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为积极应对社会对人才需求的急剧变化，高校须打破制度沉疴，革新其与壁垒分明的学科专业高度依存的育人制度，探索融合学科的制度化新路径。融合学科将成为一种全新的高等教育组织模式和思维方式，而学术组织架构创新正是“融合学科”高等教育范式变革的第一步，香港科技大学（广州）（简称港科广）的学术组织架构创新正是这一变革的先行示例。研究以组织创新制度化理论为分析框架，分析港科广的学术组织架构创新在制度文化环境中的兼容性和盈利性，并探讨其如何赋能育人范式变革。从兼容性来看，立足新时代背景的港科广学术组织架构创新可与区域和国家创新生态体系双向赋能，利用地缘、品牌和制度多方面独特优势大刀阔斧地开展突破性改革。从盈利性来看，港科广从学术组织架构创新中可持续获得激励组织选择并维持创新的收益和优势：“枢纽—学域”架构可打破壁垒，实现科教融合以切实保障融合学科的育人特色；“两院”（教育科学学院、未来技术学院）可落实产教融合，支撑复合型创新创业领军人才的通专融合贯通培养；“一所”（教育创新与实践研究所）可承载教育教学制度的创新闭环，持续提升范式变革的效能。
【关键词】融合学科范式；学术组织架构；组织创新制度化
01
引言
我们正处于一个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改变人类生产模式、生活方式、社会结构乃至国际格局的大变局时代。站在时代的拐点，面对变幻的未来，培养能够应对未知机遇与挑战的复合型创新人才，已经成为高等教育机构的核心社会使命。高校只有通过系统性地创新育人范式，才能培养出有能力缔造颠覆性科技、创造划时代产业，并能够制定国际规则的未来领军人才。然而，传统研究型大学的人才培养范式依托学科制度建立，同时受限于学科制度的刚性特征。[1]其培养的人才具有“突出的专业教育取向，学生视野相对狭窄，灵活性不足，就业适应面不宽，跨学科能力趋弱”等特点。[2]以跨学科融合、综合创新和系统性思维为标志的新一轮产业革命亟待创新学科制度理念和学科组织，为新时期人才培养范式革新提供制度土壤。长期以来，高校人才培养缺乏范式思维，教学改革往往被认为是部分学校、部分专业、教学部门甚至少部分教师的局部教学行动。这种局部性教学改革往往无法在整个学校或高等教育系统中形成共识，以至于无法构建起全面的教学支持体系。支持体系的薄弱也源于教学改革长期受到各种制度掣肘，如学科分类的铜墙铁壁、课程设置的规定、学分分配的要求等。这些已经形成高校管理惯习的制度使得教学改革难以从根本上改变现有的教学模式和人才培养方式。当系统性教学改革步入深水区，巨大挑战扑面袭来，解绑制度束缚的艰难程度难以预测。当与宏观制度文化环境的不兼容带来的价值冲突使得改革成本不断上升，改革收益却并不显著时，传统高校往往很难在短时间内通过局部改动持续推动系统性变革。
在这一背景之下，香港科技大学（广州）（以下简称港科广）以“因材施教，以每一位学生成长为中心”为育人理念，基于培养“复合型创新创业领军人才”这一育人目标，并以其独特的“融合学科”组织模式，站在育人范式变革的前沿：学校采用“枢纽（Hub）—学域（Thrust）”两级学术组织架构取代传统的“学院—学系”，在制度层面落实科研与教学的统一，充分保障科研与教学的认知一元性、过程统一性和主体融合性[3]；港科广还创设了专注于教学创新实践和教育创新研究的教育科学学院、未来技术学院和教育创新与实践研究所（“两院一所”）作为教学组织架构，成为育人范式变革的引擎。以融合学科学术组织架构为支撑，港科广未来技术学院开展“产教融合”的红鸟硕士项目，以进行研究生教育的全项目引导式教学模式改革[4]；同时以教育科学学院为主导，建构“课程知识模块超市”体系[5]，探索通专融合的本科生培养模式，在培养方案、课程体系、教学模式、评价机制上进行目标颠覆性、具体措施渐进式的范式创新。战略科学家、战略工程师这些复合型领军人才大多不是能够刻意培养出来的，因此，港科广推进育人范式改革的努力，都是为未来领军人才发掘志趣，挖掘潜能，营造适宜他们成长的优渥环境。在校园制度环境和卓越教学文化的支持下，新的育人范式与区域和国家创新生态体系良性互动，学校逐步建立起适宜育人范式创新的生态系统，系统化践行“因材施教，以每一位学生成长为中心”。范式变革中的关键举措[4-5]均需依托融合学科学术组织架构才得以逐步实施。
港科广正在推进的融合学科育人范式变革是具有颠覆性的组织创新尝试，而创建融合学科学术组织架构是推动融合学科组织创新制度化进程的关键第一步。本文采用可以解析高等教育组织创新制度化过程的分析框架[6]来阐释港科广学术组织架构的设计原理和优势。具体而言，本文首先将解析融合学科学术组织架构何以具有制度环境的系统兼容性，以持续推动育人范式变革；再探讨港科广如何通过建构“枢纽—学域”及“两院一所”的学术组织架构，以实现科教融合、产教融合和通专融合，助力“复合型创新创业领军人才培养”，并持续提升育人范式变革的效能。
02
分析框架：
组织创新的制度化过程
组织创新被定义为“任何偏离组织传统做法的实践”[7]4。融合学科学术组织架构的创建和发展是港科广推进融合学科育人范式变革过程中最关键的组织创新。多数组织创新在初期，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回应制度环境和市场环境的需求，且受到二者约束[8]。制度环境是指被普遍接受的构成组织模式和行为的准则、规范、理念以及潜规则[6]，在推进融合学科育人范式变革的大背景之下，制度环境是指建基于学科制度的现代高等教育范式；市场环境很大程度上是指具有多元性特征的国家、社会和产业的用人需求[6]54。
在诸多实证案例的验证基础上，[9-12]本研究采用了可以解析高等教育组织创新制度化过程的分析框架[6, 9-12]。在此分析框架中，“制度化”是指一个特定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社会的做法、责任或事实逐步被社会思想和行为所接受，并最终转化为大家普遍遵守的规范[13]。多数采用此框架的实证研究都会将以下三个影响组织创新制度化的基本维度纳入分析：兼容性（compatibility）、盈利性（profitability）和个体主观能动性（或称为制度企业家）（agency or institutional entrepreneur）[14]。兼容性是指“创新的规范、价值和目标与组织环境及社会文化环境之间的适应程度”[14]606，兼容性维度可被分为外部兼容性（组织外部环境）和内部兼容性（组织内部环境），兼容性越高，则意味着组织创新所面临的挑战越小。盈利性是指组织或组织成员从创新活动中可以获得的有形或无形的利益回报[14]，有形回报包括经济收益和职业上升机会，无形回报包括声誉、安全感和效率提升。根据收益对象不同，盈利性维度又可被细分为一般性收益（general profitability）（可以激励组织选择或维持创新）和自利性收益（self-interest profitability）（可以激励组织中的个体或个体单位采纳创新）[7]18。个体主观能动性是指制度企业家发 起、参与制度变革以推进创新的活动[15]。
本研究旨在分析影响港科广的融合学科学术组织架构制度化过程的积极因素，即“枢纽—学域”两级组织及“两院一所”的教育教学组织的兼容性和盈利性，剖析这种全新的融合学科组织模式与改革环境之间的契合度，并探讨其独有特征对推进育人范式改革的收益和优势，以论证其可持续性和可推广性。
03
兼容性：
融合学科组织创新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现代高等教育范式与学科制度深度绑定，已经无法适应知识生产的内在需求，曾经适配第二、三次工业革命生产特征的学科壁垒分明的知识生产模式，却限制了不同学科和知识领域之间的交流与合作，无法满足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对解决具有系统综合性的复杂产业和社会问题的需求，更无法满足国家和区域创新生态系统对复合型人才的培养需求。这些新的变化和需求要求融合学科组织创新的诞生应具备充分的制度和市场环境兼容性。
（一）新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的推动力
世界范围内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极大地提升了融合学科组织创新的必要性、紧迫性和兼容性，融合学科组织创新势在必行。新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已经成为推动社会变革的核心动力，且呈现出有别于前三次工业革命的新特征：具有系统综合性；会带动产生新的产业链；会创造新的价值链；特别是在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的大趋势下，新科技革命正在深刻改变产业发展模式、社会运行方式、人类的生活方式，乃至学习和思维方式[16]。首先，数字化技术的发展极大地推动了信息的收集、处理和传播，使得数据成为新的生产要素，为各行各业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动力。其次，网络化技术的发展将全球范围内的信息和资源连接起来，打破了时空限制，为社会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新的机遇。最后，智能化技术的发展使得机器和系统具有了前所未有的自主学习和决策能力，为产业的自动化和智能化提供了可能。这些新趋势不仅改变了产业格局，也对高等教育提出了全新挑战。
充分具备上述外部环境兼容性的融合学科组织创新的核心目标之一就是打破学科壁垒，促进学科融通，形成合力协同创新。融合学科科研合作能够基于问题和需求来融汇知识，整合方法，为问题解决提供更为深入和全面的方案。此外，港科广自建校起就举全校之力致力于开展育人范式变革，定义“因材施教，以每一位学生成长为中心”的未来人才培养范式。其育人目标确立为“培养拥有主动学习和即时学习能力，具备系统思维、融通思维、全球胜任力和人文情怀，有能力发现、定义并解决全球挑战性问题的复合型创新创业领军人才”。这一目标对人才所需具备的、日趋个性化和多样化的知识、能力和素养均提出了新要求。只有融合学科育人才能实现科教融合、产教融合与通专融合的复合型创新创业领军人才培养，这使得融合学科的组织创新充分享有内部环境兼容性，并具备改革的系统性支持。
（二）港科广具备的变革条件
凭借颠覆性组织创新，港科广将融合学科育人范式变革推向全球高等教育范式变革的前沿，其制度化进程必然险阻重重。然而，港科广的创立为推行高等教育范式变革提供了历史性机遇，其与区域和国家创新生态体系双向赋能，享有得天独厚的变革条件。
1. 地缘优势：湾区之心，政策支持
地缘优势是港科广推行融合学科组织创新所具备的第一个兼容性变革条件。港科广是《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及《广州南沙深化面向世界的粤港澳全面合作总体方案》颁布实施以来成立的首家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内地与香港合作的办学机构。面积约1.1平方千米的校园选址广州南面的南沙区，毗邻广深港高铁的庆盛站，坐落在粤港澳大湾区的几何中心，港科广具备扎根大湾区核心的地缘优势：一方面，它可充分运用大湾区开拓进取、锐意创新的政策优势和强劲的经济基础资源倾斜优势；另一方面，毗邻交通枢纽使得港科广具有人才汇聚和资源集散的天然便利，可汇集“多元智能”的科技人才，依托经济腹地的支持，积极开展校地合作，促进科研资源的跨界流动和科研成果的高效开发。港科广自批准筹建至今，已逐步明晰其教育愿景：依托香港科技大学（以下简称港科大）的办学经验与学科基础，紧扣培养未来人才的时代使命，致力于服务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创新、产业升级和高质量发展；推动中国乃至全球高等教育范式改革；以人才培养和科技创新全面服务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积极应对人类面临的全球性问题和挑战。[4]
2. 资源优势：双校一体，共享资源
品牌优势是港科广推进融合学科组织创新的另一个重要的兼容性变革条件。一所高校的品牌，代表其历史积淀和学术影响力，是吸引优秀生源和师资的关键要素。优秀的学生和教师都愿意选择有品牌优势的高校，这样不仅可以提高社会地位，拓宽职业前景，也有利于他们接触到更多的学习和研究资源，从而更好地发展和提升自己；此外，品牌优势还代表高校的信誉和声誉，为其赢得社会公众、行业以及潜在学生的认知度、影响力、信任和支持，从而吸引更多的资源，这些资源包括优质资金投入、社会合作机会，乃至政策倾斜，可以为融合学科组织创新提供有利的外部环境。
其一，港科广背靠建校20年就跻身QS全球排名前50名、位列香港高校前三甲的港科大，港科广与港科大共享“品牌”，可吸引优质的生源、师资和社会资源投入。[17]其二，港科广拥有内地与香港合作办学的制度优势，在创校初期就设立硕博士研究生培养项目，授予港科大的硕博士学位，有助于教师迅速建立起高水平科研团队。其三，在“港科大一体，双校互补”的理念下，两校优势、资源互补共享，提供错位发展的学位课程。两校校园设施得以增加、更新，课程及中央科研教学平台设施互相开放。一方面，两校互相尊重各自独立法人的地位，保持财务自主；另一方面，鼓励双校教师积极探索合作，共同指导学生，开展联合研究项目，学生也可同时修读两校提供的学位课程。两地的师生可以在更广阔的学术框架下，自由选择研究及学习课题，并获得更为灵活充分的资源支持。其四，依托港科大享誉中外的国际化资源，背靠经济、产业和科技基础雄厚的粤港澳大湾区，港科广可在支持学生学业深造、创业和就业等多种职业路径选择方面展现出合作办学的独特优势。其五，学校拥有国际化师资和背靠港科大的国际教育资源，可全力为学生打造世界一流的国际交流平台，开发一系列国际交换项目，鼓励学生走上国际舞台参加竞赛、进行学术交流，在拓展全球视野的同时，提升文化自信，浸润式培育家国情怀。
3. 制度优势：从零到一，合作办学
研究型大学尾大不掉的制度沉疴很难在短时间内彻底扭转，急需在现有的制度框架下创造改革“特区”和资源“洼地”，以实现高等教育育人范式的创新突破。与高度制度化的传统高校相比，港科广具备新兴特征，能够从零到一进行组织系统和制度文化建构，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规避旧制度束缚，这是港科广能够推进融合学科组织创新的关键，也是最重要的兼容性条件。其一，它可以从理念和文化层面开创并建构与新范式契合的校园文化环境，以每一位学生成长为中心，从理念上扭转传统研究型大学重科研、轻教学的二元对立观[3]。其二，从制度和组织建构层面做好顶层设计，学校搭建了“枢纽—学域”“两院一所”的融合学科学术组织架构，并辅以一系列教师聘任、教学评价和发展相关的新政策。其三，建立有利的改革支持系统。可从校园建筑、教学空间规划、教室设计和信息化系统等软件、硬件多个层面规划配备与教学范式变革相匹配的设施设备，上述全面彻底的创新条件均决定了育人范式改革的可持续性。
04
盈利性：
融合学科学术组织架构的特征和优势
自上世纪逐步创生的多学科、群学科、交叉学科、跨学科等概念始终未能超越学科框架，常引发改革实践中的“跨学科悖论”（paradox of interdisciplinarity）。[18]在学科制度框架下的小范围改革难以真正实现学科融通，亟待系统性突破被学科制度深度绑定的高等教育范式。因此，港科广采用“融合学科”这一概念来强调其致力于从组织创新出发，打破学科壁垒，融通学科领域，从不同维度来定义、解读和建构“融合学科育人范式”。选词、定义和解读这一概念的过程也是建构组织模式，并推进融合学科组织创新制度化的过程。
在港科广的语境下，“融合学科”不仅是一种跨越传统学科界限的教育和研究方法，更是一种全新的高等教育组织模式和思维方式。相较于传统的跨学科、多学科或交叉学科，融合学科不是学科的简单结合或相互影响，而是从知识创造、传播、管理本身到外溢的制度文化层面的更深层次的系统性整合：其一，知识管理的“融合”。它突破了传统学科的边界，通过创新的组织架构和院系设置，实现了学科知识及其相关技能的融合与重构。其二，制度文化的“融合”。在港科广的实践中，融合学科的核心是通过组织创新，构建一个促进不同学科领域相互渗透、相互融合的制度文化环境。这种环境不仅促进了学术研究的系统性和创新性，也为培养有能力迎接未来挑战的复合型人才营造土壤。其三，知识创造和传播的“融合”。融合学科不再局限于在现有学科的框架内进行知识创造和传递，而是通过学科的对话和合作，发展出新的知识体系和研究方法。因此，融合学科意味着对高等教育的组织制度、育人模式、科研方法和内容乃至认识论和方法论层面的“元思考”。它要求教育界从更广阔的视角审视问题，不仅要求不同学科的师生在融合学科的组织制度、思维方式和教育环境中寓学于研、以研带学，教研相长，[3]学习并创造特定领域的知识，还需要探索如何将这些知识系统综合应用于解决复杂的、跨学科的问题。
（一）“枢纽—学域”保障科教融合
教育科学学院和未来技术学院是与“枢纽”平行的港科广二级学术单位，与教育创新与实践研究所一同构成“融合学科”育人范式创新的引擎。“枢纽—学域”主要负责学生的专业教育，而“两院”主要负责本科生和硕士生的通识教育以及通专贯通教育。港科广采用“枢纽—学域”两级学术组织架构作为组织模式创新的核心，这是融合学科育人范式改革的关键。“枢纽—学域”学术组织架构的最大特征是问题导向型动态灵活性。这一动态学术组织架构并非依据传统学科及其科研领域，而是根据当前已然突显和可预见的未来情况，面向国家重大需求、人民生命健康、世界科技前沿，以及人类生存与可持续发展的需求和挑战而设定。港科广依据人类社会长期稳定的基本框架设置了系统枢纽、社会枢纽、信息枢纽、功能枢纽。四大枢纽是组织和人员结构相对稳定的学术管理单位，是协调、连接不同学科和领域的组织平台，枢纽之间不存在学科边界。各枢纽分别涵盖四个“学域”（如图1所示），学域则是聚焦某个具体领域的育人与科研的基本单元。在保持四大枢纽相对稳定的同时，灵活的问题驱动式学域则具有“保鲜期”[4]。一个特定学域的组建是为了集中资源去攻关解决某一特定领域的重大问题。比如，系统枢纽下的智能制造学域的建设就与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推进新型工业化，加快建设制造强国”[19]的国策高度吻合；再如，2023年2月创建的碳中和与气候变化学域，是为了助力我国实现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19]的战略目标。学校会根据区域、国家和社会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多层次重大需求变化重新评估学域设置，“推陈出新”。
同时，学校根据特定的需求和问题开设专业，专业课程由学域负责开设，专业学位由学域授予。港科广作为内地与香港合作办学高校，在专业设置和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设计上拥有一定自主权，这在很大程度上赋予了融合学科组织创新的灵活性，有利于实现融合学科特色育人目标。学域作为融合学科学术组织架构创新的核心环节，其制度设计的主要目标是打通学科边界，除了基本的人事组织管理，理论上全校师生的教学和科研活动均不应局限于某一特定枢纽或学域。这一组织创新制度化的目标是为真正跳出学科制度的桎梏，改变当前僵化、过度专业化、碎片化的教学科目和学问分支，进一步打破传统学科框架下的人才切割模式，将不同学科领域、不同职能特长、不同视角的人才汇聚在一起，实现“兵团式作战”，培养可为现实情境下的复杂问题提供系统的解决方案的未来人才。[4]
以“枢纽—学域”为核心的融合学科学术组织架构，有效促进了科研与教学的紧密融合，有利于建立“大科学”的教育系统，并打破不同渠道资源汇聚和共享的壁垒[20]。其一，全校所有教师的办公室均随机分布，极端情况下，办公楼同层八个办公室可以分布来自八个不同学域的教师。这种安排不仅有利于融合学科科研和育人，也有利于当学域推陈出新时人员和资源的灵活重组。此架构将不同学科的教师和学生汇集于一个共同的平台，为跨学科合作创造了自然的融合环境。这不仅使得科研人员能在多学科领域中自如地展开合作，也为学生提供了接触和掌握多元化学科知识及研究方法的机会。其二，学域作为问题导向型的学术单元，进一步加强了科研与教学的结合。学校鼓励教师根据各自研究领域特点和学域问题导向型需求在不同学域兼聘，以开展跨组织的科研和教学活动。在这种模式下，学生不仅有机会直接参与实际科研项目，而且能够在解决具体的社会和科学问题中应用所学知识。这样的教学方法不仅让学生成为知识创造的活跃参与者，也使科研工作更富有活力和现实意义，同时保证教学内容紧贴实际，具有更高的应用价值。其三，港科广通过建立校级的中央科研和教学平台，实现了科研与教学资源的有效整合。学校根据重大需求自上而下建立校级科研和教学平台，将学校核心教学设施和中央科研实验室开放给全校共享，并配套支持不同学域教师面向问题和需求自下而上自主申请设置主题实验室，主题实验室可以与校级科研和教学平台资源共享。这样的管理方式不仅将学校资源向当下需攻关解决的重大问题倾斜，全校共享空间和设备也有利于不同学域教授和学生的交流融合。这种资源共享不仅提高了资源利用效率，还促进了不同学科教师和学生间的协作。跨学科的合作机制不仅有助于解决复杂问题，还为学生提供了更丰富和多元的学习资源，进一步促进了科研与教学的融合。总体而言，融合学科的“枢纽—学域”架构为科研与教学的紧密结合提供了坚实的基础，有利于“大教育”的科研系统和“大科学”的教育系统之间的交叉融合与纵深并进，[20]可有效推动科教融合的制度化进程。其中，在“大教育”下的科研系统中，港科广的“枢纽—学域”组织架构可充分发挥科研对融合学科人才培养的支撑，对本、硕学生施行的学术导师制有利于学生全过程参与融合学科科研项目，进一步强化科研在融合学科人才培养中的支撑作用。在“大科研”下的教育系统中，港科广“枢纽—学域”的创新科研人员须全员参与到本科生、研究生的日常教育教学中,每一位科研人员的教育教学贡献均被记录在“教师教学成长档案袋”中，作为教师发展的必要考评依据。此外，港科广在全校范围内发展教学学术，学术人员需立足对社会负责的科研前沿，改革课程内容及教学模式，鼓励、引导教师将前沿科研知识及问题充分融入课程体系，注重培养学生的科学思维和能力，强调培养学生的科学精神与素质，并注重项目引导式实践教学模式的改革，以促进港科广的教学与科研深度融合。
（二）“两院”实现通专融合，促进产教融合
培养复合型创新创业领军人才需要处理好通识教育和专业教育的关系，使得广博的基础知识和精深前沿的专业知识有效衔接，从而解决培育“通才”与“专才”的潜在矛盾。港科广秉持通专融合的培养理念，基于“宽口径、厚基础”的育人策略来设计通识教育体系。在该体系下，本科教育的前两年及硕士教育的首个学期不分专业，以此鼓励学生跨学科学习。本科生主要涉猎人文、社会科学、思想政治教育、艺术、体育等多元通识课程以及理工科基础课程。硕士生则被给予为期半年的过渡和探索期，旨在促使学生基于个人兴趣和职业目标，进行有针对性的专业发展探索。这种教育模式不仅强调学科间知识和方法的互联互通，而且重视个性化学习路径的探索与构建，体现出教育的多元性和包容性，同时也帮助学生在广博的基础知识与深入的专业学习之间找到平衡和融汇点，为培养复合型创新创业领军人才打下坚实的基础。
为在本科生培养层面落实“通专融合”的培养理念，港科广施行“2+2”本科生培养模式，本科生通常从第三年开始进入不同学域开启专业课程修习，本科生选定专业之前的“母院”则是于2023年2月成立的教育科学学院。作为本科教育的主要组织单位，教育科学学院全面承担本科生前两年的教育教学任务，为学生提供涵盖人文、社会科学、艺术、心理、体育等通识课程及理工科基础课程的广泛学习平台。教育科学学院下设通识教育基柱（pillar）、数理教育基柱、本科实验教学管理处、认知科学基柱和语言教育基柱等五个学部，帮助学生广泛涉猎基础的普及性学科知识，以加深对知识及其背后的文化、价值和思维方式的全面理解。
为了探索如何通过创新教育方式和教学方法应对新科技快速演进带来的认知挑战，教育科学学院还设立了独特的认知科学基柱，将其作为一个问题导向且以研究为中心的组织单元。该基柱专注于解析和回应关键问题：在不断变化的新科技环境中，我们如何有效地通过教育教学创新实践重塑个体的认知结构？为解答这一复杂问题，认知科学基柱将涉猎教育神经科学、脑科学、心理学、学习科学，以及高等教育和教学法研究等多个教育和认知领域。通过综合这些学科领域的理论和实证研究，该基柱致力于制订适应未来社会和技术变革的教育教学策略，以培养能够拥抱未来，适应新兴技术环境的复合型人才。
同样成立于2023年2月的未来技术学院承担着全校学术型硕士生的培养和管理职责，通过其下设的红鸟硕士基地①、未来技术实验室和红鸟学创大教室，实施全面的项目引导式培养模式。不同于传统大学中承担研究生行政管理职责的研究生院，未来技术学院承担着学术型硕士生整体培养的教学职责，制定从学生入学到正式选定学域方向期间的整体培养计划（通常为研究生第一学年前6个月），开设面向研究生的校级核心必修课程，指导学生通过合作研究项目锻炼和提升可迁移能力。港科广开启了践行融合学科创新领军人才培养模式的第一步，已于2022年9月、2023年9月分别迎来了266名、347名第一、二期红鸟硕士项目的学员。红鸟硕士项目采用探索问题为导向的“融合学科”全项目式学习模式，旨在培养具有复合、创新、工程和智能特质的领军人才。其育人模式强调跨界借力，有力推动产教融合、协同育人理念落实和持续发展，推进根植产业、服务产业、引领产业的工程实践。从发挥育人“牵引”作用的项目来看，红鸟硕士项目以大多源自业界真实问题的、多学科融合的科研项目为育人载体。此外，该项目由业界力量参与的“多元智能”导师团队指导，学生入学后首先拥有一位项目导师，项目导师将和学生们一起进行融合学科项目探索，并陪伴指导学生度过整个硕士学程；经过六个月的学术探索和双向选择，学生们会确定自己的学术导师，而学术主导师所在学域的专业即为学生的专业归属，他们将在学术导师的指导下以鲜明的专业特长参与到融合学科项目中。业界导师则由项目管理者根据项目推进的需要来邀请，以帮助学生了解业界的前沿动态和真实需求，并指导学生将项目管理和执行纳入真实情境。
红鸟硕士基地、未来技术实验室和红鸟学创大教室相互配合，是贯彻全面的项目引导式培养模式的组织基础。其中，红鸟硕士基地统筹学术型硕士生的教学培养；未来技术实验室给学生产学研转化提供支持指导；红鸟学创大教室则提供创新教学空间和硬件支持。红鸟学创空间是未来技术学院创设的创新教学空间，属于港科广的中央教学设施之一，是服务港科广高等教育范式改革理念的资源平台，包括四个学创大教室和五个主题实验室。空间的设计和管理秉承“以每一位学生成长为中心”的宗旨，为学生提供开放式的学习和讨论空间，以及多专业、多形式的实践场所。红鸟学创大教室支持学生进行团队项目、实践课程、工作坊、竞赛等多种教学活动，通过创新实践进行融合学科学习，培养持续创新能力，提升产学融合能力。例如由红鸟学创空间主办的可持续化智慧生活创新大赛，五大红鸟工作坊为各参赛团队提供设备和技术支持、校园场景，鼓励学生以可持续智慧化为主题进行校园生活创新设计，鼓励共建更绿色、更宜居、更智慧的校园。此外，未来技术实验室旨在通过发展孵化项目、资源丰富的综合平台营造学生创新创业的生态系统，以学生为中心，加强学术界、政府和各部门（企业、研究机构、投资基金）之间的合作，推动教育与产业的紧密联系，实现产学研融合，促进创新理念和技术落地转化为实际解决方案，形成“知识生产—技术开发—成果转化”的全链条。
在未来技术实验室和红鸟学创大教室的条件支持下，红鸟硕士项目可为未来的战略工程师和战略科学家发现自我、挖掘潜力并不断提高能力创造优渥的成长环境。在全项目引导式育人环境中，学术导师、项目导师、学生团队和产业界的人员不断互动，密集的信息交换、资源互补和知识生产也在时刻发生，成为创新的“漩涡”。[22]教师、学生和产业界人员教学相长，共同成为知识生产者和技术创造者，产教融合、科教融合得以重新定义。在多方合作互动中，产业界的模糊问题得以厘清，实际问题得以攻克，从知识生产到技术开发的步伐加快，技术转移的周期也得以缩短。在这一融合学科项目式学习过程中，硕士研究生不仅与不同学科背景的教师和同学建立合作，也与业界人员紧密互动，共同解决实际问题。这种教育模式促进了知识的多方面交流和共享，加速了从理论到实践的转化。港科广通过红鸟硕士项目实现了学术界和产业界的紧密结合，创造了一个互动密集、资源共享的创新环境，有效地推动了产教融合和科教融合的深度发展。
（三）“一所”持续提升育人范式变革的效能
范式思维下的教学支持组织是保障教学质量、建构全校统一的教学文化的重要责任机构。2022年9月，港科广设立了教育创新与实践研究所，其核心职能是保障教育教学政策在“制定—执行—评估—研究—再修订”周期中形成有效的“政策闭环”：一是教学政策研究与制定，负责制定和实施教学质量评估策略、教学规范和教学体系政策，落实教师教学成长档案的教师评价和教学评价，确保教育教学政策的连续性与一致性，从而保障教学质量的持续改进；二是教学支持系统搭建，一方面为本科/研究生课程设计提供支持，包括线上课程设计与录课支持，这一职能不仅直接影响教学方法的创新，也为教师提供了必要的资源和技术支持，从而有效地推动了教学方式的变革，另一方面系统搭建教学IT系统，确保教学创新和实践能够稳定、顺畅、高效地在数字化环境中进行；三是提供教学培训与资源，通过设计并落实教学培训体系、提供教师培训资源、创设教学创新奖项等，不断激励教师在教学方法和内容上进行创新；四是进行教学创新宣传，负责教学官网运维、新媒体运维和教学专家网络拓展，通过多渠道宣传教学创新，直接促进校园内外教学文化的建构和推广，增强教学文化的影响力；五是教学学术研究和院校研究职能，通过系统地收集和分析教育教学信息和数据，运用“生活实验室”作为研究方法，围绕教学活动和教育政策开展行动研究和院校研究，让教育教学研究基于实践且能够切实指导实践。以上五项职能的闭环顺畅运转，能够助力教学文化建构，营造以教学为先的制度文化环境，有利于灵活有序地调动全校资源，规划和落实育人范式改革，浸润式建构“因材施教，以每一位学生成长为中心”的教学文化。
教育创新与实践研究所与教育科学学院和未来技术学院一同构成了港科广教学生态组织架构的主体（如图2所示），其在港科广的学术组织架构中，发挥着推动港科广融合学科育人范式创新变革的引擎作用。该研究所的有效运作，对于促进融合学科组织创新的制度化进程，以及持续提升融合学科育人范式变革的效能，均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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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港科广的实践表明，“融合学科”不仅是打破学科界限、实现知识交叉的教育理念，更是推进科学研究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的组织架构。这种架构不仅与粤港澳大湾区的创新生态体系形成双向赋能，也通过其“枢纽—学域”架构，有效打破学科壁垒，促进科教融合。此外，港科广通过创立“两院”来落实复合型创新创业领军人才的通专融合贯通培养，并深化产教融合，同时以“一所”为平台持续推动教育教学制度的创新，提升融合学科育人范式变革的效能。港科广的高等教育范式创新是一系列面向未来的递进式行动，而学术组织架构创新是范式创新的第一步，也是最坚实的范式变革基础。以与制度文化环境高度兼容、持续获得改革收益的学术组织架构创新为出发点和支撑，港科广可系统性开展育人范式改革，以融合学科的学术组织架构持续为改革赋能，以全面推动我国高等教育的系统性变革。
然而，这一组织创新制度化的动态过程亦面临不兼容性和改革成本高等挑战。香港和内地合作办学体制机制虽带来了一系列优势，但同时也可能带来制度上的掣肘。当从已有的制度化体系转向全新的组织模式时，需要对原有的决策和治理流程进行改革和创新。面对组织创新中的多方挑战，决策者的个人能动性（agency）的引导和管理作用尤为关键。在香港高校治理模式的制度惯性之下，部分决策者和核心利益相关者可能出于对原有制度的依赖和对新事物的恐惧产生思想桎梏，成为组织创新的障碍。决策者需要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从个人层面全面适应新的组织创新文化，并在学校的制度文化层面营造良好的创新环境。以港科广为实践旗帜的组织架构创新和人才培养范式变革可以在区域、国家乃至世界高等教育改革进程中发挥鲇鱼效应和辐射作用，以推动不同类型的新兴大学沿着特色发展路径走向范式变革，由此持续扩大创新的外部兼容性和提高改革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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