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二勇,李 健 | 教育强国建设的政策机理与推进逻辑——基于规律、形势、挑战与任务的研判

发布人:广东省高等教育学会   发布时间:2023/7/5 17:43:02   阅读:1341

教育强国建设的政策机理与推进逻辑——基于规律、形势、挑战与任务的研判


薛二勇,李 健

(北京师范大学 中国教育政策研究院, 北京 100875)


摘 要:高质量的教育政策体系既是教育强国建设的制度保障,也是教育强国建设的内在之义。教育强国建设的政策机理集中体现为,领导体制上,坚持党对教育事业的全面领导;战略地位上,坚持优先发展教育事业;教育任务上,把立德树人作为根本任务;育人体系上,建立“三全育人”教育体系。层级治理与部门协同、党组织领导的校长负责制,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办人民满意的教育是教育强国建设制度与路径的基本经验。从领导体制、发展体系、要素配置角度看,教育强国建设面临立德树人体制机制不够完善、教育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以及学生、教师、教育内容、教育设施等要素优化配置不足的挑战。建设教育强国,要坚持立德树人、全面落实教育根本任务,以教育评价改革推进教育供给侧改革,促进各级各类教育高质量建设和发展,推进教育综合改革、建设协同性体系。

关键词:教育强国;教育改革;教育政策;教育生态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到2035年建成教育强国。教育强国是我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的蓝图和目标,其必然要求建设高质量的教育政策体系,以引导、规范、保障教育强国建设的正确方向、资源配置和推进路径等。自2018年9月全国教育大会召开以来,我国密集颁布了系列教育政策,涉及教材、教师教育、教师配置、学校治理、教育管理等。政策文件颁布频率之高在我国教育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在教育强国建设中,教育政策颁行的理论依据是什么、内在机理有哪些?面临的内外挑战和困难是什么?未来推进的路径和策略是什么?是教育改革可持续推进、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基本问题。为此,本文从教育活动本质出发,基于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实践经验,从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角度,依据机理、经验、挑战、对策的逻辑架构进行研究。

一、教育强国建设的政策机理

教育本质上是“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培养人的社会活动”。[1]教育目的、教育计划、教育组织、社会活动的任何一个因素发生变化,必然会导致教育政策的变化。教育政策的本质体现为教育多重属性的相互交织糅合,即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属性和因素的相互影响。教育政策的健康科学程度决定了教育发展的科学有效程度。当国家、社会对人才培养的认识发生转变,教育政策必然会发生变化。教育是有目的的活动,人才的规格和内涵改变,教育政策必然发生变化。“有计划”涉及教育内容、教学方式、教学管理等的统筹设计和机制创新。课程方案标准、教育方式方法等发生了改变,教育政策将会产生跟随性甚至先导性的改变。教育组织发生变化,教育政策自然会发生变化。坚持党对教育事业的全面领导,必然要求中小学、大学的组织结构发生变化。此外,我国对教育生态体系的认识发生了变化,传统上主要关注学校教育,教育领域的政策文件主要是规范学校教育行为的,政策对象是学校、教师、学生等。现在的教育政策是多样化展开的状态,只治理学校教育,教育治理的效果有限;家庭教育必须同时进行治理,如果家庭教育治理效果不佳,学校教育很难再上台阶。除家庭教育之外,国家逐步开始治理社会教育,集中体现为对校外教育培训的治理。教育改革和发展与教育政策密不可分。我国教育正处于由大变强的激烈变化时期,由中低质量到高质量转变的时期,教育处于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是结构的变化。

(一)领导体制

谁领导教育是基础理论问题,其决定了谁来管理教育、谁能接受教育。这个问题不解决,教育改革失去本源。党对教育事业的全面领导,解决了教育领导体制的问题。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东西南北中,党政军民学,党是领导一切的。党是领导教育的,党是领导教育的一切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大前提;中国教育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教育,这是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小前提。由此可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的本质特征是中国共产党对教育的全面领导。教育领导体制是决定性的、引领性的,决定了教育权和受教育权。

(二)战略地位

党的十四大以后,历次党代会都提出了教育优先发展;党的十九大报告把“优先发展教育事业”作为主题,提出建设教育强国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工程,必须把教育事业放在优先位置。[2]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坚持优先发展教育,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第一次把教育作为独立部分,列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点之一。优先发展是教育运行机制的核心。“优先”体现为两层涵义,即教育优先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在整个社会事业中,教育要优先。我国把教育放在十分突出的位置,形成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问题的中国教育方案,充分尊重经济基础决定作为上层建筑的教育,也充分尊重教育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构成优先发展的战略思路。教育是圆梦工程,要实现中国梦,没有教育是不行的。党和国家把教育放在了中国梦能否实现的极其重要的地位,这就必然要求将教育放在优先发展的位置,发挥其基础性、先导性、战略性作用。优先发展教育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必然要求,是“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教育”的必然选择;优先发展教育不是简单的发展次序问题,而是从推动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发展的全盘谋划中作出的战略决策。[3]

(三)根本任务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在此基础上,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党对教育工作的根本要求是立德树人,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立德树人教育思想有深厚的文化根基、广阔的实践基础和科学的理论根据。[4]立德树人内涵有两个基本来源:一个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立德”与“树人”思想,另一个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学说。立德树人是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学说和中国教育实际相结合的结果。立德树人是教育本性的回归,是中国教育的方向指引,对于破解教育热点难点问题、克服教育中的顽瘴痼疾、解决教育急难愁盼的困难有着重要的意义。立德树人,把“德”置于教育的首要和中心地位,直指教育的本源价值,强调以德立人、树人以德,凸显了“德”对人的化生、完善和成全。立德树人明确了教育改革发展的本质追求和核心使命。立德的基本要求体现为培养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树人的基本要求体现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党的教育方针是立德树人的前提、立德树人是党的教育方针的具体化。

(四)育人体系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明确提出,坚持“三全育人”,把思想价值引领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和各环节。教育部《关于开展“三全育人”综合改革试点工作的通知》提出,分类型开展“三全育人”综合改革试点工作。中国教育改革打造“三全育人”的体系,即全员、全过程、全方位育人。第一,全员育人。教师、家长、校外教育培训机构从业人员等都是育人主体,强化他们的育人意识和育人责任,使他们自觉将育人要求和要素落实到各群体、各岗位上去。第二,全过程育人。将立德树人融入学校教育教学、家庭教育开展、社会教育治理的全过程,建立健全学生入学、就学、毕业、成长的协同体系,推进大中小学一体化全链条发展,健全立足发展、着眼长远、可持续进行的育人体系。第三,全方位育人。打通学校内外、课堂内外、线上线下等多种通道,充分利用各种教育资源和载体,将育人渗透到课堂教学、学生管理和社会实践等各方面,实现育人工作的协同联动,让学生在思想品德、知识结构、能力素养等所有领域、所有方面都均衡协调发展。“三全育人”是我国根据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形势,对教育提出的新路径。从历史逻辑、现实逻辑、内在逻辑和行为逻辑等维度来看,“三全育人”综合改革具有深远的文化渊源、丰富的文化资源、内在的文化要求和鲜明的文化取向。[5]“三全育人”体现了教育的本质要求,顺应了新时代人才培养的历史变革,构建多元立体的育人体系。

二、教育强国建设的政策经验

国家“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规划中,教育领域的核心目标与任务是高质量教育体系建设,推进中国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把提升国民素质放在突出重要位置,推进基本公共教育均等化、增强职业技术教育适应性、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建设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和深化教育改革,描绘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制度的宏伟蓝图,明确了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的行动纲领。建设教育强国伟大蓝图的实现有赖于教育改革的经验积累和持续推进。

(一)教育强国建设的制度经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制度是教育强国建设的基本支撑。从教育政策颁布和执行主体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制度主要体现为两个方面,即决策制度(教育领导管理体系)和学校治理(学校是教育主阵地)。

1. 决策制度

我国教育是由中央政府统一制定全国教育政策,管理、发展和改革教育,呈现出“层级治理”“部门协同”教育制度样态,高等教育和基础教育因其办学定位和培养方式的不同而存在一定的治理差异。

从层级治理看,高等教育分为中央、省级两级政府治理,这是结合了中央集权体制和地方分权体制的特点和优势而建立起来的。中央由教育部门代表国务院(中央人民政府)行使对高等教育的管理权限,地方由省级(厅、教委)代表省级政府管理高等教育。基础教育主要是四级管理体制,即中央、省级、市级、区县政府分级分事项管理。中央政府主要管理教育方向性制度性事宜,包括教育方针、教育内容(课程教材)、教育标准、教育督导等事宜(中央教育事权)。省级政府主要管理所在辖区的教育方向、教育内容(地方课程)、教育标准、教育督导等。由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呈现梯度差异,东中西部教育发展水平也不一致,其治理管理方式必然要求存在差异,这就要求各个省级行政区根据地方情况,对教育方向、内容、标准、督导等进行因地制宜的管理,提升教育治理的效益和效率。市级政府作为承上启下、综合调配的层级,管理所辖市域的教育方向、内容与标准等。区县之上的政府层级主要对教育方向、内容、标准、督导进行宏观治理、制度设计和标准规制等。区县政府则针对中央、省级、市域的教育规范,进行教育资源配置,推进政策执行。区县为主、省级统筹,是基础教育治理的基本经验。

教育发展需要业务、财务、人员、学校建设等多方面的制度规范和资源配置。从部门协同来看,教育部门主要管理教育业务(专业)事务,学生、教师、教育内容、教育制度、教育设施等;财政部门主要管理教育经费配置事宜,包括生均预算、教师工资、学校建设以及经费使用监督等;人社部门主要管理学校岗位设置、教师职称发展、人员社会保障等事宜;编制部门主要管理教师编制、人员核定、领导职数等事宜;发改部门主要管理教育基础设施建设、学校布局规划、办学条件改进等事宜;公安部门主要管理教育安全、教育环境治理、教育突发事件等事宜;工商部门主要管理教育税务等事宜;医疗部门主要管理健康等事宜;旅游部门主要管理研学旅行等事宜。这些部门统合起来,构筑了部门协同治理教育的体系。

2. 学校治理

高等教育的学校治理制度主要体现为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改革开放初期,为了推进高校办学改革,实行的是校长负责制,为高校改革发展注入了活力,但也出现了党的领导有所弱化、办学方向偏离等问题。20世纪90年代后,我国高等教育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由于配套机制不健全、执行落实不到位,该制度在实践中出现诸多问题:有的高校党委管方向、谋大事、做决策能力不足;有的高校党委书记、校长配合不好,难以形成工作合力等。[6]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逐步细化高校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治理主体的具体职责、议事决策、运行机制、政策执行、督促检查制度等不断明晰,有关制度不断优化。

基础教育的学校治理制度主要体现为党组织领导的校长负责制。在新中国成立初期, 中小学校治理实行“校务委员会制”,1952年开始实行“校长负责制”,1963年实行“当地党委和主管教育行政部门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改革开放后,我国稳步推进教育领域简政放权改革,1985年,《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学校逐步实行校长负责制。[7]2022年,《关于建立中小学校党组织领导的校长负责制的意见(试行)》指出,加强党对教育工作的全面领导是办好教育的根本保证,健全发挥中小学校党组织领导作用的体制机制,确保党组织履行好把方向、管大局、作决策、抓班子、带队伍、保落实的领导职责。

(二)教育强国建设的路径经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有机组成部分,凝结了中国共产党教育事业的百年实践经验和智慧结晶,反映了教育发展的基本规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主要体现为办学方向与发展目标两方面。办学方向体现为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发展目标体现为办人民满意的教育。

1. 社会主义办学方向

社会主义办学方向集中体现为“拥护立志”,即培养一代又一代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立志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有用人才。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的根本原则,蕴涵着深刻的理论意义和深邃的时代价值。学校改革和发展要有特色,但无论什么样的特色,都是社会主义办学方向之下的特色,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决定的。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是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基本方向。

2. 办人民满意的教育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的本质特征是党对教育事业的全面领导。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立场是人民立场,党对教育事业的全面领导,必然要求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教育。人民之所想、人民之所需,就是教育之所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教育,必然要求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这既是党对教育全面领导的本质体现、也是目标指向。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这是继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之后,对办人民满意教育的新要求,即在“办好”上下功夫。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是教育本质的回归,顺应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期盼,是教育改革发展的动力。

三、教育强国建设的内外挑战

我国全面进入小康社会之后,社会对优质教育的需求发生极大变化。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教育发展的外部形势出现重大变化,这对教育改革提出了新的要求。教育基本要素在新发展阶段出现新变化,教育主体、教育内容、教育制度、教育设施等因素面临优化组合变化的问题。

(一)立德树人体制机制的挑战

立德树人是党对教育工作的根本要求,是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根本任务。立德树人体制机制建设是推进教育健康持续发展的基础保障。如何建立健全立德树人体制机制,是建设教育强国的方向性和保障性问题。

1. 立德树人体制的挑战

立德树人是党的百年教育经验核心,其体制建设关键是党对教育的全面领导。党对教育的全面领导需要体制的系统变革。学校管理中,党组织和行政职权范围界定不清晰,党组织书记与校长之间关系不明确,党政主要领导职权行使方式不明晰等问题依然存在。学校党组织书记和校长岗位责任有待进一步明确、领导和管理能力有待提升,如何协力促进学校内部治理体系优化有待推进。部分地区对立德树人定位存在认识不足、目标理解不到位、细化实施方案不科学、督导考核针对性不够等问题,造成办学方向的游离、人才培养导向的偏离,导致立德树人虚化等问题。

2. 立德树人机制的挑战

立德树人协同教育机制建设有待健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社会多元思想相互冲击、国际竞争日趋加剧并尖锐化,数字技术、人工智能等对思想政治教育和人的发展带来机遇的同时,也面临巨大的挑战。立德树人在时空转换与再造中处于深度调整和优化发展期。思想政治教育在思想引领与现实问题中的关联度不够紧密,使得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大打折扣,突出表现为表面化、道德化、形式化问题。思想政治教育存在道德化问题,中小学道德与法治课程教学中主要关注道德教育,法治教育关注不足,学生法治思维(底线思维)堪忧,导致底线规则和意识缺乏。立德树人存在表面化问题,教育实践中,教和考了大量知识,实际上学生思想深处的变化测量不足。立德树人存在形式化问题,教育教学中处处留痕,造成了教育资源浪费和工作负担问题。

(二)教育不平衡不充分的挑战

全面进入小康社会之前,社会对教育的需求主要体现为有学上。有学上的教育供给的主要方式为粗放式,其根本举措是扩大教育资源,直接举措是加大教育投入。全面进入小康社会之后,社会对教育的需求主要体现为上好学,其要求教育资源精准配置。然而长期以来,我国对学校的教育评价标准与程序单一、僵化,优质学校的主要标准体现为高升学率。教育评价制度不改,“上好学”的需求不太可能完全满足。升学率片面僵化,禁锢了教育活力。教育改革一旦遇到考试失利就面临可持续性发展的障碍,教学改革面临纵深推进的困难。传统的教育评价是以考试为基础的升学率评价,分数是评比和竞争(显性的、隐性的)的唯一标准,多样性、个性化的教育评价落实难。教育评价影响育人方式、办学模式、管理体制、保障机制改革的方向和路径。教育供给侧改革的核心是教育评价制度改革。

1. 教育规模不平衡

教育规模(入学率)决定了教育强国的基础标准,教育强国建设必然要求入学机会的扩展。我国教育规模发展与教育强国建设目标之间依然存在差距。第一,义务教育要求强制性入学,其毛入学率已经超过100%。目前义务教育巩固率(控辍保学率)是95.5%,尚有4.5%的学生处于辍学状态,尤其边远艰苦地区控辍保学任务依然繁重。第二,学前教育发展不平衡的问题。我国学前教育(三年)的毛入园率是89.7%。教育强国的标准是全面普及,入学率应该达到95%以上。学前教育依然面临资源不足的问题。第三,高中阶段教育面临结构性优化问题。我国高中阶段教育的毛入学率是91.6%,虽然离全面普及95%以上的目标不远,但高中教育结构复杂,高中招生考试后面临“普职分流”问题。家长教育焦虑前移到中考,进入职业教育轨道的意愿不高。第四,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经达到59.6%,进入到普及化阶段。但与国际高等教育强国的毛入学率相比,实际上依然存在一定差距。

2. 教育质量发展不充分

在我国参加的国际学生能力水平测试(PISA)的四次测试中,三次获得世界第一(上海地区单独参加两次,北京、上海、江苏、浙江参加一次),一次获得世界第十名(北京、上海、江苏、广东)。虽然我国基础教育在国际测试中名列前茅,但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群体之间差距依然巨大。城乡、区域和群体之间教育质量不平衡的问题依然较为突出,如何在基本均衡的基础上推进优质均衡是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问题。新中国建立以来,经过多年努力,我国高等教育已经进入普及化阶段,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大大增加,高等教育规模世界第一,但大而不强的问题突出,高等院校布局不平衡,中西部高等教育质量亟待改进,对国家和区域发展的支撑度有待提升。

(三)教育要素优化配置的挑战

高质量教育体系建设的关键在于恰当处理不同教育要素之间的关系,探寻彼此间的合适张力,以适度张力激发教育要素与教育系统的活力。[8]教育是复杂系统,其发展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只靠某一方面、类型或层次的改革,难以达成综合优化的目标,需要通过综合方式推进可持续的改革。学生、教师、教育内容、教育设施是教育得以成立和发展的四个基本要素,其优化组合问题是教育综合改革的重要挑战。

1. 学生综合素养培育的挑战

学生教育利益诉求是多元的,包括升学、发展、其他等。教育供给应回应学生的多元需求,涉及素养培养,尤其是综合素养培育问题。教育改革的基本指向是为学生全面发展做好充足准备。中小学教育教学改革中十分关注“学生核心素养”的引领和推进,但我国政策层面实际上提出的是“关键能力”“学科核心素养”。社会,尤其是教育工作者对“核心素养”的认识不够准确,虽然不同学科均提出基于知识发展、时代要求、学生实际的核心素养,但尚需在不同的学科核心素养之间建立横向链接、纵向贯通机制,也需建立“关键能力”“学科核心素养”的转换融通机制。

2. 教师队伍高质量建设挑战

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教师作为从事教书育人工作的专业人员,其职业获得感有待提升。教师生活在社会中,为了维系和提升必要的社会关系,其利益诉求必然是多元的。当前,我国教师的身份认同、工资待遇、专业发展、职称评聘等尚存在一定问题。在教师多元利益诉求的背景下,对教师的难点、痛点、堵点的关注度仍旧不足,教师待遇存在较大的地域差异,职称评聘制度与教师充分发展需要的契合度不足,教师教书育人专业工作的保障制度不够完善。

3. 教育内容调整优化的挑战

教育内容涉及两个规律的协调问题,涉及知识发展创新的规律、学生身心健康发展规律的统合协同,体现为课程、教材、教法、学法的优化组合。长期以来,为了应对升学就业考试,我国教育内容的传授主要围绕考试开展。应试教育“目中无人”,只看分数不看人,本质上是反儿童、反教育的,单纯的“知识积累”不等于“人格的成长”,基础教育课程从“知识本位”转向“素养本位”,是培养每一个儿童成为终身学习者所需要的综合素养。[9]义务教育和高中教育的内容主要体现为三级课程,即国家课程、地方课程、校本课程;高等教育的内容包括专业设置、学科内容,以及严格规范的课程体系,这涉及教育内容的上下贯通与综合协调问题。

4. 教育设施综合提升的挑战

随着学校标准化建设、薄弱学校改造计划的推进,我国办学条件有了极大改善。但在学校标准化建设过程中,不同领域推进的程度不够协调,存在“偏硬轻软”或“硬易软难”的问题。在教育硬件标准化建设的基础上提升教育品质,涉及学校文化、学校制度建设的纵深推进问题。学校制度的建设不足、形式化、出现偏差等,[10]突出表现为随意管,在教育治理中管理不够规范;僵化管,在教育治理中管理相对僵化。

四、教育强国建设的政策构建

党的十九大报告首次提出“高质量发展”“教育强国”。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建设高质量的教育体系、建成教育强国。高质量的教育政策体系是建成教育强国的前提和内核,其必然是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体系,也是具有良性教育生态的体系,更是不断创新与可持续发展的体系。

(一)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立德树人涵义丰富而系统,主要包括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三维立德”与德、智、体、美、劳“五育树人”。三维立德中,明大德是要坚定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守公德是要遵守社会的公共制度、公序良俗;严私德是要在独处、与别人相处时把握自身认识和行为(慎独)。五育树人中,德主要体现为思想政治、道德品质、心理健康与法治意识;智主要体现为学科知识和基于学科的核心素养,不断增长知识见识;体主要体现为身心健康、掌握必要的体育技能;美主要体现为审美意识和能力,能够发现美、展示美、创造美;劳主要体现为劳动意识、精神与技能,能够热爱劳动、善于劳动、用劳动创造美好生活。三维立德与五育树人之间相互融合、互为支撑。

1. 办学方向:四为方针

学校改革和发展的基本方向是怎么举办、管理学校的问题。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是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的根本原则,是我国教育发展历程的正确选择和经验总结。[11]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提出了办学方向的“四为”方针,即为人民服务、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服务、为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服务、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其分别体现了教育的人民性、政治性、制度性和指向性,是新时代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的内在之义和必然要求,构成了各级各类教育办学的基本方向。

2. 价值导向:价值育人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集中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和愿景追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从小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只要是中国人,就应该自觉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的有机组成部分。[12]如何在中小学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四个导向、四个都要”的明确要求,四个导向即“记住要求、心有榜样、从小做起、接受帮助”,四个都要即“都要自觉加强道德养成,都要乐于学习、勤于学习、善于学习,都要把身心健康牢牢抓在手上,都要敢于面对各种困难和挫折”。如何在大学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三方向、四都要”的要求,三方向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坚定信仰者、积极传播者、模范践行者”,四都要即“勤学、修德、明辨、笃实,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成为自己的基本遵循,并身体力行大力将其推广到全社会去,努力在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实践中创造自己的精彩人生。”价值观教育强调知情意行的有机统一,将社会主义价值观内化为自身的知识认知和情感态度,外化为主动践行的意志品质和积极行为,不仅要入脑入心,还要知行合一。

3. 实施路径:三个进入

“三个进入”是推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三个进入”通过教育内容变化(课程教材)、教师教育培训(教师教学)、学生身心变化(知情意行)得以实现。《中小学教材管理办法》《职业院校教材管理办法》和《普通高等学校教材管理办法》明确提出,中小学教材、职业院校教材、高校教材必须体现党和国家意志和要求,展现国家和民族基本价值观。实现价值塑造,推进课程育人是课程教学的固有要求,提升教师素质和能力是关键,要从思想理念、选拔标准、培养管理等方面加强。[13]基于教育内容和教师教学的系统变革,通过学生身心、认知、情感、意志、行动的变化得到体现。

4. 教育生态:三全育人

我国教育进入从大规模走向强质量的关键期,教育品质的提升仅靠教育资源投入将很难达成高质量教育体系建设的宏伟目标,关键是教育的结构性系统性调整优化,塑造良好的教育生态。在教育生态塑造中,应该发挥学校教育的主阵地作用、校外教育的辅助作用、家庭教育的支撑作用,建立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相互协同与支撑的体系,其实质是推进全员、全过程、全方位的“三全”育人体系建设。因地制宜,建立三全育人要素之间的优化组合方案,全员方面使教师、家长和社会有关人员(媒体、教育培训机构)通力合作;全过程方面,将教育贯穿学生生活成长的每个阶段,形成紧密链条,环环相扣;全方位方面,从课堂内外到学校内外(学校、家庭、社会),促进学生品德、知识和能力全面发展,培养德才兼备的人。全员、全过程、全方位有机统一,形成系统、整体育人的体系。

(二)以教育评价改革推进教育供给侧改革

1. 改革教育评价制度,推进素质教育

教育步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深化教育评价改革具有导向意义。系统推进教育评价改革具有引领教育发展方向性调整、促进教育生态根本性变革、促成教育服务格局性重塑、推动价值力量凝聚性生长的价值。[14]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年的全国教育大会上明确提出“破五唯”,即坚决破除唯分数、唯升学、唯文凭、唯论文、唯帽子的顽瘴痼疾。在教育评价中,不能把分数、升学、文凭、论文、帽子当成唯一的评价标准,教育的关键是育人,形成高水平的育人体系,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依据《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的总体方案》的规定,德育注重平时评价、纳入综合素质评价,作为中高考录取的重要依据;体育纳入中考;美育、劳育要开齐开足有关课程,纳入中考试点。

2. 以考试招生制度改革倒逼教育改革

教育评价改革的关键是考试招生制度。教育实践中,只要不纳入考试的科目,往往会出现弱化、虚化、边缘化的问题。通过考试评价制度改革倒逼教育教学改革,招生制度改革倒逼学校发展模式的改革,成为教育教学改革的重要抓手。考试制度改革主要为增加考试试题的开放性,强调在模拟的真实情境中解决问题,取消考纲,避免单纯为了考试而教学。依靠课程标准、教材来进行教学,而不是对准考试进行教学;考试出题主要依据课标出题,教学和考试基于课标统一起来。通过“新高考”改革的纵深推进,打破传统的文理分科局限,给学生更多的科目选择权,推进高中教育教学的改革。改革招生制度,通过组合拳塑造多样化教育发展的新格局。优质高中招生名额分配到不同初中,以此推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生源均衡)。高校招生多元化改革,优化“强基计划”的实施,提高高校人才选拔的自主性;推进专项招生计划的科学实施,针对乡村地区、少数民族等特定地区进行招生,促进教育公平;规范特长生招生计划实施,加强音体美专长招生的操作机制建设,支持学生个性化发展;深化普通高考内容和结构改革,保证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公平。

(三)推进各级各类教育高质量建设和发展

1. 基础教育:全面普及与优质均衡

学前教育与高中教育作为非基本公共教育服务,其政策着力点在于全面普及,即面向全体人民提供高质量的入学机会,但并不是强制入学。义务教育作为基本公共教育服务,其政策着力点在于优质均衡。2022年,全国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2895个县级行政单位全部通过基本均衡发展评估,实现县域义务教育基本均衡发展。[15]优质均衡成为义务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新目标,推进基本公共教育服务均等化。经过3-5年的努力,在各省(区、市)创建一批率先实现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的县(市、区),为到2035年全面实现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奠定坚实基础。[16]

2. 高等教育:质量导向与良性生态

我国高等教育进入普及化阶段后,提升质量成为改革的政策着力点,其标志为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政策的颁行。同时,推进“双一流”建设评价主体的多元与互动、评价内容的全面与丰富、评价方式的科学与完善、评价过程的动态与理性,凸显评价的发展性功能。[17]推进高等院校学科、区域、领域的科学布局,强化高等院校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有机融合与相互促进,形成“双一流院校”、地方高水平大学、区域性高等院校各安其位、良性发展的新格局。

3. 职业教育:教育类型与体系建设

职业教育的改革路向是“类型教育”,建立立交桥式职业教育体系。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是两种不同教育类型,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和意义,这是新时代党和国家对职业教育的战略定位,确立了职业教育在整个教育体系中的独特重要价值。[18]职业教育是国民教育体系和人力资源开发的重要组成部分。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明确规定,建设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立校企合作的保障制度,健全职教投入和执法制度。[19]中职、高职教育阶段之上,大力推进应用技术型大学(本科)建设,保障职业院校学生有更多的机会获得学士学位。学士学位之后,逐步有序扩大专业硕士、专业博士的招生名额,形成中职、高职、本科贯通融汇的体系。同时,建立独立于中考、高考的职业教育考试与人才选拔制度,突破职校毕业生出口就业限制,健全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的政策体系。

(四)推进教育综合改革,建设协同性体系

建设协同性教育体系要求教育改革的综合推进。全面深化教育改革必然要求增进协同性,这是对教育创新发展要求的时代回应。以学科核心素养、关键能力的系统培育为着眼点和出发点,建设高质量的教师政策体系、推进教育内容的科学治理、系统开展文化育人、以学校章程建设为抓手推进学校治理的现代化。

1. 教师改革:推进教师政策变革

教师是教育的第一资源。切实提高教师的政治、社会、职业地位,是全国教育大会提出的鲜明命题,也是教师队伍建设的核心目标。如果教师队伍质量不高,教育资源将失去能动的主体。《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是教师政策的基石,1993年颁行的教师法正处于修订之中。教师法修订草案对影响教师教书育人的关键性因素进行了系统改进,尤其是对教师的身份地位、经济待遇、职称发展、教育管理等进行了全面修订,为高质量教师队伍建设奠定扎实的制度基础。在教育硬件建设达到基本标准之后,关键是推进教育资源向教师队伍建设投入,以政策变革为牵引,建设教师强国,支撑教育强国建设。

2. 教育内容:三级课程分类管理

课程与教材是教育内容的主要载体,优化国家、地方和校本三级课程分类管理制度。“三级课程管理”与我国的教育治理体制机制相匹配。国家课程是国家制定的基础教育必修课程,是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基础课程,要求开齐开足、保质保量;地方课程是地方教育主管部门根据本地实际或特殊需要而开发或设计的课程,应体现地方特色、因地制宜,培养适合并引领区域发展的人才,要求规范发展、加强管理;校本课程是基于学校历史、文化和传统而开发和形成的学校本位课程,培养具有学校特点特色的人才,要求体现特色、严格管理。教育内容以国家课程为主,地方课程为辅助,校本课程为补充,构建相互促进的三级课程体系。推动三级课程整合,学校应创新管理机制,以课程改革带动学校发展。[20]对应三级课程管理体系,塑造国家教材、地方教材、校本教材三级教材协同管理体系,国家教材的管理导向是“明确”、地方教材的管理导向是“规范”、校本教材的管理导向是“严格”。

3. 教育设施:浸润式的文化育人

教育设施建设进入软性设施建设的新阶段。学校文化是以文化人、以文育人,推进文化自信的基础。学校文化建设要求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在课堂教学与教育管理中的有机融入与相互支撑。从文化传承创新的本质属性和学校育人的规律出发,理念、政策、管理、策略与保障是学校文化建设的关键要素,每个要素既相互独立、又彼此关联、相互支撑。学校文化建设是办学理念体系的凝练和表述,把办学理念体系落实到教师、学生、课程、课堂、管理和学习空间建设中。[21]学校文化建设要坚持以人为本、科学设计、因校制宜、传承创新,避免见物不见人、脱离办学条件、缺乏主体参与等问题。

4. 教育制度:学校章程建设执行

学校章程是学校管理的“宪法”,是落实办学自主权,建立现代学校制度的基本抓手。学校章程建设的核心是“一校一章程”,突出适切性、科学性和特色性,推进教育治理体系和能力的现代化。对教育治理现代化问题的关注与讨论,集中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政策主张后。[22]教育治理体系现代化基本特征为:制度化、民主化、法治、效率与协调,以及公平性、开放性、多元性、生态型等。[23]其抓手为学校章程,学校通过章程进行自主管理,发挥办学主体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建设依法办学、自主管理、民主监督、社会参与的现代学校制度。[24]推进学校章程建设,关键是提高认识,制定具有学校特点、传统和特色的章程,通过资源配置、能力提升、监督检查、评估改进等促进章程实施,改进教育治理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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