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知识系统是复杂社会系统一个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受到知识逻辑和社会逻辑的双重约束。民初，随着新式知识体系的持续引入和新式学术机构的陆续涌现，中国的知识系统也开始实质性的现代转型，个体化的知识生产日渐逊位于有组织的科研活动，制度化科研成为许多名校的普遍特征。由于一战期间军事需求等因素的推动，团队化研究在主要先进国家迅速成为常态，知识国家化成为世界性潮流。1931年起，由于苏联因素影响，“计划科学”成为一个全球性的新议题。尽管各方人士对此进行了激烈争议，但大科学体制在越来越多的国家成为常态。中国迅速跟进，中研院堪称范例。中国从1942年开始出现多次计划科学的构想，在随后原子能研究中有初步尝试。这些构想在1954年开始的重点大学建设及1956年启动的科技发展规划中成为现实，并彰显了巨大效应。这一进程浓缩着中国知识生产系统的跃迁，也折射着现代中国与世界的深刻变革，并对未来产生了深远影响。
关键词：知识生产；计划科学；大科学体制；学术独立；知识国家化；社会工程
知识生产是人类一种重要的认识和实践方式，反映着人类形塑自我和介入世界的探索。作为一个东方大国，中国在20世纪的知识生产具有某些普遍性，也因其社会土壤和时代情境而呈现出某些独特的面向。与20世纪初中国的知识生产系统相比，20世纪末以来的中国知识生产无疑有了质的差异。这种强烈反差，可谓是一道非常奇特的历史景观。然而，这一变化是如何发生的，对此，则充满疑团。国内外学界尚未有系统研究，纵或偶有论列，亦均为零星的提及。极个别相关讨论，也仅限于对特定个案（如事件、人物、机构、项目）的研究，且大都是短期的、片段式或局部性的考察，缺乏全球视野和长时段的眼光，无法进行整体观照和融贯性的分析。鉴于此，本文拟扎根全球史，以时间和问题为线索，统揽结构、制度和事件等维度，通过时间序列分析和过程—事件分析，回溯上世纪中国知识生产系统的演化脉络、基本特征、内在张力和动力机制。
一、“计划科学”与“举国体制”的全球扩散
学术是人类共同的事业，并在近代成为一项真正全球性的事业，彰显着人类生生不息的智识活力和普遍主义的价值追求。在不同时代、不同国度，历来有许多学者致力于知识探索，并以此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增进人类福祉。在此方面，东西方各国均进行了重要努力。17世纪，科研的组织化初见端倪。法国率先出现了专业的科研机构巴黎皇家科学院，以组织的力量开始职业化的近代科学研究。这一强有力的科研组织方式引领了当时的世界潮流。但高校的有组织科研迟迟未能起步。19世纪洪堡大学成立后，该校教授领衔的科研工作成为有组织的科研的早期范型。这种模式逐步扩张到许多国家，但仍主要限于高校或科研机构的范围，基本上未出现国家层面的有组织的科研。
一战中，许多新式科技大显身手，其中航空和雷达技术等的惊人威力给世人留下深刻印象。各国开始越发重视科技。航空学科尤其迅速成为许多国家优先发展的重点，在德、英、法、美等国都突飞猛进，随后在苏、日亦有显著推进，在中国等也有所跟进。德国成为世界航空学科的中心。其中冯·卡门(Theodore von Kármán)取得巨大成就，他在30年代移民美国，促成了国际航空学科中心的洲际转移。此君以加州理工学院为阵营，极大地引领了美国航空学科发展和相关知识的国际传播。他在二三十年代还直接指导了日、中、苏等国的航空学科发展。
面对这种日趋激烈的知识角逐，个体化的科研工作已难以应付形势需要，团队化的探索或有组织的科研在越来越多国家成为普遍现象。这首先出现在欧美，随后扩散至苏、日等国。在科研的组织工作方面，苏联属于后来者，其表现却一度最抢眼。1928年，苏联编制了国民经济建设第一个五年计划，着力以国营方式快速推进以重工业为重点、以国防为导向的工业化，这使其经济在短期内得到迅猛发展。1932年，该计划基本完成。苏联国力大增，呈现一派欣欣向荣之象，这与自由经济体制下资本主义世界在经济危机所遭受的煎熬形成鲜明对比。此时英美等老牌西方国家在经济大恐慌中“都显得很没落”。苏联重工业建设所取得的成就极具冲击力，世界各国纷纷关注其经济建设，特别是“计划经济”的模式。英国尤为突出，大量一线科学家纷纷卷入其中，由对“计划经济”的关注进而发展为对科学的社会关系的讨论。兼之英国也发生了关于战后重建计划的广泛讨论，由此形成一场轰轰烈烈的运动。一批左翼学者如剑桥大学的贝尔纳((John D. Bernal)、李约瑟(Joseph Needham)等更是极力渲染苏联计划的优越性。
1931年，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计划研究工作负责人布哈林着手为下一个五年的科学研究制定计划，同时开始研究“科学计划”的相关问题。是年4月，布哈林主持召开科研工作规划会议时作了题为《论科研工作的规划》的报告。他认为科学有五个方面可以进行规划，并指出，最高计划机关只对科研工作的“基本方面”作出规定，计划须有一定的“灵活性和弹性”。两个月后，布哈林率团参加伦敦第二届国际科学史大会。苏联代表团在会上的报告激起了强烈反响。布哈林在报告中表示，苏联所实行的是新的社会主义经济；这是一种新的经济系统，它诞生了一种新的文化、新的科学、新的生活方式。他在介绍计划经济外，还首次在科学家面前提出了“计划科学”的概念。其观点很快引发各方激烈争论并产生巨大反响。1931年以后，《自然》(Nature)杂志陆续出现了一系列诸如“科学的社会关系”“科学与政府”等主题的文章。1940年底，该杂志发起科学家讨论“科学、计划与自由”的话题。在自由主义思想渊薮的英国，科学家群体内部进行了长期的激烈争论（当时西方科学家以左派人士为主体）。双方各具拥趸，支持者以贝尔纳为代表，反对者则以波兰尼为代表，史称“贝—波之争”。支持者认为“计划科学”是改善人类命运的有效途径；反对者则辩称，“计划”会破坏自由研究，阻碍科学发展。这种论证波及全球，东西方许多国家都产生了不同的反响，直到二战末期才稍有消停。1939年，贝尔纳的力作《科学的社会功能》问世后，更是助推了这一论战。但不可否认，这一思潮与之后其他各国科学的计划化不无关系。
这场争论也彻底改变了世界对科学的认知。从此，以科学服务现实，日渐成为各国政府的共识。无论人们如何看待这两种迥异的思潮，事实上计划科学都已经日渐扩散，世界各国都在不同程度上走上了计划科学之路。无论是中国学界所关注的日德式、苏联式样板，还是被认为不太适合中国国情的英美式范本，都已兴起“大科学体制”，跨学科跨部门的大规模学术合作日渐普遍。在发展许多重大项目的过程中，国家的力量得到充分的表现。众所周知，二战后不久，美国政府批准了范内瓦·布什(Vannevar Bush)的报告《科学：无尽的前沿》(Science: The Endless Frontier)，以支持基础研究。这项支持波兰尼所谓纯科学研究的工程，恰是一个庞大的“计划”，而这正与贝尔纳最初的建议隐然吻合。
事实上，为完成重大任务而设立特殊机构的“举国体制”不仅曾出现在实行计划经济的苏联，也出现在向来“信奉”市场经济体制的美国，而且多次扭转了美国的“国运”。美国虽实行资本主义市场体制，但每次遇到危机，都会设立此类机构来完成具有战略意义的重大任务。据称，美国从加入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至少先后设立了3个特殊机构：战时生产局(War Production Board)、曼哈顿工程区(Engineering Division)和国防先进研究计划署(Defense 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s Agency, DARPA)，随后又成立了专门负责太空任务的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
尽管美国决策层在 1939 年10 月就决定建立专门的“铀委员会”来推动原子能发展，但研究的主要方向是核物理科学和基础性材料技术。在战争迫近的 1940 年，MIT 的工程师和科学家范内瓦·布什成为罗斯福总统的科学顾问，他与同事们在 MIT 设立了研究雷达的辐射实验室。为完成紧迫的任务，该实验室创造出“有联系的科学和技术挑战模式”，并成为其他实验室的模本。布什在战争期间又创立了美国科学研究局，动员科学家为战争服务。在关键时刻，美国紧急创设了战时生产局，由其全权负责协调全国的经济生产活动，把市场中分散决策的私人企业迅速动员到统一规划的战争生产计划上。此举在极短时间内扭转了美国战争生产能力低效的局面。这一机构成为美国赢得战争的关键之一。而被视为“大科学”典范的，则是其“曼哈顿计划”。1942 年，由美国总统直接领导的“最高政策小组”决定指派陆军工程兵团负责原子弹的生产工作。是年6月，罗斯福批准核武器计划报告，同意设立曼哈顿工程区来执行原子弹计划。举全美之力实施的“曼哈顿计划”用时超过 3 年，耗资至少20亿美元。随着曼哈顿工程的展开，许多在自由探索中悬而未决的科学研究才取得突破。
作为首个实行计划科学的国家，苏联也紧跟着启动了原子能研制工作。美方1945年的资料显示，有12.5万人参与了“曼哈顿计划”。1949年苏联的数据则表明，仅参与工程建设的劳力就达234250人；从事核武器研制、运输、储存等工作的人员也有数十万，规模远超曼哈顿工程。1947—1949年苏联核计划的总开支为145亿卢布，折合14.5亿美元（按1936年苏联官方公布的汇率算）。苏联的核工业体系规模巨大，形成了几个核工业城。1948—1950年间，其高校培养的工程物理、核物理及放射化学等学科的人才就达4600人。截至1949年10月9日，第一管理总局中央机构的人员有1746人，下属企业、厂矿等工作人员达237878人。工业建设管理总局参与第一管理总局下属核工程建设的建筑工人达234250人。如此浩繁的巨型工程，若非举国之力，实难想象。而若无此工程的成功，苏联当时的国势很可能两样。进入50年代后，苏联还开启了新的大科学工程。1956年，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加速器即将在苏联杜布纳投入运行，苏联成立了有12个社会主义国家参加的联合原子核研究所。王淦昌、周光召、何祚庥等中国科学家来到了该所，其中王担任高能实验物理研究组组长，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并发现了反西格玛负超子。这一重大的科学成果在圈内引起轰动。1958年中苏关系破裂后，中国科学家不得不陆续撤回国内。苏联还通过举国体制于1957年10月率先成功发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开创了人类航天的新纪元。
日本方面也实行了类似的科技体制。日本于1907年在中国东北设立“满铁中央实验所”。于1935年在长春成立的“大陆科学院”，在1942年发展到17个研究室、1个分院，在册职工808人。其规模之宏大，数倍于中国顶尖学术机构中央研究院及西南联大。该所还通过“举国体制”，“使科学研究加以综合集中化”。在二战期间，除美国在研发原子能之外，英国的卡文迪许实验室、法国的居里实验室和德国的柏林达列姆威廉皇帝化学实验室，也都在竞相开展同类研究、抢夺国际前沿，而且都是集中国家精英力量来开展工作，可谓举全国之力。在同一时期，国民政府方面也有所动作，中央研究院的因应乃是显例。各国的这一系列探索，都可谓非常时期的非常之举，然而，这一特殊状态此后逐渐常态化。
综上，“计划科学”的概念正式出现于1931年，40年代后期已扩散到全球。它往往表现为大科学体制，成为许多国家重大工程的实施模式的“标配”；特别是在筹办研制原子能等重大工程时，迄今为止的几乎所有国家都不约而同地采用了“举国体制”。此模式的出现和扩散当然与苏联因素有关，但无疑也与各国对效率和可控性的迫切需求有关，与其对危机和不确定性的防范意识有关。当然，这本身也与“国家”形态的裂变有关。近代以来，“国家”本身发生了剧烈嬗变和深刻转型，它日益成为“‘所有事物聚集在一起’的中心点”。国家越来越成熟，日趋“自然化”，日益成为“充满活力的和有效力的……具有主导性的中心”。在此条件下，国家直接深度介入知识生产，也就势所必然。
二、“集众式”科研工作在中国的兴起
中国是世界现代化浪潮中的后来者。现代科学在中国起步明显晚于西方，发展程度也相去甚远，但其发展历程亦颇具特色。1921年以前，中国高校为数有限，且基本上没有制度化的科研活动。此时，新式科学研究主要分布于实业部地质调查所和中国科学社等极个别机构。它们皆非高校或独立的科研院所。这种情况也造成了这些机构及其所属学科的先发优势，使地学与生物学这两个地方性学科成为中国最早发展起来的现代学科。1924年，中国科学社还出版《发展中国科学计划书》，提出了发展中国科学的计划。
稍后一段时期，尽管部分知名高校如北京大学、东南大学等出现了零星的科研工作，但主要是参照域外学术的附随性研究。直到20年代末，科研工作才在中国渐成气候。这主要表现为一批专业的文教机构的成长，尤其是1928年成立的中研院及同期崛起的以北大、清华为代表的一批名校。自此，原创性的科学研究从个别老牌科研机构逐步向高校扩展，出现了一系列研究型大学。中国出现持续的制度化的科研活动，科研的体制化达到新高度。由此，知识生产方式及其管理就成为一个新的议题。“中国的兰克”傅斯年执掌的中研院史语所在这方面可谓开先河。傅于1928年宣称：“历史学和语言学发展到现在，已经不容易由个人作孤立的研究了……集众的工作渐渐的成一切工作的样式了”。傅所领导的多学科“集众式研究”，将新的知识生产方式引入中国，这对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几乎是前所未有的探索。他领导下的史语所设立了语言、历史、考古等三组，开展了一系列高水平的工作。殷墟的发掘成为举世瞩目的重大学术工程，在国际上影响巨大，在伯希和力荐之下获得1932年度的儒莲奖(Prix Stanislas Julien)。这是全球首个获得该奖的学术机构，也是中国学术成果获得该奖的开端，对近代中国的人文学术研究具有历史性意义。史语所的这种工作模式产生了深远影响，科研的分工合作日渐成为一种常见的知识生产方式。顾颉刚在30年代编《禹贡》时亦表示：“我们不求个人的成名，只望团体工作的确立。”另一个标志性事件则是1932年启动、由军方牵头、诸多名校竞标参与的航空工程研究。上述二者堪称中国科研团队化运作的早期范例。1935年，中研院在拟定新的工作计划时，也出现了明显转向，学者的个性化学术兴趣已逐步让位于组织需求，最后又更多地服从于国家战略需求。于此，个人、机构与国家之间的张力体现得非常明显。内中的许多决策，都是在时间和资源有限的条件下不得已的抉择，但由此促成了项目制的兴起。此亦其客观收获之一。从日后二十余年的历史来看，真正对全国科学计划具有较大影响力者，的确当首推中研院。作为当时的中央直属机构，它也是兼科学研究和联络、指导、奖励诸任于一身的最高学术机关。同样，在清华大学，物理学界“第一把手”吴有训于1929年建立中国首个近代物理学实验室，进行X射线研究。其团队有多名研究人员，并持续壮大。对高校科研的团队化运作来说，吴的团队可谓开先河。全面抗战前夕，许多学会开始相互联合，促进不同组织或学科领域的工作协同。这表明中国的科研工作已逐步超越个别机构的畛域，迈向更大范围内的统合，其组织化程度进一步提升。到1930年前后，尽管中国已陆续出现一系列学术研究的平台(如高校、科研院所、学会等)，然而个体化的科研仍处于主导性地位，多数科研活动尚未被纳入严密的现代体制、进行高度的体制化，有组织有计划的科研活动仍是少数。
20世纪30年代以后，世界性的社会动荡和经济大萧条使西方的种种社会矛盾日趋尖锐。而苏联作为新兴国家，却通过计划经济取得了巨大的工业化成就，表现出充分的活力。这种强烈的反差形塑着世界思潮和世人对许多问题的认知。在此背景下，国民党再没有跟随英美而是效仿苏联的体制，便不足为奇。“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危机空前严重。为了救亡图存，越来越多的人关注苏联经验，甚至主张“以俄为师”。中国思想界于1932年开始关注苏联经济建设成就。尽管中国主流知识界以自由派为主，与英美等国有更多的精神联系，然在当时形势下，许多人无疑对苏联表现出更强烈的兴趣，相当多的自由派人物将视线由英美转向苏联。与美国关系密切的国民党当局也对几乎有赶英超美之势的苏联的动态多有措意。许多自由派知识分子也纷纷抛弃前见，转而推崇苏联建设成就，不少人还力主学习其五年计划建设模式。1932 年12 月，清华教授蒋廷黻提出，中国应派人赴苏考察，“苏俄的经验可资借鉴者正复不少，计划化的经济是其最大端”。
在民族危机的催逼和域外榜样的影响下，从30 年代起，饱受内忧外患之苦的国人纷纷关注苏联“计划经济”。中国朝野各界逐渐掀起一股“计划经济”思潮。思想界也兴起一股浓烈的“国家经济干预论”思潮，人们普遍认可统制经济或计划经济，甚至出现“人才统制”“教育统制”的呼声。国人对计划的理解，也从经济领域迁延至知识生产领域。许多人视其为济世良方。素以自由派领袖自居的胡适，1934年感叹道：“一个国家能养三百万不能捍卫国家的兵，而至今不肯计划任何区域的国民义务教育，这是最大的耻辱”。罗家伦亦表示“实施计划教育，对于全国人才之需要……及其支配之用途，国家应有整个之打算”。何清儒提出，中央各组织“应对于全国现今及将来逐年增加的人才需要，有整个的计算。然后根据这计算筹划人才的养成和分配”。1934年，时任教育部长王世杰在接见学生代表时，亦坦承“教育统制是为教育部之责任”。在时人看来，自由资本主义道路不适合中国经济发展的需要，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模式是中国可资借鉴的榜样。1933年，国民政府接受了“部分计划”的统制经济论。1937年，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通过《国防经济建设案》和《中国经济建设方案》，宣布“中国经济建设之政策应为计划经济”。1938年，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指出，“抗战期间，关于经济建设，政府必当根据民生主义之信条施行计划经济”。其五届六中全会通过了“统一关于经济资源之调整研究、具体设计，籍树立计划经济之基础以利建国案”。对“计划经济”的钦佩，强化了国人对“计划科学”的认同。由此，“科学计划”在华逐步萌生，知识国家化的态势愈显强劲，当局对知识系统的介入及大学国立化热潮持续推进。然而，计划科学的正式出现尚在数年后。
三、中国“科学计划”的谋划与夭折
约在 1942年，加州理工学院博士、时任中研院化学所所长吴学周受中研院评议会委托，拟写了《我国战后科学研究计划刍议》（以下简称《刍议》），讨论战后中国的科研建设问题。从其定位看，它基本上可视为一个国家科学发展规划。《刍议》中大量运用布哈林及贝尔纳关于“计划科学”的理论（强调各方“合作”），同时也吸收了波兰尼关于科学自由的相关理论（关注“自由”）。《刍议》提出，根据形势需要，有必要邀“科学家拟具全国科学研究计划”。这或许是中国科学家首次运用计划理论对科学发展进行“计划”。其中的许多思路在当时并未实行，但在日后新中国的科技发展中却得到很好体现，并产生了深远影响。值得注意的是，在日趋密切的国际交流中，国际上有关思潮和人物的影响也直接投射到中国的计划科学之中。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英国亟需推荐工作人员来中国加强交流。计划科学的拥趸、英国文化委员会科学处处长葛罗瑟(James G. Crowther)推荐了李约瑟；后者遂来华任职并于1945年为中国政府编制了一份科学发展规划，从诸多方面为中国战后科学发展指路。
1946年，蒋介石要求教育部与中研院针对“今后发展应用科学之步骤”会拟十年计划及逐年进度呈核。教育部召集中研院及各科专家经“详慎商讨”，最后形成《发展应用科学十年计划（草案）》并于当年12月呈蒋鉴核。该计划被认为是目前最早的一份由政府出台、采用此种规范称谓的计划。这堪称民国时期官方科学计划的一个代表。该计划建议成立由各方要人组成的“科学技术指导委员会”。它将人材分为“普通人材”（技术人员）和“基本人材”（科学理论研究人员），而其重点在后者。这一草案反映出学界与当局在认识上显然有别：蒋介石政府要求的计划对象是“应用科学”；教育部和中研院及各科专家却认为“理论科学为应用科学之基础，欲求应用科学之发展，必同时注意理论科学之研究”。他们积极呼吁“成立一个专门负责拟定科学发展计划，培植‘基本人材’的机构”。并表示，“此计划如被采纳实行，五年之后，我国即可有四五个完善之大学及一二个完善之研究院，而我国应用科学之基础亦可奠定矣”。此种表态，无疑体现着学界及学术行政界对未来学术独立的规划。
1945年，原子弹爆炸后，各国深感震惊，并意识到原子时代已然来临。国民政府旋即积极寻求机会开展原子能研究，决定派出吴大猷、曾昭抡、华罗庚三位科学家赴美考察，并要求其各推荐两名助手同去。吴推举了李政道和朱光亚。到美后，美方并不对中国人开放相关技术。这几位科学家只得担任访问学者，并将学生送入各校深造。
当时作为国家最高学术机构的中央研究院，最早对原子核物理的发展作出了反应。中研院总干事萨本栋向蒋介石提出了设置近代物理研究所的方案，以进行原子能和微波这两个二战期间的“明星”项目的研究。但得到的答复是“暂时缓办”。1946年，萨接任物理所代理所长职，他对该所研究计划作了重大调整，新开了原子核物理和电子学两个研究专题。萨还联合赵忠尧，加强中研院与中央大学的密切合作，推动原子能研究。1946年7月，美国在太平洋上的比基尼岛进行了第二次原子弹试验，美国政府特邀英、法、苏、中等四大盟国各派两名代表前往太平洋观“战”。时任外交部部长王世杰要求中研院和军政部各派一名专家前往，中研院派了物理所兼任研究员、中央大学教授赵忠尧。赵由此成为中国首位亲见原子弹爆炸的人。他为此深受震动。行前，萨本栋特让赵带上5万美金顺便在美国采购核物理实验设备。赵抵美后，因经费支绌，干脆“滞留”美国，辗转于加州理工学院和MIT等校“打工”和学习，终于在1948年冬基本搜集到了这些器件。
1945年9月6日，胡适被任命为北大校长。9月19日，理学院院长饶毓泰提出发展北大理科和工科的建议：“今自原子炸弹成功，原子核物理之研究有不容一日缓者，张文裕先生在此方面有独立研究经验，成绩甚佳，拟请其加入北大。彭桓武君……与马仕俊、张宗燧三人为吾国研究原子核理论之最有希望者”。胡任北大校长后，于1947年7—8月间致函白崇禧、陈诚，请他们从国防经费中拨专款资助北大建立原子核研究中心，他认为这是“一件关系国家大计的事”，并“提议在北京大学集中全国研究原子能的第一流物理学者，专心研究最新的物理学理论与实验……以为国家将来国防工业之用”。他关注的人选包括钱三强、何泽慧、胡宁、吴健雄、张文裕、张宗燧、吴大猷、马仕俊、袁家骝，“以上九人，可谓极全国之选”。前述学者均任职于美、英、爱尔兰的学术机构。“我们决定把北大献给国家，作原子物理的研究中心。人才罗致，由北大负全责。”他希望对方指拨50万美元购置设备，并表示这是“为国家科学前途计”。胡显然力主把北大物理系建设成为中国原子能研究中心。傅斯年当年在中研院所率先力行的集众式制度化科研，至此已正式升级为胡适主导下的新北大(此前由傅代理校长)的“举国式”知识生产模式。由此，中国知识生产史的一个重要裂变已基本成型。
当局其实亦曾有此意。1946年6月，国防部设立原子能研究委员会，与此前成立的国防科学委员会合作进行原子弹研制。蒋介石指示拨款50万美元。1947年4月，国防部长白崇禧向蒋介石呈请拨款240余万美元创设原子能研究所，蒋暂未允。胡适此时提出将北大物理系建设成为原子能研究中心，正好切合了国民政府特别是白崇禧之意。但学界和军方的关注点并不一致，且局势动荡，自然未能获批。饶毓泰开启、胡适具体操办的将北大建设成为中国原子能研究中心的梦想终成泡影。
显然，在当时的条件下，中国不可能具备足够的力量顺利开展原子能研究。在此进程中，不同方面的竞争和博弈也颇为明显，这牵涉到复杂的人才争夺。南京和北平两大学术中心之间的竞争尤其突出，而这种争夺又集中在对有数的杰出科学家等稀缺资源的竞争。这也决定着牵头组织原子科学研究中心的主导权问题。在当时各校竞争激烈的形势下，显然难以默契合作。1947年起，梅贻琦即邀钱三强回清华任教，稍后，胡适也代表北大发出邀约。钱接受了清华之邀，不得不退还了胡适的聘书。1948年3月，已名扬世界的钱三强致函梅，表示了其归国后致力于原子能研究的计划，并“极力拥护在北平设立一联合原子核物理中心之计划”，“自原子核物理发展以来，学术研究规模亦远超于前”，今后学科方面应寻求合适的“发展方式”。此间，南京的学术圈亦对此多有关注。如中研院的萨本栋及中大的吴有训、赵忠尧和施士元等，均对此颇为热心。萨、赵曾数次来函约钱归国后在宁任职，钱“皆婉辞”。不过，钱认为中研院与中大“之合作方式似可借鉴”，“教学研究合而为一……以规模而论，中央拟组织之中心”与其“预想中之计划亦颇相合”。因此，他建议利用北平学术机构多的优势，推动清华、北大及北平研究院等机构开展联合研究，尽快取得成效。而在此期间，彭桓武也从欧洲归国。当时中国尽管人才仍相对有限，经过多年积累，原子能研究方面亦略有家底，然从欧洲学术中心回到国内名校的钱三强，很快颇感落差。他坦言“欧洲科学研究之组织，已日趋完善”，中国虽不乏优秀人才，但没有得到良好组织和充分利用，“科学界的情形与若干年前没有多大区别”。中西之间在知识生产范式上有代差。钱三强认为，“大规模集体而民主之研究之重要，在欧洲朝野已视为唯一目标。”无疑，当时学术发展的最大困难之一正是缺乏有效的组织，难以开展大规模工作。这显然不足以支撑原子弹的研制工作。赵忠尧此前通过考察美方的原子弹试验也惊觉，国内的许多研究早已落后，“与先进国家的差距，正呈几何级数地拉大”。更重要的是，北平积极筹备以待钱三强北上主持研究中心之际，美国大使馆获悉情报后立即致电萨本栋，“有报告说，北方一组科学家要求中国政府允许在北平建立原子能研究中心”，并要求萨提供“真实情报”。由此，被寄予厚望的“北平计划”在重压下胎死腹中。1948年底，钱又向何东昌商询推进原子能研究事宜，何建议暂缓。然而，许多有识之士对此事业的酝酿并未就此中辍。此间，学界仍做了许多基础性工作并颇有成就，培养的许多人才日后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发展“大科学”的同时，有关方面也在积极推动“大大学”建设。1945年9月，冯友兰撰文表示，中国迫切需要实现“知识上的独立，学术上的自主”。他建议集中力量将基础较好的几所大学办成真正的学术中心即“大大学”，“替国家定下知识学术独立的百年计划”。此建议与胡适稍后提出的“十年计划”高度一致。1947年9月，胡适发表《争取学术独立的十年计划》，认为中国教育应“有一个自觉的十年计划……要在十年之中建立起中国学术独立的基础”。其近期规划是十年内分两步走，“集中国家的最大力量，培植五个到十个成绩最好的大学……使他们成为第一流的学术中心，使他们成为国家学术独立的根据地”。“大大学”和“大科学”已成为当时的大趋势，然此须有相当的基础条件。只是，在当时战乱频仍、国力衰微的情况下，几乎没有现实的可能性。1951年，在院系调整前夕，费孝通等清华学人还提出“大清华”计划，欲将学校系科大幅扩充，但此计划最终未能实现。
四、“大科学计划”之重启及其实效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科学发展进一步被纳入国家运作的轨道，学界逐步服膺“人民科学”的理念。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计划科学”由理念变为客观事实，并派生出一系列制度安排。
新中国初期的科学体制深受苏联影响。按照“人民科学”的指导方针，政务院文教委对新成立的中科院明确下达了基本任务，要求根据近代科研的趋势“作有计划的理论与实验的研究，以期赶上国际先进水平”，“强调科学研究的计划性与集体性，以加强各学科研究间有机的联系”。中科院的其他几位副院长如竺可桢、吴有训、李四光等也深刻反思过去“为科学而科学”的思想，强调要让科学为人民谋福利。无论如何变革，中国有识之士对许多新兴学科和前沿问题的关注仍一如既往。其中，就有一度形成热潮的原子能研究工作。
从“一五”计划开始，中国大规模经济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为加强科研工作，中国科学院于1955年成立学部；1956年1月，中央召开知识分子问题会议，部署制定《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下称《远景规划》）；5月，周恩来在中南海招待参加全国科学规划工作的300多名科学家，勉励他们争取在十二年内使我国重要的和急需的科学技术部门接近或赶上世界先进水平。他强调：要尽量采用世界先进技术，瞄准当时的新兴科学、新兴技术，不失时机地“迎头赶上”。在中央指导下，各方开始编制该规划的修正草案。在周恩来直接过问和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负责人陈毅、李富春、聂荣臻等具体领导下，经过来自23个单位的787名科学家半年多努力，该草案终于在1956年12月编成。该草案共确定57项国家重要科学技术任务和616个中心问题。在此基础上，规划精选出有全局性意义的12个重点，在人力、物力上予以优先保证。对某些特别重要而在我国却很薄弱甚至空白的学科，规划采取了紧急措施，如发展计算机技术、半导体技术、无线电电子学、自动化和远距离操纵技术；加上当时保密的原子弹和导弹研究两项绝密任务，共6项紧急措施，构成中国发展尖端技术的关键措施。规划的制定和实施，奠定了中国科技发展的组织机构基础、队伍基础和学科基础。由此，许多高新科技如原子能、喷气技术、电子计算机、半导体和无线电电子学技术等，得到了迅速发展；在传统科学技术领域，也开辟了新的课题；一系列新兴工业在中国大地上开始建立。这一规划显著推动了学科建设和研究队伍发展。内中物理学科的规划包含了10余个分支学科，其中有原子核物理和基本粒子物理等3个重点学科。循此，中科院也相继成立了一批物理学专科研究所。所有这一切，都为中国科技发展和国家建设奠定了一定的基础。这种尖端科技的发展，还需科研部门与其他行业的协调与配合，特别是需要与教育的融合。而这种融合，在很大程度上又依赖于高校。在编制并实施《远景规划》的同时，中宣部等有关部门也联合编制了《1956—1967年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规划纲要（修正草案）》，对100多个重点学科领域作了规划。
1949年后，由于国家“全国一盘棋”地进行持续的机构重组和人才调动，北京成为全国遥遥领先的学术重镇和高级人才最密集的地方，而新成立的中科院则迅速成为中国学术的“火车头”。大量科研工作和科研骨干逐步从高校转移到庞大的中科院系统，国家的科研职能也基本转入其中。以新兴的原子能学科为例，1955年中央作出发展原子能事业的战略决策后，多个中央部委从全国各地调集人才充实研究队伍，加强人才培养。1950年，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成立，国家将全国各地的大量优秀学者调集其中。其所长钱三强，副所长王淦昌、彭桓武，均为当时国际知名的核物理学家，研究人员则有赵忠尧、何泽慧、邓稼先、杨澄中、杨承宗、胡宁、于敏、谢家麟等。这些人才储备为日后的尖端科技发展奠定了基础。在1955年的学部委员遴选中，数理化学部有48人膺选，钱、王、彭、赵4人均在列。至1959年，该所直接从事研究的人员达1493人。据不完全统计，在1959年至1965年7月间，该所为高校培训科技人员1185人（而作为两个最重要的教学重镇，北大、清华在该学科的教授，直到1957年，总计仍不足10人）。1952年10月，实际负责工作的王淦昌主持制定了该所1953—1957年第一个五年计划，明确规定了该所的主要方向、任务及各方面的具体目标。这涵盖了核物理、放射化学、宇宙线研究、理论研究等方面；其中核物理方面包括“加速完成粒子加速器和探测器，逐步开展原子核的基本研究，并为原子能的应用准备进行工作”。
在科学规划的过程中，曾牵动无数人心的原子能研究事业再次被提上日程。这一计划始终被最高决策层列为“一号工程”。1955年1月，周恩来由薄一波陪同，同李四光、钱三强谈话，详细了解了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的相关情况。次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李四光、钱三强等也参加。会上，毛泽东作出了发展原子能事业的战略决策。科学界决定学习苏联，发扬“大协作精神”来达成目标。为开创和发展原子能事业，急需培养大批专门人才。为此，1955年初，中央指派刘杰、张劲夫、钱三强、蒋南翔、江隆基等8人组成培养核科技人才的教育领导小组。经国务院批准，由蒋南翔和钱三强负责，在苏联和东欧的中国留学生中挑选相关专业的学生，安排其学习核技术和工程专业。1955年5、6月间，国务院三办选派一批党政干部到北大；7月，国务院决定在北京大学建立培养核科学人才的单位物理研究室，靠挂在物理系。同期，周恩来批准钱三强等人的建议，抽调浙大、东北人大、复旦的胡济民、朱光亚等到北大，参与创办技术物理系，并组建了强大的师资队伍。由此，胡济民、虞福春、朱光亚等著名核物理学家和骨干教师集中在北大开展筹建工作。同时，有关部门还派人在北大、吉大、南开、复旦、南大、武大、中大等校物理系选调学生。在此期间，清华大学也自告奋勇地申请创办工程物理系，得到国务院批准。从此，北大建立了由胡济民、虞福春、卢鹤绂等领衔的技术物理系，清华也创建了何东昌执印的工程物理系，二者各具特色。1958年，聂荣臻提议，并在周恩来支持下，中科院创办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采取系所结合的办学方针，由近代物理研究所负责办近代物理系和近代化学系；其主要带头人是赵忠尧、杨承宗等。是年，近物所由十几人发展到百余人。北大、清华与中科院这三个最重要的科研中心紧密合作，构成了一个学术轴心，相互促进，硕果颇丰。另一个重要基地兰州大学，也在积极开展工作。
为研究和解决高校中原子能方面的干部培养问题，1955年9月—10月，蒋南翔率中国高等教育考察团访苏（代表团成员有周培源、钱伟长、胡济民等），并特别访问了苏联原子能研究重镇莫斯科大学等机构。访苏归来后，蒋于11月向高教部呈报了访苏报告。他在报告中请求上级部门“给予大力支持，以便集中力量，首先把北大和清华的新专业和新专门化，迅速地建立和充实起来，使我国在培养原子能干部方面的迫切工作，得以有效展开”。12月，蒋南翔致信北京市委并呈报中央及周总理的报告中，提出了拟在清华工程物理系设实验核子物理、同位素物理、空气动力学、稀有元素分离工艺等9个专业的计划，经中央批准很快得到实施。1956年10月，清华正式成立工程物理系，内部逐步形成多个教研组。为实现目标，各方都积极利用“全国一盘棋”的大科技体制开展“大兵团协同作战”。在中央支持下，清华从校内外调集了大批优秀师生集中起来投身于原子能事业。如从校内其他系调入何东昌、吕应中、滕藤等，从外校调入汪家鼎（天大）、李文才（石油工业部）、何增禄（浙大）等，选任了留学归国的张礼等，校外兼职的有高联佩（留美），还有苏联专家瓦采特多等。另有一批哈工大、南工等院校的优秀师生也被调入该系。该系以“理工结合、又红又专”为指导思想，取得了显著成效。该系与北大、中科院等机构紧密合作，建起了全国专业最齐全的核科学技术系，培养和代培了大批人才。
在清华，工物系与无线电系是当时全校最重要的两个由尖端专业组成的大系，很好地服务了“一圆(原子弹)一尖(导弹)”的研制工作。通过一系列努力，清华逐步建成了一批全国少有的新兴专业，并部分地复建了清华的理科系统，由1952年的8个系、22个专业发展为1966年的12个系、40个专业，办学规模大幅扩张，由此从工科大学发展到初具理工科大学的雏形，昔日“大清华”的追求仍得以部分实现。
值得注意的是，二战后开始的新一轮以原子能科技、电子计算机等为代表的科技革命浪潮，正席卷西方发达国家。当时在与西方相对隔阂的条件下，中国部分名校仍通过增设一系列新兴学科专业跟上了第三次科技革命浪潮。这些新专业的创建及成长，可谓厥功至伟。
在此进程中，“大科学体制”在其他诸多探索中亦多有体现。随着中苏关系日益紧张，苏联于 1960年6月宣布暂停对华技术支持并撤走所有专家。中国的核工业建设陷入困境。决策者开始感到有必要对开发“国防尖端武器”进行集中统筹协调。1961 年1月，聂荣臻在汇报提纲中提出，要“集中力量，把各方面的力量统统组织起来，通力合作来完成国家任务”，“从中央到地方都要扭在一起……统一安排”。在1961年的极端困难中，张爱萍于11月向中央提交报告，认为当前的困难主要属于工程性的问题，而工程性的问题是可以通过组织协作解决的。报告建议由中央和国务院出面协调，进行一次全国性的大协作大会战，在1964年进行核爆是完全可能的。翌年6月，毛泽东明确表态支持。10月，罗瑞卿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提交报告，建议“在中央直接领导下，成立一个专门委员会，加强对原子能工业的领导……并在必需的人力、物力上进行具体调度”，“及时解决遇到的各种问题”。毛泽东立即批示“要大力协同做好这件工作”。次月，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央专委第一次会议，宣布中共中央直接领导的中央专门委员会正式成立，主任为周恩来，成员有贺龙、李富春、李先念等7位副总理和赵尔陆、张爱萍等7位部长级干部。中央专委实际上是党中央在“两弹”上的全权代表，其职权远远超越二机部和国防工业系统，可在全国动员一切力量完成国家需要的重大任务。中央专委成立后，围绕原子弹研制的各项重大问题召开过多次专委会。在专委的协调下，26 个部委，20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900 多家工厂、科研机构、高校参加了攻关会战。在专委的有力领导下，中国第一颗原子弹于1964年试爆成功。此后，中央专委的体制仍得以延续下来。以上可见，在中国科学大科学发展、特别是原子能研制过程中，在每个重要方面和环节上都体现出大科学的特点，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举国体制”的某些取向。这与此前美国的“曼哈顿计划”和苏联的核工业计划是高度相通的。
五、余论：军事、国际竞争与知识国家化
统上，近代以来的知识生产从作坊式科研发展为大科学，这种知识生产方式的迭代是近代以来一个全球性的现象，无论是西方国家还是中国等非西方国家，都经历了这个历程。其显著特点在于组织化、体制化，“有组织的科研”越来越成为一种常态，组织、体制的力量越来越突出。它经历了两个显著变迁：一是在主体上，由个体拓展到科研院所，进而扩展到各类学术机构，并出现机构或学科集群之间的联合，最终走向了国家层面，经此“国家化”，确立了“举国体制”；其二是这种国家化的模式，经历了从西方向全球的扩散，呈现“全球化”。中国知识生产方式的变革也是这一全球性浪潮中的一部分。这一知识生产国家化的过程贯穿了清末民初至20世纪60年代。它基本反映了中国知识界从新旧混杂的体制实质性地转型为现代知识体制的过程。至此，中国新式知识生产体制也趋于初步定型。这一进程漫长曲折，但呈现出一些趋势性的特征。
这种知识生产方式的变化与社会变革紧密关联。近代以来，知识生产越来越多地被纳入特定的体制之中，整个知识生产系统的体制化程度越来越高，出现了一系列知识密集型产业。由此，知识及知识人的集中程度越来越高，学术权力亦日趋集中，许多重要的工作则往往是以某些重大项目为抓手来展开的，如1928年以后的殷墟发掘工程、1932年启动的航空工程研究，以及1945年延续至60年代的原子能研制工作。这种生产方式对大学和科研机构也产生了新的影响，要求其不断扩张规模、加强协作，并越来越多地面向社会，承担社会责任、承载国家意志、服务国家战略。随着国家越来越多地介入知识生产，各国科学发展的组织化和计划性也越来越明显。不仅科研工作如此，教育学术机构在这一时期也呈现明显的国家化趋势，许多大学日趋国立化，私立大学的资源筹措更多地倚赖于政府，日益受到国家支持和统领。
在现代社会，“科学没有组织就没有力量”。大科学研究已日益超越个体和机构之畛域。它迫切需要“专家集团”的力量，也需要国家力量来协调和扶持，而唯有强有力的国家才能更好地推动这一计划。前述一系列科学计划的萌芽和运作过程，在某种程度上代表着中国知识生产的国家化进程，它起步于1928年前后，成型于1956年，而到60年代以“两弹一星”为代表的一系列工程的成功，意味着这一思路取得了重要成效。当然，它也不可避免地遇到挑战，面临着一系列深层次的难题和困境。
在此环境下，科研日益从个人志趣变为组织的任务乃至国家的事业，个体化知识生产的空间日渐有限。越来越多的知识人被逐步纳入体制内。体制化的高端形态乃是国家化。至此，知识生产的组织化达到最高形态。国家化就意味着知识生产所承担的不仅仅是个人、机构或地方的事务，而是国家事务。大科学研究规模巨大，较之传统科研，其任务更艰巨、工作范围和规模更庞杂，需要更多资源，统筹协调也更难。其运作的难度、成本和风险等，都决定着只有国家才有足够的资源、能力去统筹协调各方，共担重责，以长期稳定的支持，确保足够的持续性和可控性，对抗风险和不确定性。国家对此责无旁贷。由此，科研系统成为国有机构，呈现“国立、国有”等特征。1945—1948年间中国南北诸多机构之间围绕原子能研究主导权的竞争，就足以证明，不超越个别机构、部门或区域的立场，是难以统筹协调、集中力量发展大科学的，也是难以抗衡域外势力的。于此，国家的力量显得尤其迫切。只是，当时的国家能力深度受限，不足以担此重任。与苏联实行计划经济几乎同期，在西方国家在经济领域中的作用也发生了明显变化。历史上，“曼哈顿计划”、苏联的核计划及杜布纳联合研究所等，都是以国家力量发展科学的典型案例。国家是国际政治中最重要的行为体。为应对国家间竞争，拓展生存空间，各国都加强了对知识生产的介入，以此增强自身的竞争力。在此情势下，知识虽保持着其固有的某些特质，但无疑已被越来越多地纳入国家建构的进程中，彰显出越来越强的国家属性。20世纪东西方各主要国家的探索均印证着这一点。
当然，这种体制化进程与个体或个性化的关系，也是需要关注的新议题。在组织化程度越来越高的条件下，科研系统及相关机构越来越庞大；个人才情及其灵心善感对推动知识生产及学术原创的意义，也成为一个不容回避的重要议题。
早在19世纪的环境下，在论及教育和学术时，大量贤人智者都高扬学者的自主性。谢林坚称“全部哲学的开端和终点都是自由”。高官出身但又深谙教育学术之道的著名学者洪堡，在缔造柏林大学时，也始终强调个体学者的近乎决定性的意义，因为他深知“文化领域中的一切都依赖于自由思想的创造力”，“问题的关键就在于选对人才”。及至“总体化”的20世纪，米塞斯仍指出：“在极其伟大的智力成就和艺术成就领域”，使天才“的工作具有特殊光彩的那点东西……是独一无二的”。爱因斯坦称，“一个组织要实现它的目的，就必须有一个人去思考，去指挥，并且全面担负起责任来”。但他更强调：在丰富多彩的人类生活中、在驱动人类向前的东西中，在最本质的意义上，真正可贵的是“有创造性、有感情的个人，是人格”。可见，在有组织的科研持续升级的同时，个体仍有其独特价值，个体的率性和灵性仍应有其空间。人是社会性的存在；同样，知识系统也是社会系统中的一部分。知识系统能发展到什么程度，不只仅取决于知识界的努力，不只取决于个别精英人物的引领，而是更多地取决于各系统的有机协同，取决于时代的造就。科学能达到何等水平，取决于社会的基础条件及人类的能动性。这是科技发展历程所一再印证的，其中一切兴衰得失和演化嬗递，都是鲜活的例证。
20世纪的知识史表明，在知识发展的进程中，军政因素是一个长期被低估、却异常重要的因素。它深刻地影响了人类的地缘政治、文化版图和学术进展，自然也不断形塑着人的生存方式、生产方式和思维方式。军事现象的高度复杂性和破坏性，直接催生了许多交叉研究和新兴学科，持续推动科技发展和知识生产的转型。前述“计划科学”在全球的知识扩散历程可谓显例。
人类在20世纪与形形色色的战争长期相伴，而军事因素深刻地重塑了20世纪的学术进展和大学样貌。有论者指出，“20 世纪以来，世界各国的科学家们以不同的方式参与军事研究，大学也逐渐从军事研究的边缘走向了中心。”各国学者及学术机构参与军事研究并不罕见，并已成为军事科技发展中的重要力量。一战后兴起的航空学科和二战开始后兴起的原子能学科，作为当时全球最突出的新兴学科，都与战争高度关联。正是军事上的迫切需求，直接强有力推动了这些相关学科的勃兴，带动了相关学科集群的成长。一战后，航空工程得到极大发展，德国、英国表现突出，美、日等国也急起直追。自二战前夕起，大量欧洲科学家转移到美国，促成了美国航空及原子能科学的猛进。二战后，原子能科技进一步推动知识跃迁。该技术扩散到广大非西方世界，大量国家普遍建立了举国体制。后来的冷战更是助推了这一态势。这也完全印证了恩格斯所说的“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前述讨论，无疑已从知识内驱力、国家、国际关系的交互作用等因素，部分地解释近代以来中国知识生产的动力机制/系统。
中国高等教育近代化在1895年前后才正式起步，远远晚于任何西方国家。而到20世纪30年代，其知识生产的进程总体上落后于西方约二三十年。可见，此间中国学术的发展进度仍是相对较快的。在列强环伺、空间逼仄和资源紧缺的近代中国，国家的支持对学术发展尤其不可或缺。此外，前述进程或许还表明：和其他许多重要工作一样，中国学术的进展（特别是重大工程的推进）仍有其历史延续性。知识系统以其强大的韧性和内驱力，经受住了一次次剧烈的社会动荡、穿越了时代变革的分水岭，一直延续到20世纪中后期。历史的变革固然引人瞩目，历史的延续性也同样不宜低估。这是此前历史叙事所长期遮蔽的，也是有待今人继续挖掘的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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