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我已经走过的求学、教学与治学之路，可以概括为三句话，即艰辛而快乐的求学之路，忙碌而幸福的教学生涯和求真而务实的学术研究。抚今追昔，感悟良多。
一、艰辛而快乐的求学之路
一个人的求学与人生经历是与他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密切相关的。我很小就从村里老先生的口中听到“人不学，不如物；幼而学，壮而行”等古训，后来又有老师教我们唱《满江红》，对“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一句尤感兴趣并反复琢磨。我逐渐懂得：长大要做一个有本事，能够摆脱困境，能够改变命运的人，必须刻苦读书。
1945年我出生在湖北松滋县（现为松滋市）一个小商家庭，七岁丧父。因生活无着，母亲带着我和两个幼小的妹妹同奶奶迁回祖籍地——红安，投奔年过六旬尚能劳动的伯祖父。当时家里吃饭人多劳动力少，生活极困难，经常吃南瓜煮豆角，买盐都要等着鸡生蛋换钱。我上学穿的都是母亲用父亲的衣服改做的衣服，上高中往返有120里路，没有坐过一次车，因担心穿着母亲做的布鞋走小石子铺成的路会磨穿鞋底，往返都是打赤脚。
我学习勤奋，好动脑筋，做数学题喜欢一题多解，写作文爱长篇大论，各门成绩优秀，考试多拿第一。还酷爱课外阅读。记得初中时，两三天就能看完一本从学校图书馆借出的小说，如《青春之歌》《林海雪原》《铁道游击队》《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红旗谱》《战斗的青春》《野火春风斗古城》《烈火金刚》《敌后武工队》《苦菜花》《三家巷》《红岩》等。下课后特别喜欢泡在学校阅览室，最喜欢看的有《中国少年报》《连环画报》《大众电影》《大众科学》《新观察》《科学画报》《语文知识》等。课外阅读激发了我的求知兴趣，开拓了我的知识视野。我还喜爱文艺活动，当时学校晚会多，我演的相声很受师生喜爱，被大家称为“小侯宝林”。放学或放假后，都要帮家里放牛、打柴或干活。可以说，我的小学和初中是在艰苦与快乐中度过的。我有一首回忆小学与初中生活的诗是这样写的：
牛角挂书雅趣多，字里春秋肚里波。鉴史赏文增智慧，析疑求解长才学。
负薪种菜忙中闲，破衲疏羹苦中乐。欣作多科领头羊，笑听人呼小侯哥。
应该说我是一个发展比较全面的好学生，但遗憾的是因受伯祖父富农成分的影响，没有考取高中，15岁就回家当了农民。据说中考时我考了全县第一，全地区第二名的成绩，后来有上级追究“这样的好学生为什么不让升学”，我才有幸获得了第二次参加中考的机会。
1962年我考上红安县一中。正值国家在经济上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教育上颁布《中教50条》，强调“以教学为主，努力提高教学质量”，各级学校高度重视教学质量，采取集中优势资源、实行优班优教之时，我被编入当年成绩最好的班，我当班长。当时教风好，学风正，大家的学习积极性很高，高一时参加全校综合知识统考，我们班成绩超过了高二、高三年级，列全校第一。唱歌比赛夺冠，文艺演出耀眼，体育运动会总分第一，学校交给我们班的各项任务都完成得好。我们班是全校的红旗班，我被评为优秀团员和全校的学生标兵。
那时学校规定每个学生每学期要向食堂交280斤干柴。穷家学生多是利用节假日自带镰刀扁担上到二十多里远的大山上去砍柴；有部分家境稍好或身体较差的同学不能去砍柴，就向能挑柴的同学买来上交。我因为家庭生活困难，一般是每两周去挑一次。挑回的柴如果没有同学买，就自己挑到市场上去卖，一般能卖到两元五角至三元五角钱。当时每月的伙食费在六元左右，所以挑一次柴可以解决半个月的伙食费。正是：
迎霜披露踏晨光，镰刀扁担系干粮。远望群山显翠色，近听溪流奏乐章。
枝枯镰快手灵动，口渴肠饥步踉跄。日落柴市呼买主，辛苦换来半月粮。
当年学生食堂每年都要从外面购买很多大白菜，我就向总务处请示能否自己种然后卖给食堂，既能得到劳动锻炼，又可以搞勤工俭学。得到校方允许，我就把厕所附近的荒地开垦了两块菜地，课余时间就去浇水施肥，由于水肥充足，第一年就收获了1500多斤。当时大白菜价格是一分钱一斤，可值15多元钱，对我这个穷学生讲，确实是一笔可观的收入。高中三年尽管很辛苦，但学习和生活很快乐。
1965高考时，我们全班共41人，其中有27人考上军事学院和北京大学、北京工业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中南大学、中山大学、华中工学院（现华中科技大学）等名牌大学，14名同学因家庭出身和政治牵连未能考上，我也因受伯祖父富农成分的牵连而落榜。此时我认识到人生不可能一帆风顺，在前进路上往往会遇到困难和挫折，如果无力改变，默默承受和坦然面对也是一种智慧。在迷茫痛苦过后我很快调整心态，高考虽然落榜，但人生不能失志，决心以董加耕等人为榜样，坚持在农村接受锻炼，在生活中学习，努力干好每一件工作。
1965至1978年，作为回乡青年，我办过耕读夜校，当过民办教师，也做过农业技术员、水利施工员、村宣传队编导、区宣传队队长等，无论干什么事我都能运用所学知识认真思考，积极工作。当农业技术员时我能指导农民合理施肥、及时除虫和科学烤烟；当水利施工员时我能亲自测量工程、指挥开山放炮和组织现场劳动；搞宣传队时我能结合农村生活实际编写一些农民喜闻乐见的节目。后来我写过一首回忆当年宣传队生活的诗：
陋室地铺梦亦酣，箪食瓢饮味也甜。击石弹丝自词曲，天幕地台外巡演：
气势磅礴《东方红》，诙谐幽默《四老汉》。反映巨变《逛新城》，表现幸福《挑花篮》。
歌唱《计划生育好》，赞扬《俩老学毛选》。话剧《飞夺泸定桥》，京剧《智取威虎山》。
虽是下里巴人曲，却是农民“雪中炭”。夜夜披星戴月归，身心疲惫却开颜。
我的工作很快得到了地方领导和群众的认可。正当我准备铁下心来扎根农村一辈子时，遇上改革开放和恢复高考的时代机遇。
1978年，时年33岁的我以湖北省黄冈地区文科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北京师范大学。金秋时节，我怀揣梦想与追求，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山区来到了北京。北师大的78级和77级入校时间相差不到半年，因此多在一起上课，彼此间基本熟悉。这两级大学生是中国高等教育史上的独特群体。一是来源庞杂，既有上山下乡的城市知青，也有面朝黄土的农村青年，工农兵学商，各种成分都有，都是栉风沐雨，感受过世态炎凉，个个经历丰富。二是年龄跨度很大。恢复高考，招收了积累十多届的学生，同学之间年龄相差近20岁。78级教育系新生中有两名董姓学生，大的是我，33岁，小的董琦只有16岁。当年的迎新晚会上有一个节目就叫《两代人》。
当时北师大的教风严谨、学风浓郁。老一代教育家和资深教师们，如陈景磐、毛礼锐、王焕勋、顾明远、黄济、符娟明、王炳照、王策三、夏之莲、成有信、厉以贤等，都给我们讲过课，他们严谨治学的态度与诲人不倦的精神成为我们永不磨灭的记忆。由于深知机会来之不易，大家都是如饥似渴、废寝忘食地学习，晨曦诵读，挑灯夜战，是十分普遍的现象。
因为我是民办教师身份，上大学没有工资，爱人是下乡知青刚参加工作，又有三个小孩，家庭经济困难，我除了紧张的学习和承担一些社会工作（如担任系生活委员等），还兼做了两份勤工俭学：一是在校幼儿园做勤杂工，每天早上5点便跑步到幼儿园打扫庭院，下午课外活动时间再到幼儿园做园艺工；二是在全国小学语文研究会做兼职秘书，利用星期天帮助研究会写情报或收发信件。两份兼职每月有50元的收入。
北师大对我的影响是全面而深远的。首先是强大的师资力量和广阔的学术平台，丰富了我的专业知识，开阔了我的学术眼界，培养了我的研究能力，陶冶了我的思想情操。其次是良好的研究环境和学习氛围，激发了我专业学习的动力，增添了我学术研究的兴趣，提高了我学术研究的能力。再次是北师大“学为人师，行为世范”的校训对我的教育人生产生了强力而持久的影响。总之，到北师大是我人生的转折点，正是北师大的学习促成我实现了人生的三大转折：一是命运的转折，从无缘大学到梦圆大学；二是身份的转折，从农民到教授；三是角色的转折，从小学教师到大学校长。
1982年我被分配到华中师范大学教育系。一进大学，我的教学任务就很重，不仅担任了年级的班主任、系教学秘书，还承担了生物系和数学系的教育学公共课程教学。面对学术根基不深、教学技能不精、优质教材缺乏等问题，我一方面抓紧各种学习机会以提高自己的专业水平，另一方面挤时间师从王道俊、郭文安两位先生，攻读在职研究生。两位先生既是亲密无间的师生，也是志趣相同的学者。王先生首先影响郭先生，进而影响到包括我在内的所有学生。从我个人讲，王先生的影响主要有四个方面。
首先是学术思想的影响。王先生在全国率先提出并研究主体教育论。他对这一思想的贡献是：一是提出了新的人性假设，即人是社会历史活动的主体，也是自身发展的主体。这一假设承认人既是社会历史的产物，又是现实生活中的人，是社会历史的创造者；强调的是儿童在活动与交往中的主体地位，及其在与环境的相互作用中自我建构与自我表现的能动性。二是明确了主体教育论的逻辑起点，即从现实生活出发，引导人的发展，启发人的生活觉醒，面对生活，审视生活，选择生活，创新生活，成为社会历史活动的主体。三是指明了主体教育论的研究需要，采用实事求是的辩证综合的思维方式，也就是虽建构一种新的教育理论，但不采取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和态度，而是有分析有批判地吸取中外古今教育思想和教育理论。四是提出了以主体教育论为指导来探讨和撰写教育学教材的构想，即教育观念和教育思维层次、教育活动层次、教育事业层次与教育研究方法层次四大层次，及各层次中需要重点研究的问题。他和郭先生先后独立或合作发表了《让学生真正成为教育的主体》《试论教育的主体性》《关于主体教育思想的思考》和《关于教育的主体性问题》等多篇力作，对我的学术研究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其次是治学方法的影响。两位先生都治学严谨，教学认真，但又有各自的特色。王先生思考问题深刻全面，讲任何一个问题，都是经过充分准备的，但在课堂上一般不拿讲稿；郭先生带讲稿，讲稿写得极为认真，字斟句酌。两位先生讲课都是围绕主题娓娓而谈，将科学性与思想性、理论性与实践性紧密结合，将古代知识与现代知识、中国理论与外国理论融为一体。他们以其学术思想、学术方法谆谆教诲我们，使我们的学术研究水平不断提升。
再次是专业发展上的指导。是王先生帮我分析教育学发展的大势、本院的学科建设要求和我个人的优势，为我确定主攻教育社会学的专业方向，指导我研究教育社会学要突出时代性与本土性。在他们指导下，我发表了系列研究教育社会的文章并出版《教育社会学》专著。
最后是人格力量上的影响。王先生对每个学生都是严慈相济，关爱有加。他一方面严格要求学生认真读书，独立思考，敢出新思想，甘坐冷板凳；另一方面又鼓励学生，关爱学生，问生活，谈家庭，推心置腹。我在《精神永在，风骨长存——深切缅怀王道俊先生》一文中写道：王道俊先生是一位睿智的大学者、仁慈的好长辈，他那信仰坚定、襟怀坦白的人生追求，不畏艰苦、奋力拼搏的求学精神，与时俱进、不懈求真的科学态度，严己宽人、抱诚守信的道德品质，严慈相济、爱生如子的教育情怀，对我的影响是终生的。
二、忙碌而幸福的教学生涯
从1965年回乡当民办教师算起，我先后当过农民夜校、民办小学和中学教师，但主要在高等学校任教。回顾人生路，我最大的幸运是一辈子与教育结缘，最大的快乐是“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50多年的教学生涯，大致可分成三个阶段。
（一）当农民夜校教师阶段（1965—1967年）
由于我生长在农村，耳闻目睹，深知农村的艰苦和农民对知识的向往及对读书的渴望。高中毕业回乡后就想到怎样用所学知识为农民教育做点事，于是主动请缨办起了农民夜校。
那时我白天参加生产，晚上就到夜校上课，每晚有两个工分补助（相当于一角三分钱）。学生是附近村的农民，他们文化基础差，不少妇女是文盲或初小程度，年龄从十几到五六十岁不等。夜校分初级班和高级班，我教高级班。每天晚上先上文化课，主讲农村应用文、农业新技术、形势与政策、中国历史与地理等，教材都是我根据农村需要和学生接受能力自编的，学习资料是我想办法刻印的。教学中我尊重学生，注重因材施教，语言充满激情、风趣而幽默。为了激发他们的学习积极性，我根据农村的实际情况编写了群众喜闻乐见的节目，如快板《老汉说变化》《如今新事多》，小演唱《婆婆夸媳妇》《计划生育好》，年轻的女孩就教她们跳《绣金匾》《珊瑚颂》等舞蹈。上完文化课后就排练节目，让每个学生都有机会参与，让大家在唱中学、演中记，夜校总是充满欢笑。在这个过程中，农民学生既学习了文化知识，又提高了思想觉悟，还活跃了乡村氛围。我办的农民夜校得到了区县的充分肯定和大力表扬。我的工作很快得到了群众和地方领导的认可，被推选担任乡水利施工营长、区宣传队队长，同时被聘请为周边几所学校的文艺课兼职教师。
（二）当民办教师阶段（1973—1978年）
1973年，因我所在家乡的学校搬迁重建，并要办成戴帽初中，地方领导动员我到该校当民办教师，教初中班的语文，主管全校教学，兼教多个年级的音乐，还负责全校文艺宣传。因多年农村学校的学习与生活，我深刻认识到在农村学校当一名好老师的责任，我决心到这所学校好好干一番。
新建学校条件很差，我分到一间不足六平方的办公室兼宿舍。学校办公经费很少，每个学期每个教师只能领一盒粉笔，一本备课纸，红、蓝墨水各一瓶。全校只有两名公办教师，其余都是民办教师，民办教师的月薪在18元至25元，我拿25元。为节省伙食费，教师自己种菜，轮流值班做饭。环境艰苦，生活辛苦，但师生学习、锻炼、劳动都干劲不小，我曾带学生挥锄挖地，平整操场，开荒植树，养猪种茶，也经常带学生到校外搞开门办学，支农改田或参加各种造声势的活动，学校办得红红火火。
为了推动我所教初中班的语文教学改革并提高教学质量，我想了很多办法。一是按照当时“教材要彻底改革”的精神和培养“爱农爱乡”学生的目的，带领部分师生进行了关于家乡历史和发展现状的调查，编写了《家乡的红色故事》《日本鬼子血洗细吴!》《狗伢的打狗棍》《农村新人新风赞》等教材或演唱节目。二是遵循理论联系实际原则，重视现场教学，培养学生的观察与写作能力。每逢春耕或秋收时节，我都会带领学生到现场观察，然后讲解审题立意，讨论谋篇布局，推敲遣词造句。我同时亲写“下水文”，与学生的好作文同时贴出来，让学生比照学习。三是对学生作文实行面批面改，让学生体会到“文章不厌百回改，反复推敲佳句来”的真义，县教育局和区文教组的领导看到我批改的学生作文本都是赞叹不已。因此，学生的观察与写作能力提高很快。为了推广我的作文课，文教组多次组织全区语文教师来听我的作文公开课。
当年教过的学生现在都是五十多岁的人了，他们在自建的微信群中回忆起当年的学校生活津津乐道。我也参加了他们的讨论，并在微信群中写了一首诗《忆马埠学校》：
别梦依稀似昨天，故校四十多年前。晨曦透窗书声朗，和风入室讨论欢。
采茶山上嬉戏闹，排练场中笑声甜。师生互励同奋进，喜见满园桃李妍。
（三）当大学教师阶段（1982年至今）
1982年秋我被分配到华中师范大学教育系。我庆幸人到中年时来运转，能够当上一名大学教师，实现了“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的梦想。
在多年的学习与教学中，我越来越深刻地体会到教师之所以能幸福，就在于能让平凡的三尺教坛变得不平凡，就在于每堂课能让每个学生都能有一张获得感悟和成功的笑脸，就在于通过自己的教学使每个学生内在的天赋得到有效而和谐的发展。
我认为要做一个有幸福感的大学教师，必须有明确的目标追求。这个目标有两个层次。首先，花三年时间实现基本目标，这就是能够把握住三条线，即能够坚守教师行业的道德底线，能够达到大学教师知能的合格线和能够维护高校的质量生命线。其中，知能的合格线包括能够掌握通用性知识、所任学科知识和一般教育科学知识这三方面的知识合格线，以及教学设计、教学语言表达、教学调控、现代化教学手段和教学测评这五方面的能力合格线。其次，在此基础上继续努力达到五“有”的优秀目标。一是具有高尚的理想品格，包括坚定正确的政治信念、无私奉献的敬业精神、诲人不倦的爱生态度、团结协作的伦理规范与为人师表的道德追求。二是具有广博的学识才能，包括具有专通结合、大成智慧型的学问，审时度势、独具慧眼的见识，出口成章、下笔成文的才华与兴趣广泛、全面发展的能力。三是具有先进的教育理念，包括以生为本、以爱为基的育人理念和因材施教、因人设法的教学理念等。四是经过严格的专业训练而具有牢固的专业意识、正确的专业态度、系统的专业知识与精湛的专业技能。五是具有良好的身心素质。
一进大学，我的教学与工作任务就很重，不仅担任了年级的班主任、系教学秘书，还承担了两个系的教育学公共课程教学。面对学术根基不深、教学技能不精、优质教材缺乏等问题，我一方面挤时间攻读在职研究生，一方面研究教学新情况，编写新教材，探索新教法。
80至90年代，我先后承担了本科生的教育学、教育社会学、社会学、教育科研方法、教育改革与发展、中国农村教育等课程与研究生的教育与社会发展、高等教育学、高等教育社会学、高等教育科研方法、社会学原理与方法、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高校人力资源管理等近二十门课程的教学。
我始终把教学科研工作看得很重，但一旦工作需要，我也会服从组织安排。多年来，我一直扮演“双肩挑”角色，先后当过班主任、系教学秘书、支部书记、副系主任、管理学院常务副院长、总支部书记、教育部中南教育管理干部培训中心常务副主任、荆州师范学院党委书记兼院长，以及《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与《教育研究与实验》杂志主编等职务。无论在什么单位，无论担任过什么领导，我都能以求真务实的态度和统筹兼顾的方法，在尽心竭力做好各项工作的同时，不忘将教学科研看成第一要务。
大学教师最重要的责任是教好书育好人。每学年上新课前，我都要通过座谈和书信等方式了解学生的学习态度和心理状况。第一堂课不是讲专业课，而是讲“努力学习，做符合时代要求的高素质的大学生（或研究生）”。我认为高素质的大学生（或研究生）的标准是具备前面提到的五“有”，即有高尚的理想品德，广博的学识才能，先进的教育理念，牢固的专业意识和良好的身心素质。
在教学内容上，我注重理论联系实际，根据时代的需要加强新课程的建设。教育社会学是以社会科学为原理，研究教育现象、教育问题及与社会之间相互制约关系的一门新兴边缘学科，是教育科学的重要分支。80年代初只有北师大和华东师大的教育系开设此课。1984年我面对既无教材又缺资料的事实，承担了本系这门课的教学。我一边搜集资料，一边调查研究，一边撰写讲稿，一边进行教学，边修改补充，五年积累后完成《教育社会学》书稿。1990年由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后，立即被国内许多师范院校教育系选作教材，多次印刷，并获得了中南地区优秀图书二等奖、湖北省优秀教材一等奖。应该说，该书在教育社会学恢复重建之初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得到了许多教育社会学同人的中肯评价。西南大学杨昌勇教授评价：董老师的《教育社会学》有四个明显的特点：一是既有学术性，又有通俗性，适合于作本科生的教材和研究生的参考书；二是语言通俗，文笔流畅，便于学生自学和复习；三是作为教材体系较完整，观点较成熟；四是特色鲜明，具有很强的本土性与时代性。
农村教育一直是我国教育中的弱项。1983年荆州地区有一位地方干部特意到我校来咨询农村教育问题，发现堂堂师范大学竟没有人研究农村教育，更没有开设农村教育的课程，结果失望而归。面对此景，我感慨万端，在没有任何基础的情况下主动承担了“农村教育”（包括农村基础教育和农村职业教育）的研究与教学。为了了解和研究农村教育，我多次带领部分本科生、研究生和青年教师深入湖北的红安、南漳、通山、赤壁、公安、潜江、荆门、沙洋、汉川、江夏等地就农村的基础教育、职业教育与教育分流意向等问题进行调查，后来还通过问卷将调查扩大到山东寿光，湖南宁乡、酃县（现炎陵县40多篇文章，出版了《跨越世纪之梦——我国的义务教育》《百川归海——教育分流研究与国民教育分流意向调查》等专著。1988年1月，国家教委和全国中小学教材审查委员会在北京京东宾馆召开九年制义务教育教学大纲审查会，我代表全国六个基础教育调查小组（六个部属师范大学分别成立）以《我国基础教育的现状与问题》为题作总汇报发言，得到了教育部领导和与会专家的充分肯定。这些调查与研究不仅丰富了自己关于农村基础教育的教学内容，也为我国农村教育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为我国农村教育改革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1984—1995年，我先后承担过本科生的教育学、教育社会学、社会学、教育科研方法、社会学原理与方法、教育改革与发展、中国农村教育等课程与研究生的教育与社会发展等课程。
1996年3月，我调到管理学院和教育部中南地区教育管理干部培训中心任职，开始招收高教管理和高等教育学专业的研究生。根据培养研究生的需要，我开辟了新的研究领域，主讲了高等教育学、高等教育社会学、高等教育科研方法、高校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等课程。
教师的首要责任是教好书育好人。每学年上新课前，我都要通过座谈和书信等方式了解学生的学习态度和心理状况。第一堂课不是讲专业课，而是讲“努力学习，做符合时代要求的高素质的大学生（或研究生）”。在教学形式上我强调“启发式”“研究式”“互动式”。在教学内容上我强调理实联通，古今贯通，中西融通。在师生关系上我强调“师生平等”“和谐互动”。我对教学的态度是认真负责，精益求精；对学生的态度是循循善诱，严爱有加。
我重视教学研究，先后发表了《课堂是什么——几种不同的社会学研究取向》《高校教学交往和谐发展的困境与反思》《高校学生评教的困境反思与价值重构》《加强师范生专业技能培养势在必行》《研究生应学会读书》《博士学位论文创新的十个切入点》等文章。在担任校领导时提出了在学校全局工作中确立教学工作的中心地位、教学改革的核心地位、教学质量的主体地位与教学投入的优先地位等教学理念。我积极参与学校的教学改革，承担教学研究课题，多次担任全校中青年教师教学竞赛评议组长，参与讨论和制订优质教学的评估标准。
我的教学效果得到学生与同行专家的一致好评。先后获得国家级优秀教学成果二等奖、湖北省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中南地区优秀图书二等奖、湖北省优秀教材一等奖、曾宪梓基金优秀教师三等奖，获“省优秀教师”“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导师”和“校研究生心目中的好导师”等荣誉。
三、求真而务实的学术研究
教学的目的在于传播知识，而科研则是发现新知，二者是密切相关，互相促进的。大学教师除了完成教学任务外，重要的职责是搞好科研。一位大学教师是否优秀，既要看教学实效，也要看学术研究成果。如何做好学术研究？首先要有求真的态度。所谓“真”，一是指“真实”，跟客观事物相符合，不是从纸面上找到的问题。二是指“真正”，研究具有理论上和实践上的新价值。三是指“真理”，即能揭示事物的本质规律。求真的态度就是能够发现、提出、研究和解决学科发展前沿、国家发展需要的问题。其次要有务实的精神。就是要扎扎实实、锲而不舍、追求实效。
在这种思想认识指导下，我注重关注教育现实，结合申报课题开展多方面的学术研究。先后承担了全国“七五”到“十二五”人文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教育科学规划项目及湖北省高校科研重点项目36项。独著或主编的著作23部。参编和编译的学术著作主要有《教育大辞典（第6卷）》《当代社会思潮与青年教育》《世界教育名著通览》《教育学》《主体教育论》等。发表论文260余篇，被转载或摘登70多篇。先后获国家、教育部、湖北省、武汉市与全国高等教育学会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31项。
我的学术研究大致可分为十个方面。
（一）教育基本理论研究
在这一方面我比较关注的是教育同社会的关系，先后发表了《社会价值观念变迁与教育的价值导向功能》《社会现代化与人才培养》《略论社会分化与教育分流》《要从根本上解决学生负担过重问题》《社会转型与教育改革》《社会问题与教育约制》等文章。在参编王道俊、郭文安主编的《教育学》第三章与《更新观念才能编写出富有时代气息的新教材》等文章中，全面深入系统地探索了教育与社会的互动关系。一是要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正确处理社会、教育、人三者的辩证关系，首先是承认社会对教育与人的影响，其次是肯定人在社会与教育发展中的地位，再次是充分发挥教育在促进人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最后还要认识到教育发展必须立足于社会与人的发展的现实。二是秉持王道俊先生倡导的主体教育论思想，辩证阐释了教育的社会制约性与相对独立性。三是立足中国国情，从三个方面客观分析了社会发展与教育变革的互动关系，即：从文化的教育影响与教育的文化功能视角分析文化知识、文化观念、文化模式、文化传统对教育的影响和制约，以及教育对文化的选择、传承和创新；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与教育优先发展关系进行分析，强调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坚持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对科教兴国与国兴科技关系，认为科教兴国，前提在国兴科技，关键在国兴教育，主要措施是努力办好让人民群众满意的教育。
（二）教育社会学研究
教育社会学是我的专业方向，我发表了《教育社会学研究对象新论》《关于社会转型期教育社会学使命的思考》《从二元对立到多元综合——教育社会学方法论的历史演变》《我国大陆教育社会研究的特点与演变（1979—2005）——基于对教育社会学重建以来概论性著作的文本分析》等30多篇文章。1990年9月，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专著《教育社会学》，2009年6月出版《教育社会学（新编本）》。在教育社会学领域，我作出了一些新的探索。一是重新界定了教育社会学的研究对象，认为确定教育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应充分考虑本学科研究的系统性、灵活性、时代性与本土性特点，充分考虑时代发展与学科建设的要求。应从三个层面确定其研究对象：在认识论层面上，研究对象是教育社会现象，但其立足点在教育，必须运用社会学的观点与方法；在目的论层面上，研究对象是揭示教育与社会协调发展的内在规律；在选择论层面上，研究那些对教育与社会协调发展产生重大正负效应的教育社会问题。二是提出了处于社会转型期且恢复重建不久的我国教育社会学应承担三大使命：立足于问题研究，着眼于学科发展，致力于实践服务。三是指出了教育社会学方法论的转变路径。我认为随着时代的变化与教育社会学学科的发展，教育社会学研究方法论上需要有多元综合方法论的指导。这种方法论是一个纵横交错的结构体系，在纵向维度上包括哲学方法论、系统科学方法论、专门科学方法论和具体学科方法论四个层次，在横向维度上包括时间、空间和学科三个视角。教育社会学方法论的转变要在坚持本学科学术立场的前提下，不断拓宽学术视野，注重从多学科的角度审视研究对象，以建构起多学科的互补、整合与对话关系，形成“七个结合”和“三个相通”。“七个结合”体现在：自然科学取向与人文科学取向结合，规范性研究与证验性研究结合，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结合，和谐论取向与冲突论取向结合，演绎性模式与解释性模式结合，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结合，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结合。“三个相通”即古今贯通、中西融通和科际会通。四是系统总结了教育社会学研究的特点与演变趋势。通过对恢复重建以来的18本概论性教材类著作的文本分析发现：大陆教育社会学在研究的范式、目的和方法上呈现出由体系意识转向问题意识、由二元对立走向多元综合、由价值中立走向批判参与、由只重学术使命到学术使命与社会使命并重等趋势。五是基于教育与社会的互动关系，从大学文化等视角拓展了教育社会学的研究领域。
（三）教育分流研究
教育分流是我长期重视的研究课题。我先后发表了《论教育分流》《试论我国教育分流模式的构建与优化》《农村初中后分流模式探析》《现代教育分流的机制》《论社会分化与教育分流》《论个性发展与教育分流》《新型教育分流模式的六大特征》《高等教育分流问题研究》《试析我国高等教育分流中的结构失衡问题》《高等教育公平观与高等教育分流》等理论文章，以及《农村初中毕业生升学比例及其相关因素的定量分析》《初中学生家长教育分流意向的调查与分析》《关于家长选择初中办学模式的考察》《高中办学模式的国民意向研究》等调查报告，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连续出版了我的专著《百川归海——教育分流研究与国民教育分流意向调查》与《高等教育分流的理论与实践》。关于教育分流的研究成果，一是最早提出了教育分流的概念。即认为：“教育分流主要指学校教育系统根据社会的需要与学生个人的意愿及条件，把接受完一定基础教育的青少年学生有计⒎植愦巍幢壤胤殖杉父隽飨颍闷浞直鸾邮懿煌嘈汀⒉煌愦蔚慕逃耘嘌缁岱⒄顾枰母骷陡骼嗳瞬诺幕疃！辈⒋由缁岱止し⒄埂⒔逃陨矸⒄埂⒔逃至鞯男问窖荼浜拖执逃至髑魇扑姆矫娼沂窘逃至鞯哪诤６欠治隽私逃至鞯娜笠谰荩瓷缁岱只瞧渫庠谝谰荨⑷说母鲂苑⒄故瞧淠谠谝谰荨⒔逃焓瞧渥陨硪谰荨Ｈ歉爬私逃至鞯淖芴褰峁梗囱至鹘氲牟煌愦巍⒉煌嘈汀⒉煌问健⒉煌虻难５谋壤钩杉白莺崃岱绞剑饕鞑憬峁埂⒘飨蚪峁埂⒘餍徒峁购土饔蚪峁顾姆矫妗Ｋ氖枪槟沙龅骺亟逃至鞯乃拇笤诵谢疲春旯鄣骺鼗啤⒆灾魇视啤⒘飨蛑傅蓟坪屠嬷魈逍骰啤Ｎ迨翘岢隽私逃至鞯娜蟛呗裕囱≡癫呗浴⒎只呗院头峙洳呗浴Ａ翘教至宋夜逃至髫酱芯康南质滴侍猓捶至魅∠虻恼稀⒎至饕谰莸娜范ā⒎至魇被陌盐铡⒎至餍问降难≡瘛⒎至鹘峁沟挠呕敕至骰沟亩ㄎ坏取Ｆ呤歉爬烁叩冉逃侠矸至鞯牧筇卣鳎捶至魅∠虻募婀诵浴⒎至饕谰莸目蒲浴⒎至魇被氖室诵浴⒎至餍问降亩嘌浴⒎至鹘峁沟男餍杂敕至骰苟ㄎ坏暮侠硇浴�
（四）农村教育研究
重视农村教育研究既出于个人的感情，也是教学的需要。从80年代中期开始，我就重视对农村教育的调查与研究，发表了《农村经济发展与农村教育改革》《县级基础教育必须为地方经济建设服务——五县经济发展及基础教育的现状调查与分析》《农村教育改革的历史启示》《正视危机 研究危机》等多篇文章，出版了《跨越世纪之梦——我国的义务教育》与《农村教育改革的理论与实践》（参编）等著作。通过调研我提出了下列观点：一是国情决定了我国农村教育的重要地位；二是农村教育必须与农村经济协调发展，当前农村教育未能很好地适应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既有农村社会经济的原因，也有农村教育的原因；三是分析了陶行知、晏阳初、梁漱溟等人对改革农村教育的探索和所提出的见解，认为仍具有借鉴价值；四是提出了促进农村教育与农村社会经济协调发展改革重在推进农村教育体制，首在打破旧的领导管理体制，建立起一个新的真正能够统筹八方的管理制度；五是提出了农村教育改革的主要途径是改变传统观念，培养多种人才，改革农村中等教育结构，实行多样化办学，提高教学质量，打开农、职业中学的出路等；六是发展农村教育必须研究和调查农村的国民教育意向，重视农村初中后教育的合理分流；七是为促进农村初中后教育合理分流，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建立高中阶段职业技术教育学生所占比例的计量模型。
（五）区域教育研究
教育发展的区域化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个重要特征。为了促进不同区域的教育能更好适应区域发展的需要，我发表了《论区域教育统筹》《不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地区接受高中阶段职业技术教育学生所占比例及其相关因素的定量分析》《高等教育区域化研究》《教育经济区域划分与高教投资差异分析》等文章，出版了《区域教育统筹与发展》等著作。在这方面我的理论探索主要是：分析了区域教育的功能，探讨了区域教育与区域发展的互动规律；研究了区域教育对区域战略制定的促动作用；调研了区域教育统筹发展的现实与问题；阐释了高等教育区域化的发展背景与理论基础；设计了高等教育区域化的指标体系并开展了高等教育区域化的实证研究。
（六）教师教育研究
基于多年的从教经历和对“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大计，教师为本”的认识，我非常重视对教师教育的研究。先后发表了《一个值得关注的教育话题——新政策背景下的师范生专业技能培养》《加强师范生专业技能培养势在必行》《高校教师专业发展的目标追求》《批判与超越：“专家型教师”概念再探析》《论教师的角色冲突与调适》《我国高校教师队伍学缘结构问题及优化对策》等文章。我的研究内容主要有：分析了师范生专业技能在教师专业发展中具有重要地位，强调了新政策背景下高师院校加强师范生专业技能培养的迫切性，提出了师范生专业技能的类型与评价指标；再探了专家型教师的概念，论证了专家型教师成长和发展之路；基于社会学视角分析了我国教师角色冲突的现状，探寻了调适教师角色冲突的思路与方法；从理论上提出了衡量高校教师学缘结构优化的标准，调研了我国高校教师学缘结构中的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优化策略。
（七）学生教育研究
学生既是教育的客体，又是教育的主体。我对学生教育研究可分为三个层面。一是关于中小学生的研究。在对农村教育研究的很多文章和《跨越世纪之梦——我国的义务教育》《百川归海——教育分流研究与国民教育分流意向调查》等专著中，关于农村中小学生的学习目的、学习状态、分流意向等都是我关注的重点。二是关于本科生的研究。这方面研究集中反映在我主编的《高等教育质量的生命线——高等教育质量的理论与实践问题研究》一书中，该书既从理论上论述了本科生教育的目的和意义，也有专章分析了当前我国本科生在学习态度、学习动机、学习方式等方面的问题与原因，并探讨了如何激发大学生的学习动机、如何培养大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等方面的对策。三是关于研究生的研究。先后单独或合作发表了《浅论我国大学生创新能力差的成因》《博士学位论文创新的十个切入点》《研究生培养模式的构成要素探析》《博士生创新能力的提高与培养模式改革》《德国研究生教育发展探析》《论研究生创新能力的基本特征》《我国研究生创新能力的调查与分析》《关于博士生招生制度改革之我见》等文章。我的理论贡献主要是：总结了研究生培养模式的构成要素及其特征；调研了当前研究生教育存在的问题及原因；探讨了我国博士生培养中的困难与化解之道；提出了培养研究生创新能力的对策，特别是在研究生应如何读书及怎样找到学位论文的十个创新点等方面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八）高等教育研究
90年代起，随着工作重心的转移我的研究重点转向高等教育，发表的文章除了前述关于高等教育分流、高校教师和学生、高等教育区域化等以外，还集中在以下五个方面。
1.高等教育的发展形势研究。高等教育发展必须顺应时代的潮流，我发表了《知识经济与高等教育革新》《我国高等教育面临的形势与发展趋势》《科学发展观与高等教育和谐发展》《战后发达国家教育结构调整的特点与启示》《金融危机背景下的高等教育危机》等文章。
2.高等教育的价值观念研究。价值取向决定着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方向。我写出了《中国高等教育价值取向60社会的价值取向》《中国高等教育价值取向70年变迁的历程、特点与发展思考》等文章。教育理念是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灵魂。我在《中国高等教育》《教育科学》《大学教育科学》等杂志上发表了《以生为本：大学办学的第一理念》《以爱为基：大学发展的良好氛围》《以学为尊：大学永恒的价值取向》《以法为序：大学发展的重要保障》《以变应变：大学发展的动力泉源》《以和为贵：大学追求的文化品位》等文章。还对高等教育的目标、质量、公平与效率等观念进行过探讨，发表了《论我国高等教育质量标准的多样性与统一》《高等教育公平与效率兼顾论》《以质量保障提升高等教育公平水平的思考》《高质量高等教育公平：理念诠释、现状分析与政策进路》等文章。
3.高等教育的体制机制研究。我国高等教育的体制改革与机制创新既有必然性也有迫切性。为此我发表了《战后发达国家教育结构调整的特点与启示》《我国高校趋同化的原因剖析与对策思考》《我国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研究现状及反思》《全球化时代中国高等教育管理的困境与出路》《大学战略联盟：理论支撑与实践模式》《回归大学之道——对我国大学发展现状的思考与建议》等文章。
4.高等教育的培养模式研究。加强对人才培养模式的研究既是时代发展的强烈呼唤，也是高等教育自身发展的迫切要求。但何谓人才培养模式，其构成要素有哪些则见仁见智。我撰写了《高校人才培养模式的概念界定与要素解析》，从理论上提出了我的见解。我通过主持“高校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与人才培养制度创新”课题，带领学术团队以湖北省七所高校为研究对象，总结出我国高校人才培养的经验与问题，同时研究了国外高校人才培养改革的特点，发表了《国外一流大学人才培养模式的共同特点及启示：基于对国外八所一流大学培养杰出人才的经验分析》《常春藤大学一流本科人才培养模式的特点与启示》等文章。
5.高等教育的基本规律研究。高等教育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动力源泉，社会经济发展为高等教育发展提供有力的支撑。我从理论上探讨过高等教育的规律问题，发表了《高等教育规律三分法探析》等文章，注重对高等教育与社会经济发展不相协调的研究。我认为：我国正处于社会大转型与高等教育大改革、大发展的关键时期，社会的改革开放与转型发展给高等教育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同时社会转型引发的新旧体制碰撞、新旧观念冲突与新旧因素的对立，以及所造成的社会失序、混乱及振荡也给高等教育发展带来许多挑战，导致高等教育系统与社会发展系统之间，以及高等教育自身系统中诸多层面问题的产生。我带的博士生也多从事这些问题的研究。2016年我获湖北省出版基金和国家出版基金资助，主编国家出版基金项目《高等教育与社会发展论丛》32本。这套丛书的主旨就是研究高等教育与社会之间的各种现实问题，探索高等教育与社会协调发展规律，寻求解决高等教育与社会之间的各种冲突的思路与对策。丛书由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12月全部出齐。柳斌先生闻讯发来贺词，顾明远先生和吴康宁先生发来贺信，与会专家周洪宇、张应强等教授给予高度评价，几位学者写了充分认可的书评。丛书被ETTG（教育治理与智库研究院）评选为2019年度十大教育图书之一。
（九）高校管理研究
我曾担任教育部中南教育管理干部培训中心和一所地方高校的负责人，工作的需要使我更注重将高等教育理论与高校管理实践相结合。关于高校管理研究主要在三个方面。一是高校治理研究。我结合就任学校的实际，撰写了《大学的理念与追求》。在书中，我提出了我的治校理念和治校策略。发表了《完善大学治理结构的思考与建议》，提出了完善大学治理结构必须高度重视系统制度设计，必须重视组织机构优化，必须加强大学自身的制度与运行机制建设等观点。二是高校目标管理研究。结合课题研究，我与团队合作发表了《论高校目标管理中的机构设置》《高校目标管理面临的困惑与思考》《高校目标管理中的统与分》《论高校目标管理中公平与效率的关系》《论高校目标管理中的十大关系》《十所院校目标管理实施现状的调查与分析》《论高校目标管理中的适应与超越》《高校目标管理的刚柔相济》等文章，并主编了《高校目标管理的理论与实践》一书。该书建构了高校目标管理的理论体系，分析了高校目标管理的基本过程，调研了当前高校目标管理的现状及问题，总结了高校目标管理的十大运行规律。三是大学文化研究。文化是大学发展的根基与命脉。在《和谐大学文化的特征与建构》一文中，我提出和谐大学文化的特征反映在八个方面，即和而不同的价值取向、和谐发展的目标定位、和合相应的制度体系、和谐有序的调适机制、和睦相处的人际关系、和雅共生的文化互动、和美交融的校园环境与和实生辉的办学特色。我认为大学文化自身是一个复合、开放、动态的文化系统，具有多主体多类型多形态多层次等特点。在《社会学视域中的大学文化》一文中，我从功能论的角度来分析大学文化的目标追求，从冲突论视角分析大学文化的发展动力，从互动论视角探寻大学文化的建设路径。此外，我还发表了《从冲突到和谐：高校师生课堂互动关系的重构》《文化传承创新：再谈社会转型期大学的一项重要职能》《从布尔迪厄文化再生产理论看社会分层与高等教育公平》《西南联大调适学术文化与行政文化冲突的经验与启示》《论大学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与路径》等文章。
（十）人力资源管理研究
人才既是兴国之本，也是强校之基。为了加强教育经济管理与高教管理等专业的课程建设，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我就进行了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的教学与研究，给本科生、研究生和干训学员等讲授“人力资源管理”与“高校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等课程，发表了系列文章，并出版了由我主编的《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一书。该书在理论上的贡献主要是：辨析和界定了高校人力资源管理的内涵；研究和整理了马克思与恩格斯人性论、毛泽东人力资源思想和邓小平人才观中的精华；发掘和总结了中国古代人力资源管理思想的重人、育人、选人、用人与管人方面的经验；吸收和借鉴了西方人力资源管理思想的核心理论；探寻了现代高校人力资源管理的基本原理；构建了高校人力资源管理的学科体系。
四、我的几点感悟
回顾人生路，体会确不少。如果从求学、教学与治学的角度讲，我想谈三点感悟。
（一）敬信而执着的学术追求
人要想做成任何事情，都需要有专业的执着。执着就是初衷不改，用心尽力，坚持不放。求学、教学与治学是人生的重要构成，执着的学术追求就是对学术，包括求学、教学与治学的活动，始终有一种强烈责任感和使命感，进而化作对求学、教学与治学的动力与活力。而执着的学术追求又缘于对学术的敬而信的理念。“敬”就是虔诚敬畏。敬为尊敬，畏为畏惧，朱熹在《中庸注》中说：“君子之心，常存敬畏。”曾国藩说“心存敬畏，行有所止”，也是说人生在世，只有心存敬畏，敬畏天地，敬畏生命，敬畏自然，敬畏规律，敬畏道德，敬畏一切应该敬畏的东西，才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懂得适可而止。“信”就是自信、诚信、信念和信仰。就人生而言，就是做人要自信，待人要诚信，对学术追求要有坚定的信念，对自己认定的学说和思想要有信仰。
我的求学道路是充满艰辛的，但我怀着敬信的理念，信仰读书的价值，困难再多也不放弃。我曾与友人合写了《敬畏教学——大学教师应有的情感态度》，认为：教师是大学教学的核心主体，只有教师对教学予以充分尊重和积极付出，教学责任才能得到落实，教学的核心地位才能得到实际确立；教师要对教学心存敬畏，自觉地做有信仰、有良心、有品位的教学，教学才有理想、情怀和价值意义；敬畏教学是大学教师应有的情感态度，也是大学教师应该自觉修炼的教学境界。这种敬畏心既反映在研究中，也反映在对办学术杂志的态度中。最近我写了一首名为《办学术期刊当敬畏学术》的小诗：
谨慎办刊二十春，愧作三家看门人。理念四条定宗旨，横渠四句激使命。
有敬有畏方学术，守规守常始创新。理实并重求质量，政学结合重灵魂。
该诗回顾了二十多年来，我先后担任《华中师范大学学报》《武汉生物工程学院学报》《教育研究与实验》三家学术杂志主编时，提出了以“坚定的政治方向，牢固的质量意识，和谐的人际关系，愉快的工作氛围”四条理念为办刊宗旨；以横渠四句，即北宋理学大师张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名言为学术使命。特别强调了进行学术研究和主编学术杂志都要敬畏学术：一是要“敬”，即要热爱学术，尊崇学术，有“学术德性”；二是要“畏”，即恪守学术规范，以严肃认真的态度、科学严谨的作风、合乎规范的办法，把非学术的东西挡在门外。同时要在守规守常的前提下追求学术创新，保证学术质量。学术质量反映在坚持学术信仰、坚持政治方向的前提下贯彻“独立之精神”与“自由之思想”，实现学术性、思想性与现实性的统一：学术性是基础，思想性是灵魂，现实性是目标。
（二）严谨而求实的治学态度
老子在《道德经》中讲：“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清人彭国程在《医学心悟》中说：“思贵专一，不容浅尝者问津；学贵沉潜，不容浮躁者涉猎。”都是告诉人们若想成就一番事业，须从第一步开始，扎实做好每一件事情，要秉持严谨求实、如履薄冰、慎终如始的态度。我在几十年的求学、教学与治学中，逐渐体会到一个学生想学有所成，一名学者想在学术上取得成功，确立严谨求实的治学态度是非常重要的。“严”体现在态度严肃、要求严格、思维严密等方面，“谨”体现在勤谨观察、谨慎选题、勤谨着笔、谨守规程等方面，“实”体现在问题真实、研究踏实，道理讲实、文字朴实等方面。
基于这种态度，在早年的求学中，我养成了不轻易放过任何一个不懂问题的习惯。在研究生教学中，每讲一门新课，第一课就讲“努力学习做符合时代要求的高素质研究生”，并提出“四个学会，念好廿字经”的具体要求，即：学会做人，念好“志、信、仁、刚、谨”五字经；学会求知，念好“学、问、思、创、行”五字经；学会保健，念好“立、保、护、养、调”五字经；学会研究，念好“题、料、论、法、文”五字经。学生公认我对他们是“严爱有加”的。上研究生的课时，我每讲完一节课都有作业题，下次上课，每个人都要讲对作业题的思考，其余同学不只是听，还要点评，不容投机取巧和抄袭蒙混。我结合自己的研究指导学生选题，要遵行“贴近现实，独具慧眼，小题大作，量力而行”的原则。所谓“贴近现实”，就是要紧密联系时代、社会与教育发展的实际，急国家之所急，想社会之所想，解教育之所困，寻发展之所策。所谓“独具慧眼”，就是要有创新。我在《博士论文的十个创新点》一文中提出写文著书的十个创新点，即探索未知的新领域，论文选题的新高度，文献资料的新发现，观察问题的新视角，概念术语的新阐释，谋篇布局的新思路，研究方法的新探索，学科知识的新融合，理论观点的新突破与成果应用的新价值。所谓“小题大作”，就是要避免“大而空”，要深水掘井，问题要明确，研究范围要限定。所谓“量力而行”，就是既要课题有价值，又要符合主客观条件。在主编《高等教育与社会发展论丛》的过程中，我对编写者除反复强调要强化机遇意识和主题意识外，还要有精品意识，也就是为将丛书打造成精品，必须强化坚定的政治方向，牢固的质量意识，在政治方向要坚持学术有自由，政治有底线，出版有纪律，表达有技巧，材料有选择，用语有分寸。在质量上须在七个方面狠下功夫，即书的题目要精心设计，三级标题要反复推敲，文章观点要不断斟酌，论证材料要合理取舍，语言文字要精心锤炼，所有注释要交代清楚，参考文献要符合规范。
（三）勤奋而踏实的治学方法
我非常认同袁隆平先生在给西南大学学子请教“人生成功秘诀”的回信中所写的：“我没有什么秘诀，只有八个字：知识、汗水、灵感、机遇。”我在求学、教学与治学的道路上能有一点成绩，既有个人的勤奋，也有时代的机遇。概括而言就是勤奋努力地学习、脚踏实地地工作与孜孜不倦地研究。具体来说，一是在生活中学习。我上大学前在农村生活33年，当过农民、水利施工员、区宣传队长，以及农民夜校、民办小学与中学的教师，有很深切的农村生活体验；上大学后受教于很多学识渊博而性格各异的先生；工作后又扮演过教师、领导等多种角色，遇到过各种各样的复杂多变的情况。丰富多彩的生活给了我很多在书本上学不到的知识和智慧。学生普遍认为我的教学语言生动“接地气”，在很大程度上这是我在生活中学习的。二是在教学中反思。我认为一个聪明的人必是一个善于反思的人。读书时，我就重视学习反思，我有专门的错题集，做到错过的题不能再错。当教师后，每次讲课或讲座后，我都要从教学的目标、内容、方法和手段的合理性与适切性等方面进行反思。文章发表或著作出版后，隔一段时间就要再想一想在哪些方面还可再做些修改和补充。我也很重视学生的课后意见，每门课程结束时，都要求学生写出对我教学的具体意见，深刻地体会教学相长的乐趣。三是在工作中总结。有人问我：“你担任了那么多的领导工作，还能写出那么多的文章，有何秘诀？”我说：“事事留心皆学问，处处留意即文章。”在我就任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主编时，为了适应形势的要求，我就研究并撰写了《市场经济与学报改革》与《用理念指导学报工作》等文章。在任荆州师范学院党委书记兼院长时，为了促进学校的改革与发展，我认真研究了高校面临的机遇和严峻，分析了学校的任务与困难，认识到先进理念在治校中的作用。在认真学习理论、研究形势和分析校情的基础上，写出了《我国高等教育面临的形势与发展趋势》《知识经济与高等教育革新》《地方高校发展目标定位刍议》《现代高校办学模式的基本特征分析》《论办学特色》《呼唤德育创新》《和谐大学文化的特征与建构》等系列文章。结合我提出的以生为本、以爱为基、以学为尊、以法治校、以变应变、以和为贵的六大治校理念发表了相应的六篇文章。四是在研究中提高。作为大学教师，既要重教学也要重治学。教学是教书育人之道，治学是安身立命之本。大学教师如果没有学术研究作支撑，就不能延续自己的学术生命，更不能很好地完成教书育人的使命。如果说我在学术上有一点成就，那么这点成就主要来源于我孜孜不倦地学术研究。学术研究逐步提高了我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逐步形成了我的学术见解和逐步提高了我的学术水平。
（作者简介：董泽芳，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教育基本理论和教育社会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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