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推动高等教育、职业教育、继续教育统筹协调发展和协同创新，是新时代加快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的必然要求，也是推动职业教育和继续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径，具有前瞻性、全局性、整体性推进“三教”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意义。目前“三教”正在探索一条中国式统筹协调发展之路，需要政府完善制度与政策设计，需要高等教育强化引领作用，需要社会提高价值认同，共同推进学历、能力和贡献等值同效，解决高质量教育体系建设的瓶颈难题。
关键词：高等教育；职业教育；继续教育；系统观念；协同发展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完善职业技术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统筹协调发展机制。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强调，加快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统筹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协同创新，推进职普融通、产教融合、科教融汇，优化职业教育类型定位。高等教育、职业教育、继续教育（以下简称“三教”）统筹协调发展、协同创新，是新时代加快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的重要举措，也是支撑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支柱。高质量教育体系建设不仅需要制度和政策推进，很大程度上还取决于社会对各类教育的价值、情感和心理期待。本研究拟从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对“三教”统筹协调发展的要求、“三教”统筹协调发展的阶段性特点及思考建议等方面进行分析。
一、“三教”统筹协调发展是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的必然要求
高质量教育体系建设是我国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的新要求。2017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上明确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2020年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2022年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强调“加快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是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服务新发展格局在教育领域的集中体现，反映的是系统化和协同化，是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关键在于提高各级各类教育的社会认同价值，旨在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对高质量教育的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1. 高质量教育体系的要义是体系，这是“三教”统筹协调发展的系统论基础。高质量教育体系首先是一个体系（即系统），创立一般系统论的生物学家贝塔朗菲认为，系统是相互作用的诸元素的综合体。系统影响子系统的活动与相互作用，子系统原本相互独立的功能和活动在系统中被组织和关联，使子系统在系统内的行为的组织和秩序发生改变。作为教育体系的子系统，高等教育、职业教育、继续教育各自发挥着特定的功能并且相互联系相互关联，组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三教”协调发展要求更加注重体系发展的整体效能。因此要在教育体系中研究高等教育、职业教育和继续教育，而不是孤立的、单独的研究。“协调发展”很大程度上就是从系统角度、全局高度，对子系统理想发展状态的要求。1991年《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第八个五年计划纲要的报告》提出“协调发展”的概念，即“协调（发展）就是按比例发展”，党的十七大把“协调发展”作为“科学发展观”的内核，十八届五中全会进一步把“协调发展”作为新发展理念的核心理念之一。党的二十大开启加快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新征程，教育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改革发展中矛盾错综复杂，必须从系统观念出发加以谋划和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全面协调推动各层次、各类型教育高质量发展。推动“三教”协同创新，有望成为推进整个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径。
2. 高质量教育体系的基本要求是各级各类教育高质量，这是“三教”统筹协调发展的价值论基础。高质量教育体系是建设教育强国的前提和基础，作为一个大系统，高质量教育体系既包含高质量的高等教育，也包括高质量的职业教育和继续教育。高质量教育体系建设的一个重要前提是要努力缩小这三类教育的价值认同差异，这就需要职业教育与高等教育、继续教育统筹协调发展。目前的教育价值认同差异是影响这三类教育协调发展的直接因素。教育价值认同差异存在于社会的各个方面，既有传统文化方面的原因，也有教育政策和劳动人事制度改革滞后于经济社会发展阶段、难以发挥引领社会价值观方面的原因，强化了“唯学历、唯文凭”的价值观，使劳动价值难以得到社会认同，也影响了各级行政部门落实职业教育、继续教育高质量发展政策的积极性，持续循环往复，“五唯”顽障痼疾难以破除，也成为影响共同富裕的制约因素。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高速发展，促进了现代化进程的加速实现，在此过程中各地也形成了以追求GDP为中心的发展观。与此同时，日益广泛的社会竞争、对选优任能的不完全理解以及由此导致的政府和社会组织简单粗暴地以大学文凭、大学排名为依据的选人用人机制直接导致文凭主义现象日益严重，进而将这种竞争机制透射到教育系统里来。受这种绩效主义、“唯学历、唯文凭”的影响，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每十万人口在校大学生数量成为各地追求的发展目标，虽然短期内带来了高等教育大发展，但也导致结构失调、质量分化和教育内卷等问题，职业教育、继续教育逐渐式微，教育焦虑、教育竞争不断强化。2021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上强调，要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21世纪以来，我国“两基”目标达成，区域教育均衡发展、城乡教育一体化发展取得很大成效，但同时教育类型间的统筹协调发展提上议事日程。尤其是在高等教育普及化水平极大提高的背景下，这种价值认同差异加重了质量分化、教育内卷、社会焦虑等问题。没有“三教”整体的高质量发展和弱势教育类型的全面振兴，就无法全面缩小阶层差异、城乡差异、区域差异，就无法真正实现共同富裕。
3. 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的根本目的是要让各类教育的学生都能全面健康发展。目前职业教育在校学生数占高中阶段与大学教育阶段适龄青年数量的一半，对于整个青年一代的健康成长具有重大的意义，对于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尤其是推动革命老区和边疆地区加快建设具有非常重大的现实意义。因此，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并非仅仅体现在学历高或层次高、项目多和获奖多，而应主要体现在面向合适的学生提供适合的教育上。2002年我国进入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2019年进入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根据马丁·特罗提出的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大众化、普及化是关于高等教育发展的一种“预警”理论，并不是目标理论，其核心不是“量”的扩展，而是“质”的变化，高等教育体系和结构优化是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和普及化的制度保障；尤其是与西方高等教育大众化主要是解决适龄青年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问题不同，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不仅要扩大适龄青年的入学机会，还要解决毕业生就业问题。鉴于就业市场和人力资源的“金字塔”结构，我国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更加需要多样化的类型和层次。在多样化的体系和结构中，才能更好地形成一个高质量的教育生态系统，组成系统的各级各类教育才能各安其所、各得其位，真正发展出以学生为本的高质量教育体系。2022年，新修订的《职业教育法》提出建设技能型社会，从学历文凭主义到技能型社会建设，是我国教育理念的重大变革，是提高技能型人才地位的重大机遇。建设技能型社会，将成为“三教”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价值引领与保障支撑。
二、“三教”统筹协调发展是教育体系发展阶段性的重要表现
坚持系统观念，是推进教育体系建设的重要方法论。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提出，不但要研究每一个大系统的物质运动形式的特殊的矛盾性及其所规定的本质，而且要研究每一个物质运动形式在其发展长途中的每一个过程的特殊的矛盾及其本质。每个历史阶段都有不同的发展认识、发展需求和发展重点，因此在不同历史阶段发展三类教育的动力不同，“三教”之间的关系呈现不同特点，这是教育体系发展阶段性的重要表征。
（一）“三教”关系的政策演变呈现三个阶段的价值认同特点
1949年新中国建立以来，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大众受教育的需求，在政府宏观政策引导下，高等教育、职业教育、继续教育取得前所未有的发展，“三教”之间的关系不断升级、内涵不断丰富，呈现出相对独立、沟通衔接到统筹协调的三个阶段特征。
第一阶段是“三教”偏重相对独立发展的阶段。20世纪50年代至20世纪末，高等教育、职业教育、继续教育是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实现的是“从无到有”的跨越。从价值观的角度分析，这一阶段各类教育都有较高的价值认同，精英阶段的高等教育作为社会稀缺资源而受到社会追捧，职业教育和成人（继续）教育具有的学历补偿功能也持续受到社会认同。因此，“三教”发展更多侧重的是各自体系的构建和完善、各自制度的建立和健全，三者之间的关系偏重于相对独立发展。如1951年《政务院关于改革学制的决定》、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1993年《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等重要政策文件都分别对“三教”发展提出具体要求。1995年《教育法》，进一步明确了“三教”法律地位。
第二阶段是“三教”进入相互沟通衔接的阶段。21世纪初，一方面是面对经济高速增长全面提升劳动者素质的迫切要求，以及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受教育需求；另一方面是伴随高等教育迈向大众化阶段增加了高校入学机会，以及职业教育与成人（继续）教育学历补偿功能弱化后的社会价值认同差异突显。为此，国家从政策上逐步加强三者相互间的链接，初步构建了“三教”互相联通的体系框架。如199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提出要构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教育内在规律相适应、不同类型教育相互沟通相互衔接的教育体制，2007年《国家教育事业发展“十一五”规划纲要》、2010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2012年《国家教育事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2017年《国家教育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进一步强调要促进不同类型教育之间的衔接和沟通等。
第三阶段是促进“三教”统筹协调发展的阶段。2019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新时代改革更多面对的是深层次体制机制问题，对改革顶层设计的要求更高，对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要求更强。相应地，高等教育、职业教育、继续教育进入体系化发展新阶段，更加强调“三教”统筹协调发展和协同创新。一方面，伴随高等教育进入普及化阶段，适龄青年进入高校机会更易获得，对发展高质量高等教育提出更高要求；另一方面，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任务要求，对发展高质量职业教育和继续教育提出更高期待。新修订的《职业教育法》要求推动教育体系内和职业教育的结构优化，开辟稳步发展职业本科教育新赛道，引导职业教育进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二）三个阶段的发展契合了高等教育从精英化到普及化的发展进程
“三教”关系演变反映了对三类教育价值的认识，是“三教”发展动力的外在表现。弗鲁姆的期望理论认为，人总是渴求满足一定的需要并设法达到一定的目标，当这一目标尚未实现时表现为一种期望，成为对个人动机的一种激发力量，激发力量的大小取决于目标价值和期望概率（期望值）的乘积。参照该理论，发展各类教育的动力大小可以用公式M=ΣV×E来解释，M表示发展某种教育的动力；V表示目标价值，指相关各方对发展教育满足自身需求的价值的认识；E是期望概率，指相关各方权衡多方面因素后认为实现目标价值的可能性。该理论说明，如果相关各方把某类教育的价值看得很大，估计实现的概率也很高，那么这个目标激发的动力就越大。分析发现，由于高等教育是整个教育体系的高端和龙头（V值高），“三教”关系演变契合了高等教育大众化与普及化进程，一定程度上体现了高等教育的牵引作用。
在“相对独立”阶段，我国大体处于高等教育精英化阶段，“三教”之间是互补型关系。中专教育毕业生是专业技术人才序列，目标价值和社会认可度（V值）较高，职业教育有序发展支撑了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工业体系构建，并在改革开放初期为经济结构变化培养训练大批专门家和技术人才，弥补了高考“独木桥”的不足。在政策支持下，函授、电大以及成人自考等一系列配套系统开始运转实施，将成人教育作为普通教育体系的补充，成人教育承担了补充学历教育（V值）的重要作用。
在“沟通衔接”阶段，2002年我国进入高等教育大众化，“三教”之间竞争型关系的特点更加突出。职业教育进入国家扩招政策推动下的大发展，尤其是高等职业教育异军突起，逐步成为拓宽人才成长通道和解决经济驱动力的重要力量，但是由于历史、文化和发展阶段性的限制，职业教育在整个教育体系中处于“低端”和不受重视的处境（V值下降）。党的十六大报告首次使用“继续教育”替代既往的“成人教育”概念，随着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的快速发展，继续教育作为补充教育的地位逐渐式微（V值下降），作为终身教育体系组成部分的作用不断强化。
在“统筹协调”阶段，2019年我国进入高等教育普及化，聚焦构建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教育体系的目标，“三教”之间更加注重协调型关系。高等教育在体系中的引领作用更加彰显，这就要求高等教育、职业教育、继续教育要更好树立共同体意识，强化系统观念，凝聚发展共识，振兴弱势教育类型，增强政策协同，把控好政策外溢效应，避免给高质量教育体系建设造成冲击。
（三）“三教”规模结构变化决定了高等教育的牵引作用
2020年，我国普通本科教育招生443.1万人，高等职业教育（专科）招生524.3万人，高等继续教育（含成人本专科和网络本专科）招生641.7万人，三者占比为27.5%、32.6%、39.9%。进一步分析“三教”规模结构的历史演变，“三教”之间结构关系的变化总体反映了学历上移的趋势，一定程度上决定了高等教育在“三教”协调发展中的主导性地位。
从普通本科教育来看，20世纪80年代以来，普通本科招生规模持续稳定增长，1984年至2001年由28.4万人增加到138.2万人，年均增加6.5万人；2002年至2018年大众化阶段由158.8万人增加到422.2万人，年均增加16.5万人，建成了世界上最大规模的高等教育体系。
从职业教育来看（含中职、高职），2020年招生规模达到1169万人，仅比历史最高值2009年少12.9万人，高职招生规模在职业教育招生总规模的占比不断上升，由1984年的7.5%持续上升至2002年的24.9%，进而达到2019年的44.6%，反映了经济高速发展和产业转型升级过程中技术技能人才培养学历层次的上移。
从继续教育来看，以高等继续教育为例，其招生持续保持较大规模，但在“三教”中所占比例有所下降。在1984年至2001年高等教育精英化阶段，其每年占比的平均值为53.4%；2002年至2018年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其每年占比的平均值降至38.5%，伴随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和普及化，继续教育的学历补偿性功能正在下降。其中，本科层次招生规模占高等继续教育招生总规模的比例不断上升，由1984年的16.2%上升至2002年的33.3%、2019年的42.5%，专科层次不断下降，反映了伴随经济社会发展人们对更高学历层次的追求和学历上移的趋势。
三、推动“三教”协调发展和协同创新的若干思考
统筹“三教”协同发展，加快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强化现代化建设人才支撑，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三教”协同发展涵盖协调发展和协同创新，更需要提高国家意识和战略思维能力，把系统观念贯穿到“三教”发展全过程，有效汇聚“三教”各类创新资源和创新要素，突破不同创新主体之间的壁垒，实现深度合作，提升“三教”协调发展、协同创新效能。
（一）坚持守正创新，探索中国式“三教”统筹协调发展之路
70多年来，“三教”发展筚路蓝缕、起起伏伏，从“一穷二白”到“世界最大规模”，从“规模发展”转向“质量提高”，从“单兵突进”转向“统筹协调”，并且强调机制建设和协同创新，正在走出一条中国式“三教”统筹协调发展之路，可以说已经成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式“三教”统筹协调发展之路是教育规模巨大的发展之路，我国建成了世界最大规模的高等教育体系、职业教育体系，各种形式的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中职在校生规模超过5500万人，统筹“三教”协同创新的艰巨性和复杂性前所未有，发展途径和推进方式也必然具有自己的特点。
中国式“三教”统筹协调发展之路是加快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之路，从世界最大规模的教育体系走向高质量的教育体系，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重要体现，在高等教育快速普及化的进程中，推动“三教”的高质量发展和协同创新，让教育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各类学生，是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实现共同富裕奋斗目标的重要方面。
中国式“三教”统筹协调发展之路是服务支撑科教兴国、人才强国之路，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突显了教育的战略性、基础性地位。推动“三教”统筹协调发展、协同创新，是完善人才战略布局的重要举措，对于抓好各方面人才，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队伍意义重大。
（二）坚持系统思维，强化政府统筹作用
当前教育改革进入深水区和攻坚区，加快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推动“三教”改革发展更要加强整体性和协同性，把握好全局和局部、当前和长远、宏观和微观的关系，加强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整体性推进。尤其是高等教育进入普及化阶段，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必须坚持系统思维。根据历年出生率和出生人口测算，在2040年以前，我国高等教育适龄人口呈现波动升降趋势，目前至2028年为下降趋势（降至8000万左右），2029年至2034年为上升趋势（2034年达到最高峰值9100万左右，大约相当于2019年前后的适龄人口数），2035年后再次进入下降趋势（降至8000万以下）。因此仅就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而言，高等教育普及化发展的规模指标已经不再迫切，国家高等教育发展政策和战略应当作出适应性调整。“三教”协调发展、协同创新是一项综合性、系统性工程，需要在政府的统筹与主导下，真正认清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三教”协调发展、协同创新的目标任务，破除大众化阶段的发展观念。
“三教”之间的关系总体上正在由相对独立、沟通衔接走向统筹协调发展阶段，“三教”统筹协调发展机制建设更加紧迫。其重点应该是有效激发并发挥高等教育的引领作用，建强三大体系，拓展沟通途径，建立协调机制。一是完善自我发展机制，充分发挥高等教育的牵引作用，发挥“双一流”建设高校的龙头作用和高校集群的溢出效应，坚持一流院校发展与多样化目标建设并举并重，带动引领“三教”整体发展；优化职业教育类型定位，推动建设适应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需要的中国特色职业教育体系；明确继续教育办学定位，解决无序扩招，推动规范办学，通过深化改革实现可持续发展。二是健全沟通衔接机制，超越部门主义、本位主义，建立双向互认、纵向流动的立交桥，完善“三教”相互衔接沟通的框架体系，推动各地深入探索“中-高”“中-本”“高-本”协同创新，注重系统培养具有职业认同、就业乐业、服务地方的高技能人才。三是构建互补互融机制，重在通过“大部制”协调推进，形成“三教”相互支撑的有机体系。在发挥高等教育引领作用的过程中，需要教育部门跳出高等教育管理部门的角度考虑问题，劳动部门跳出技能工人发展部门的角度考虑问题。
（三）坚持问题导向，加快解决瓶颈问题
问题是时代的声音，回答并指导解决问题是理论的根本任务。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是高质量教育体系建设重要组成部分，高质量教育体系建设面临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瓶颈难题。长期以来高等教育、职业教育、继续教育在人们的观念中存在高低之分、层次之别。近年来职业教育缺乏吸引力、不受社会认可问题更加凸显。中职学校办学基础薄弱，“空、小、散、弱”问题突出，高职学校3年扩招413万人，严重稀释了教学资源。根据本研究提出的发展教育的动力理论，发展职业教育缺乏动力的主要原因是，地方政府、学校、家长、企业和社会等尚未充分认识职业教育的价值，高技能人才的重要作用和战略地位未被重视，职业教育难以得到认同和支持。学历型社会下的学历、能力与贡献的价值不同，严重影响各级部门重视技能、社会崇尚技能、人人拥有技能的技能型社会建设。正如《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所指出的，技能人才成长的配套政策不够完善是职业教育发展面临的重大问题之一。职业教育有没有前途，关键就在能不能撬动技术工人的社会待遇和社会地位。
国家重视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职业教育踏上新征程、新起点。2002年党中央提出人才强国战略，明确要建设党政人才、企业经营管理人才、专业技术人才三支队伍。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强调深入实施人才强国战略，要求加快培养造就大师、战略科学家、一流科技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青年科技人才、卓越工程师、大国工匠、高技能人才等七支国家战略人才力量。高技能人才列入第二个百年新征程的人才强国战略，具有突破性意义，反映了职业教育前途广阔、大有可为，将推动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培养目标多样化。在高等教育普及化过程中推进“三教”统筹，作为统筹主体的政府，需要解决的瓶颈问题是增强发展职业教育的动力，而增强动力的前提就是提高吸引力。人社部已出台“新八级工”制度，在原有的“五级”基础上，往下补设学徒工，往上增设特级技师和首席技师。中办、国办进一步要求完善技能要素参与分配制度，强调用人单位在聘的高技能人才比照相应层级专业技术人员享受同等待遇。打通劳动制度与教育制度、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职业资格证书与学历证书之间的壁垒，推动职业资格证书与学历证书等值等效，真正实现职业教育、继续教育与普通教育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高等教育、职业教育、继续教育服务新发展格局、服务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巨大能量就能够充分发挥出来，就一定能够前途无量、大有可为。
【马树超，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学术发展咨询委员会委员，浙江省现代职教研究中心学术委员；郭文富，通讯作者，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职业技术教育研究所副所长】
原文刊载于《中国高教研究》2023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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