养，纳入人才培养方案。有调查发现，对于职业素养培养的重视程度，学生远低于教师和企业，教师略低于企业；对于职业素养培养内容，企业与教师、学生的要求明显不同；企业、教师、学生对职业院校学生职业素养培养满意率差别不大，但整体水平不高。虞希铅等从社会发展和青年发展两个视角分析，认为职业教育的核心任务应该是提高青年的职业素养。忽视职业能力中情感意识成分，将职业能力简单地理解为职业技能，导致当今社会职业素养的缺失，软技能成为学生就业创业的“软肋”。在经济高质量发展进程中，社会愈加看重劳动者的职业素养，表现为使命感、责任感、忠诚度、专注心，以学校为主阵地、以教师为主导实施的理想化、虚拟式职业素养教育存在明显不足，越来越难以适应真实企业的新要求，影响职校生顺利入职，走好技能成才之路。缺乏对职业素养的深入研究，已出版的职业素养教材不分职普、不分学段、不分核心素养与职业素养，多是校园文化、教师经验、大众常识。
（一）工作世界需求提升与学生储备有限的矛盾
全国职业院校毕业生跟踪调查报告显示，职校生在入职后的离职率普遍高于普通高等学校学生。对目前多个主流招聘网站的招聘信息进行大数据分析发现，不同用人单位对毕业生职业素养的要求不尽相同，但综合来看重视程度在前几位的是：企业忠诚度、责任心、执行力、积极适应、主动学习、创新能力、沟通交流、团队合作能力。调查数据显示，学生对职业核心素养的知晓程度较欠缺，超过三成的学生表示不太清楚或者没听说过，非常了解的学生仅占不到两成。对有助于未来就业的职业核心素养排名前五的分别是“沟通交流”“主动学习”“积极适应”“执行力”“创新能力”。根据数据分析，学生认为主动学习、创新能力、沟通交流、积极适应这几类职业素养都有待提升。
职业技能相当于一个人的硬件，职业素养相当于一个人的软件，硬件与软件共同决定一个人的市场竞争力。“德才兼备重点使用，有德无才培养使用，有才无德坚决不用”，企业的用人取向决定了职业学校既要重视学生的专业技能，更要重视学生的职业素养。企业十分看重员工的职业素养，并把人品、敬业精神、责任心作为聘用员工的先决条件。企业对一线岗位的职业素养要求更加注重学生的安全意识、规范意识、责任意识，而学校却在重点培养学生求职技巧。据上海市近百家企业的问卷调查反映， 在企业选择录用中职毕业生的标准中，排列在前三位的是认真负责、敬业诚信、团结合作，而专业知识、职业技能、双证书等因素则位居后列。美国有一项研究表明，在员工被企业开除的原因中，列在前十位的无一涉及技能，却都与职业道德有关，如服务态度、责任心、敬业精神等。在大中型企业进行问卷调查，结果反映，企业认为毕业于中等职业学校的员工服务态度好的约占22%、一般的约占69%、差的约占9%；对责任心的评价，认为强的约占14%、一般的约占65%、差的约占21%。
（二）学生职业素养需求多样化与教师经验不足的矛盾
关于职业素养教育的时机，有调查表明，多数学生认为职业素养培育越早越好，近八成的学生选择“大一”培养。而在职业素养培养途径调查中，69.6%的学生选择“企业实习”，42.3%的学生选择“参加社会实践或者志愿服务活动”，33.2%的学生选择“参加行业前沿交流和职业核心素养提升讲座”，13.7%的学生选择“课堂学习”。由此可见，大多数学生认为在实践中培育职业素养是最有利的。
用人单位更看重毕业生的实习工作经验和动手能力，但就目前来看，高职学生在入职后却难以胜任工作。当前职业院校还存在重专业技能培养，轻核心素养培育；重教育性培育，轻融入性培育；重第一课堂培养，轻第二课堂培育；缺主动学习意识，少终身学习能力的问题。
（三）职业生涯终生需求与学校一次性求职教育的矛盾
人的一生都离不开工作，且三分之一的时间在工作中度过。职业生涯贯穿求职、入职、升职、调职、荣退等各个阶段。
学校开展的职业指导，侧重职业选择和求职技巧，轻职业素养教育。安洪斌、王琴调查发现目前高职院校通过学生思想道德修养、学生就业指导、高职语文、职业生涯规划等课程对学生隐性职业素养的培养效果并不理想。对学生职业道德、职业态度、职业形象、团队合作、奉献意识、服务意识、诚信意识、责任意识、包容意识、竞争意识、抗挫意识、组织管理、解决问题、学习与创新等诸多职业适应品质的培养教育明显不足，导致学生就业后往往不适应岗位需要，被看成是职业的情商不够、后劲不足，成为一些从校门迈入职场的学生不断地“跳槽”、难于稳定工作的重要原因，也成为一些再就业人员不断变换岗位、难于稳定就业的问题。调查发现：对于职业素养培养的重视程度，学生远低于教师和企业，教师略低于企业；对于职业素养培养内容，企业与教师、学生的要求明显不同；企业、教师、学生对职业院校学生职业素养培养满意率差别不大，但整体水平不高。
（四）从服务国内到走向世界的矛盾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其中蕴含的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贤、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等，是中国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积累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的重要体现，构成了职业素养的深厚底蕴，形成了班墨文化为底色的中国工匠精神，涵养了“德技并重”的中华技能文明。传统职业素养中的名师出高徒，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师傅领进门，修行在自己；三人行必有我师；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商铺“宁卖九毛九，不卖一块一”，药房“但愿世上无疾苦，宁可架上药生尘”等技能文明薪火相传。也有教会徒弟饿死师傅，同行是冤家，传男不传女，父母在不远游，法不轻传、道不贱卖、医不叩门、师不顺路等过时的观念，流传至今。“重道轻器”的传统观念依然根深蒂固。
全球素养的培养对于职教出海来说十分重要。国际21世纪教育委员会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交的德洛尔报告中提到的“五大支柱”全面阐明了未来学生的学习力画像，作为21世纪社会公民必备的基本特质。学会求知，包括学会如何学习，提升专注力、记忆力和思考力。学会做事，包括职业技能、社会行为、团队合作、创新进取和冒险精神。学会共处，包括认识自己和他人的能力、同理心和实现共同目标的能力。学会发展，包括促进自我实现、丰富人格特质、多样化表达能力和责任承诺。学会改变，包括接受改变、适应改变、积极改变和引导改变。21世纪技能联盟提出包括生活与职业生涯技能，学习与创新技能，信息、媒体与科技技能等方面。
优化职业素养教育
关注职业素养，就是关注“职业教育培养什么人”这一根本问题，关系到如何让职校生成功踏入职场、融入社会。职业素养教育已成为高素质技能人才培养的重要内容，是校企合作育人的重要内容，需要实施跨界融合，发挥好学校的传播思想、传递价值、传承文化的重要作用，发挥好学校教师和企业导师的传道授业解惑作用，既可以通过独立开设职业素养课程来实现，也可以通过在课程体系中融入来实现，通过学生的学思践悟巩固提高，增强适应能力，形成核心竞争力，克服“学非所用、用非所学”弊端。
（一）体系上从分段到整体设计
职业素养作为高素质技能人才的标配，虽是软技能但要分学段循序渐进，能力进阶。中职着重培养技能劳动者，从单纯“以就业为导向”转变为“就业与升学并重”，实现就业有能力、升学有优势、发展有通道，在保障技能培养质量的基础上，加强文化基础教育，实施贯通培养，拓展成长空间，职业素养包括了11种（职业、适应、沟通、协作、迁移、信息、心理、绿色、礼仪、自我管理、解决问题），要求简明实用，培养上输入正能量。专科主要培养复合型技能人才，相关的职业素养涵盖14种（职业精神上升为工匠精神，自我管理调整为自主发展、人文+绿色，增加经管、国际、批判），注重正反经验，培养辩证思维，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精一行。本科着重培养精操作、懂工艺、会管理、善协作、能创新的现场工程师，提供整体方案解决现场复杂问题，职业素养涵盖16种（增加创意、双创），要运用哲学思维，深刻理解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是共生共存的关系，准确把握职业素养主观和客观、理想与现实、传统与现代的关系，弘扬中华技能文明，助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二）内容上从“工匠精神”到综合素质
包括核心圈（工匠精神）、基本面（适应、沟通、协作）、拓展面（礼仪、自主、自我管理、信息、国际、人文、绿色等）、适用面（行业、岗位）。
职业素养的核心是“爱岗敬业”，工匠精神始于手工业，强调“精益求精”“心心在一艺，其艺必工；心心在一职，其职必举”。从古到今，我国工匠精神的演变经历了四个阶段，即以注重简约朴素、切磋琢磨为特征的孕育阶段，以崇尚以德为先、德艺兼修为特征的产生阶段，以主张心传体知、师徒相承为特征的发展阶段，以提倡开放包容、勇于创新为特征的传承阶段，四阶段相互衔接、层层递进，展现了工匠精神发展脉络。而今将其发展为“执着专注、精益求精、一丝不苟、追求卓越”的工匠精神，倡导与之相关的“崇尚劳动、热爱劳动、辛勤劳动、诚实劳动”的劳动精神，“爱岗敬业、争创一流、艰苦奋斗、勇于创新、淡泊名利、甘于奉献”的劳模精神。
工匠精神的人设，从古代鲁班、李冰父子、李春、黄道婆、“样式雷”，发展到近代的“天下第一巧匠”徐寿，再到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边区工人一面旗帜”赵占魁、“兵工事业开拓者”吴运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铁人”王进喜、“宁肯一人脏、换来万人净”的时传祥，再到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蓝领专家”孔祥瑞、“金牌工人”窦铁成、“深海钳工第一人”管延安、“金牌焊工”高凤林、中车李万君……一个个平凡却闪光的名字，一个个埋头苦干、忘我奉献的劳动者，谱写了“中国梦·劳动美”的新篇章。
（三）途径上从学校教育到校企共育能者为师
教师是学生职业素养形成的导引者，充当“锤炼品格的引路人”作用。但最缺的是高素质的“双师型”教师，教师缺乏企业经验，讲述的是书本知识；企业技师能做不会说，讲述的是非典型案例。为此，要完善职业学校兼职教师政策，吸引企业技师任教现身说法。请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先进人物进校，身体力行向学生传播勤奋做事、勤勉为人、勤劳致富的劳动精神和劳动观念。将职业素养教育融入专业教育，依据专业开展行业职业素养教育。北京工业技师学院在实践探索中形成了“课程引领、专业渗透、两线融通、六步嬗变”的职业素养培养体系，职业素养和技能学习双螺旋结构，不同专业有所侧重。加拿大高校职业素养教育融入专业教育的课程及教育项目设计模式、课外体验式学习模式、Co-op合作项目模式、职业生涯辅导模式，为我国学校深化教育教学改革提供有益探索。
（四）方法上从知识灌输到学思践悟上能力进阶
职业素养的修炼不仅需要知识学习，更需要“学思践悟”，是一个学而思、思而践、践而悟、悟而学螺旋式上升，循环往复的过程。“一了千明，一迷万惑。”“不深思而得者，其得易失。”学而思之、知而信之、信而行之。学习愈深入，思想就愈笃定，行动就愈有力。勤于“学”、敏于“思”、勇于“践”、善于“悟”，方能“知向何处，则不惑于方向；明所从来，则不竭于动力”。人教人教不会，事教人一次就够。通过案例教学、经验分享、实践体验、调查分析、理论概括实施有效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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