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高等院校的设置和布局是“大学发展”这一研究领域老生常谈但时谈时新的话题。我国高等教育已进入普及化阶段，站在新的历史起点，如何才能顺利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高等教育应当有所作为。
重新审视我国高等院校设置和布局的必要性
1977年我国恢复高考，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我国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迎来了春天。1993年我国实施的“211工程”和1998年提出的“985工程”推动了我国高等教育高水平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我国高校自1999年开始扩招，高等教育进入了发展的快车道。进入普及化阶段后，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成为教育领域的热词，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社会协调发展逐渐成为高等教育布局关注的重点和主流。
我国于世纪之交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随着社会急需外贸、金融和商学等方面的人才，当时设置了一批专门的学校，或者在一些高校设置了相应的专业来培养。多渠道的办学资金也开始注入高等教育，民办高校逐渐兴起。时至今日，大学的规模和数量均发生了较大变化，之前相关研究对我国人口和高校设置的预测都有偏差。如今中国经济腾飞、科技发展，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高科技发展日新月异，高等教育已然成为解决发展中国家“卡脖子”问题和突破前端的重要依托。通过中国台湾、中国香港两个地区的高校设置和布局的历史经验可见一斑。
我国台湾地区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不断新建高校，目前有约160所高校，当时由于经济高速发展，科技制造、电子设备等行业急需人才，该区域甚至出现一县一高校的呼声。近年来，受少子化影响，再加上缺乏国际化，优质高校影响力不够，在校学生基本以当地学生为主，出现了并校撤校等现实问题。
我国香港在20世纪60年代之前只有一所大学——香港大学，另外还有一些类似于高职的院校，后来逐渐成立香港中文大学、香港理工大学等，到目前为止有约20所高校，其中八大公立高校注重教育质量和科研实力，影响力很大。香港综合类大学排名靠前，专科类学校定位准确，各校良性竞争、发展见好。但目前由于少子化等原因，给香港高校的发展带来了挑战。
此外，北美、英国、澳大利亚、日本等地区或国家也同样面临各式各样的问题。所以，在我国高等教育进入内涵式发展的重要关口，各地创设新高校的冲动暗涌，重新审视高等院校的设置和布局很有必要。
高等院校设置和布局的影响因素
从过往的经验和研究成果来看，高校设置和布局受多重因素影响，主要包括：人口因素、经济发展因素、高等教育普及化因素、高等教育质量因素以及国家和地区实际需求因素等。
人口因素。在2000年左右，我国高等教育的布局主要关注国内人口的分布以及区域人口因素，区域人口数量与高校数量、在校生数量正相关，高校布局和设置需依据人口变化的数据进行调整。
经济发展因素。高等院校的设置和布局与经济发展水平有较强的正相关性。一方面，高等院校的发展是经济发展的需要；另一方面，高等院校崛起和发展又有明显的市场驱动。
高等教育普及化因素。高等教育普及化是国家的发展战略，需要相当数量的高等院校来承载学生数量，但并非设置的大学越多越好，适度才是最好的。
高等教育质量因素。高等教育质量及其相关因素带动了高等教育的产业化，典型的是在澳大利亚、美国、加拿大和英国等国家，以高质量的高等教育吸引国际学生前往就学，形成每年高达数百亿美元的产业，在其发展过程中还引入了公校和私校的竞争。高等院校的设置和布局不仅要考虑宏观调控，同时要考虑产业化和国际化。
国家和地区实际需求因素。如我国台湾地区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的工业和科技发展对人才需求十分旺盛，当时的经济实力也可以支撑，就新办了很多高校，特别是科技学院（大学）。
从过往的研究成果和历史经验来看，我们不难发现，高校的设置和布局与经济、文化、科技需求，以及政策导向有很大关系。高校类型、学科专业和规模数量的布局需要综合考量，过去国际国内高校布局和发展是一面镜子，它让我们看到了区域社会和经济发展如何影响高校的设置和布局，反之亦然。
从高校发展的历程来看，高等院校的设置和布局，要体现高校的特色发展和错位发展，不能一概而论。比如要在发展传统研究型大学的同时创立新型研究型大学，在发展综合性大学的同时鼓励新型应用型大学，在国家的宏观政策下，要给各类型高校一定的办学自主性、独立性，评价也要多样化。不应出现全国高校挤破头去争夺各种奖项、课题、项目的现象。没有特色的学校多设置一个都可能导致财政浪费，与其如此更应理性考量。
高等院校的设置和布局应当遵循高等教育的发展规律和市场调节。高校的高效率管理也非常重要，政府投入的资金可能会有一定限额，甚至逐渐减少，因此要合理规划财政预算，可以适度产业化，寻求正当的金融支持。
中国高等教育设置和布局的未来路向
当今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要想占据主动，必定要在科技发展上有新的突破，因此需要通过高等教育的设置和布局对科技发展形成强力支撑。
地理区域布局：扎根中国大地和面向世界并重。高等教育布局应当立足我国教育国情，兼顾公平和效率，以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为目标，要从区域发展的角度进行设置和布局。高等教育的发展与区域城市集群的发展有着共生、共兴和共荣的密切联系，应从适度均衡的角度出发，在充分发挥中心地区和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下，将资源适度向中西部地区和中小型城市倾斜。面对“东强西弱”的格局，应创新高校管理机制，跨省域开展校校合作、校企合作，形成协同一体的弹性布局。布局上要凸显各区域的特色，注重集聚效应的产生。逐渐从注重传统“物”化的院校地理分布，转向兼顾高等教育的社会关系建构及布局后的功能实现。在高等教育“走出去”上，我们大有可为，以独立或合作办学的模式在境外布局，在可行性论证的基础上，跨境输出我国的高等教育。
学科专业布局：遵循国家规划和服务地方并重。在满足区域经济结构和社会发展整体需求的前提下，高校应根据总的发展规划和国家战略，在学科专业的设置上与产业结构相协调、相融合，在学科专业的建设上分类推进，解决学科专业结构无法满足现实产业结构升级和民生需求的矛盾。通过剖析、研判社会经济的发展趋势，对培养契合人工智能、数字经济、智能制造、新兴能源、生物医药、智慧康养等领域人才的专业进行超前布局，变被动应对为主动引领。各地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在招生专业、数量上要进行调控，避免各高校在定位、学科、专业、课程上的趋同，根据实际情况撤销一部分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脱节的学科专业，布局应用学科专业，与地方发展联动起来，为区域提供充足的人才和智力支撑。
层次类型布局：满足人民需要和舆论引导并重。随着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人民对高层次高等教育和高水平大学的需求日益强烈，虽然高考升学渠道已呈现多元化样态，但以分数论英雄的现象依然存在，社会舆论风气等因素导致了高等教育的自然分层，普通高校和职业院校被人们赋以不同的层次，甚至专科层次的职业院校天然地被广大师生、家长所“抵触”。德国双元制高等教育模式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我们要协调好“重点”和“非重点”、“普通”与“职业”之间的关系，在国家开展“双一流”等工程的背景下，优化配置、引导舆论，跳出“排名”“升格”“规模”等导向，形成各类别高等教育之间“功能之差”而非“等级之别”的社会认同。
规模数量布局：国家宏观调控和自由发展并重。高等教育的规模数量是高等教育的外在属性，是促进高等教育“质”的改变的根源。高校数量、教师数量、学生数量等“量”的变化无一不牵动着高等教育“质”的变化。我国的高等教育规模已居世界第一，在“量”上已达到“高水平”，虽然发展不平衡是世界性问题，但缩小差距、趋于平衡的目标坚决不可动摇。我们要加强对“量”的研究，找到高等教育发展的内在规律，从而在中国高等教育规模数量布局中，一方面发挥政府的调控作用，避免无章可循；另一方面交给市场去调节，发挥高校的主观能动性，从微观层面让高校适度自由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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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 本文刊于《教育家》2023年3月刊第4期，原标题为《高等院校布局时谈时新》
文 | 李树英 深圳大学教育学部特聘教授
李刚 南京晓庄学院副研究员
编辑 | 邓晓婷
设计 | 庄苑
统筹 | 周彩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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