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伴随人工智能理论与技术超乎人类认知能力与想象力的迅猛发展，智能化时代已然到来。智能技术与人类社会发展的关系日趋紧密，而高等教育组织作为社会的轴心机构之一，深受人工智能影响。面对人工智能带来的挑战，高等教育必须做出必要的应对选择。文章从三个方面对人工智能与高等教育的关系进行了讨论：一是探究人工智能的缘起及其发展历程，分析了人工智能技术的工具价值、人工智能理论的学科意义所在以及人工智能思维将如何引领知识创新；二是思考分析人工智能给当今大学带来的种种挑战，以及人工智能对大学观念及大学知识创新、人才培养究竟提出了怎样的挑战；三是探索人工智能时代大学创新之应对，回答大学应选择什么价值逻辑进行理念创新，以及什么知识建构逻辑进行学科创新和什么实践逻辑进行人才培养模式创新的问题。
【关键词】人工智能时代；高等教育改革；知识创新；人才培养
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的快速发展不仅带来了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同时给负有知识创新及人才培养使命的高等教育也带来了新挑战。以实施高等教育为己任的大学，不仅需要顺应新时代科技革命带来的巨变，而且必须积极应变，主动承担起引领和推进我国人工智能健康发展的历史责任。继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加快建设制造强国，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1]后，党的二十大报告特别强调了科教兴国战略的重要性，提出要将教育、科技与人才进行“三位一体”统筹安排，强化现代化建设人才支撑及培养卓越工程师、大国工匠和高技能人才的新任务[2]。高等教育如何顺应人工智能时代对人才培养提出的智能素养及能力要求，是高等教育及其实施机构——大学必须首先予以应对且十分紧迫的主题。人工智能作为一种源于人类智能又具有超越人类智能之无限可能性的，包括机器人、语言识别、图像识别、自然语言处理等理论与技术在内的，具有信息与数据高速运算与处理能力及无穷创造力的突破性技术，我们必须以高度的学术敏感对人工智能之于高等教育的挑战进行全面而深入的审视并据此作出高等教育创新的行动选择。
01
从工具运用到思维引领的人工智能发展
人工智能的问世可以被视为多个学科相关领域交叉融合研究的结果。在1956年达特茅斯会议上，研究智能模拟、神经网络、控制论、信息论等不同领域的计算机顶尖科学家齐聚一堂，讨论了上述学科领域融为一体的可能性并将这个后来极大地改变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技术领域命名为“人工智能”。由于不同学科背景的精英们看待人工智能的视角不同，各学科无论在研究范式还是理论框架及研究路径的选择上都各执己见，这导致在人工智能发展的起始阶段，人工智能这一概念并没有得到广泛的认可。直到1965年，“人工智能”这个词才逐渐被科技界共同接受。[3]在人工智能对人类社会的影响日益加剧的今天，回顾人工智能曲折的发展路径，不难发现人工智能无论是作为技术工具、学科理论，还是作为思维方法，对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均产生了巨大影响。
（一）具有工具价值的人工智能技术
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具有强烈的工具价值倾向。最早的人工智能技术工具当属乔治敦大学在1953年的机器翻译实验中创造的首个执行自然语言翻译的人工智能工具。制造这种工具的原理及其成品具有强烈的工具实用性目的，但这种实用性不同于弗莱克斯纳（Abraham Flexner）所谓的“无用知识”。无论是“自动证明”“百科全书”，还是“自主思考”，人工智能技术工具的开发总是伴随着某一明确的需求，而这种强烈的实用性也导致具有工具价值的人工智能之作用逐渐超出了“数学证明”的范畴，各式各样的智能工具的出现为各行各业的发展都带来了便利。如今的人工智能发展与过去有根本不同，人工智能研究者已经开始着手建立更加复杂的智能系统，用以解决更加复杂的人类社会系统中的问题。
尽管作为工具的人工智能技术刚刚进入高等教育场域，大学治理、大学教学对人工智能工具的运用还停留在机械的初始阶段。但我们必须清晰地认识到智能技术提供的远非一种具体的工具，而是一种对人才培养模式及知识创新手段的丰富乃至变革均极具影响且潜力无限的平台，这就是具有工具价值的人工智能与仅把人工智能作为一种工具的差别所在。诚然，作为技术工具的人工智能产生的影响是直接的，它直接改变了现今大学的教育教学实践及组织管理和知识创新的传统方式及路径；但我们更要关切那些对大学办学治校育人极具潜移默化影响力的智能技术，它们可改变学生学习高深知识、学者探索高新知识及管理者高效治理之思维方式。为此，大学必须对因人工智能技术，尤其是能够直接影响高等教育实践的种种技术工具（如ChatGPT-4）的日益成熟对高等教育产生的势不可挡的影响有足够的思想准备并能恰切地加以运用。
（二）具有学科意义的人工智能理论
若智能技术仅仅被视作一种工具，其发展必然有所局限。而唯有突破工具价值的局限，将其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及理论与方法等整合为一体，形成研究对象明确、研究方法独特、理论体系严谨的一门学科，人工智能之于高等教育的影响才能更广泛、更深入、更持久。事实亦是如此，随着人们对人工智能的认识不断深入，其已经超越计算机科学领域逐渐成熟为一门以计算机科学为基础，由数学、脑科学、心理学、哲学等多学科交叉融合，以研究开发用于模拟、延伸和扩展人的智能的理论、方法、技术及应用系统为目的的新兴学科，即交叉学科和综合性高新技术科学。考察和探索人工智能从计算机单一学科领域向综合性多学科相关领域发展的过程，尤其是该发展过程中人工智能理论不断成熟的逻辑及其规律，是大学把人工智能视为一个新兴学科加以重点建设的必要前提。学科化的人工智能在技术与理论方面不断发展，在与其他更广泛的学科的交融和扩散中引发了“人工智能+”之时代浪潮。然而，对待人工智能还需要足够冷静，既要看到人工智能作为一项新兴技术给高等教育领域带来的挑战，也要清晰地认识到即便作为一门新兴学科，人工智能与其他学科并无本质上的不同。理性看待人工智能及其学科化进程中的学科属性及其特征是必要的。
（三）引领知识创新的人工智能思维
随着人工智能学科的边界逐渐明晰，其核心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式逐渐明确及完善，其影响知识创新的要素亦被我们所认识：人工智能不仅仅提供了解决实际问题的技术工具，还形成了一种可以普遍引领知识创新的人工智能思维。对高等教育而言，联系最为直接及紧密的当属人工智能对高等教育知识创新与人才培养之核心职能的影响。技术是文化的一种具现，而技术创造背后的思维则代表技术文化的智慧集合。
智能思维的出现改变了人们对待知识的态度。在技术时代，知识将不再能完全代表财富与智慧。学习能力、综合素养尤其是运用人工智能获取知识及处理信息和数据的素养和能力，都是智能化时代学习过程中的重要内容。人们的性命、安全、生活质量、发展和未来与技术、工艺及能力联系在了一起[4]178。仅掌握知识并不能产生实践的变革，唯有将积累的知识、现实的问题和可能的技术融合在一起进行思考，萌发新的思想，尤其产生具有颠覆已有知识意味的第一性假设的时候，有益传统知识的颠覆性创新才会成为可能。此外，智能工具的创造将成为知识创新的重要途径。人们解决问题的方式总是伴随着技术的进步不断变化。荀子对此有先见之明：“君子生非异也，善假于物也。”（荀子《劝学》）工具的开发和使用一直是人类文明繁荣发展的秘诀之一。基于此，我们可否提出一种假设：开发出一种为人们开发工具的工具，实现一种为人们创新知识的创新？此种工具一旦出现，就如同蒸汽机之于手工工厂一般，现代意义的脑力劳动将不复存在，人类将进入一个创新“创新”之新纪元。而人工智能技术不仅逼近甚至已经实现了这一假设，如ChatGPT的问世及运用。
人工智能的出现也为人类的想象力带来了无限新的可能性。一些悲观的观点认为，人工智能的出现为人类的想象画上了终点线，计算机的创造力将很快超过人类。是否如此？欧内斯特•卢瑟福（Ernest Rutherford）曾经宣称从原子中提取能量是“妄想”，但利奥•西拉德（Leo Szilard）很快就想出了关于核链式反应的主意，并由此产生了核能[5]。千百年前，没人能够笃定人可以畅游于蓝天与深海，但一群天才般（抑或是疯子般）的工程师却始终相信于此，这才有了飞机与潜艇。想象的超越性正是人类进步的动力之源。人工智能时代亦然，旧的想象的终结同时意味着新的想象的开端，智能技术将帮助我们更迅速地证伪或证实异想天开的假设。智能技术的出现也仅仅是人类想象力的体现之一。可以说，人工智能的出现与进步正是人在面对问题时能动性的充分体现，人工智能技术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不过对此我们还必须附加一个前提，即人类可以驾驭人工智能。但毫无疑问，日后的种种创新都将建立在此前的所有创造（包括智能技术在内）的基础之上。
02
人工智能之于高等教育的挑战
高等教育的核心使命及社会职能是人才培养和以知识创新为目的的科学研究，此即大学致力于“科学研究与人才培养实现协同与融合”[6]的原因所在。人工智能无论是作为高新知识亦即新兴学科还是作为高新技术出现，既为高等教育人才培养与科学研究融合实践创造了条件，亦带来了新的挑战，但唯有对挑战有明晰的认识后，我们的高等教育才能顺应人工智能时代的要求，选择符合逻辑的、针对性创新发展之应对策略。
（一）人工智能时代之于高等教育观念的挑战
高等教育观念的意义在于其对高等教育行动的引领性乃至决定性。“如果没有对大学发展和悠久传统的深入认识，是不可能获得解决大学问题的真正有效的办法的。”[7]高等教育顽强的生命力在于其每逢社会变革都能准确把握时代变迁带来的观念挑战。人工智能时代亦然，高等教育观念受到的挑战必须率先有所认识和回应。
第一，人工智能时代对传统高等教育观尤其是大学观提出了挑战。受人工智能导致知识增长加速的影响，以实施高等教育为己任的组织亦即大学已然处在不进则退的时代激流中。若对此缺失敏感性并继续沉醉于知识灯塔的角色中，大学之于社会的知识生产及传播贡献的不可替代性就会逐渐衰微。现代管理学大师彼得•德鲁克（Peter Drucker）早在1997年就大胆地预言：“三十年内，庞大的校园即将作古。大学将无法生存。这是一个与我们第一次获得印刷书籍时一样巨大的变化。”[8]依托人工智能新技术的能够承担知识生产和知识传播等核心社会职能且形式多样的“新大学”将不可阻挡地应运而生，这对传统的高等教育观尤其是大学观构成了威胁，高等教育及其组织必须做好应对这一观念挑战的准备，在接受高等教育及其组织形式多样化的同时，充分运用人工智能带来的新思维、新观念、新技术，引领和推动高等教育及其组织大学的创新发展。
第二，人工智能时代对高等教育知识观提出了挑战。在过去，传授知识是高等教育最重要的任务之一，知识占有的多寡往往是一个人智慧和能力最直观的体现。但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对这种观点造成了威胁，人的能力体现在知识的创造之中。随着创新能力日益重要及获取知识的手段越加丰富，高等教育对知识与能力之间关系的认识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强调知识系统性的“学富五车”观念受到挑战。斯坦福大学率先在《斯坦福大学2025年计划》中倡导：从根本上改变传统大学教育之“先知识后能力”的人才培养逻辑，反转为“先能力后知识”，即强调能力培养是大学本科学习的基础。[9]6事实上，形成良好的知识结构，不断锻炼思维以增强对新知识的接纳能力和想象力，已经成为人工智能时代对高等教育人才培养提出的紧迫要求。因此，高等教育确实有必要去重新审视传统的知识观。纽曼（John Henry Newman）早在《大学的理念》（The Idea of a University）中就深入地阐释了自为目的的知识与高等教育种种活动和实践的关系：“知识指的是某种理智的东西……不想知道事物之间的相互联系，那是奴隶或小孩的状态；想要弄清宇宙的全貌，那是哲学的自豪，或至少是哲学的抱负……知识是一种后天获得的敏悟，是一种习惯，一种个人的财富，一种内在的禀赋。”[10]让知识变得宝贵的原因在于知识背后的理性、掌握知识的睿智以及渴望知识的虔诚。若在高等教育阶段还保持着单纯的记忆知识的学习方式，不去考虑知识背后的逻辑，不去训练运用与创造知识的思维，那学习将是无益的。
第三，人工智能时代对高等教育人才观提出了挑战。从社会功能角度来看，尽管大学一如既往地履行其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的使命，但其所赖以生存的社会环境却悄悄地发生了重大变化。[11]人工智能时代，这种变化对人类社会影响的强烈度及在时空上的深远持久性、广泛普遍性远超以往。人工智能的出现加速了社会从“知识轴心”“能力轴心”向“想象力轴心”与“创新力轴心”转变。比如，ChatGPT-4的出现，已经实现了人类智慧难以企及的在极短时间内带来知识倍增的目的。在人工智能的能级以月甚至以周为时间单位提高的时代，高等教育应该培养怎样的人才已经是不得不直面的新命题。高等教育的人才观关乎大学对人才的认识并决定人才培养的目标，若要确立新的人才培养目标，高等教育必须刷新其传统人才观。
（二）人工智能时代之于高等教育知识创新的挑战
知识创新是高等教育的重要职能，在这个维度上，高等教育遭到的人工智能技术的挑战主要体现在知识生产模式、学科建构模式以及科技伦理等方面。人工智能技术能够革新知识生产模式已是不争的事实，故不能排除其出其不意地取代高等教育之知识创新职能的可能性；在学科建构的维度上，传统学科、跨学科、多学科和融合学科的发展模式都值得重新思考；在科技伦理的维度上，智能技术的非人属性及法律地位已经引起了学界的重视与讨论，营造人机共生的新型知识创造环境也值得思考。
第一，人工智能技术将挑战现有知识生产模式。随着知识生产向更广泛的领域扩张，社会组织间种种关系日益复杂，知识生产的内在复杂性使得大学的科学研究难以遵循任何单一的知识生产模式来描绘知识生产的图景，从而要求不同知识生产模式共生和融合。[12]过去，知识生产模式变革的动力源主要集中于组织变革、参与者变革等方面，但人工智能技术的出现将这种变化直接作用于知识创新本身。人工智能技术的推进有可能带来创造技术之技术，创新观念之观念。好比核物理研究中的“聚变三重积”的概念，在与日俱增的技术压力、不断升温的智能环境和长时间的训练下，突破性的强人工智能将会诞生，人类关于自然世界的认知探索完全有可能交由智能机器来完成，彼时高等教育组织的知识创新职能将被智能技术所抢占，而大学组织与社会之间的联系也将被改写。这将完全变革现有的科学研究模式，甚至对高等教育知识创新这一职能本身发起挑战。
第二，人工智能技术将改变现有学科建构逻辑。首先，传统学科的研究范式将会遭受人工智能范式的挑战，诸多人文社会科学的学术创新都基于对前人研究的总结以及对实践经验的反思。而人工智能技术在归纳总结等任务上相比人有很大的优势，这使得人文社会科学的前沿研究与创新将面临巨大挑战。人工智能技术同样能够胜任大量复杂且重复的科学实验工作，相关的理工科实验者的任务也将由机器替代。其次，对于一些内部建构和边界尚不明确的新兴学科而言，其发展可能会受到智能技术所带来的融合性的干扰，并且因为学科间难以找到明确的边界，这类学科的建设将遭受来自学科本体与智能技术的双重打击。最后，智能技术使得万物皆可“人工智能+”，想要在智能时代实现跨学科的知识创新，研究者就要同时掌握多种学科的知识结构，拥有在不同学科之间游走之能力。
第三，人工智能技术将更需要科技伦理的引领和控制。科学技术具有建设和损害世界的双重性，若不加社会伦理控制地过度发展，其结果必然是后者。人工智能技术亦然。例如，生成式人工智能系统通过大量的已有数据训练来改善自身。但收集数据这一过程就好比数字时代的资本原始积累：人工智能对数据的搜索是不加节制的，即便原作者没有对人工智能授权，只要其成果被发布到了网络中，就有可能被人工智能“捕获”，从而成为其深度学习的“养料”。人工智能不加限制地生产大量信息，难免会使虚构甚至错误的内容混杂其中，一旦这种错误以讹传讹在学术研究中快速扩散，将会带来严重的研究灾难。可以想象，人工智能一旦由可控的算法智能升级为不可控的包括自主意识支配下的编程功能在内的通用智能，“模拟的人类”即机器人战胜真实的人类甚至毁灭人类的可能性就会存在。所以物理学家霍金（Stephen William Hawking）反复告诫：人类创造了可以毁灭世界的人工智能，至今仍无能力避免这个灾难。人类避免科技过度发达导致世界灾难的唯一办法，就是运用逻辑与理性去控制这个可能即将到来的毁灭。这就是在人工智能时代，科技伦理的重要性所在。
（三）人工智能时代之于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的挑战
人才培养是一项十分复杂的师生交往活动，其涉及了包括培养目标、知识体系、培养模式、教学制度、大学文化以及教师素质等在内的诸多要素。智能技术的出现无疑会给这些要素带来新挑战。
第一，人工智能时代对人才培养目标设计提出了新要求。科学技术的快发展和传统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的慢反应构成了一种难以解决的矛盾。智能技术的发展使得未来社会对于人才的标准迅速变化，而现行模式缺乏能满足这种变革的灵活性，但如果贸然对人才培养理念、目标及模式进行改革，又可能违背人才培养需要时间积淀的规律，因此，变革与不变都难，智能技术将人才培养目标变革逼入了一种双重困境。此外，人工智能技术的出现改变了能力与知识之间的原有关系，在人才培养过程中应更加关注那些人工智能技术无法取代的人品素质，如哥伦比亚大学所提出的：“开阔胸襟，提高思悟力，陶冶整体人格，使其能适应人生各阶段荣升机遇，造就高贵的品行。”[13]无论技术发展到何种地步，高等教育人才培养都不能放弃对于品行的引领与对于真善美的追求。不重视对人性的呼唤，人才就有在技术与虚拟的世界中逐渐迷失的可能。
第二，人工智能时代对人才培养模式创新提出了新要求。教育部主管高等教育的原副部长韦钰院士在接受访谈时指出：“未来人工智能和机器人依据海量的知识储存和快速的算法，将会取代人类的许多工作……我们的教育，到底要教给孩子什么，到底是要培养什么样的人，这将是教育面临的最核心的问题。我们已经无法单纯地沿袭旧有的分科教学模式。”[14]远超传统教育想象力的新型智能技术工具的出现挑战了以学科与课程为核心的传统人才培养模式。智能工具的出现也挑战了课堂教学作为人才培养的核心活动的价值和意义。如果我们仍停留在传统人才培养模式阶段，人才培养方法依然单一，缺乏多样性和灵活性，知识体系依然陈旧，无法与时俱进呼应人工智能时代对智能型人才培养的要求，高等教育推进社会进步的价值就会衰微，其存在的必要性亦会受到质疑。
第三，人工智能时代对人才培养质量评价提出了新要求。评价是针对质量而有其价值的概念。人才培养是高等教育的核心使命，人才培养质量评价之重要，不仅在于其对人才培养活动出现的后端问题具有整改的指导作用，更在于其对人才培养启始的前端活动即培养目标设计的价值引领。如前所述，人工智能时代对人才培养目标及人才培养模式都提出了新要求，人才培养质量评价岂能固守陈旧？坦诚言，现行的人才培养质量评价过于注重学生对存量知识的积累，如果不对传统的人才培养质量评价模式予以改革，既不利于大学实现针对人工智能时代对人才培养目标及人才培养模式做出的调整，更不利于鼓励学生对构建多元立体知识、养成创造性思维习惯及洞察秋毫发现新问题、高屋建瓴把握新问题、融会贯通解决新问题能力的培养。
03
人工智能时代大学创新发展的应对逻辑
党的二十大报告特别指出：创新对于实现民族伟大复兴、构建新时代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作用。《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报告强调，加强创新人才特别是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必须“加强高等学校创新体系建设”[15]。在人工智能技术史无前例的大发展背景之下，大学惟有通过不断创新来保持不竭的发展动力。基于人工智能时代对高等教育提出的上述三大挑战，本文试图提出并讨论大学创新发展的如下应对策略及其逻辑。
（一）人工智能予以大学理念创新的价值选择逻辑
理念具有先于行动、引领行动的作用。大学是理性成熟的社会组织，其如何行动及其行动的结果很大程度上是所持理念预先决定的。[16]所以理念创新是大学创新发展的价值前提及认识基础，有什么样的大学理念，就有什么样的大学。
其一，大学必须强化引领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使命定位亦即价值理性。“使命是人们对组织之社会责任的主观赋予，是人们对组织必须承负的社会责任的一种认定。”[17]毫无疑问，大学在推进人类文明社会的发展进程中，一直很好地履行了其价值引领、知识创新和人才输送的使命。人类社会一旦进入强人工智能阶段，具有自主意识及能力并超越人类智慧的超人工智能时代就会在极短的时间内成为现实。在人工智能已不再仅是人类可控的技术系统，极有可能成为不受人类限制甚至有害于人类的一种权力系统的时代变迁中，大学必须更加重视科技伦理的价值，对人类自身的利益加以有效的保护。为此，大学必须强化引领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使命定位，这是大学创新发展必须守持的价值理性。
其二，大学必须营造利于人类科学技术创新的环境氛围亦即文化理性。创新对于国家民族发展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大学作为知识创新之重镇，自出现以来就表现出了对于新知识的尊重与对于智慧的无限追求，人工智能时代需要大学提供一种更加包容的创新氛围，想象力和创造力才能更好地在其中生长。
其三，大学还要寻找面向社会与时俱进更加开放的发展模式亦即治理理性。智能技术的发展强化了信息的流动和传播，大学将在越来越多的情况下或主动或被动地和其他组织产生联系。智能时代的大学治理需要走向开放，大学治理者急需找到一个治理的均衡点，既不使得大学过分保守从而失去与其他社会组织通力合作以促进社会发展的机会，也不能过分开放而导致大学完全失去其对自身学术价值和合法权益的尊重。大学治理者需要在准确把握智能时代大学价值理性、文化理性的基础上，对大学现代化的治理模式进行创新。
（二）人工智能予以大学知识创新的学科建构逻辑
大学之传统学科发展的逻辑起点在于高深知识的探求和问题的发现及解决，高深知识源于探求而问题源于社会实践，两者均依赖于经验归纳、实验证明与理论推演。人工智能技术的出现，不仅予以了大学认识知识世界新的视角，同时也予以了大学知识创新的学科建构逻辑。
其一，智能技术赋予了传统学科拓展发展的学术逻辑。基础研究是一切科学技术与社会理论进步的基石，换言之，探求高深知识亦即基础研究的深入是知识创新和大学学科建构的逻辑起点。人工智能自身能从初期仅具有工具价值演进到具有学科价值，归功于人们注重对人工智能潜藏的涉及诸多不同学科高深知识及基础性问题的探求和研究。基于这一学术逻辑，我们完全可以预见，智能技术的出现为传统学科，特别是传统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过程提供了颠覆性的技术支持，研究者能将宝贵的时间用于对问题本质的思考，学术共同体将能以更高的效率展开研究和讨论，因此，要重视各个学科自身发展的智能化问题。智能理念的形成则将重塑传统学科的知识结构体系，并对传统学科知识体系进行精炼，学科专业知识领域变得更加开放，要求理论研究者将眼光转移到学科发展的其他突破口。最后，智能技术将形成一种新的思维并反过来影响基础科学的研究，滞后的、陈旧的主题可能会被淘汰，而与之对应的新研究领域也将出现，一个学科的知识建构将会呈现滚动向前的新趋势。
其二，智能理论促进了学科交叉融合发展的创新逻辑。历次科技革命的发生无不是学科高度分化及高度融合的结果，随着人工智能之于科技革命的影响力日益强大，未来科技革命的多学科交叉融合的特征会更加凸显，多学科的综合与新兴交叉学科的产生必将成为学科创新发展势不可挡的大势，由此亦决定了支配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人工智能理论对学科创新发展的引领性。基于此，大学首先必须高度重视学科与学科的融合，在自觉加强学科间交流的过程中，强化潜在新学科创生的敏感性，以学科融合的认识视角、思维方式和研究范式去促进有利于知识创造的学科建设。其次，大学必须高度重视各学科与人工智能技术的融合，借助并发挥人工智能技术的工具优势探索发现本学科的前沿研究新领域，最大可能地挖掘本学科知识创新的增长点和增长极。B.M.罗津在关于工程学与工程思想的讨论中指出：今天社会上出现的大部分问题，都不可能仅仅通过科技方法得到完美解决。[4]183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与某一学科发展实践相吻合的内在性，其实也为学科的创新发展提供有利条件。
其三，人工智能时代问题解决方式的快速迭代实现了对学科概念的超越。大学的学科概念在人工智能时代将发生突破，这是一个可以做出的预判。学科作为一个有建制的学术平台或研究组织并非凭空出现。随着社会发展提出的新问题不断增多，以及当具有共性的问题被大学及其研究者高度关注时，这些问题就可能形成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当这个领域被人们确定为具体的研究对象并提出了相对合理的解释即理论且找到卓有成效的研究范式及方法途径时，一个学科就逐渐生成。过去问题的出现和解决的周期往往较长，学术共同体有足够的时间形成并展开深入的研究，人工智能时代则不同。人工智能技术的出现加速了问题的新陈代谢，新问题不断涌现，而旧问题、研究范式及旧方法途径则被快速地淘汰，有些研究及其成果可能以月甚至更短的时间单位计被新的研究及其成果所取代，如微软公司只用了4个月就完成了从GPT-3到GPT-4的跨越。未来学术研究的发展和新领域的探索或许由一个人及一组机器就可以达成目的，这种借助人工智能工具完成的知识创新，不仅能带来学术的繁荣，亦能带来学科新的生长点。
（三）人工智能予以人才培养模式创新的实践逻辑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再次强调了科教兴国战略的重要性，指出要强化现代化建设人才支撑。尤其是对“全面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量，着力造就拔尖创新人才”[2]予以了特别的强调。笔者以为大学在造就拔尖创新人才上有两个着力点：一是加强人工智能领域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二是重视人工智能理论与技术在人才培养过程中的应用，创新人才培养模式。人工智能理论与思维及人工智能技术的极大丰富与快速成熟，给人才培养模式创新既提出了理性的紧迫要求，亦提供了实践的可行性。为此，在人工智能时代，大学人才培养实践必须选择如下应对策略。
第一，针对人工智能未来时代需要的人才培养目标创新。在“知识获取的渠道已经发生改变，而且知识积累、知识处理方式日益多样化及快捷性”[9]7的人工智能时代，大学的人才培养实践有必要重新审视和回答“培养什么人”这一基本问题。哈佛大学教授戴维•珀金斯（David Perkins）的“为未知而教，为未来而学”，以及美国东北大学校长奥恩（Joseph E. Aoun）的“未来的高等教育应该是重视培养人类独特性的教育”[18]等观点，是否应该引起大学对人才培养目标设计的思考？人工智能时代，人才培养更重要的任务是通过培养人敏锐的思维、良好的适应性，以及对人工智能的理念与思维、技术与工具的灵活运用，使之获得智慧和解决问题及应对各种由种种不确定性带来的未来社会挑战的能力，此即培养人的多元智慧及能力将成为大学人才培养目标的创新选择。除此之外，尽己所能最大可能地防止人工智能超乎科技伦理限制的人才培养要求必须在人工智能超常规发展的时代加以特别强调，树立并强化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意识和意志必须作为大学人才培养的一种共情目标设计。
第二，针对人工智能未来时代需要的人才培养体系创新。人才培养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人工智能时代，大学需要建立更能适应社会发展变化，具有灵活性的人才培养制度，将智能素养的培养作为通识教育不可或缺的构成，帮助学生通过对人工智能原理的了解及各种人工智能技术工具的运用，为未来适应人工智能时代的工作和生活奠定必要的知识基础并增强相关能力。比如，随着智能技术的推进，亦可以尝试将GPT-4等大语言模型接入个性化的AI教育助理开发，从而极大地丰富学生知识获取的手段并帮助其及时总结、反思、修订个人学习计划，为以因材施教为特征、以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为目的的高度个性化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创造实践的可能性。人工智能时代，不同学科的专业课程的交叉融合，课程开设的滚动创新，社会现实需要与未来挑战诉求的兼顾，学生出于个性发展需要的满足，评价制度必须有利于学生创新能力提升并鼓励合作，等等，均为针对人工智能未来时代需要的人才培养体系创新之必要选择。
第三，积极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在人才培养中的创新实践。人工智能时代，大学应该鼓励师生在教与学的过程中使用各种各样的人工智能技术，提高教学效率。有学者总结道：人工智能技术在教育领域的基本框架至少包括了智能化的基础设施、智能化的学习过程支持、智能化的评价手段、智能化的辅助手段和智能化的管理手段五个方面。[19]大学应该对人工智能新技术在人才培养中的运用持积极态度，通过开设相关课程等形式让不同学科的学生有机会接触前沿人工智能技术。大学师生都必须树立正确对待人工智能的认识，把人工智能技术作为提高教学效率的新手段。如利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帮助学生在与人工智能交互的过程中反思自己学科知识的不足，将人工智能作为辅助思考的工具而非应付作业、代替思考、学术取巧的捷径。大学必须正视智能化校园建设过程中，由于追求设备开发的低难度与低成本，导致的拓展性不足、易用性较弱、学习成本偏高，师生难以将人工智能新技术融入教与学的问题，在供给人才培养的人工智能模型建构中，重视其兼容性和扩展性，以确保师生能够根据教学需要自行调整其功能，这有利于师生对人工智能工具的熟悉及各种新型智能产品的掌握，通过人工智能工具的个性化、情景化运用，有效发挥人工智能技术在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践中的巨大作用。
参考文献 略
扫一扫 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