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别敦荣（1963-），男，湖北洪湖人，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院长，高等教育发展研究中心教授，教育学博士，从事高等教育原理、高等教育管理、大学战略与规划、高校教学与评估研究。
摘要：潘懋元先生最早倡建中国高等教育学，为中国高等教育学的诞生和发展倾注了毕生心血。他撰写的《高等教育学讲座》是全国第一本公开出版的体系化的高等教育学著作，提供了一种高等教育学科研究范式。他主编的《高等教育学》是中国第一部高等教育学科教材，对高等教育学科专业人才培养发挥了重要的规训作用。潘先生终身开展高等教育学科研究工作，引导高等教育学理论创新方向，擘画学科未来发展图景。潘先生对高等教育学的多学科性有深刻洞见，提出了新时代高等教育学科发展新要求，构想了高等教育学科发展新格局。
关键词：潘懋元；中国高等教育学
在繁盛的学科文化之林，中国高等教育学只是一门新兴学科。今年是中国高等教育学科被列入《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授予博士和硕士学位的学科专业目录（试行草案）》40周年，这意味着高等教育学得到官方正式认可并开展专业化学科人才培养有了40年的历史。我国高等教育研究从前学科时期到学科化时期再到学科发展比较成熟时期，众多学者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其中包括40年来各高等教育学学位授权点培养的人才，也包括为这些学位授权点建设付出诸多心血的学者。潘懋元先生以其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生经历，在高等教育学科发展过程中未曾缺席，对中国高等教育学的诞生和发展倾注了毕生心血，作出了杰出贡献。他是中国最早开展高等教育学科人才培养的学者，是第一个高等教育学科硕士研究生导师和博士研究生导师。他的导师生涯自1981年开始，一直延续到2022年。他培养了第一批高等教育学科专业人才，是全国培养博士生最多的导师。当然，他对高等教育学科发展的贡献不只体现在人才培养上，还体现在学科发展的各方面。鉴于他对高等教育学科创立和发展所发挥的作用，中国高等教育学会授予他“高等教育研究终身成就奖”、“高等教育科学研究特别贡献奖”，学者们更尊奉他为“高等教育学科的创始人”。［1］
一、潘懋元先生最早倡建中国高等教育学
中国文化源远流长，教育传统底蕴深厚，但现代高等教育发展则是中国社会现代化的产物。19世纪后期，国门打开后，欧美国家现代大学制度和现代科学被引入我国，作为社会现代化的一个组成部分，现代高等教育艰难地创办起来了。在早期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高等教育研究便得到开展，并对高校办学发挥了积极而重要的作用。比如，20世纪初期，围绕北京大学办学，高教界曾经出现一次高等教育研究热潮，蔡元培、陈独秀、胡适、林纾等发表了研究著述，对北京大学办学和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转型发展发挥了重要影响。特别是蔡元培的《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大学改制之事实及理由》、《致<公言报>函并附答林琴南君函》等文的发表，奠定了早期中国高等教育的思想基础。在高等教育研究的前学科化阶段，类似的研究还有很多，比如，1950年费孝通出版《大学的改造》一书，考察大学教育存在的种种问题，思考新中国高等教育应当怎样改造、怎样建设。早期学者们的高等教育研究在当时既不属于教育学领域，更不属于其他学科领域，只是学者们因职责所系和兴趣所致而开展的附带性研究工作。这是典型的前学科阶段研究的特点。
与自然界事物生长一样，学科发展从不成熟到成熟需要经历一个成长过程。不同学科的发展有共性，也有个性，传统学科往往通过长年累积性的自然生长过程得到发展，而新兴学科则可能通过人为推进得到较快的发展。在后者的发展中，常常会有学科传奇人物发挥奠基和引领作用。潘先生就是这样的传奇人物。早在20世纪50年代，他作为一位青年学者，在给大学新教师讲授《教育学》课程的时候，就发现教育学主要研究中小学教育问题，教育学的理论不能满足大学教师的工作要求，于是，他萌发了“不能把大学生当成小学生一样来教育”的念头［2］，提出应当有一门“高等学校教育学”。基于个人经验的感悟，他开始了关于高等教育的专门研究，发表了《试论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原则》、《高等专业教育问题在教育学上的重要地位》等高等教育研究论文，还与同事一起编写了《高等学校教育学讲义》，开设了“高等学校教育学”课程。这是新中国最早出现的学科导向的高等教育研究，而且高等学校教育学被明确提出。
事物的发展往往不是一帆风顺的。潘先生等学者提出创建高等学校教育学不久，各种政治运动的爆发打乱了社会事业发展节奏，高校正常的教育教学和科学研究工作受到冲击。直到20世纪70年代后期，春回大地、百废待兴，中国高等教育面临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的重大使命，迫切需要理论指引方向。机遇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蛰伏”20年的潘先生从高等教育现实发展需要出发，重新倡议开展高等教育理论研究，并明确提出了“建设高等教育学科”的构想。1978年，他在《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和《光明日报》分别发表《必须开展高等教育的理论研究——建立高等教育学科刍议》①和《开展高等教育理论的研究》两篇文章，拉开了中国创建高等教育学的序幕。他指出，高等教育是教育的一个特殊组成部分，具有矛盾的特殊性，有它的特殊规律。在一定意义上，高等教育的特殊问题比普通教育更复杂，不是根据普通教育所概括出来的一般原理原则能直接解决的。高等教育理论研究有广阔天地、客观需要，势在必行。必须像“学前教育学”那样，逐步地建立一门以高等专业教育为研究对象的“高等教育学”，作为整个教育科学的一个分支学科。［3］在倡立高等教育学的同时，1978年5月，他领导建立了厦门大学高等教育问题研究室（后更名为高等教育科学研究室和高等教育科学研究所），为发展一门新学科建立组织机构，聚合研究队伍，为高等教育理论研究走上“组织化”铺路。厦门大学高等教育科学研究所是全国第一个专门的高等教育研究机构，因为当时高等教育计划管理面很宽，厦门大学高等教育科学研究所还经教育部发文批准，文件对研究所职责任务和编制作出了明确规定。在厦门大学的带动下，北京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原华中工学院）、清华大学等高校陆续建立了类似研究机构，高等教育学科发展的基础初步建立起来了。值得一提的是，这些最早的高等教育研究机构一直是高等教育学科发展的中坚力量，它们的创建和发展都曾得到潘先生的鼓励和支持。
在创建高等教育研究机构的同时，潘先生奔走于全国各地举办讲座并授课，向高校领导干部和教师传播他的高等教育学思想，呼吁开展高等教育理论研究，为创建高等教育学贡献心力。在1983年出版的《高等教育学讲座》的前言中，他坦言：“近两年，我曾应邀到十几个省市做了近百场高等教育理论问题的报告，报告内容约有十个左右。有些地方，把我的报告录音整理出来，辗转翻印。……我是提倡研究高等教育理论，在中国建立高等教育学这门学科的。”在该书的末尾，他进一步阐明自己的心愿：“高等教育学的内容很多，绝不是几次讲座所能讲得了的。许多重要的部分，如德育、体育、学校领导与管理、大学教师的职责任务等，都未讲到。即使是讲得较多的教学论，也只是蜻蜓点水，无非是提些问题，引起大家学习和研究的兴趣而已。”［4］由此可以看出，在潘先生心目中，创建高等教育学不是他个人的事，需要有更多的热心者参与进来。他在各地的讲座报告，除了传播其学术思想、普及高等教育理论，还有一个重要目的，就是激发更多人研究高等教育的兴趣，集众智共创高等教育学这门新学科。
潘先生在全国奔走倡议开展高等教育研究的同时，身体力行，在繁忙的行政和学术工作之余，勤于写作，发表了大量的学术论文，发挥了很好的示范作用。据不完全统计，从1978年到1990年的12年间，他在各类期刊发表学术论文94篇，内容涉及高等教育各方面，包括高等教育历史研究、高等教育理论研究、教育规律研究、高校教学改革研究、外国高等教育研究、高等教育考试研究等，不仅为高等教育学科建设提供了重要学术文献，而且给同行学者以极大的鼓舞，让大家看到了高等教育学科发展的可为，激发了大家开展高等教育研究的动力，为高等教育学科建设与发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二、潘懋元先生建构了中国高等教育学经典理论体系
成熟的学科不仅有自身的概念体系，还有自身的理论体系。自潘先生提出创建高等教育学科的倡议后，中国高等教育研究进入了学科化时期。学科化是把一个研究领域转化为一门学科的行为和过程。中国高等教育研究作为一个学问领域较早就得到了发展，但按照学科来对待，即有意识地根据学科的基本构成要素进行建设和发展，还是在潘先生提出创建高等教育学的倡议之后。潘先生不仅是倡建中国高等教育学科的第一人，而且率先垂范，扎实开展各项建设工作。1981年，潘先生招收了全国第一批高等教育学硕士研究生；1983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将高等教育学作为教育学的二级学科列入授予博士和硕士学位的学科专业目录，同年，潘先生作为主要筹备者积极参与筹建的中国高等教育学会成立；1985年，潘先生指导的第一届高等教育学硕士毕业；1986年，潘先生招收了全国第一批高等教育学博士研究生；1987年，以潘先生为学科带头人的厦门大学高等教育学获批第一批国家重点学科；1979年，厦门大学率先创办《国际高等教育资料》期刊（内刊，现名《国际高等教育》），此后，全国一批高等教育研究专业期刊创刊，为高等教育研究成果交流提供了学术平台。所有这些都表明，高等教育学的学科化工作已全面展开，但仅有这些是不够的。
归根结底，学科由知识构成，且知识是成体系的，知识的体系化框架便是学科理论体系。有了学科理论体系，各种相关知识就能各归其位，形成学科的不同领域或方向。正如潘先生所指出的：“一门成熟的学科，必须有它完整的科学理论体系。”［5］作为领军人物，潘先生深知学科理论体系对高等教育学科创建的重大意义，因此，他将学科理论体系研究作为一个重要选题，持续开展探索工作，为学科理论体系的建立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他提出的学科理论体系被奉为中国高等教育学的经典理论体系。上文提到的《高等教育学讲座》既是潘先生的第一本个人专著，又是全国第一本公开出版的体系化的高等教育学著作，其内容包括高等教育学的研究对象和任务、教育的基本规律及其对高等学校教育的作用、教学的基本规律和教学的若干原则、培养目标和教学计划、课堂讲授等主题。它聚焦高级专门人才培养，明确提出了高等教育学的研究对象和任务，第一次建构了高等教育学的理论体系。这是中国高等教育学的第一套学科理论体系。尽管此前不乏高等教育研究著作，但并没有出现从学科理论体系角度出发的论著。不必讳言，《高等教育学讲座》提出的学科理论体系及其所涉及的高等教育问题都还只是初步的，潘先生自己在前言中也声明：“初生之物，其形必丑，但这并不影响它在中国高等教育学科创建中的地位。”有学者认为，此书确立了潘先生作为中国高等教育科学研究开拓者的地位。［6］实际上，它还有一个作用，就是提供了一种高等教育学科研究范式，使其他学者的高等教育理论研究有了遵循和参照。
学科既是知识体系，又是学术共同体。学术共同体的形成和发展是新兴学科成长的中心任务。初创时期的高等教育学科发展千头万绪，培养专业研究人才有着关键意义。1981年，潘先生在厦门大学招收第一批研究生，其他一些高校先后跟进，高等教育学研究生培养单位不断增加，研究生规模逐年扩大。但由于高等教育学科处于初创时期，研究生培养所需要的教学用书缺乏，这种状况不利于研究生教学工作的正常开展，对人才培养质量有不利的影响。为了缓解教学用书紧缺的矛盾，保证人才培养工作的基本需要，潘先生组织全国各地一批热心的学者编写高等教育学研究生教学教材《高等教育学》，“从编制大纲、组织编写、反复修改、油印试用，到定稿出版，前后经历六年”。［7］1984年，由潘先生主编的《高等教育学（上、下）》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和福建教育出版社共同出版。有学者认为这是高等教育学作为一门学科正式建立的标志性著作。［8］
在潘先生看来，“一门社会科学的学科，可能有三种相互联系的不同体系：第一，理论体系；第二，知识体系（经验体系、工作体系）；第三，课程体系（教材体系）”。［9］高等教育学是一门兼具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双重属性的学问，包括高等教育所涉及的人的内在品质养成和知识技能训练方式方法的知识、教育教学过程和教学行为的知识、高校内外和高等教育与社会其他部门之间各种社会关系及其调控机制制度的知识，等等。不论是理论体系、知识体系还是教材体系，知识都是学科的基本元素，学科体系应当建立在丰富的知识基础上。很显然，在高等教育学的初创时期，学科知识不仅是残缺不全的，知识总量也是单薄的。在这样的背景下，建构研究生教学教材体系，难度可想而知。潘先生领导《高等教育学》编撰团队，“从我国高等教育的实际出发，根据高等教育的基本特点，参考教育学的一般体系”［10］，提出了第一个高等教育学教材体系。这个体系的基本线索和大致轮廓由四个部分组成，包括总论、分论、体制和历史与方法等。具体而言，在总论部分，首先论述高等教育作为一种社会活动的性质、任务、地位、作用和培养目标等；其次，论述教育活动的主要组成人员，即受教育的学生和教育者的教师。在分论部分，分别阐述全面发展教育的各个组成部分，德、智、体各育过程的原理、原则、内容、方法、组织形式和手段。在体制部分，主要探讨学校体制和管理体制，概括地论述重要的制度及其理论依据。在历史与方法部分，主要阐述高等教育发展简史和高等教育学的研究方法。不可否认，这个体系在一定程度上借鉴了普通教育学的教材体系，这在当时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即便如此，它对今天探讨高等教育学的教材体系仍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潘懋元先生主编的《高等教育学》是中国第一部高等教育学科研究生教育教材，由于《高等教育学》课程在高等教育学科研究生培养过程中具有中心地位，且作为第一部教材，其在适应范围和示范导向上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它对第一代高等教育学科专业人才培养发挥了重要的规训作用。第一部《高等教育学》教材体系框架也成为后来相关教材的模板，即使有的教材编写提出了不同的体系框架，也是为了突破经典体系、构建“一个新的学科体系”所做的努力。［11］
在《高等教育学讲座》和《高等教育学》教材出版后，薛天祥、王伟廉、田建国、胡建华、杨德广等学者陆续出版了他们个人编撰或主编的《高等教育学》著作。从这几部著作来看，尽管在体系结构上与潘先生的两部著作有所不同，但对高等教育的认知基本相似，且基本范式和体例大同小异，都可以归入经典体系范畴。潘先生的两部著作出版在先，其他著作出版在后，这就更显潘先生建构的高等教育学科理论体系的典型性。在后来的几部《高等教育学》著作中，胡建华等人所著的《高等教育学新论》以高等教育发展的历史——现实——未来为主线，采用了一种更具创意的写作框架，全书包括五篇九章，包括学科论、历史论、逻辑论、价值论、目的论、结构论、过程论、未来论和研究论。潘先生在序言中评价该书：“确实构建了一个有别于知识体系、课程体系的学科框架。这个框架的主线是历史——现实——未来。”“具有中国式的学科体系构建的特点，超越西方某些只是将高等教育作为一个研究领域而构建的散、无序的论著”，“在‘走向成熟的学科’的巉岩间攀上了一个新台阶”。［12］尽管该书框架结构与潘先生两部著作的体系差别较大，但书中所使用基本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与潘先生的著作是一致的。该书四位作者中，胡建华和周川都是潘先生的弟子，可见潘先生学科理论思想的影响。
三、潘懋元先生擘画了中国高等教育学理论创新发展方向
学科发展是知识的积累，知识的丰富性和多样性是学科发展水平的衡量尺度。潘先生深谙这个道理，他终生为繁荣我国高等教育学科而不懈奋斗，真正做到了生命不息，研究不止，笔耕不辍，发文不停。他在去世的前半年，仍不断发表高等教育研究文章。据不完全统计，他一生发表文章600多篇，出版著作近70部。迄今为止，他依然是著述最多的中国高等教育研究学者，为中国高等教育学科知识体系发展贡献了他的才智学识。根据中国知网期刊发文检索结果，潘先生是中国高等教育学界发文持续时间最长的学者，他最早发表高等教育研究文章的年份为1954年，直到2022年去世前还有文章发表。他的学术思想结构严整、体系庞大，几乎覆盖了高等教育学科的所有领域，堪称高等教育学科百科全书式人物。总体上看，他的高等教育思想主要包括以高等教育学科范式思想、教育基本规律思想等为代表的元高等教育学理论；以高等教育发展的中国道路思想、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思想、终身教育思想等为代表的高等教育宏观发展理论；以高校课程与教学论思想、高校教师教育与教师发展思想等为代表的高校教育教学理论；以民办高等教育发展思想、高等职业教育发展思想、应用型本科教育发展思想等为代表的高等教育分类发展理论，等等。［13］除此之外，他在高等教育历史研究、国际与比较高等教育研究、高等教育招生考试制度研究等方面都取得了比较丰硕的研究成果。
潘先生在身体力行开展高等教育学科研究工作的同时，根据自己对高等教育改革发展与高等教育研究关系的深刻把握，不断引导高等教育学理论创新方向，擘画中国高等教育学科未来发展图景。他参与创建了中国高等教育学会，领导创建了中国高等教育学会高等教育学专业委员会②，后者是高等教育学者的学术共同体。潘先生希望高等教育学专业委员会能为学科发展作出特殊的贡献。他指出，高等教育学专业委员会有两大任务：一个是开展高等教育学的学科建设，一个是加强高等教育理论研究对高教实践的服务功能。两大任务实质上是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的，二者不可偏废。［14］他深知，如果没有繁荣的知识体系，高等教育学就难有稳固的地位。在全国高等教育学研究会第四届学术研讨会上，他呼吁大家把高等教育学科理论体系问题的探讨放一放，关注高等教育理论研究如何更好地为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实践服务，因为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尤其是教学与课程问题亟须理论指导；高等教育理论研究应当更有生命力，避免“大、空、洋”现象。他甚至罕见地劝告一些学者，要接触火热的高等教育实践，不要钻牛角尖走到死胡同。如果一味地在那里冥思苦想如何构建一个科学的、完美的学科理论体系，一味地在那里冥思苦想希望找到一个建构学科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以为只有搞出一个理论体系才有意义、才有价值，而鄙视已经存在的、得到了较大发展并产生了实际效益的学科知识体系，就可能导致研究工作严重地脱离实际。［15］理论研究与实践需要的结合，不仅能发挥理论应用的功能，而且能发展理论、繁荣学科。正是从这次学术研讨会以后，高等教育学专业委员会学术年会的主题开始聚焦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重大课题，比如，现代大学精神与教育制度创新，全面深化高等教育改革的理论与实践，大学治理的理论与实践，回顾与展望中国高等教育改革，新时代我国一流本科教育的理论与实践，面向2030的高等教育现代化：国家行动和高校发展，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新思维、新常态与新趋势，现代大学制度建设，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70年:历史传承与创新发展，普及化时代的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后疫情时代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趋势、问题与对策，等等。主题的转换不仅使高等教育学专业委员会年会更贴近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现实需要，更是为学者们开展高等教育研究指明了正确的方向，使高等教育学科发展更重视有关重大主题研究，从而丰富高等教育学知识体系，促进高等教育学科走向成熟。正如恩格斯所说:“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16］
在高等教育学的发展过程中，一直存在学科与领域之争。潘先生是坚定的学科论主张者，但他并不排斥作为领域的高等教育研究，相反，他非常看重其他学科领域的高等教育研究，把它们作为高等教育学科建设重要的养分提供者，并且重视运用其他学科领域的高等教育研究成果讨论问题。笔者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有幸参加了他领导的“多学科观点的高等教育研究”课题研究，承担了“管理学观点的高等教育”、“系统科学观点的高等教育”两个子课题的研究任务。他选择从历史学、哲学、心理学、文化学、科学学、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管理学、系统科学和比较教育学11个学科的角度出发，发挥相关学科领域的优势，对高等教育展开全面检视，以拓宽高等教育学科发展视野，助力高等教育学科创新发展。这项课题研究成果被汇编成册，2001年由上海教育出版社以《多学科观点的高等教育研究》为书名出版。从其他学科角度开展高等教育研究是典型的领域论研究，显然，潘先生不只是简单地为了借鉴其他学科的相关研究成果，而是带领团队尝试开展各相关学科领域的高等教育研究探索，以丰富高等教育学的方法论。正如他自己所指出的：“多学科观点的高等教育研究为拓展研究领域、开拓学术视野、促进学科对话与融合提供了方法论基础。更重要的是，多学科观点的高等教育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思维方式。”［17］潘先生自己的研究和他组织开展的研究，以及所取得的研究成果都不只具有丰富学科知识的意义，他就像高等教育学科一座高高的灯塔，指引四面八方的学者和学子学术研究发展的方向。
四、潘懋元先生构想了中国高等教育学的理想学科归属
学科有类别和层次之分，我国教育制度不仅将学科既分类又分层，还分领域或方向。在高等教育研究的前学科阶段，它是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受到人们关注的。也就是说，高等教育研究成果并不归属于任何学科，比如，纽曼的《大学的理想》出版时并不是作为教育学的研究成果为人们所重视的。当然，不可否认，高等教育学初创之时，在学科归属上与教育学最近，因此，潘先生在关于创建高等教育学的倡议中将其明确列入教育学分支学科。他说，高等教育学“这一分支学科同教育学的关系，是一般与特殊的关系。教育学，研究的是教育科学一般的、共同的规律，学前教育学、普通教育学、高等教育学以及其他分支学科，研究的是各自特殊的规律”。［18］中国高等教育学的发展正如潘先生所倡议的，作为教育学的二级学科被列入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高等教育理论研究得到广泛开展，并形成了庞大的学科体系。这个体系大体分三类：其一，从高等教育学各组成部分分化出来的分支学科，比如，大学教学论、大学课程论、大学学习学、大学德育论、高等教育史、比较高等教育、高等教育研究法，等等；其二，高等教育学同其他学科结合产生的交叉学科，比如，高等教育哲学、高等教育经济学、高等教育社会学、高等教育管理学、大学生心理学，等等；其三，运用高等教育理论研究不同类型、不同层次高等教育所构成的学科，比如，高等工程教育研究、教师教育研究、高等医学教育研究、高等农业教育研究、高等职业教育研究、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研究、留学生教育研究、民办高等教育研究，等等。［19］高等教育学科体系的壮大和复杂化不仅巩固了高等教育学的学科地位，而且使人们对高等教育学的未来发展预期有了更多的设想。
自创建以来，高等教育学的学科地位时常受到关注。最早是有人觉得无须把高等教育学作为一个学科来对待，只需在教育学研究中加强高等教育研究，因为教育学研究应该包括所有各级各类教育。这一主张主要出现在高等教育研究学科初期，当时整个教育学研究还不发达，各级各类教育事业发展水平有限，即便是小学教育，普及化程度也比较低，所以，教育学的各分支学科都还没有得到较好的发展。教育学的二级学科主要还是从不同角度对教育进行研究，形成了各有关学科领域，如教育原理、中国教育史、外国教育史、课程与教学论、比较教育学，等等。教育事业的发展催生了教育学的发达，高等教育由精英化向大众化和普及化发展，为繁荣高等教育学提供了可能，这是高等教育学发展起庞大学科体系的社会基础。因此，有人认为，今天的高等教育所面临的理论与现实问题已形成了极为复杂的“问题族”，远非作为二级学科的高等教育学所能解决，高等教育学必须成为一级学科。［20］
把高等教育学建设成一级学科，不是个别学者突发奇想，而是一批高等教育学者的“理想”追求。不仅一些学者著文呼吁，2016年，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在厦门大学召开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研讨会，讨论关于促进高等教育学学科发展的路径，其中，一个重要的认识就是努力推动高等教育学一级学科建设。［21］应该说，主张将高等教育学建成一级学科，既有被动适应相关形势的考量，又有主动谋求突破发展的意愿。从被动方面来看，部分高校为了适应外部学科评估要求和内部学科结构调整的导向，对本校高等教育学科学位授权点、师资队伍和组织机构等进行整合，客观上弱化了这些高校的高等教育学科地位，造成了其高等教育学科发展的不利局面。建设高等教育学一级学科，可能有助于扭转这一被动形势。从积极方面来看，高等教育内外发展形势都发生了重大改变，普及化高等教育已经成为社会各行各业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源泉。信息技术、人工智能和国际互联网不仅正在改变社会，而且正在重构高等教育体系。正因为如此，潘先生创造性地提出:“高等教育既要培养自然人，还要培养机器人。”［22］
潘先生不仅提出了新形势下高等教育的新任务，而且构想了高等教育学新的学科归属。2021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在学科专业目录中新设置“交叉学科”门类，将其划为第14个学科门类。交叉学科门类的设置是为了适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的新形势，实现重要科学问题和关键核心技术的革命性突破，增强学术界、行业企业、社会公众对交叉学科的认同度，为交叉学科提供更好的发展通道和平台。［23］交叉学科门类设置的初衷可能主要是为了满足理工科学科交叉发展的需要，与人文社会科学没有直接关系，但潘先生从中看到了高等教育学与交叉学科之间的内在联系。前述他组织开展的多学科观点的高等教育研究，突出体现了他对高等教育学的多学科性的深刻洞见。面对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对学科专业设置的开拓，他指出，高等教育学未来的发展方向应是主动纳入交叉学科门类，成为其下属的一级学科。在他看来，高等教育学只有以一级学科身份纳入“交叉学科”门类，才能有效避免“盲人摸象”、“一叶障目”，准确描述现状、解释现象、预测趋势、控制变量、切实解决现实难题，创造性地发展学科理论，应对当前面临的高等教育复杂难题。为此，高等教育研究者应努力摒除学术惰性，充分认识到高等教育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的密切关联性，即学科的主体间性。［24］不论高等教育学最终能否成为学科专业目录中交叉学科的成员，但高等教育学的多学科交叉性是客观存在的，而且正是这种交叉性使其能在未来变化不定的学科创新发展中，获得持续不绝的发展动力，在服务人的发展和经济社会发展中展现一门科学性与人文性相统一学科不可或缺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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