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李树英，博士，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深圳大学教育学部 （广东深圳 518060）；冯思圆（通讯作者），博士，副研究员，深圳大学教育学部 （广东深圳 518060）。
基金项目：深圳市教育科学2023年度规划课题重大政策研究专项课题“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深圳模式研究”（zdzc23001）。
引用:李树英,冯思圆(2024). 教师的四种角色与五重教育境界——兼论智慧教育时代教育学的挑战与重塑[J].现代远程教育研究,36(2):28-35.
摘要：数字化、智慧化教育技术的广泛应用开启了全新的智慧教育时代，变革中的教育模式与场景为教师发展以及教育学建设带来了新的机遇与挑战。从教育与技术演进互动的视角出发，教师角色在不同时期经历了由“讲坛上的圣者”到“学生身旁的指引者”再到“翅膀上的幽灵”的转变，并在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广泛应用的未来存在“人工智能的竞争者”“人工智能的副驾驶”“机器中的灵魂”等多种可能趋势。教师所能达成的教育境界也从“言传身教”“教书”到“教会学习”“赋能学习”乃至“教育即生活”不断发展。在数字化转型进程中，教师需要积极应对技术环境对固有教育模式所带来的挑战，如利用新技术拓展教育的受众、构建动态知识体系、与学生共同探索与学习、实现精准化的教育赋能等，实现教育境界的数字化重塑。而教师角色与教育境界的变化也意味着教育学迎来了重塑与发展的契机。教育学在智慧教育时代应回归“教育即生活”理念，探索创新教育人才培养模式，培养适应智慧教育场景的教师。教师是危机中的领导者，也是未来的重塑者，如何帮助教师在智慧教育时代发挥重要作用，发挥教育者无法被人工智能替代的教育智慧，将是教育学发展与重塑的重要主题。
关键词：教师角色；教育境界；教师发展；智慧教育；生成式人工智能
对教育者而言，技术带来的教育变革并不陌生。在以往的教育发展历程中，教师们似乎总能够及时地适应农业社会、工业社会中的技术发展，从中受益并推动教育创新，再通过科学研究与人才培养直接或间接地促进社会和科技的进步。在21世纪的前20年，虽然伴随信息与通信技术（ICT）发展而形成的多次数字革命为教育带来各类挑战，但它们仍然被认为是可以被教师所“适应”的教育变革。不论是计算机与互联网的普及、混合式教学模式的发展、移动学习工具的创新，抑或是疫情推动的在线教学，都还是在固有教育模式下的演进式改变。教育者通过终身学习、职业发展活动可以不断获取与此类技术创新相关的知识与技能，进而适应新的教育技术环境与教学需求，并在此基础上获得教育角色的转变。然而，自2022年末OpenAI推出ChatGPT以来，以生成式人工智能（Generative AI）技术为代表的新一轮数字革命几乎在一夕之间，在社会各个领域掀起巨大波澜，教育领域也不例外。与信息技术、社交媒体、在线学习等带来的数字化变革不同，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开始重塑传统教育模式中教与学的各种行为。当智慧工具与应用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教育者对于高级语言和知识生产的垄断，我们将不得不重新审视一系列有关教师角色与教育哲学的基本假设，并重新思考教育中人与技术的边界与关系（Giannini，2023）。
一、技术演进历史视角下的教师角色与教育境界
与社会其他职业一样，教师的角色由其所处的社会、文化以及技术环境所定义，并在教育者内在的教育理念与信仰的驱动下不断演进。因此，教师角色的演进与变革应当考虑其在不同发展阶段所处的特定环境，并探讨由各类角色而派生的教育境界与目标。
1.讲坛上的圣者（Sage on the Stage)：“言传身教”与“教书”
在传统的教室中，当教师登上讲坛的台阶，面对台下端坐听讲与记录的学生时，教师往往可以扮演“讲坛上的圣者”这一角色。
在世界各国的教育发展历程中，尽管有着组织形式与文化背景的差异，然而教师的角色都具有文化学意义上共通的神圣特质。在东方儒家文化的背景下，虽然有韩愈“师不必贤于弟子”的思辨，但教师的角色在儒学经典“行礼如仪”的讲授中更多地扮演了一种超越教育本身的“圣人”角色，并最终成为儒教“天地君亲师”信仰符号体系中的重要一环。而在对西方教育思想演进的观察中，涂尔干也生动地描述了宗教教育传统对于教师角色的持续影响：“甚至在教师已经不再是神职人员之后，也还要在相当长一段时期里，保持着神职人员般的面相，甚至是神职人员般的义务”（爱弥尔·涂尔干，2016）。教师的“圣者”属性也来源于教育者在传统社会中作为知识与制度精英对于有限知识的垄断。当教育者掌握了重要知识体系与经验技能后，他们就获得了得到社会尊重、拥有超然地位的重要基础。
与教师“讲坛上的圣者”这一角色相对应的是传授型（Transmittal）教学范式中常见的教学场景：教师将其掌握的知识与技能直接讲授或演示给学生，而学生则需要通过记忆信息、反复练习以获取知识。在这一过程中，教师所传授的知识通常是固态的、不容置疑的，而学生在教师为中心的课堂上处于被动的地位（King，1993）。
尽管“讲坛上的圣者”这一角色在当代的教育实践中已逐渐淡化，其所代表的教育模式仍可反映“言传身教”与“教书”这两重基础的教育境界。“言传身教”是教师所能达到的最为基础与原始的教育境界。在缺乏文字记录与复杂知识体系的时代，人类基于经验的知识与技艺的传承是通过“口口相传”“手把手教习”“带徒授艺”等形式实现的。在现代教育体系中，教师仍然需要在职业技能学习、实践操作、艺术技艺等教育中通过言传身教带给学生更为直观的练习与体验。伴随文字与纸张的发明，教师在讲坛上可以得到书籍这一技术进步的辅助，教育的内容也转换为书本所能够承载的知识，因此“教书”就构成了教师教育的第二重境界。
很显然，在“言传身教”抑或“教书”所代表的教育境界中，教师在传授型的教学范式中会受到知识载体与物理空间的双重制约。不论是教育者对经验知识的记忆，抑或是书籍所承载的知识体系，都有着明确的上限，且需要很长的时间周期才能够完成知识的更新迭代。在以讲坛为中心的课堂上，在以手把手教习为主的教室中，可以接受传授的学生也是有限的。随着教育的普及发展以及科技进步带来的知识与信息爆炸性增长，教育者的角色将不可避免地发生变革。
2.学生身旁的指引者（Guide on the Side）：教会学习
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建构主义教育学的兴起以及以学生为中心教学理念的出现，教师在教学活动中更加频繁地成为“学生身旁的指引者”这一角色。
建构主义学习理论起源于皮亚杰、维果茨基等学者的认知发展理论，认为以教师为中心的传授型教学行为只能传播固有的信息，而真正的知识需要通过学习者基于自身的经验与认知“建构”而产生（King，1993）。因此，教师需要在教学中以更加平等的角色，在学生身旁引导他们自主构建知识，而不是自上而下地灌输课本中的信息。教师作为“学生身旁的指引者”角色所反映的理念也与中国教育传统文化中“传道、授业、解惑”的教师角色论述以及“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的思想相契合。
信息技术的变迁也是教师这一角色转化的重要原因。20世纪后半叶大众传媒的兴起打破了“讲坛上的圣者”们对于知识与信息的垄断。当学生可以从报纸、电视、电影、广播、互联网等更多元的渠道获取远超教师经验与课本内容的信息时，他们就掌握了建构知识的主动权，并理所应当地成为课堂学习活动的中心。因此，如何帮助学生利用教育与非教育的信息，自主学习以构建新的知识，成为“学生身旁的指引者”的重要教育目标。
与之相对应的教育境界可以被定义为“教会学习”。1996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了《教育——财富蕴藏其中》报告（又称德洛尔报告），提出学会认知、学会做事、学会生存、学会共同生活是21世纪教育的四大支柱，它们的一个重要前提是“学会学习”（Delors，1996）。因此，教师在教育中的重要使命是超越经验传授与教书的局限，进一步地关注如何教学——教学生学习以及学会学习（Teach to Learn，Teach to Learn to Learn），并支持他们作为学习行为的主体自主地建构与探索新的知识。
随着教师角色的转换与教育境界的提升，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范式转型也得以确立，并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逐步成为各国课堂教学的主流（张晓军等，2021）。但是，其仍很难脱离课堂教学空间的局限，教学关系的基础仍然是教师与学生在课堂中面对面结成的羁绊。与此同时，由于电视、广播等媒体的普及以及互联网技术的进步，现代远程教育也在20世纪末快速发展，并催生出教师角色与境界的又一轮转变。
3.翅膀上的幽灵（Ghost on the Wings）：赋能学习
互联网与在线学习的革命为教育带来了第一轮系统的冲击。在典型的慕课（MOOC）与在线学习教育场景中，我们很难寻找到“神圣的讲坛”或明确的学生“身旁的指引者”。教师在在线教育的过程中扮演了一个更为低调但关键的角色。澳大利亚学者马佐利尼和麦迪逊将在线教育中教师的作用形象地比喻为“翅膀上的幽灵”——教师对学生的教育似乎很难捉摸，却悄无声息地托起了学习的跃升（Mazzolini et al.，2003；2007）。
对教师而言，这一新的角色意味着技术对教育的影响真正突破了物理与时空阻隔，触及了更广泛的受众，并促进了更加普及与公平的教育愿景的实现。在网络空间中，一堂在中国录制的慕课可以使处于非洲与南美的学生共同受益，来自不同国家优秀教师的合作教学也能够以低廉的成本投射到不同肤色与种族的学生家庭中。当“翅膀上的幽灵”扇动蝴蝶的翅膀，将给教学本身带来无限可能。
在线学习的广泛应用也标志着更高层次的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范式中新的教育境界的形成。如果说“学生身旁的指引者”的重要使命在于教会学生学习，那么在线教育环境中教师追求的教育境界则是“赋能学习”（Empowerment Learning）——支持那些已经学会学习的学生利用数字化教育资源，自主获取与构建知识，实现自身素养的提升，并最终“学会认知、学会做事、学会生存、学会共同生活” （Delors，1996）。对于学生而言，自主规划学习路径与目标、选取教育资源已经成为当代学生接受教育的新常态。在远程交互的在线教育环境中，“翅膀上的幽灵”可以更好地满足更多学科、更高层次的学习需求，但同时也面临着全新的挑战。在虚拟的教育空间中，如何实现师生互动、建立情感联系，如何适应不同于传统课堂的教学环境与各类信息化工具，如何在大规模远程教育中兼顾学生个性化发展需求等，都是教育者在数字化环境中需要解决的问题。同时，作为独立个体的教师所能实现的教育成就仍然受限于个人能力、工作时间、情感压力、任务数量等限制，更加频繁的数字化教学改革也意味着教师需要承受更加繁重的职业学习与工作负担。当人工智能技术驱动的新一轮数字化教育革命来临时，教师的角色进一步重构。
4.“竞争者”“副驾驶”还是“机器中的灵魂”：教育即生活
以ChatGPT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自推出以来，短短一年时间给包括教师在内的各类职业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与挑战。以往教育领域内的信息化、数字化变革，以中国传统哲学中“道与术”的视角观察，仍可被归类为“术”的范畴，即科技进步引发的社会实践与应用工具的改变。技术只是教育发展的辅助工具，教师可以通过多种手段掌握技术，教育在技术面前拥有明显的主动权。生成式人工智能则被认为带来了对于传统认知中教育之“道”的冲击，是一种超越了工具理性范畴对于价值理性的挑战（马克思·韦伯，2009）。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开始在一定程度上代替人类教师从事教育教学活动，教育的手段、内容、方法乃至观念与生态都受到冲击（朱永新等，2023）。如果教育中的技术变革即将突破“道与术”之间的转捩点，我们必须重新思考智慧教育时代教师与智慧应用的多种角色组合关系。
面对人工智能的冲击，未来教师的第一种角色可能是“人工智能的竞争者”（Competitors to AI），试图在新技术的挑战中守护教育的传统。实际上在ChatGPT出现之前，教育的参与者们已经开始了与人工智能教育应用的竞争。近年来，许多中小学教师与家长都直观地体验到“拍照搜题”类软件对学生作业的影响：日常作业做得漂亮，可一到考试就露馅。随着自然语言处理技术与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广泛应用，教师们发现越来越多的学生正在利用人工智能来生成主观问题的答案、撰写课程论文并取得成功。这显然与教师的期望不符，也与教育目标不符。作为教育过程的参与者，教师显然期望学生能够运用他们自己的智慧、理解能力、创造力来完成学习的目标，同时，教师也惧怕人工智能取代教师的职业。因此，与人工智能展开竞争可能是教师的一种自然的角色选择。作为竞争者的教师，可以在教与学的互动中积极主动地设置更多有关真实情感、创造力、批判性思维等人工智能尚难以完全胜任的教学环节，以保障人类教师在教育中的重要地位；也可以选择被动地禁止一切令人手足无措的新技术，抑或是拖慢技术应用的脚步，为适应新的技术环境争取时间。
在“人工智能的竞争者”这一种角色中，教师面临的最大挑战也来自时间。信息技术的进步速度遵从“摩尔定律”：计算芯片的算力大约每隔18到24个月就会倍增。如果当前的人工智能已经足够令人心生畏惧的话，两年后的教师们是否有信心在与实力倍增的对手的竞争中胜出？而一旦我们在竞争中落败，我们的学生们也很难在未来取得成功。
微软最近将其办公软件系统中植入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助手命名为Copilot（副驾驶），期待人工智能可以成为人类在工作中的重要助手。这一概念也可以被借鉴用以描述未来教师第二种可能的角色，即“人工智能的副驾驶”（Co-Pilot of AI），意指在教育的航程中，教师与人工智能扮演的副驾驶共同协作，并始终保持教育进程的方向与主导地位。
如果教师决定与人工智能共同飞行，他们首先要决定人工智能“副驾驶”在教育中所应当承担的任务。教师需要掌握各类智慧教育应用，了解技术的边界与优势，并更好地利用人工智能辅助开展教学；教师也需要熟悉学生们的人工智能“副驾驶”，掌握更多的学习类人工智能应用特点，培养学生科学使用智慧工具求知的能力。在与人工智能共同教学的过程中，教师还需要持续进行高效的职业发展活动，不断学习与适应新技术条件下的教学环境；还要避免对人工智能“副驾驶”的过度依赖，甚至变成人工智能的副手，失去教育进程中的主导地位。
未来教育者还可能进一步跳出人类与人工智能竞争或合作的二元视角，成为第三种角色——“机器中的灵魂”（Mind in the Machine）。在这一种角色中，教师需要更深层次地理解人工智能及其他数字化时代教育技术的底层逻辑，从而成为人工智能为教育所用背后的智慧灵魂。以ChatGPT、文心一言等基于自然语言处理（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NLP）的对话类人工智能应用为例，其功能的实现是基于海量的预训练（Pre-Trained）数据，这些内容是通用的、非指向性的，而针对某一特定主题生成内容的质量与精准度在很大程度上仍取决于用户输入的提示性问题（Prompts）。
因此，作为“机器中的灵魂”的教师角色，可以尝试通过提问训练人工智能，搭建精准服务教育目标的人工智能辅助学习平台，为学生的学习提供定制化、个性化的教育指导；也可以利用人工智能工具将自己从大量的重复性工作中解放出来，更多关注人工智能难以自主实现的情感关怀、体验式学习、批判性思维等领域的学习行为，在适切的教育情境中，培养学生的关键能力和良好的道德情操（李树英，2019）。在某些特定的领域中，教师亦可以从人工智能机器学习（Machine Learning）的范式中汲取教育的灵感，并开创以提问为基础的学习（Prompt-Based Learning）等教育创新。
无论教师角色朝向何种方向发展，智慧教育时代教育者都将更有可能达成“教育即生活”这一更高阶段的教育境界，教育将超越学校教室的局限，贯穿生活的各个方面。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等信息技术在智慧教育中的应用进一步打破了传统教育机构、教学空间的屏障，教育资源的泛在供给、学习内容的个性化推荐、非正式与灵活学习模式的认可、更加多元的教学关系等，都标志着学习与生活界限的进一步模糊，全民终身学习也将变得更为普及。教育者所能实现的将不仅仅是知识传授，而是利用更丰富的知识来源与生产方式，把教育融入更多学生与教育受众的整个生活中，成为他们的引导者和激励者。随着智慧教育的发展，教育者将有更多机会践行“教育即生活”这一更高阶段的教育境界。愉快的学校也是生活的一部分。他们将以全人教育为目标，通过个性化教育、技术创新和个人关系的建立，帮助学生发展他们的全面素养和未来所需的能力。这样的教育者将在技术的赋能下成为学生生活中的重要导师和启迪者，为学生的未来发展铺就坚实的基础。
二、教育境界的数字化重塑
前文主要探讨了教师在不同教育发展阶段中伴随技术环境变化所获得的不同角色，并基于不同角色特质提出了言传身教、教书、教会学习、赋能学习、教育即生活的五重教育境界与目标。在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宏观背景下，教育者所面对的是一种体系性的变革。除了上文所讨论的人工智能以外，新一代信息网络的广泛连通性、泛在供给的数字教育资源、新技术带来的知识更新加速与人才需求变革、大数据教育应用产生的多维度教育信息、非正式灵活学习模式等，也是数字时代教育系统的主要特点。因此，在数字化转型的进程中，教育者需要积极应对技术环境对固有教育模式所带来的挑战，并实现教育境界的数字化重塑。
1.在变革的教育场景与环境中言传身教
在可预见的未来，教师的言传身教仍然是教育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言传身教不仅仅是教师与学生建立情感、道德联系，达成教与学的默契关系，以及感知学习者体验的重要途径，在实践操作、技艺练习等领域的教育中也有着不可替代的地位。
在数字化的教育环境中，教师言传身教境界的重塑首先需要考虑连通性（Connectivity）所带来的受众扩增。慕课与在线教学在今天已经得到了大范围的应用，言传身教所适用的场景不再是“1对1”手把手的教学或是针对小组学生的示范，而可能是线上与线下结合、同步与异步学习并行、面向泛在学习人群的大规模教育新形态。
因此教师需要探索新的教学法，以适应受众的广泛性，并借助人工智能助教、智慧批改等智慧工具实现“1对n”的指导；教师还应当努力在在线教学环境中保持师生间情感的交流，关注学生的感受与认知，发展透过屏幕理解学生在不同情境中的体验的能力。此外，教师还应当利用好数字孪生（Digital Twin）、虚拟现实/增强现实（VR/AR）等新兴教育技术，将教育者的经验与技能转换为在数字环境中可以复刻的学习体验。
2.从教书到构建知识与信息的端口
在传统的教育场景中，书籍是知识与信息的主要载体，古代的“教书先生”们依靠四书五经来教育学生，现代教师也很大程度上依赖课本、课纲、教师手册等书籍来进行课堂教学。在数字化的教育环境中，单纯依赖课本照本宣科地教书显然已不能跟上时代发展的需求。
“教书”这一境界的数字化转型不仅仅意味着教学使用的课本、资料册的存储介质从纸张转变为了电子介质，教师在教育过程中也需要考虑数字时代知识与信息“去中心化”的结构与快速的更新频率。传统教学内容所依赖的教材往往需要数年的时间才能够得到更新，无法及时向学生传授科技与知识进步带来的最新内容。数字化场景中的教师的主要使命不再是传播书籍所承载的固态的知识，而是需要成为连接不断扩增的动态知识体系与学生学习需求间的端口。
在此方面，学科知识图谱的发展可能会成为重塑“教书”境界的契机。学科知识图谱通过对各学科知识内容、教学资源、教学活动进行分类梳理与逐层分解，能有效将不同维度的学科知识与资源建序、重组与优化，为教师的专业成长，提供更加精准化、个性化的教学决策支持（穆肃等，2023）。此外，教师也需要在教育的过程中注重培养学生的媒介素养以及信息辨识能力。在数字环境中，教师已不再是知识与信息的唯一来源，与教学相关的知识可以来自社交媒体、在线课程、问答社区等“去中心化”的渠道，而生成式人工智能更是可以瞬间生成精确或臆造的知识内容。因此，教师除了要在正式的学习体系中传授动态更新的知识以外，也要培养学生的媒介素养、信息素养、数字素养，使其习得有效获取并识别知识真伪的能力（Koltay，2011）。
3.从教会学习到共同学习与探索
“教会学习”的隐藏逻辑在于教师比学生更早掌握构建知识的能力，并在更为丰富的经验基础上指导学生学会学习。在各种智能化教育应用推陈出新的今天，这种“闻道有先后”的教育逻辑可能不再成立。
以人工智能对教育带来的冲击为例，很多教师对学生“拍照搜题”完成作业、利用ChatGPT撰写论文等行为感到手足无措，其根本原因是学生先于教师掌握了新技术在教育中的应用方法与手段，尽管这并不一定是正确的。在这样的背景下，教师必须转变心态从“教会学生学习”转换为“共同学习与探索”，与学生一起重塑数字化教学的模式。
面对新的技术环境，教师与学生站在了同一起跑线上。教育者应当加强自身职业能力的建设，学会如何“用魔法打败魔法”：当学生用ChatGPT提交了期末的报告，教师应当具备利用ZeroGPT等智能工具识别人工智能内容生成的能力。更重要的是，教师也可以采取探究式学习（Inquiry-Based Learning）的形式，用更加开放的态度与学生探讨技术应用的边界与规则，加强对新技术学习与应用体验的交流，并共同尝试在教学中合理地使用智慧化的学习工具。这可以帮助教师与学生共同应对ChatGPT带来的挑战，也同样适用于未来技术出现时教师与学生的共同探索。
4.教育信息感知与精准化的教育赋能
智慧教育环境中大数据等技术的应用为教师提供了强大的信息感知能力，从而为实现更加精细化的教学行动、个性化的教育赋能提供了可能。
传统教育模式下，教师对于学情的掌握是相对模糊的。通过课堂作业、测验考试等手段，教师可以大致了解学生对于教学知识的掌握程度、优势与弱势学科、学业进步等信息，但却很难精准地获取与判断更加细微的学习需求与发展潜力。随着学科知识图谱建设、智适应测评与课程推荐、基于物联网的智慧课堂、智慧学习分析管理系统等新技术与新工具在教育中的逐步推广，教师将可以通过精细至知识点、能力点、题目类别、情感反馈等层级的数据准确把握学情，并采取针对性、个性化的教学行动支持学生的成长。
在精细化的数字教育信息的支持下，教师可以尝试通过更加精确的诊断式学情分析确定学生的个性化学习与成长需求，利用智适应系统推荐的题目组织“千人千面”的练习与作业，从而根据学习能力素养的需求实现更加精准与高效的教学。更加精细化的教育赋能也可以在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如以数据为基础建立的素养模型、能力模型，可以帮助教育者更好地识别出具有超常特质的人才，并为其精准地适配有别于普通学生的教育资源。
5.在数字化的生活中践行教育
教育与生活的结合既是一种教育的高层境界，又是数字化教育时代的重要特质。在可预见的未来，一系列有关教育与生活的边界将会被打破。
学习场所将不再局限于正式的课堂，社区、工作场所和家庭等都可能成为新的学习空间。教师需要养成在非正式、非正规场所中灵活规划、调整以及创建学习环境的能力，并根据各类更加生活化教育场所的特点实现高质量的教育目标（Wang，2023）。
在数字化教育时代，教师可能需要更频繁地在线上与线下的教育模式之间切换。在混合弹性学习（Hy-Flex Learning）等新兴的教育模式中，学生可能现场参与教学、从生活场景中远程加入课堂，或选择通过课堂录像与资料学习（EDUCAUSE，2023）。因此，教师要具备贯通教育与生活的教学规划能力，以适应更加复杂多元的学习特点。
教育的来源也将变得更加广泛，学习者将更多地从社交媒体、视频网站、生成式人工智能等技术工具或系统处获取学习的资源，非传统教育来源在数字化教育生活中的影响力将远超任何传统学校。如哔哩哔哩视频弹幕网站（B站）正成为年轻人学习的首要阵地，在2022年共有超过1.9亿用户在B站进行广泛的各类专业与生活化课程与知识学习。未来的教师将不可避免地与这些生活化的知识来源展开竞争、合作并走向融合。
三、智慧教育时代教育学发展的新思路
教师角色与教育境界的变化也意味着教育学在技术变革的推动下迎来了重塑与发展的契机。
首先，智慧教育带来的挑战让我们重新回到教育的原点，思考教育学的根本问题。教育中的知识曾经掌握在少数人手中、固化在课本上，对经验知识、书本知识的传授曾经是教育的重心。而在技术的推动下，知识变得更易获取。人工智能成为教育知识体系的一环，利用它可以完成知识的提炼，并提升学习的效率。这种转变赋予了学校和教师一个难得的机会，使他们能够回归自杜威、陶行知以来教育学界所倡导的“教育即生活”“生活即教育”教育理念，集中精力探索教育生活中那些无法被技术所替代的关键元素，并重新审视那些在学生“成人”过程中一直被忽视但对个人成长至关重要的生活教育、劳动教育、实践教育、社会情感培养、个性化教育以及爱的教育等方向（王烽，2023）。这也是教师角色与教育境界演进的重要方向。
教育学在未来需要进一步关注如何利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应用在教育中替代机械的任务，协助教师与学生进行知识的传递与提炼，提升教学效率。教育学研究需要回答在教育与生活中，当教育者从传统角色与重复劳动中解放出来并获取了更丰富教育角色与更高的教育境界之后，如何找到教育的意义与价值。未来的教育学建设应当重视教育现象学所关注的生活世界中的教育体验，促进教育在更广泛的学习与生活空间中培育学生的自我认知，发掘他们的兴趣爱好，提升他们的理解能力。这些方向的探索和深化将更有助于我们实现“教育即生活，生活即教育”理念与实践的匹配。
其次，智慧教育时代的教育学需要反思传统教育范式中的问题。从教育即生活的视角出发，传统教育模式中所能给予学生的生活体验常与“苦”字挂钩，学生被告知只有通过吃苦的学习才能掌握知识与技能，取得教育的成就进而为未来的生活做好准备。而在所谓“苦学”教育观念的背后，往往是激烈的教育竞争中以应试为核心的考核手段以及机械式的学习方法。当人工智能技术在深度学习、语义识别、内容生成等领域取得突破后，ChatGPT等应用已可以在大多数现有的学业或考试标准中做得比人类更好。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和波士顿大学、康奈尔大学的研究实验中，GPT-4在麻省理工学院的数学和电气工程和计算机科学系（EECS）本科学位考试中，已经可以取得90%~100%的正确率，完全达到了毕业的要求（Zhang et al.，2023）。当机器的学习行为越来越像人类甚至超越人类时，我们不能再用培养机器的范式来培养人。如果进一步地投入教育的“军备竞赛”，我们将可能被人工智能远远地甩在身后。
教育学在智慧教育时代的发展需要重新定义教育的成果，重新关注学生在教育生活中“人”的体验，走出苦学与应试的误区，关注对创造力、批判性思维、情感，以及多元智能等的培养（Gardner，1983）。我们应当努力减少对标准化考试成绩等教育评价模式的路径依赖，减少教学过程中与固化知识挂钩的机械式、重复式的作业负担；同时，我们应当增加课外活动、情感关怀、启发互动、实践教育等对学生“成人”有益的教育，培养人工智能与机器学习所无法替代的“人”的智慧特质，增加教育生活中对学生个性化、精细化的指导，实现真正的因材施教，帮助每个学生在成长的路上成就自己。这是教育学在新时代发展的重要使命。
最后，教育学还需要重新审视教育中教师的角色，思考如何培养可以适应未来教育模式的教师。随着技术的进步与教育理念的发展，教师需要将多重角色、多种教育境界融合与统一，以迎接未来教育环境新的使命。更多智慧化的应用可以使教师与学生更加便捷地生产、传播、获取知识，使教学工作和知识学习变得更高效，但在不同教育境界中不变的应是教育对学生人格的培养与人文的关怀。
因此，教育学应当推动教师教育内容与主题的数字化与智慧化转型，帮助教师在未来“与机器共舞”，培养他们在人工智能等技术的辅助下进行知识生产、课堂组织、自适应学习、个性化指导以及通过公共学习平台获取资源并提供社会服务等能力，帮助他们在更智慧的教育生活中重塑课堂教学。这些新的主题与方向需要更多的基础性研究，需要从跨学科的视角，综合人类学、教育学、计算机科学、文化与学校教育等研究力量共同开展探索（任友群等，2019）。师范教育与教师培训也应当更加重视培养教师在未来教育中无法被人工智能所取代的能力，如指导、启发与激励，情感教育、道德教育，以及对学生批判性思维和创新思维培养的能力等。人工智能的引入不会降低教师的地位，而是重新定义了教师的作用，使他们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关注个体学生的发展需要，更加注重为学生全面发展创造更多的可能。
四、结语：危机中的领导者，未来的重塑者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2020年世界教师日提出：教师是“危机中的领导者，未来的重塑者”。这可以用来总结本文对智慧教育时代未来教师角色与境界的讨论。
传统意义上的教师角色在人工智能等技术环境的挑战中正在面临一场危机。过去教师角色的多次变迁都是在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时间范畴内完成的，而教育数字化、智慧化所带来的角色选择却迫在眉睫，ChatGPT等生成式人工智能也正在以更快的速度取代教师及其他众多社会职业的部分职能。面对这些挑战，教师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成为数字化变革中推动教育转型发展的领导者，并在未来的技术环境中重塑教育的不同境界。
同时，在未来的智慧教育环境中，教师也有必要重返教育人文主义的本源，寻找一种人工智能无法模仿的教育智慧。无论技术环境如何变迁，教育学始终是一种建立在人与人交流基础上的学科。教师带给学生的教育是富有情感的鲜活的生活体验，优秀教育者的教学互动总是充满着教育内涵的智慧，课堂上教师的表情与语言可以营造出难以忘怀的情感记忆，这些都是教师难以被人工智能取代的重要原因。同样，如果学生宁愿选择和ChatGPT谈心而不愿向教师交流，那我们就应当深刻地反思教育者是否丢失了应有的教育智慧、敏感与关怀。
教育者转型的重要基础是教育学的重塑。教育学应当培养教师在智慧教育时代中的领导能力和创新思维，使其能够更好地应对技术变革带来的挑战，更加有效地开展因材施教，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只有这样，教师才能在智慧教育时代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引领教育更加开放、创新并回归人本主义的初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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