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美国职业教育部门伙伴关系在《劳动力创新与机会法案》支持下，依托行业企业、政府机构、教育机构、社会组织四元利益主体的共同推动，加强了跨部门的协同联动，实现了公私资源的聚集整合，构筑了共商协调的校企合作新样态。优质的部门伙伴关系通过资源交互、供需均衡的共同目标，层级清晰、制度规范的管理架构，企业驱动、社会支持的合作模式，能力本位、标准导向的评估矩阵来实现，并以健全的法律政策规范、合理的资金配置方式、创新的技术援助形式为保障，完成了伙伴关系的模式变革和转型升级。
文章出处：王建梁，李欢. 美国职业教育部门伙伴关系的变革与转向[J].现代教育管理，2023（6）：87-97.
我国职业教育的主要矛盾在于人才培养供给侧和产业需求侧在结构、质量、水平上的相对分离，其根源在于大部分校企合作存在“合而不作”，产教融合存在“合而不融”的问题。2022年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第一章第九条提出：“发挥企业的重要办学主体作用，推动企业深度参与职业教育，鼓励企业举办高质量职业教育。”如何发挥企业主体作用、创新校企合作机制、加快破解校企合作“两张皮”的困局，成为新时代我国职业教育改革的重要政策方向。在美国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模式的探索中，“部门伙伴关系”（Sector Partnership）作为与传统合作模式不同的劳动力发展战略，实行“企业驱动—社会支持”的运行模式，以区域发展为利益纽带，以关系契约为合作基础，实现了供给主体和需求主体的相对融合，即在共同利益驱动下，关注技能增长的教育培训和关注经济增长的行业企业实现了区域内的供需平衡。2014年，美国劳工部在《劳动力创新与机会法案》（Workforce Innovation and Opportunity Act）中将部门伙伴关系以法律文案的形式引入，标志其正式成为国家劳动力发展战略之下的行政举措。美国国家技能联盟数据显示，全美共有32个州启动并实施了不同类型的部门伙伴关系，如科罗拉多州劳动力发展委员会推动的“下一代部门伙伴关系”（Next Generation Sector Partnership）、佐治亚州劳动力发展部推动的“高需求行业部门伙伴关系”（High Demand Career Sector Partnership）、伊利诺伊州商业和经济部推动的“雇主主导的部门伙伴关系”（Sector Partnership-based Employer Engagement）等，各州通过政策支持、资金倾斜、技术援助等手段支持和保障部门伙伴关系的持续运行。在美国校企合作机制创新中，优质的部门伙伴关系所呈现出的诸多理念和经验值得深入研究。
一、合作主体参与部门伙伴关系的动力机制
部门伙伴关系的实质是针对某一行业的劳动力发展工作组，是在美国的政府机构（以劳工部、教育部等公共部门为代表）、教育机构（以K-12教育、高中职业教育、社区和技术学院、四年制大学为代表）、行业企业、社会组织（以社区组织、经济发展组织、基金会和其他利益相关者为代表）之间形成的积极合作模式。虽然各主体依托不同的价值导向生成了不同的行为逻辑，但在协同创新的利益机制、交往机制和组织机制共同作用下，美国职业教育部门伙伴关系在某种程度上达成了利益共识并形成了价值糅合，最终在政府机构、教育机构、行业企业、社会组织四元聚合关系中形成了互利共生的动力机制。
（一）行业企业基于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利益动力
行业企业在美国职业教育部门伙伴关系中承担着“驱动者”的角色，其动力起点来源于行业企业作为“经济人”和“社会人”的双重效益取向。
一方面，企业作为市场经济活动的主体，追求市场经济效益最大化是其本质属性。面对美国蓝领劳动力市场长期存在的“企业用工荒、民众求职难”的问题，行业企业亟须从“被动参与”转向“主动驱动”，以有效推动区域内劳动力发展项目的开展，破解劳动力供给短缺、供需不匹配、结构性失业等困局。以目标行业需求为出发点的部门伙伴关系，能够缩小行业组织内特定技能差距，提升行业生产力，降低劳动力成本，减少员工流动率。同时，通过资源整合，有助于行业应对内部劳动力资源危机，协同解决行业内部的共同问题，服务产业人才链的创建以及行业内部的持续发展。此外，美国职业教育部门伙伴关系的建立可以为行业优化认证和评估系统，更新资格证书以响应行业需求，进而优化招聘制度，提升人才筛选效能提供帮助。
另一方面，行业企业作为社会性组织，具有“社会人”的角色。服务社会系统、承担社会责任是现代企业制度下行业企业的应有之义；为社会开发人力资源、为公民提供教育培训是提高行业企业社会效益的应有行为。行业驱动的部门伙伴关系能够迅速反映社区经济商业模式，满足劳动力和企业的双重需求，提高区域内人才培养质量，改善劳动力市场低迷的局面。显然，行业企业以经济利益和社会效益的均衡发展为行为逻辑驱动着部门伙伴关系的运行发展。
（二）劳动力发展委员基于政治职能和经济职能的行政动力
以地方劳动力发展委员会为代表的美国政府机构在部门伙伴关系中承担着“召集者”的角色，其动力起点来源于作为公共部门应当承担的政治职能和经济职能。劳动力发展委员会作为美国公共劳动力系统的组成部分，分为州劳动力发展委员会和地方劳动力发展委员会，其角色和定位是充当美国劳工部与美国就业中心的联结枢纽，负责制定区域战略计划并为其所在地区设定资助重点，确保美国的劳动力拥有就业所需的教育、培训和技能。
一方面，劳动力发展委员会作为国家公共行政权力的实际行为体，具有反映公共行政的基本内容和活动方向的政治职能。在《劳动力创新和机会法案》支持下，美国劳工部下设的劳动力就业和培训管理局开发了部门战略（Sector Strategies），各州地方劳动力委员会积极响应国家战略并主动承担“召集者”的角色。作为中立的第三方，美国劳工部利用国家公共部门特殊的信任优势和权威地位，负责主体召集、行政事务、项目管理等工作，通过协调全局利益，促进部门伙伴关系的内生发展。
另一方面，劳动力发展委员会作为综合管理劳动工作、人力资源的职能部门，承担着开发并实施劳动力发展战略以增进区域经济福祉的经济职能。在开发并实施劳动力发展战略的过程中，劳动力发展委员会具备资源调配的政治合法性，通过合理施行资源供应、制度建设、监督协调、调配管理等措施，帮助区域内目标行业实现标准化、结构化、持续化、情境化的培训和指导，通过探索就地就业的配套措施，最终实现区域内经济的良性发展。
（三）教育机构基于人才培养和体系建设的内生动力
以K-12教育、高中职业教育、社区和技术学院、四年制大学、私立培训机构、短期劳动力培训机构等为代表的美国教育机构在部门伙伴关系中承担着“实践者”的角色，其动力起点来源于美国职业教育机构对人才培养和系统建设的内生动力。
一方面，作为人才培养供给侧，美国教育机构必然依赖于与行业企业的资源交互，尤其是将行业企业的运营机制和岗位需求与人才培养目标相结合，以实现人才需求无缝对接的目的。显然，由行业驱动的部门伙伴关系实现了合作模式的重大转向，完成了由传统学校驱动转变为企业驱动的机制创新，打破了以往教育机构“一头热”的困境，超越了与行业系统之间的制度孤岛，建立起“双向赋能”的合作方式，为美国学生进入职业生涯奠定行业基础。
另一方面，由于美国职业教育实行普职融合的单轨制生涯教育体系，因此在横向的教育机构和纵向的教育层级之间建立互通对接的职业发展路径（Career Pathway）、完善普职融合的体系建设成为美国现有职业教育机构的共同愿景。职业发展路径是以目标行业需求为出发点、建立在教育系统和职业系统之间的人才培养通道，该路径既能为学习者提供切实的职业建议和支持服务，也能为学习者提供高质量的工作场所学习和真实情境经验，还能通过教育机构之间的衔接协议和结构清晰、次序明确的可叠加课程、学分、证书制度为学习者升读更高水平的教育培训计划奠定制度基础。显然，部门伙伴关系的运行在美国教育系统和行业系统之间建立了沟通桥梁，为美国职业发展路径的建设提供了基础性和战略性支撑，保障了横向教育机构和纵向教育层次之间的衔接转换。
（四）社区组织基于公共服务和民主平等的公益动力
以经济发展组织和其他利益相关者为代表的社区组织在美国职业教育部门伙伴关系中承担着“协调者”的角色，其动力起点来源于公共服务和民主平等的公益取向。部门伙伴关系强调推动非营利性的社区组织积极参与协同育人模式改革，提升合作伙伴的多样性和广泛性，从全方位和多角度实现职业教育资源共建共享这一要务。
一方面，社区组织作为美国经济社会发展中“无形的手”，在社会建设中具有管理、服务、保障等功能，能够在多元分散的体系中将不同的利益整合起来，提高公共服务供给质量、结构、效率。社会组织作为美国职业教育部门伙伴关系的支持主体，其核心功能在于连接和整合不同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以实现多元资源的协调整合和优化配置，反映社区人口的统计数据，满足社区的差异化需求，推动教育主体的课程和证书计划，符合行业的经济发展需求，为高质量的部门伙伴关系供给模式创造契机。
另一方面，社区组织作为社会治理主体，强调民主平等的社会关系，并致力于在多元文化之下消除种族、民族、性别、残疾以及其他形式的偏见和歧视。社区组织的积极参与能够为美国社会低技能、低收入、少数族裔、残疾劳动力等弱势群体发声，将劳动力的真实需求和预测需求纳入技能培训的投资、目标、活动之中，为劳动力发展提供支持性服务以弥合技能差距，改善劳动力市场的准入机制和参与形式，提升劳动力的职业技能水平和就业能力，提高劳动力对于主流社会的适应性与就业率，发挥社会组织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历史功能。
总之，对行业企业而言，要想在技术变革的经济社会中开发并建设强大的人才通道，就必须依赖与教育系统、劳动力系统、经济系统联结的合作路径。对教育系统而言，为劳动力发展拓宽培养通道，确保中等和中等后教育水平与行业发展水平一致，实现课程计划与行业规划的对接融合依赖于多元资源的协同创新。对劳动力发展委员会和经济发展组织而言，在美国联邦《劳动力创新与机会法案》的规制下，为劳动力市场提供人力资源以增进区域经济福祉也需要部门伙伴关系的有效运行。
二、美国职业教育部门伙伴关系的实施框架
通过对科罗拉多州“下一代部门伙伴关系”、佐治亚州“高需求行业部门伙伴关系”、伊利诺伊州“雇主主导的部门伙伴关系”进行比较分析，可以发现虽然美国各州职业教育部门伙伴关系的名称和形式各异，但其实施框架均涵盖了目标、组织、模式、评估这四大要素，立足于资源互换、技能提升的目标基础，多元参与、架构分明的组织基础，企业驱动、社会支持的模式基础，能力本位、标准导向的评估基础。
（一）设定资源交互、供需均衡的共同目标
制定符合共同利益的合作目标是美国职业教育部门伙伴关系长效化运行的首要基础。作为一种劳动力干预措施，部门伙伴关系致力于通过行业企业、劳工系统、经济系统、教育系统等资源的交互整合，最终实现美国劳动力市场的供需均衡。如“明尼苏达州中南部服务合作社”（Minnesota South Central Service Cooperative）的目标设定为“以明尼苏达州中南部区域经济为基础进行规划，实行由行业驱动的培训计划和服务，以最有效的方式利用现有资源，并协助满足政府单位的特定需求”。再如“爱达荷州劳动力发展工作组”（Idaho Workforce Development Task Force）的目标设定为：“与教育系统、劳工系统和经济发展合作伙伴协同合作以确定并支持符合区域经济发展的供资机制和培训计划。”可见，美国职业教育部门伙伴关系的运行目标通常涵盖以下三项内容。
一是弥合技能差距。美国职业教育部门伙伴关系应当为优质资源的聚集糅合创造沟通机制以实现职业教育供给主体和行业企业需求主体的相对融合，既关注区域行业资源，又专注于市场劳动力技能。在共同利益驱动下，为区域劳动力创设技能培训项目和职业发展项目，弥合人力资源和行业需求之间的技能差距，确保关注技能增长的教育培训和关注经济增长的行业企业在区域内实现供需平衡。
二是跨越行业互动的传统边界。美国职业教育部门伙伴关系在社会系统中联通了区域内的教育组织和经济组织，在地理空间上也贯穿了州、市、县的界线，通过传统系统和地理边界的融通以确定并解决目标行业特定的劳动力需求。
三是应势调整服务于企业和劳动力的州计划和资源分配。在州一级平衡预算之下，部门伙伴关系通过协调和融合不同的项目计划以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并简化冗余工作。总之，积极的部门伙伴关系应该以行业需求为着力点向劳动力市场提供精准教育培训服务，通过合作主体之间的创新联结和互动，最终推动企业、产品、市场的改革创新，为区域经济增长提供新动能。
（二）搭建层级清晰、制度规范的管理架构
管理架构设计事关组织功能的正常运转，是美国职业教育部门伙伴关系实施框架的基石。要实现部门伙伴关系跨部门、跨程序、跨系统的协同合作形态，就必须开发层级清晰的组织架构和科学高效的制度规范。
其一，层级清晰的组织架构能够呈现组织内部的岗位设置和部门职能。美国职业教育部门伙伴关系的组织架构按照实施范围可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区域架构，如波士顿私立行业委员会、明尼苏达州中南地区服务合作社，这些组织的特点是以区域经济发展为核心目标，通常是以区域委员会为领导者，以区域中介组织为管理者，以职业通道工作组为联结枢纽，实现行业与中等教育、高等教育等不同类型、不同层次院校之间的资源整合；第二类是州级架构，如爱荷华州部门伙伴关系委员会、卡罗莱纳州学徒组织，这些组织是以州策划工作组为中心，在特别委员会协同指导下，由目标职业通道项目董事、目标职业通道项目经理共同民主决策，区域中介协调和分配工作，区域理事会具体执行的管理体系。
其二，科学高效的制度规范能提升组织的运作效率、扩大组织的有效管理幅度。美国职业教育部门伙伴关系的合作行为是以协议备忘录（Memorandum of Agreement）的合同形式来规定的。其目的在于规范具体合作内容和项目，帮助合作主体达到共同理解并实现视域的融合。协议备忘录涵盖合作目的、管理结构、职能活动、资金拨款、工作章程、管理制度、工作程序、协议期限和终止等内容，通过明确各部门必须遵守的共同条款来增强各合作主体的制度观念与规则意识。此外，各合作主体还可根据部门伙伴关系的组织性质与功能特点，对部门伙伴关系的工作章程提出意见建议，提升章程的制度权威，增强合作主体遵守共同准则的自觉性和能动性，动态推动部门合作伙伴的有序运行。
（三）实行企业驱动、社会支持的合作模式
合作模式的选择决定了美国职业教育部门伙伴关系的设计流程和实施程序，是运营优质部门伙伴关系的关键要素。
其一，美国职业教育部门伙伴关系的设计流程遵循“确定目标行业—引入合作主体—评估技能差距—制定培训方案”的次序结构。首先，部门伙伴关系的目标行业是高需求和高增长的特定行业。其次，部门伙伴关系的构建通常是以地方劳动力投资委员会为中介，引入劳动力和经济发展机构、教育和培训提供者、雇主、雇主协会和工会等合作主体。再次，合作伙伴通过共同评估区域内目标行业的人力资源需求，明确具体实践中的劳动力短缺和技能不匹配等问题，如厘清特定企业发展必备的行业技能与现有劳动力技能之间的差距。最后，合作伙伴针对技能差距设计并执行定制化技能提升方案，以确保劳动力拥有企业发展所需的专业技能。
其二，美国职业教育部门伙伴关系的具体实施借助于内部的驱动和外部的支持。内部的驱动是指以企业为核心并由企业塑造和推动的议程行为，涉及劳工系统和教育系统的双重需求，包括协助区域劳动力发展委员会确定劳工市场的供需结构，反馈教育目标与产业需求之间的技能差距，确定工作本位的教育培训形式，如实习项目、工作影子项目、学徒计划等。外部的支持是指企业以外的社会主体所承担的实践行为，包括以上计划行为的具体实施，如协助企业制定和完善行动目标和实施计划，协助企业设计教育系统“准入”和“退出”机制，协助企业开展工作本位学习，协助企业设计情境式和能力本位式教学策略等。显然，美国职业教育部门伙伴关系突出了企业的内部主体地位，将其他社会系统归于外部支持地位，改变了传统的“政府主导—学校主办—企业参与”的消极合作形态，转而走向了企业驱动—社会支持的积极合作形态，实现了技能培训和行业发展的均衡协调，拓宽了人才培养通道和职业发展路径。
（四）开发能力本位、标准导向的评估矩阵
对美国职业教育部门伙伴关系的运行效果进行质和量的价值判断，能够为部门伙伴关系的改进提升提供可靠的依据。评估矩阵作为一种价值分析手法，是美国职业教育部门伙伴关系高质量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支撑。部门伙伴关系评估矩阵是以优质伙伴关系的共同标准为蓝本，由美国劳工部就业与培训管理局与全国州长协会、全国部门战略伙伴关系网络、国家劳动力解决方案基金协同开发。优质部门伙伴关系的共同标准包括以下几个方面：满足教育培训和就业需求的双重目的；依托中介组织实现动态平衡和协调对话；由企业驱动并在合作中发展企业利益、需求和潜力；促进劳动力市场、行业、社区的系统变革；始终将劳动力系统作为核心参与主体。
美国职业教育部门伙伴关系评估矩阵以“五项关键能力”为本位，重点关注基于数据的决策能力、行业参与能力、方案实施能力、可持续发展能力、组织能力。每项能力标准都设置了对应的评估观测点以细化评估准则和评估要素（见表1）。评估结果可以作为“绩效数据”向州委员会报告，如威斯康星州劳动力委员会将本州部门伙伴关系的效果和影响作为州委员会季度会议的汇报内容，以呈现部门伙伴关系在劳动力系统中的有效性。除此之外，评估结果也可以作为“改进依据”方便合作主体自评实施效果，为及时调整目标、行动、方法提供客观依据。如科罗拉多州重点关注三个类别的指标数据：对行业企业的影响（生产力提升、客户投诉减少、运营成本降低、员工流动率下降）、对劳动力的影响（教育或培训计划）、对公共项目的影响（与国家政策的一致性），并根据数据结果对行业相关政策和计划进行调整。
三、美国职业教育部门伙伴关系的保障机制
在美国联邦《劳动力创新与机会法案》和国家计划“部门战略”的共同驱动下，美国职业教育部门伙伴关系扭转了传统劳动力发展路径“自下而上”的民间实践行为，演变成“自上而下”的官方制度行为。美国各州通过政策倾斜、资金支持、技术援助等手段为部门伙伴关系的长效化和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基础。
（一）赋予伙伴关系法律地位，强化伙伴关系战略价值
法律制度和行政法规的权威性与强制性能够保障国家战略的有效创制、实施、维持。美国职业教育部门伙伴关系作为国家劳动力发展战略，其运行和维持是以联邦《劳动力创新与机会法案》为基本规范，各州在此基础上出台配套政策以补充或增强联邦法案规定的最低基准。
其一，基于联邦法律规范，赋予美国职业教育部门伙伴关系正当地位。2014年，美国劳工部颁布《劳动力创新和机会法案》，该法案首次将“部门伙伴关系”引入联邦法案，赋予了部门伙伴关系法律地位和法律效力，为部门伙伴关系的实施提供了制度规范、行为规范和责任规范。与此同时，美国劳工部通过与相关组织签订合同，意在向州和地方委员会提供技术援助以促进各州和地方广泛采用部门战略。该法案的关键条款重点关注部门伙伴关系的扩张和发展，要求各州做到以下几方面：应当满足“企业对熟练劳动力需求的共同愿景”；各州地方委员会应当“着力协调劳动力发展计划和经济发展计划”；州长资金的15%可用于“支持和鼓励循证的劳动力发展创新计划，如向部门伙伴关系的有效发展和实施提供资源、结构、信息支持以满足当地劳动力发展需求”；取消《劳动力投资法案》（Workforce Investment Act）中的服务序列，将服务核心和强化服务合并到职业服务类别，鼓励基于部门伙伴关系和职业路径的培训计划；加强部门伙伴关系的系统规划；促进职业培训与成人基础教育和英语学习的系统整合等。
其二，各州出台配套法案，强化伙伴关系战略价值。据统计，目前已有加利福尼亚州、阿肯色州、科罗拉多州、宾夕法尼亚州、内华达州等18个州通过州立法明确强调部门伙伴关系的内涵价值，并将其作为教育培训和行业企业共生发展的劳动力开发途径。通过法律规制下的强制性语言能够有效保障部门伙伴关系作为国家确认的行为规范所应有的实施效力。例如，科罗拉多州通过参议院第205号法案《关于国家劳动力发展委员会的人才通道工作法案》（Concerning The Talent Pipeline Working Group With The State Workforce Development Council In The Department Of Labor And Employment），依法确定部门伙伴关系为国家劳动力系统的关键组成部分，并通过劳动力发展委员会组建部门战略小组委员会，以对接和协调教育部门、劳动力发展和经济发展部门，协调推进人力资源开发与技术进步，不断适应经济社会对技术技能人才结构、规格和质量的要求。马里兰州劳工部通过参议院第278号法案《即刻就业促进法》（Employment Advancement Right Now），旨在“确定部门伙伴关系为该州劳动力发展战略的关键要素，通过资金和技术援助等形式为部门合作伙伴关系提供支持，提高州内劳动力技能，促进州内经济发展”。阿肯色州参议院《劳动力倡议法》（The Workforce Initiative Act of 2015）规定：“机构和组织应当围绕支持行业需求驱动的劳动力系统的区域部门战略团结起来。”总之，联邦法案和州内法案的立法核心旨在赋予部门伙伴关系应有的法律效力和行政规范，保障部门伙伴关系在法律支持下正当行使国家战略权力，最终提高劳动力要素配置水平，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持续动力。
（二）依法配置资金投入，规范资金管理制度
优质的部门伙伴关系依托于完善的资金投入制度和规范的资金使用制度。作为一种法治化劳动力发展战略，部门伙伴关系的资金来源是在联邦资金和州级拨款的基础上，引入社会资金；在资金使用上，依据相关法律和程序，保证信息的公开和透明，防止资金和权力的滥用，确保资金使用的优先性和有效性。
其一，财政资金投入为主，辅以多元融资渠道。美国共计开发了约1 000个部门伙伴关系，其主要资助来源为美国劳工部主导的联邦资金和州级拨款，二者约占运营成本的 60%。联邦资金包括酌情拨款和专项资金，酌情拨款如《劳动力创新与机会法案》的州预留资金、《21世纪劳动力伙伴关系法案》（21st Century Workforce Partnerships Act）的财政拨款、州一般收入等，专项资金如贸易调整援助社区学院和职业培训资金、国家紧急部门伙伴关系资金、高增长职业培训计划资金、社区本位职业培训资金等。州级拨款主要来源于州劳动力局、州劳动力发展委员会的资金投入。此外，各州还可选择赠款或公募基金的形式为当地合作伙伴提供资金支持。与此同时，虽然联邦和各州不断加大对部门伙伴关系的投入成本，但实际上公共资金的投入水平仍然远远落后发展劳动力系统所需的水平。因此，美国职业教育部门伙伴关系在传统公共资金基础上，也在探索寻求私人慈善机构投资。如纽约市劳动力资助者组织涵盖60多个资助商，包括纽约社区信托基金、洛克菲勒基金会、摩根大通基金会、塔柯尼克基金会、威廉托马斯基金会、纽约市联合劝募会等。该组织自2001年成立以来，已经筹集了近1 000万美元用于支持纽约市的劳动力计划，其资金数额已超出了联邦和州的资助。
其二，明确资金配置程序，规范资金管理制度。美国职业教育部门伙伴关系的资金管理制度是在法案之下执行的内部财务制度，通过对资金的使用范围、使用类别、资金用途等进行规范，在保障部门伙伴关系的基本运营需求下，提高了资金的使用效益。如《劳动力机会与创新法案》规定，州预留资金主要用于伙伴关系的日常运营、信息支持、主体召集、活动实施。《21世纪劳动力伙伴关系法案》下的资金类别为“竞争性资金”，仅限于资助部门伙伴关系的创新实践活动，包括项目试点、项目创新和项目扩展等。同时，《加强21世纪生涯与技术教育法案》（The Strenghening Career and Technical Education for the 21st Century Act）规定，各州根据实际需求确定资金使用方式和分配额度，州级资金主要为部门伙伴关系提供规划资金和实施资金，规划资金仅适用于合作主体的组建成本，实施资金仅适用于后期运营成本。总之，在美国职业教育部门伙伴关系的资金支持中，以财政投入为主，社会资金为辅的融资方式有效扩充了资金来源，高效规范的资金管理制度提升了资金使用效率。
（三）创新技术援助形式，保障合作高效运行
公共部门的技术援助为美国职业教育部门伙伴关系的运营管理和资源共享提供了交互平台，促进了美国地方部门伙伴关系的发展和提高。典型的援助方式包括数据分析、指导咨询、经验推广、手册开发等，常见的援助形式包括定期州峰会、电话会议、网络研讨会等，援助的内容包括人员培训、经济和劳动力市场分析、行业数据的模块化诊断、部门伙伴关系规划和实施规范、召集方的能力促进、课程的内容更新、组织发展和能力建设等。
其一，协助分析市场数据，对接人才培养规格。通常情况下，地方和区域并不具备对行业数据的访问权限，也无法系统解释理解数据背后的信息结构。各州劳动力市场信息机构（State Labor Market Information Agencies）基于数据优势和信息优势，利用科学的数据分析工具绘制产业需求图景，预测劳动力供需趋势，为行业企业的决策建议提供数据指导。加利福尼亚州的劳动力发展委员会开发的产业数据库“区域产业群机会”（Regional Industry Clusters of Opportunity），为地方部门伙伴关系的良好运行提供了产业数据指导。阿拉巴马州利用竞争性拨款开发产业人才数据平台，通过引入商务部数据，研究地区增长最快行业和衰退最快行业，分析职业发展现状和趋势，及时对接行业产业结构转型升级需求，促进人才培养和产业需求精准对接。新泽西州劳工发展部开发的产业人才数据库“人才网络”（Talent Network）聚焦于全州建筑与能源、金融、物流运输等八个重点行业的技能需求，旨在评估劳工系统和教育系统之间的技能差距，为行业驱动的技能培训项目提升针对性和实效性。
其二，开发州内指导手册，确保合作标准规范。为了规范美国职业教育部门伙伴关系的实施标准，各州协同相关机构开发了州立部门伙伴关系指导手册，为地方部门伙伴关系的制定、实施提供范本支撑。例如，宾夕法尼亚州教育委员会联合州劳动力发展委员会制定并颁布《策略伙伴关系合作指导方针》（The Strategic Industry Partnership Toolkit），该方针致力于建立高中阶段的区域部门伙伴关系，重点关注校企合作关系，旨在为学生创造多样化和包容性的工作本位学习机会。科罗拉多劳动力发展委员会颁布的《下一代部门伙伴关系培训手册》（Next Generation Sector Partnership Training Manual），围绕部门伙伴关系的定义、构建、协调、服务、行动、评价六大模块，阐明新型伙伴关系的创新点和特色，确保州内伙伴关系的相对统一性和连贯性。佐治亚州劳动力发展部颁布的《高需求行业部门伙伴关系》（HDCI Sector Partnership Guide），将目标重点定位于州内高需求行业，通过明确的部门伙伴关系发展流程，即前期计划、需求评估、策略实施计划、实施四个步骤帮助地方规范和发展伙伴关系，同时，通过资助试点计划和宣传推介试点经验，为部门伙伴关系提供实例、营造良好合作氛围。
四、结语
自1981年马萨诸塞州创建“海湾州立技能委员会”以来，美国以行业为基础的就业培训路径经过40多年的创新和变革，实现了从以社区为组织的松散型伙伴关系到以安妮·凯西基金会、福特基金会和洛克菲勒基金会领导支持下的“劳动力中介”，再到以全国州长协会、全国行业合作伙伴网络为主导发起的“州部门战略项目”，最后到如今的部门伙伴关系。在《劳动力创新与机会法案》支持下，部门伙伴关系已成为美国国家劳动力发展的重点战略，也是美国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特征，更是劳工系统、行业企业、教育系统实现资源整合、缩小技能差距、培养人力资源、激活区域经济的重要选择。通过对部门伙伴关系运行机制的分析，对我国校企合作发展具有一定的启示。
一是完善法规制度协调性，提升政策激励效益。我国可尝试形成以《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为核心，以《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法》为基本，以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法规和部门规章、职业教育校企合作地方性法规共同组成的内容完备、层级清晰的校企合作制度体系。在政策激励上，我国可尝试建立职业教育成本企业分担制度，即以企业支持程度为依据，赋予企业统筹使用财政资金的支配权，其资金分配主要用于企业内部人才培养，或作为人才培养成本补偿性支付，鼓励企业为职业院校学生提供更多的学徒机会或实习岗位。
二是打破政府主导模式，引入教育中介组织。传统政府主导的校企模式呈现出宏观统筹能力欠缺、内部治理机制不健全、社会参与度不高等突出问题。可以打破政府“统办统包”的局面，充分发挥其统筹规划、宏观调控、协调管理的职能，减少不必要的行政干预，改变政府作为唯一管理机构的现状。美国职业教育部门伙伴关系通过引入区域中介组织，改变了权力过度集中的行政运作模式。我国可尝试完善教育中介组织的准入、资助、监管制度，可参照《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以新成立的部际联席会议制度作为中介，增加多元利益相关部门，强化教育部、工信部、国资委等九部门的沟通协调和制度衔接，以跨界的主体和跨界的思维来建设校企合作中的权利保障体系。
三是强化企业驱动地位，创新社会参与形式。一方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的要求，企业作为职业教育办学主体的正当法律地位应当得到进一步强化，企业参与职业教育应从承担社会责任、获得经济利益，演变为履行法律责任与兼顾经济激励。通过企业法律地位的确认，可将短期“投入”转变为基于“利益链”的长效合作，将人才培养与区域劳动力开发、经济社会发展紧密联系。另一方面，通过加强社会组织对管理过程的广泛参与，充分发挥社会监督和舆论监督的作用，提升管理质量与效率。通过扩展与科研机构的参与力度，分析投资回报数据和实施成果，为校企合作的实践创新提供量化引导和评估，以监测和改进合作关系。
执行编辑：邹凡；责任编辑：杨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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