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人口是教育的根基，教育影响人口再生产，二者相互制约、循环向前。2019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超过50%，近年来继续上升。与此同时，老龄人口占比持续增加，高等教育普及化与人口结构老龄化不期而遇。随着人口出生率急剧下降，新生儿跌至高校招生人数以下规模，高等教育不仅会全面普及，而且将面对生源骤减、资源失配、结构失衡等严峻挑战。以“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和教育强国两大国家战略为导向，中国大学须反思当下育人系统的优绩主义陷阱，澄清从人口红利到人才红利的发展逻辑，明确新时代高等教育的价值旨归；进而构建多元立体的协同育人体制，创设科学长效的拔尖创新人才培育机制，构建动态融合的应用技能型人才培养模式，搭建终身发展的银龄人才学习平台，最终实现以人才红利建设教育强国的战略目标。
关键词：教育强国；人口老龄化；人才红利；高等教育普及化；大学育人系统
培养人才是大学的基础功能，不同类型和层次的大学构成高等教育体系，共同承担培育高层次人才的社会使命。大学随社会而变，经济发展与人口变迁是社会进步的核心指标，也是促使大学育人系统革新的底层逻辑。自1999年起，我国高校大规模扩招，至2019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51.6%，20年间我国高等教育从精英化阶段跨越至普及化阶段。在此期间，我国经济爆发式增长，但新生人口持续下降，老龄人口占比激增。2015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公报指出：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完善人口发展战略，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积极开展应对人口老龄化行动。自2016年1月1日全面二孩政策正式实施后，我国人口出生率曾短暂上升，但自2018年起又转头直下，呈断崖式下跌趋势。2022年，我国新生人口956万，远低于同年普通高校1100多万的新生录取人数。根据近年来出生率和初婚人数的变化趋势，未来数年新生人口可能下降到700万以下水平；与此同时，高等教育继续扩招，即将走向全面普及。高等教育普及化与人口老龄少子化不期而遇，“通过教育形成的各种知识和能力为个人和社会带来的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比以往任何时代都要大得多”[1]。201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国家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中长期规划》，首次将人口问题升格至关乎国家长远发展与人民世代福祉的战略高度[2]。2022年，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加快建设教育强国”[3]。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建设教育强国，龙头是高等教育”[4]。通过大学育人系统革新来充分发挥人才红利，既是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根本举措，也是推进教育强国战略的必由之路。
一、普及化遇上老龄化：
高等教育的困局与变局
根据联合国公布的《人口老龄化及其社会经济后果》，一个国家或地区65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数量占总人口比例超过7%即进入老龄化社会，高于14%即中度老龄化社会，突破20%就是深度老龄化社会。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为2.64亿人，占比18.70%；65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超1.9亿，占比13.50%[5]。可以看出，我国社会的老龄化问题已日益凸显。与发达国家普遍呈现“富而后老”的情况不同，我国是“未富先老”。随着总和生育率的下降与预期平均寿命的延长，我国人口结构正从“生产型”向“负债型”转变[6]。过去几十年，由于庞大的人口基数，我国高等教育一直生源充足，报考学生具有强烈的升学意愿，大学招生遵循分层筛选制度，学科设置、课程设计和课堂教学具有传承性和封闭性特征，与社会人才需求脱节的现象较为显著。在少子老龄化趋势下，大学育人模式即将出现深层危机。
（一）生源困局：大学扩招与人口下降的失调
高等教育的阶段性发展特征具有预警功能，提示办学者“进入隧道之后，要注意隧道里的新情况”[7]。毛入学率作为区分发展阶段的核心指标，是缕析我国高等教育进程的关键依据。从图1可见，自1999年以来，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呈快速上升趋势，这个变化直接取决于经济发展的需要，归根结底是因为适龄人口的庞大规模。2020年之后，国民生产增速趋缓，学龄儿童急剧减少，高等教育生源即将萎缩至极为危险的境地。
从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来看，1999—2022年间，我国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由979万人上升至4655万人，总体上呈持续增长趋势，但增速存在波动；2003年达到25.4%的增速峰值，2005年出现第二个高峰，增速为15%。其后，在学总规模增速放缓，到2009年及以后，增速基本稳定在1.4%～5.9%区间，波动幅度较小。（详见图2）
纵观1999—2022年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可以发现其增速同时受到在学总规模和适龄人口总数两个变量的影响。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增速放缓与适龄人口数逐年减少的现象，主要与我国新生人口出生率相挂钩。改革开放以来，在经济发展战略和计划生育政策交织影响下，我国的人口出生率从30‰以上迅速下降至20‰以下。进入21世纪，前15年人口出生率基本保持在10‰～13‰的区间[8]，至2020年仅有8.52‰，2022年跌至6.77‰，出生人口创历史新低[9]。（详见图3）生育率的陡然下降，意味着高考报名人数未来将出现断崖式滑坡。随着总体生源的锐减，部分大学必将面临招生窘境。在此情形下，一流大学和学科将会聚焦拔尖创新人才展开激烈竞争，其他大学和学科则不得不逐步降低招生门槛，由此将会造成高等教育体系的撕裂和大学社会声誉的下降。资源不足和缺乏特色的高校，甚至将因为无生可招而面临生存危机。
（二）资源变局：办学经费与公共投入的失配
我国高等教育体系以公立院校为主，多数高校的办学经费主要来自政府的公共服务投入。作为高公信力政府，我国政府财政支出顺序始终以民生为先。进入21世纪，生育率显著低于更替水平，16～59岁劳动年龄人口总量在2012年达到顶点后持续下降，再加上医疗水平的改善和平均寿命的提高，65岁以上人口占比必将不断攀升，深度老龄化社会即将到来。因此可以预见，公共经费将会向养老和医疗相关领域倾斜。
公共服务作为政府财政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不同领域的投入比例显著受到人们对美好生活愿景的影响。鉴于不同年龄结构居民的异质需求，老龄化社会对公共服务投资的规模与结构具有特殊要求。青少年群体期待教育、科研等投资性支出，老龄群体偏好基础设施、医疗卫生等保障性投入。随着老龄化程度加深，保障性和福利性公共服务支出不断增长，教育科研等发展性投入应当会有所调整。在政府平衡预算约束条件下，全社会对公共人力资本的需求逐步提高，这一导向将促使政府调整税收政策和财政支出，以保持收支间的相对均衡[10]。我国高等教育经费主要来自国家资金支持和银行贷款，少部分来自民营资本和高校自身学费收入以及校办企业、科研收入、社会合作资金与捐助[11]。长远来看，随着公共服务投入的不断调整，一方面会让部分高校出现经费危机，另一方面也会让全体高等教育机构走向高度竞争，学术研究的战略性和人才培养的应用性特征将进一步显现。在高强度竞争环境下，如果大学育人模式跟不上国家战略和劳动市场的要求，大学招生就会面临严重危机。20世纪末期以来，众多欧美国家都曾出现此类变化：政府财政削减与市场逻辑凸显导致高等教育体系变革，缺乏竞争力的高校因此走向衰落甚至破产[12]。
（三）结构变局：人才供给与社会需求的失衡
自恢复高考以来，我国高等教育规模不断扩张，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取之不尽”的高考生源以及持续走高的财政拨款。有鉴于此，大学育人的规格和类型与其行政层级和学科传统强相关，与受教育者的发展意愿和劳动市场的人才需求弱相关。随着我国社会老龄化程度逐渐加深，劳动市场对于人才层次和类型的需求将发生重大改变，政府扶持、闭门造车式的大学育人系统将面临规模和结构的双重变局。随着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青壮年劳动力急剧减少，人才需求从多层转向多维，劳动者素养从专门化走向复合化，对高等教育的需求渐趋多元融合。
首先，从人口结构来看，1960、1970、1980三个年代出生的人口将在未来5～25年内逐渐退出劳动力市场，这不仅是一个多达6.5亿、占总人口近一半的庞大群体，而且是在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社会快步前进的时代背景下成长起来的几代人，这群人对老年生活有着更高的期待和要求，希望在社交化、时尚化、智能化的社会环境中从“被动养老”朝向“主动享老”。其次，从家庭代际人口结构来看，由于独生子女政策的长期实施，再加上二孩政策后一胎新生人口仍然占据多数，未来相当一部分家庭人口数量将呈现出倒金字塔结构，即一对夫妻赡养四个老人、抚养一个孩子。社会老龄化程度加深，一方面导致劳动力人口日趋减少，子女的赡养担子更重；另一方面社会对护理陪伴和精神生活的要求将进一步提高。在上述两个因素影响下，劳动力市场的人才需求类型和规格将出现重大转变，社会越来越需要综合素质更高、创造能力更强、理论实践兼具的复合型人才。
反观当前我国大学的育人系统，一是囿于传统的行政管理模式，在办学上保持着过度分层、高度同质的结构性特征；二是过于依赖政府，专业设置和课程资源都紧密围绕行政指挥棒，对人口变迁和市场变化麻木不仁，从而导致高等教育的“社会滞后性”（social lag）特征愈发凸显，为经济发展提供理性反思和智力支持的能力大打折扣。从师资配置来看，青年人口迅速走低将致使学生人数骤然缩减。一方面，这会导致高等院校师资总体过剩，各高校可能会按照“先入为主”“论资排辈”的惯性思维减少甚至暂停进人计划，从而造成“青黄不接”的不利局面，甚至还可能出现“劣币驱除良币”的逆淘汰效应；另一方面，教师群体老龄化可能导致教师队伍创造力退化，无法适应新时代的教育大变革，进而不利于科学创新，同时也会阻碍新生代的人才培养。
二、老龄化促使大学育人系统变革的逻辑进路
大学育人的形式和内容取决于具体的时空环境，并随着社会的演进而沿袭和变革。正如历史学家珀金所言：现代大学是过去社会对于传统大学不满的产物[13]。大学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演变，与此同时，也从最深层的认知模式和思想意识上深化社会变革。当下中国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走向深度老龄化，大学育人的内涵与功能都将发生系统性变革。通过理论思考和实践考察，我们可以管窥新时代大学育人系统变革的基本逻辑。
（一）理论逻辑：从人口红利到人才红利的观念转型
社会发展具有自发性与自觉性，人口变化是在“约束”和“选择”两大力量系统的作用下发生的[14]。教育既是人类在既定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下生存发展的自发性约束因素，也是为了改造环境和改善生活而开拓进取的自觉性选择力量。人口是教育的基础，人才是教育的成果，经济发展、教育改革和人才培养三因素因此构成螺旋上升的逻辑闭环。早在两千多年前，孔子就指出邦国治理应当遵循“庶—富—教”的基本逻辑。及至工业化时代乃至信息化时代，大众教育与生产劳动的结合更加紧密，生产力发展最关键的要素不再是人口规模，而是人口素质。
工业化萌生之初，学术界就开始关注人口素质、教育体制与经济增长的逻辑关系。18世纪末，亚当·斯密将人口引入资本视野，认为其也是“对投资者提供收入或利润的资财”[15]。同时期的马尔萨斯则从政治经济学的视角探讨了人口与生活资料之间的关系，首次提出人口均衡原理，指出“人口的增幅加大了与资源匹配的罅隙，也是对经济发展的一种制约”[16]。古典经济学与传统人口学都充分意识到人口结构的政治意义和经济价值，但由于生产劳动的简单性和教育投入的有限性，研究者未能充分论述通过国民教育提升人口素质进而促进经济发展的深层机理。随着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发展，人口素质不仅成为促进经济发展的核心要素，而且是一个国家推行民主政治的先决条件。尤其是两次世界大战之后，各国深刻反思人类的历史与命运，最终将发展教育作为促进世界和谐与繁荣的关键因素。
20世纪末期以降，信息革命席卷全球，极大推动了社会各领域的发展，也影响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科技知识全面代替土地与矿产，成为社会发展的原动力，高等教育成为国家综合实力的核心指标，人才争夺大战在全球展开。“决定经济增长的决断因素已经从物质资本转变为人力资本”[17]，“人口质量和知识投资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人类未来的前景”[18]。在此背景下，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的创新功能变得尤为重要。一个走向发达的国家和社会，不仅需要高等教育在规模上实现普及，在结构上建立多元完整的体系，以便能够在基础理论、应用科学和职业技术等多个领域全面培养拔尖创新人才，而且需要职前教育与职后培训一体发展、学历教育与成人教育齐头并进，从而实现人口质量的全面提升。通过扩大规模和完善体系，高等教育可以充分发挥人口优势，一方面能够提升不同年龄阶段和职业类型的劳动力素质，培养满足社会需求的复合型人才；另一方面能够提供终身性的知识探究和技能训练，帮助劳动者融入社会发展的宏大进程，主动建构社会身份，努力摆脱资本主义生产给人带来的劳动异化与精神奴役。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生活的繁荣，尤其是生产关系变革带来的婚姻关系与家庭关系变化，老龄少子化是现代化国家必然面临的社会新形态，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新国情、新变局与新发展。老龄人口比例提高与平均寿命提升重塑着社会结构，劳动力资源不再被年龄结构所制约，高素质人才的规模与质量构成了新的社会红利。因此，高等教育的发展必然遵循新的逻辑。首先，普及化与老龄化共同决定大学育人系统必然走向终身化；其次，少子化将倒逼大学必须摒弃育人系统的应试化和分层化，转而走向个性化、多元化与综合化；最后，未来社会需要通过全面的学习能力提升与科技水平进步来抵消人口的边际递减效应，产业结构的深度调整将开启人才培养的共享秩序[19]，大学必须全面放开年龄限制，将公众的智力素质和劳动素质融入新的育人系统。
（二）历史逻辑：从优绩主义到教育强国的制度创新
纵观大学发展史，从中世纪的巴黎大学、博洛尼亚大学两所原型大学到现代的哈佛、麻省理工等世界名校，欧美精英大学的育人目的和实践形式都遵从一条逻辑主线，那就是以制度化的形式对人进行筛选与规训，进而实现精英阶层对政治资本和文化资本的独占与传承。古典大学的育人实践在天主教和旧贵族统治下具有典型的精英主义性格，而近现代大学则呈现出资本影响下的优绩主义特征。
大学诞生于中世纪，脱胎于天主教体系下的学者行会，机构独立后先在罗马法的余晖下获得了内部自治的组织权利，后又在教会荫庇下拥有了不受世俗法律管辖的学者特权。从课程设置来看，大学的教学制度源自古希腊罗马城邦的自由教育，学术探讨的目的在于促进人的自由发展；从进阶形式来看，大学的学位制度借鉴了天主教神职人员品级制度，从学士、硕士到博士分别对应了不同的权力和利益。这套层次分明、拾阶而上的精英教育制度既符合前工业时代的生产水平和社会关系，也能满足中世纪天主教会和封建贵族的人才需求和统治需要。
工业革命爆发后，思想启蒙和民主革命接踵而至，以教权和王权为根基的古典大学精英教育难以为继，以经院哲学和人文博艺为主体的课程设计也无法满足快速变革的社会需求。伴随民族主义的勃兴和民族国家的创生，新兴的资产阶级和文化精英期冀着大学能够肩负起国家强盛与民族复兴的宏大使命。此类大学的典型代表，就是普鲁士国王威廉三世在耶拿战役败给法国后倾力支持洪堡创建的柏林大学。柏林大学首开教学与科研并重之风，学校根据国家的需要实行专业化管理，但学者享有较大的自由，因为其本身就是本民族最出色的学者，并且大多出身贵族[20]。19世纪末，美国西进运动开垦了大量耕地，急需高效的农业机械和优秀的技术人才，于是，联邦政府于1862年颁布《莫雷尔法案》，创建赠地学院，进行农业科技知识的研究、应用与推广。自此以后，培养世俗化的实用型、专业化的职业人才成为现代大学育人的主体功能之一。20世纪以降，两次世界大战给人类带来了巨大苦难，也让各国精英阶层深刻反思教育的价值和意义。1944年，美国国会颁布《退伍军人权利法案》（G.I.Bill）,并大量增设州立高校和社区学院，美国高等教育由此步入快车道并于20世纪70年代率先走向普及化。欧洲日韩各国也紧随其后，陆续于20世纪后期实现高等教育普及化。高等教育的普及促进了劳动力素质的整体上升，但并没有改变大学的分层本质。传统精英大学与现代资本新贵雄踞高校金字塔的顶端，以睥睨者的姿态风光无限，与过去的区别只是在“民主性”的遮掩下淡化了阶级特征，转而以一种更隐蔽、更精致的招生培养模式来实现资源的代际传承，这就是所谓的“优绩主义”。
优绩主义号称以“个人能力”为本位，强调个人凭借自身的才能和努力来获得社会地位和财富。表面上，优绩主义给出了一个貌似公平的社会资源分配标准，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精英与民众的对立关系，但它忽略了资本主义社会固有的资源垄断和贫富差距，更掩饰了金元政治背后的权力之手和宣传话术。实质上，优绩主义是一种利用功绩差异来强化社会分层、巩固等级秩序的分类工具，也是精英阶层自我粉饰、自我维护的政治论述。遵循优绩主义设计大学育人系统，必将带来精英阶层的傲慢和民粹主义的泛滥，最后导致社会的撕裂和动荡[21]。以美国哈佛、耶鲁和英国牛津、剑桥等顶尖大学为代表，精英高校以雄厚的资源为依仗，用高学费、高淘汰率、低生师比、低录取水平来筑起社会壁垒，将绝大多数出身平民家庭的子女挡在门外。其资源高度集中的运行模式令知识生产与教育服务的成本不断攀升，让政府和家庭都不堪重负，越来越多的公立大学经费匮乏，极少数私立精英大学却愈发风光无限、高不可攀。1996年，美国院校董事会公开表示美国高等教育正处于严重危机中，不仅出现了马太效应，而且“私有化成为主流趋势”[22]。
优绩主义强调的是精英阶层如何充分享受优质资源，是少数人的选拔与多数人的淘汰，其正义性建立在人口基数较大、上升通道狭窄以及社会资源匮乏的基础上。在优绩主义教育制度下，大学的育人功能与人口和经济发展失调，必然出现资源配置不公、办学成本过高以及内部生源不足等难以克服的症结。
随着深度老龄化的到来，教育制度设计的基本逻辑必须作出改变。中国大学应当以教育强国战略为导向，面向全体学习者提供以人为本的高等教育，在经济成本与时间成本两个维度为学生提供便利，打破传统高校对学生的限制性选择，全面开发面向大众的效能型在线课程，强调大学自身的主动突破和颠覆式创新。老龄化是挑战，也是契机。“危机论”与“时机论”成为老龄社会新形态下相互对垒的“元问题”[23]。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认为，事物内部或事物之间的对立统一规律孕育着事物向前推演的源泉和动力。因此，必须廓清老龄化时代高等教育人才培养模式的现实困局，意识到“危机”是单方面的，其中必然蕴聚着“转机”。大学须及时找准时代坐标，研判并扎根人民和社会的基本需求，切实把握人才培养的底层逻辑，在主体、层次、区域和类型等方面进行积极创新。这不仅是中国高等教育实现内涵式高质量发展的自我期许，也是经济转型和社会进化的历史使命。
21世纪以来，人类世界全面进入“后资本主义的知识社会”[24]，新技术革命带来学科分支精细化；与此同时，学科之间的交叉、融合也在加速发展。以素质和能力为导向，培养厚基础、宽口径、高素质的复合型创新人才，日渐成为大学育人的核心使命。当代大学已经超越传统的知识生产方式，逐渐演变为沟通知识、文化和制度的公共空间，有能力也有责任对社会生活施以广泛而深刻的影响[25]。教育强国强调的是高等教育质量的整体提升，要求的是各类型高校和人才的特色发展，培养的是多元化、个性化的创新人才，而非强调部分优绩者独享公共资源，更非单纯凸显个体的功成名就。在此逻辑下，大学人才的选拔与培养需要从体制机制上进行创新，将学校办学定位、学科设置、课程设计乃至教学模式与国家战略紧密结合。在面临银龄人口持续增长与知识技术爆炸式更迭的新时代，大学应遵循其育人本质，精准回应老龄社会需求，最大化发挥服务公众福祉之功能。
三、大学育人系统变革的体制创新
普及化与老龄化迎头相遇，预示着中国高等教育必然走向以人才红利推进教育强国的改革之路。在“教育强国”和“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两大国家战略引领下，中国大学亟须改换育人理念、完善体系结构。就当前的情形来看，大学育人系统变革的首要任务就是推进育人体系建设和制度创新。高等教育的全面普及，“上大学”不再是必须努力争取的特权，而是每个公民实现自我发展和完善的基本义务。再加上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青壮年劳动力日益减少，以筛选和分层为主旨的竞争式育人模式时日无多，建立多元立体的协作式高等教育体制迫在眉睫。
首先，完善高等教育体制，引导高等院校特色办学、分类施教。一方面，高校应以国家战略为导向，以社会发展为动力，以办学历史为基础，明确自身定位、实现特色发展。扎根中国大地、立足社会需要，是大学育人的基本前提；强化办学特色、突出学科优势，是大学育人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整体来看，中国大学都有共同的时代使命和育人理念，但就个体而言，每一所高校都应走出具有自身特色的发展之路。另一方面，不同类别的高校还可以探索在人才培养上的协同合作。我国高校按照办学定位通常可分为研究型和应用型两个大类，前者目前以创建世界一流大学为目标，极为注重学术型人才的培养；后者则主要面向就业市场，为地方提供技能型人才。但就大学育人的本质而言，学术型人才和技能型人才都应当理论联系实际，而不能重科研轻教学、重理论轻实践，也不能一味强调就业市场的即时需要而过度重视技能培训。中国大学在育人理念上具有一致性，不论是学术型还是应用型高校，都是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在育人制度上具有共通性，都需要与时俱进、全面发展；在育人路径上则应当资源共享、协同合作。
其次，改革大学育人机制，建立层次立体、结构贯通的高层次人才培养体系。高等教育分为专科、本科和研究生三个层级，这种分层结构与社会对人才需求的种类和规格强相关，与高校的教学质量和人才的身份高低弱相关。但在应试筛选模式下，高等院校的办学层次在很大程度上异化成质量层次，大学育人的治理结构固化成行政结构，整个系统等级分明且难以贯通。深度老龄化的到来打破了人才层次的“金字塔”结构，大学育人模式重新“洗牌”，每一个年轻学子都是不可多得的“好牌”，无论偏向学术型人才还是应用技能型人才，都应当成长为社会急需的复合型人才。我国高等教育走向普及化之后，逐渐会向全体拥有入学资格的受教育者开放，分层培养的目的也将产生根本性的变革。学生接受高等教育不再只是追求学历学位，更是综合考虑天赋兴趣、成本投入、市场需求和教学质量等多方面因素之后作出的理性选择。在此情形下，大学必须从专科到本科再到研究生建立起上下贯通的育人系统，纠偏“第一学历”的错误认知，祛魅“文凭学历”的符号追求，搭建“能上能下，多进多出”的学分立交桥，设计以需求为导向、以项目为模块、机动灵活、动态发展的育人系统。
四、大学育人系统变革的机制突破
体制创新是大学育人系统变革的前提，在此基础上还要综合考虑如何促进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高校在运行机制上各自突破。大学一方面要面向社会发展趋势整体培养宽口径、厚基础的综合性人才，另一方面也要根据劳动力市场需求，分类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和应用技能型人才，同时更要针对老龄化社会的现实问题，加强育人系统的开放性和可持续性。
（一）设计科学长效的拔尖创新人才培育机制
2022年，党的二十大报告将教育、科技、人才单独成章联合部署，在强调“三位一体”有机属性的同时，愈加重视教育事业的战略性地位。从“珠峰计划”到“六卓越一拔尖”再到“强基计划”，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业已成为实现国家战略目标的关键因素。随着科技革命的全新演进与老龄社会的浪潮席卷，大学作为培养拔尖创新型人才的主体，必须在新时代背景下构建科学长效的育人机制。
首先，建立科学的人才识别与甄选机制。高等教育普及化以来，应试教育的制度弊病显露无余，其背后的优绩主义教育观对社会公平的影响也愈发明显。应试制度固然也能筛选出一批成绩优异之人，但其大多是标准化模式下“圈养”出来的工具性人才，缺乏自主创新的意识和能力[26]。“标准化”的考试制度和“唯分数”的招生制度，实质上是人才评价的单一化，是缺乏创新能力的表现。育人系统鼓励“内卷”，实质上意味着质量的退化和制度的僵化。因此，大学必须跳出“以分评人”的思维定势，从多元智能出发对学生进行综合考查，将那些“天才、奇才、鬼才、怪才”都纳入拔尖人才培养范畴，充分激发每一位受教育者的创造天赋。为此，高等院校一方面需要从自身特色出发，夯固学科基础、搭建发展平台；另一方面更要破除当前的制度陷阱，着眼未来持续探索科学化、个性化的选材育人机制，及早发现天赋异禀的早慧儿童，预留充足的时间空间，并在此过程中以引导和鼓励为主，切忌拔苗助长和功利主义，避免“伤仲永”现象的发生。
其次，以服务国家重大战略为导向，进行长效育人布局。一是着眼未来，明确育人方向。擢选培养拔尖创新人才的目的在于实现国家的富强、民族的复兴乃至人类的进步，因此高校必须在培养目标上彰显家国情怀、澄明时代使命。二是立足现实，优化学科专业设置，实现课程教学的通专并驱、理实交融。培养拔尖创新型人才，一方面要求高校提供宽口径、跨学科的通识课程，使其超越传统学科的“部落领地”意识，引导学生从社会性、技术性和文化性等更加宏阔的视野看待学科和专业，在交叉跨越中博闻强识、融会贯通；另一方面也要求高校依据劳动力市场的人才需求，设置前后呼应、衔接贯通的专业核心课程[27]。除此之外，扎实的学术训练对于学生也必不可少。但在此过程中，高校也要充分尊重学生个体的自主性与内驱力。拔尖创新人才不是某个科研项目的“工具人”，而是所有科研活动的“主持人”，必须充分激发他们的科研潜质，实现学识与能力的全面提升。三是统筹资源，全方位构筑高水平协同创新育人平台。高校既要依托自身重点学科和优势特色专业进行科教融合，也要积极寻求社会资源，通过发掘创新项目来促进人才孵化。
（二）构建动态融合的应用技能型人才培养模式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新时代的高等教育须加强应用技能型人才培养，壮大高水平工程师和高技能人才队伍。我国经济正处于产业结构加速升级转型的关键期，优化创新应用技能型人才培养模式是大学和政府的共同使命。
首先，建立应用技能学科专业的动态调整机制。大学育人以专业为载体，专业的设置以职业为基础，职业的形成与发展又取决于知识的创造与革新。因此，专业、职业和知识形成了一个螺旋上升的闭环。作为后发外生型国家，我国大学的学科设置与国家建设具有阶段性关联，学科结构主要根据国家政策进行调整，具有显著的计划性和被动性特征[28]。人口老龄化与人工智能的叠加必然带来知识的革新，进而改变职业体系，最终作用于大学的专业设置。2023年，教育部等五部委印发《普通高等教育学科专业设置调整优化改革方案》（以下简称“《方案》”），就调整优化高等教育学科专业设置工作做出部署安排。根据《方案》要求，到2025年将优化调整20%左右的学科专业，新设一批适应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的学科专业，淘汰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学科专业。以此为契机，教育管理部门应注重宏观调控，避免直接干预，扩大高等学校在学科专业设置和调整方面的自主权，鼓励和引导应用技能类高校提前研判就业趋势，主动对接产业发展方向，动态调整专业设置。
其次，促进课程教学与社会生活的融合。应用技能型人才最贴近社会生产生活，其培养过程中的课程内容与教学方式也应当密切联系社会实践。在老龄化社会里，高校尤其要关注养老相关领域的发展变化和人才需求，着力发展老年学、养老服务管理、健康服务与管理、中医养生学等相关专业。在课程建设上，一是要更加重视通识课程的基础作用与核心功能，突出应用技能型人才人文修养，致力于培养宽口径、厚基础的复合型人才；二是要注重专业课程的前沿意识和实践内容，并以此理念组织编写特色教材。在教学方式上，一方面政府要建立多方联动的合作共育机制，加强“产才融合”的引导力度，通过出台配套政策、减免企业税收、给予资金奖励的方式鼓励校企合作、产才融合，找准高校、企业、市场三者之间的耦合点，通过“订单、冠名、定向”等方式共建“产教研”功能一体的实训基地，促进专业、产业、人才与企业岗位需求紧密对接，努力实现高校、企业、学生三方共赢。另一方面，高校应当以项目研发为依托，积极推行“项目+人才”的教学模式，为智慧健康养老、老龄科研、适老化产品研发制造等领域储备与培养专业人才。
（三）打造终身发展的银龄人才学习平台
建立全民终身学习型社会是党的十九大提出的教育改革要求；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建设全民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学习型大国”[3]。“构建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教育体系，形成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这是关系到中华民族能否持续发展、能否实现民族复兴大业的战略问题。”[29]构建老有所学的终身学习体系，同样也是《国家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中长期规划》的核心内容。为银龄人才搭建高层次、宽口径、新形式、新内容的学习平台，不仅可以回应老年人群“有为有位”的社会诉求，而且能够反映老龄社会“善用善为”的价值旨归。
首先，贯彻终身学习理念，树立“以教养老、‘教’‘养’结合”的新时代教育养老观。随着人们生活水平和平均寿命的提升，“老龄”现如今已经成为一个变量[30]，生理年龄不再是衡量老龄人口的唯一指标，老年和老化的基本意涵有待重新定义[31]。相当一部分按时退休或即将退休的“老年”群体不仅具备良好的身体素质和丰富的知识技能，而且有着较为强烈的社会参与意识，这意味着他们仍有一定的学习能力和劳动潜能[32]。因此，政府应加强全生命周期投资，充分发挥人口禀赋，促进全民终身学习。其次，根据银龄人群的禀赋与需求，高校应探索和建设类型多元、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课程教学体系。一方面，要持续建设银龄人群普遍关注的“康养”“艺术”等“享老型”课程，另一方面也要面向家庭生活需要，增加心理咨询、财务管理、家庭教育等“养老型”课程，并面向劳动力市场需求，开发技能培训、数字技术等“再就业”课程，帮助一部分银龄人才提升职业能力、重返劳动岗位。再次，完善多方联动协同育人机制，以高校为主体建设学位教育与职业教育相贯通的银龄教育就业平台。高校应依据人才的特征分类施策，对健康状况较好的银龄人才进行再就业能力和职业技能培训，同时联合政府和市场培育适老型岗位，并通过政府实施补贴政策等方式鼓励用人单位实施退休后再就业制度。最后，鼓励能力较强、受教育程度较高的银龄群体继续深造、创新创业，由高校和企业联合提供创业技能和服务等方面的支持，助力他们继续追寻经济价值、社会价值与人生价值[32]，走出一条“银龄人才”焕发光彩的新路。
扫一扫 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