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以国家战略需求为导向的教育组织系统如何实现高效治理与高质量发展已经引起了国家和社会组织的高度重视。教育高质量发展作为事物的“发展”类型之一，必然要遵循一般的发展理论。国家战略是面对国内外复杂关系和错综局势时国家层面所采取的超前的、全面的、系统的治理模式与总体方略。为统筹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迫切需要构建起一整套无缝衔接、结构合理的国家战略体系。基于总体国家安全与发展的视角，国家战略体系必定要特别关注科教兴国、人才强国和创新驱动发展三大子战略，因为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基础之基础是教育的高质量发展。确立并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国家战略体系及其各领域的子战略，统筹推进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和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必定需要构建一个强大的高质量教育系统以确保智力上的强大支撑和各级各类人才的供给保障，同时这也正是基于国家战略需求导向的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义的集中体现。
关键词：战略；国家战略；需求导向；教育高质量发展
当前，“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风云际会，变幻莫测，世界究竟何去何从，全球各民族国家都再次面临新的艰难的历史性选择。以国家战略需求为导向的教育、科技、人才等如何才能实现高效治理与高质量发展已经引起了党中央、国务院和相关社会组织的高度重视。其中，教育高质量发展作为事物的“发展”类型之一，必然要遵循一般的发展理论，或者说一般的发展理论必然是构成教育高质量发展的理论基础。在学术思想史上，发展理论本身并非确指某种单一的概念，而是众多思想主张和理论流派的大体系和综合体。该理论体系大致包括了人的全面发展理论、国家战略（发展战略）理论、新旧人力资本理论、社会现代化理论、发展变迁理论、新时代新发展理念等，它们均能从某一层面或者侧面为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指导，从而解释、描述、说明和预示教育高质量发展问题。
在与发展相关的理论谱系中，国家战略概念及其相关思想主张作为官方正式用语于20世纪50年代在美国广泛流行，80年代初被引入中国大陆，近年来已经成为一种极其重要的管理理念。任何有关国家战略的研究与制定问题，均涉及一个国家的总体利益和安全，本质上都最终表现为各个国家之间特别是大国之间的竞争与博弈。显然，各国只有通过严密细致的循证、调研、建模、比较等多种科学的综合手段才能真正全面准确地了解、判断各国尤其是竞争对手的综合国力及其国际竞争力，包括优势、劣势、机遇、挑战等基本态势（SWOT分析），也只有如此，才能真正在全球竞争中赢得主动。这实际上涉及各个大国的综合国力及其国际竞争力的开发、评估、比较、提升等系列复杂问题。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是实现国家战略目标的重要途径和手段，如何以最佳方式开发好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及其国际竞争力是一项非常具有前景却又极其复杂的系统工程。在当代，如何培养、开发和利用人才资源，特别是杰出人才、领军人才、拔尖创新人才等世界一流人才，是综合国力及其国际竞争力开发的战略重点。
随着知识经济和数字社会的来临，大国之间竞争的主战场已经转移到全球性的科技创新与高端人才方面，而对科技创新的制高点与战略级国际性人才的争夺更是空前激烈。尽管我国通过40多年改革开放在各个领域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在科技领域仍然存在诸多亟待解决的突出问题，如对基础科研重视不足，短板突出，缺乏原创性成果，底层设计和工艺制造能力薄弱，工业母机、高端芯片等“卡脖子”问题突出，国家级实验室、研究型大学、科技领军企业等国家创新系统自身创新能力、资源配置、机制体制等方面培育不足，尤其是高端科技人才及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局面一时难以得到根本性缓解。事实上，任何一个国家在科技领域存在问题的首要原因就是人才问题，科技创新的短板说到底就是高级人才的短板。习近平总书记曾经指出，“硬实力、软实力，归根到底要靠人才实力。全部科技史都证明，谁拥有了一流创新人才、拥有了一流科学家，谁就能在科技创新中占据优势。”近些年来的国际竞争与社会实践表明，世界级科技大师、领军型人才、顶尖科学家的极端短缺正是我国人力资本开发和人才队伍建设的突出短板。世界一流的创新人才和科学家要么是自主培养，要么是联合培养，要么只能依赖国际引进。然而，由于复杂的国际形势以及众所周知的原因，在当前及未来很长时间内，我国所需世界一流人才和顶尖科技人才只能主要依赖我国科技创新系统的自我孕育与自主培养。对此，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当今世界的竞争说到底是人才竞争、教育竞争。要更加重视人才自主培养，更加重视科学精神、创新能力、批判性思维的培养培育。要更加重视青年人才培养，努力造就一批具有世界影响力的顶尖科技人才。”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要求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强调要以国家战略需求为导向，优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技领军企业定位和布局，从而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坚决打赢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可以看到，党的二十大报告将科教兴国、人才强国、创新驱动发展三大战略统筹推进，更加凸显了科技、教育、人才对国家发展的战略地位与命脉作用，这就必然要求促进教育的高质量发展，培养造就大批德才兼备的高素质人才，完善人才战略布局，建设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人才队伍，切实提高我国人才，特别是杰出人才、顶尖科技人才、知识创新型人才的自主培养能力，牢牢把控好各级各类优秀人才培养的自主权和主动权，才能真正具备国际竞争的硬实力和软实力。本研究将通过相关研究文献和政策报告的梳理，考察和辨析战略、发展战略与国家战略相关概念谱系，最后基于国家战略需求导向探讨教育高质量发展对国家综合国力及国际竞争力提升的理论价值、战略意义和实践影响。
一、战略、发展战略与国家战略相关概念谱系考辨
“战略”一词起源于军事科学，是与战术相对应的一对军事范畴，即战略战术。早在公元前奴隶制时代，我国著名的军事思想家孙武就提出了一系列较为系统的战略思想观念。《孙子兵法》影响古今，声播海外，成为中华民族军事史上战略研究的伟大先行者和开创者。一般来说，战略用于军事领域，是指通过一定的智慧谋划来统领战争的全局；战术则是指通过一定的方法手段来实现某种军事目标。到了现代社会，战略开始泛指社会上有关政治经济、科技外事等相关领域的重大事项，但更多的还是指向某种具有全局性、重大意义的企划和智谋。
战略的发展大致经过萌芽、崛起、成熟三个阶段。战略萌芽于生存，人类原始的生存环境及其竞争演化出战略的起源；战略崛起于军事，人类军事及其战争为核心的战略学派是数千年来最主流的学派，主要研究战争的基本规律，总结如何克敌制胜，侧重于对朴素的战略哲学思想和实用的作战原则的总结；战略成熟于政治，当战略从军事领域延伸到社会政治领域，成为治国之道，一般战略就上升为国家战略。当然，战略最终弘扬于企业，在企业组织广泛运用的发展战略逐渐成为管理学领域的显学。管理世界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也导致人们对战略管理的理解众说纷纭，流派极多。
尽管战略概念起源于军事科学，但“发展战略”一词最是口耳相传，应用广泛。发展战略是“发展”与“战略”两个概念演变的紧密相联，其有机结合形成了现代发展战略概念的基础，发展与战略这两个关键词的有机结合就逐渐创建出“发展战略学”这门全新的学科。一般认为，美国发展经济学家赫希曼（Albert O. Hirschman）于1958年在耶鲁大学出版的《经济发展战略》一书中最先使用“发展战略”一词。此后，发展经济学中逐渐使用这一概念。联合国基于为世界人民谋求更美好生活是国际社会共同责任的愿景，在20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提出了4个十年国际发展战略，得到国际社会的充分认可与广泛传播，逐渐成为一门国际新兴学科——发展战略学，即以事物的发展为对象而作的全局性谋划。受此影响，发展战略概念在20世纪80年代初流入中国大陆思想界，并开始广泛流行，主要存有经济发展战略、经济社会发展、发展战略三种不同的提法，内容主要涉及经济方面，其实并无太大实质性区别。
“国家战略”研究肇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在欧美等发达国家有关战略研究的视界中，英国率先开辟出“大战略”研究的新蓝海，但最具代表性的却是美国随后提出的国家战略研究。1929年，《历史上的决定性战争》横空出世，影响广泛，该书作者英国战略理论家利德尔·哈特（Liddell Hart）大篇幅阐述有关大战略的基本概念及其相关理论问题。英国军方很快采用了大战略的相关概念和基本原则，英美两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将其作为战略理论以指导对法西斯的系列战争。20世纪50年代，美国社会政治经济得以迅速发展，成为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超级大国，但西欧尤其是英国在大战略理论研究领域具有明显的优势，这让作为世界超级大国的美国感觉非常尴尬。为此，美国于20世纪50年代率先提出“国家战略”这一全新的概念。自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美国多次界定国家战略概念。1963年版《美国军语词典》认为“国家战略是平时和战时在使用武装力量的同时，发展和运用国家的政治、经济和心理力量以实现国家目标的艺术和科学。”1979年版《军事及有关名词辞典》将国家战略界定为“在平时和战时，发展和应用政治、经济、心理、军事权力以达到国家目标的艺术和科学。”1983年，美国陆军军事学院组织编写和出版《军事战略》，指出“所谓国家战略系指：在平时和战时，在组织和使用一国武装力量的同时，组织和使用该国政治、经济和心理上的力量，以实现国家目标的艺术和科学。”显然，美国在近30年对“国家战略”的概念界定几乎是大同小异，认为其作为一种艺术和科学，是平战通用的战略，意图通过强调发展国家政治、经济、军事等诸多力量来实现国家战略目标。
中国台湾学者钮先钟最早系统探讨国家战略的基本原理问题。他在1974年出版《国家战略概论》一书，梳理国家战略的相关概念及其发展，考证其历史源流和实践运用等问题。中国大陆学术界在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引介和传播国家战略相关理念与学说。吴春秋于1984年在《世界知识》杂志发表了《浅谈“大战略”和“国家战略”》。1985年，邓小平通过对当时国际战略环境的周密考察和审慎判断，决定将我国的国防建设指导思想从临战体制转变到和平时期建设轨道上来。这一重大的战略转变，使得国家战略、国防战略等概念正式进入到中央层面的政府政策和决策文献中。1994年，薄贵利出版了中国大陆第一部学术专著《国家战略论》，较深入研究和探讨了国家战略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近些年来，国家战略已经成为当代中国一种流传广泛的、十分重要的战略理念，频繁出现在学术文献、媒体报道和国家领导讲话中。2015年3月1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出席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时强调，把军民融合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是我们长期探索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协调发展规律的重大成果，是从国家安全和发展战略全局出发作出的重大决策。这充分证明了国家战略概念的理论意义与时代价值。
1993年版《中国军事百科全书·战争、战略分册》把国家战略定义为：“指导国家各个领域的总方略。”2008年版《中国军事百科全书·国防发展战略分册》将国家战略定义为：“筹划和指导国家安全与发展全局的方略。”当然，这两个定义并没有完全揭示出国家战略的本质。近代桐城派学者陈澹然在《迁都建藩议》中说过：“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之所以成为经典名言，就是因为这句话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战略的真谛。国家战略作为一种总体性方略，具有全局性、长远性、系统性等特征，就是要通过发展、配置和运用好一切国家力量，从而保障和增进国家利益，实现和完成国家目标。2013年11月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中指出：“坚持从大局出发考虑问题。全面深化改革是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重大战略部署，不是某个领域某个方面的单项改革。‘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要从全局看问题，首先要看提出的重大改革举措是否符合全局需要，是否有利于党和国家事业长远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引用此话就是要强调全面深化改革要坚持从大局出发考虑问题，体现了战略思维的前瞻性、全局性、长远性、系统性等诸多特征。
通过战略、发展战略、大战略到国家战略的相关文献梳理与文本考察，不难发现，战略相关概念谱系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环境的变化，学术思想界的研究还在不断深入，在不断与时俱进地开辟着更新的、更开阔的蓝海。当一般战略上升到社会政治领域和民族国家层面上时，人们对国家战略的认识和理解也会变得更加丰富和充实。简而言之，国家战略研究着眼于宏大层面，视界开阔，问题庞杂，可以包含一切与民族国家根本利益密切相关的全局性、长远性、系统性的重大事件或问题。而且，国家战略在空间上包括对内的国家发展战略和对外的国际竞争战略，在内容上涉及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战争、科技文化、民族地理等领域。因此，相对于一般层面的发展战略而言，国家战略涵盖范围广，涉及领域最多，本质上是层级最高的全球性发展战略。
二、教育高质量发展和教育安全是实现国家总体战略目标的基础保障
我国是世界上人口规模巨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式现代化的艰巨性和复杂性前所未有，其发展途径、推进方式、发展战略也必然具有自己的特点。党的十九大报告确立了“到21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国家总体战略，贯通设计“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擘画了未来30多年的目标蓝图；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两步走”战略，即从2020年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从2035年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为实现这个宏伟的国家战略，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了扩大内需战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新型城镇化战略、自由贸易试验区提升战略、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重大文化产业项目带动战略、就业优先战略、人口发展战略、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全面节约战略、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等16项国家发展子战略。这表明，在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长期探索和实践基础上，经过党的十八大以来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我们党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它既具有世界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兼具基于自身国情的中国特色。
按照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要求，为更好统筹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我们迫切需要科学构建出一套涵盖所有重要领域和发展方向的国家战略体系，它既能照顾到各子战略的相对独立，各自成长，又能使众多子战略之间无缝衔接，相互协调，共同促进整个国家战略系统的正常运转和有机统一。显然，这是当前面临的一项极其重要的任务，也是必须认真对待的一项艰难的挑战。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中国社会开启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征程。当前面临的新的发展阶段、新的发展任务和复杂的国际环境，决定了我们所确立的国家战略体系必定具有相当的复合性和系统性，其子战略必然包括众多领域，众多层级。对此，有学者提出，国家战略体系可包括“国家安全战略、国家治理战略、国家发展战略和国家对外战略”，这种观点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因此，面对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由众多子战略组成的国家战略体系，我们只有增强战略性的思维和思考能力，认真了解和研究其各自的独立地位及其相互之间的内在关联，才能达到整体、协同推进的目标，并在政策实践中发挥和提升国家战略的整体功能。基于总体国家安全与发展的视角看，国家战略体系首先必定要特别关注科教兴国、人才强国和创新驱动发展三大子战略，因为教育、科技、人才是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而且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这表明，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基础之基础就是教育的高质量发展问题。从这个方面讲，教育高质量发展就具有了非同寻常的战略意义。
2021年4月29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的决定》，将我国的教育方针修改为“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人民服务，必须与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相结合，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党的二十大报告同样强调，教育高质量发展首要就是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教育，加快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从国家战略视角看，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就必须坚持从政治要求看教育，据民生性质抓教育，按人的全面发展规律办教育，从而解决好如何培养可靠的、高质量的（又红又专）社会主义建设者与接班人的根本任务。由此看来，教育强国和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求的首要目标是必须服从和服务于促进中国式现代化发展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局，具体要求就是要有正确的政治方向，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满足人民群众对于高质量教育的需求，优化平衡好教育体系质量、公平与效率的关系，推动教育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协调衔接和有机融合。这也充分表明，我国现阶段教育战略已逐渐从教育综合改革阶段转变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教育，加快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发展素质教育，促进教育公平”的全新阶段。相对于教育“改革”而言，“发展”教育则更强调“稳”字，这种理解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总体国家安全观在教育领域的贯彻落实。
当前，世界各国之间的竞争和安全问题越来越与教育、科技、人才等息息相关。教育安全同样是涉及当代中国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教育高质量发展旨在稳中求新、稳中求进。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有关教育的系列重要论述表明，教育高质量发展首先要重视正确的育人方向，其次才是高质量的育人水准，而教育评价领域的破“五唯”则反复强调要紧紧围绕“立德树人”和“以人民为中心”才能真正办出高质量的教育。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我国教育的高质量发展和教育强国战略的实施过程中，其中有关教育方针与目标的掌控、公平与效率的平衡等问题，越来越成为党和国家衡量国家发展水平和安全系数的重要指标之一。从国家战略视角看，教育安全概念需要考虑国家、民族、地域、文化相关的教育自身的相对独立性、自明性和国情特点的制约，更要重视教育受到外部挑战、内部侵蚀而带来的涉及民族国家安全的各类问题或危机。关于教育安全问题，可能会涉及以下主要方面：教育是否与国家政党利益、宪法法律精神、教育方针政策相吻合，是否有助于提高国民的整体素养，能否通过自主培养多层次各类人才着力形成人才国际竞争的比较优势，是否有助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维护国家安全稳定，是否有助于提高教育治理、教师队伍、教材教法、教育评价等方面质量。显然，党的二十大报告确定教育强国和教育高质量发展是国家战略体系的重要子战略之后，还需要全社会高度关注和重视教育质量与发展问题，其中就涉及教育安全与总体国家安全观二者的关系问题，其实质也是从国家战略层面考量教育地位及其发展水平的一种重要理念与思维方式。
三、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建设需要主动响应国家重大战略需求
在中国科学院第二十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十五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次全国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都曾经强调，国家实验室、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技领军企业都是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健全新型举国体制，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优化配置创新资源，优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技领军企业定位和布局，强化科技战略咨询，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在论及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时，提出要“以国家战略需求为导向，集聚力量进行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加快实施一批具有战略性全局性前瞻性的国家重大科技项目，增强自主创新能力。”这表明，在新型举国体制下，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事关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是中国应对世界新一轮科技革命、争夺新兴科技发展制高点和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主体力量。基于此，国家战略体系中教育、科技、人才相关子战略还要充分考虑到各级各类人才，尤其是拔尖创新人才的自主培养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高等教育在响应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层面作出了突出贡献，全国60%以上的基础研究、80%以上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由高校承担。以“985工程”“211工程”和“双一流”建设为代表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作为主阵地，承担着培养科技创新人才和顶尖科学家的主要任务，并不断推进知识生产、传播和学术理论创新，为国家科技创新活动提供基础性的战略支持。简而言之，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与高等强国建设同样要基于国家战略需求导向，围绕世界前沿科技进行基础学科、新兴学科、交叉学科建设，加快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大学和优势学科，着力构建高校、政府、社会、产业、公众之间的多重螺旋与新型知识生产模式，为我国战略性尖端科技和知识体系的创新性发展奠定坚实的根基。
对于如何从国家战略需求导向看待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世界重要人才中心与世界高等教育中心之间相互关系的问题，国内外学术思想界研究成果非常丰硕。简要概括起来，第一，通过历时性考察世界科技中心与世界高等教育中心是否存在同构互动？第二，能否找到充足的证据表明世界重要人才中心与高等教育中心的形成到底是自然形成的抑或人为干预的结果？第三，通过精密建模分析世界经济强国与世界人力资本强国之间到底存在怎样的关联？最终，众多的跨学科的权威国际比较研究表明，世界科技创新中心、世界重要人才中心、世界人力资本强国与世界经济强国之间存在转移同构关系，其总体发展脉络基本一致：世界经济强国往往是世界人力资本强国，世界人力资本强国又通常是世界高等教育中心，而世界高等教育强国一般又是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和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当代美国高等教育哲学家布鲁贝克（John S. Brubacher）在《高等教育哲学》一书中将高等教育的哲学基础归纳为认识论和政治论，称之为高等教育合法存在的基础和理由。政治论强调高等教育要助力民族国家、宗教政党、区域联合体、事业企业等的发展，要响应社会发展需求，要主动服务经济社会，遵循着服务逻辑或工具理性。该论点表明任何时代的高等教育发展都不能回避民族国家利用高等教育提升综合国力和全球竞争力的需求，这也成为教育需要勇于承担的一种学术责任。
当前，围绕新兴的知识创新型产业与高端智能技术，世界各国间的争夺与竞争非常激烈，这导致教育高质量发展与世界一流科技人才培养将面临更加严峻、复杂的局势与环境，因而推进和强化我国国家战略体系中的子战略研究具有特别重要的战略意义。国外学者对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上游概念“国家战略力量”研究起步较早，并形成了较为成熟的理论体系。随着冷战结束，世界格局逐渐朝着多极化发展，国家战略力量研究更加多样化。但是，我国对其关注和研究都起步较晚。有学者从理论基础和概念内涵出发，在探究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基本特征的基础上，对其主体构成和功能形态进行细致分析，认为国家创新系统理论是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重要理论根基，主张要以国家实验室、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技领军企业为核心主体的公私领域内不同组织和部门共同参与国家创新网络建设，从而尽可能满足国家重大需求和维护国家发展安全，提升国家创新效能，引领科技赶超跨越，响应科技自立自强之需求，最终实现世界科技强国建设目标。在国家创新网络和智力开发系统中，高水平研究型大学与其他战略科技力量相比，具有独特的性质和功能，是国家基础研究和高级人才培养的主阵地，具有优良的教学、科研、社会服务功能和知识创新环境，与其他三类科技创新主体相比，更能够积极、快捷响应国家需求和号召，为国家前沿、尖端创新提供基础理论和科技生产力的支持。在全球知识生产模式由模式1进化到模式2，再快速推进到模式3阶段时，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应更加有效对接国家战略需求，注重推进职普融通、产教融合、科教融汇，重视产学研政企的协同推进，把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等理念更好结合起来，促进人才培养、基础研究、学科建设三者协同发展，尽力实现国家科技自立自强的战略任务。
受美国人克莱因（Ray Cline）在《世界实力评估》（1977年）中“国力”量化研究的影响，我国学者于20世纪80年代自主性提出“综合国力”概念并迅速为官方所接受。近些年来，综合国力及其国际竞争力成为衡量各国家或地区综合发展水平的一种新的视角。人们发现，从综合国力及其国际竞争力视角看一个国家和地区的发展水平，需要改变以往认识社会发展的方式，特别是在看待一个国家或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时，不能仅仅把国民生产总值或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作为唯一的衡量标准。毕竟，综合国力包括的指标和因素很多，需要综合考虑，尤其是需要从人类发展的角度去认识社会系统中诸多因素及其相互关系。这种评价和思考国家实力与竞争力的观念变化，凸显了人的发展的价值，淡化了把经济增长（或GDP数值）作为唯一追求目标的倾向，使得国家战略、政府治理、发展方向和改革模式逐渐回归理性，回归人类社会发展的本质，开始强调以人为本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地位与价值意蕴。
事实上，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实证文献和人力资本研究成果表明，造成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发展差异巨大的原因很多，包括科技、教育、人才、环境、文化等诸多因素，其中经济和财富差距只是一种表象，最深刻的内因还是科技创新能力和受教育程度的巨大差异，而这背后其实就是受高等教育系统及其世界一流的研究型大学发展水平的影响。因此，也有人直接把当今各国之间的经济差距等同于科技创新、知识经济或国家科学创新系统之间的差距。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世界银行在2000年发布《发展中国家的高等教育：危机与出路》报告，认为随着知识型经济的全球性扩散，如果发展中国家想要彻底摆脱不利地位，并从全球知识经济中获益，就必须想方设法建立更完善、更普及、更高质量的高等教育系统。此外，在全球诸多种竞争力指数中教育所占权重的不断彰显，是当前国际上综合国力及其竞争力指数编制的一个显著特点。为体现这种全新的国家发展战略观，国内外学者在研究和建构综合国力及其竞争力模型时，不约而同把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及其相关发展数据放到指数编制的最重要或显著的位置，这表明人力资本的发展已经是一个民族、国家、地区社会经济综合发展的重要表征和硬杠杆。
综上所述，国家战略本质上是面对国内外复杂关系和错综局势时在国家和系统层面所采取的超前的、全面的、系统的治理模式与总体方略。它很大程度上受到民族文化、地理环境、国别政治等差异化影响，并没有一个放之四海皆准的理想治理原型。当然，它也会在系统或场域的范围内具有某些特定的、共享的、约定俗成的边界、身份、规则或组织形式，作为一种治理集群，可以称之为国家战略体系。当然，该体系或场域还会创造出一种多层级的“关系空间”，其中科教兴国、人才强国、创新驱动发展等诸多子战略就置身于其中，这些子战略之间可能会存在某些互动机会和密切关联，相互之间既具有独立身份，同时又会对整个体系的组织结构和行动实践产生某种集体性理解或系统性集成。作为与人类发展共享悠长历史和浓厚传统的教育系统，深深嵌套于国家战略体系中，并成为基础性的、具有支撑作用的子战略之一，其高质量发展当然需要遵循国家战略体系的游戏规则，并以此规制自己的指导策略与行动路向。马克思、恩格斯曾经指出，“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代的需要而建立起来的。所有这些体系都是以本国过去的整个发展为基础的,是以阶级关系的历史形式及其政治的、道德的、哲学的以及其他的成果为基础的。”基于全球化竞争、知识经济背景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战略需求的教育高质量发展，同样要求在充分考虑中国独特历史、现实国情的情况下构建出具有中国特色的高质量教育系统。20世纪80年代以来，人类社会已经进入了一个以科技、知识、创新为基本特征的知识经济新时代。一个民族国家要想真正崛起和傲然立足世界民族之林，越来越取决于教育、知识、人才及其颠覆性的科技创新。党的二十大报告所宣告确立的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总体发展战略体系及其各个领域的子战略，就是确保顺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按照既定的规划路线成为世界科技中心、世界教育中心和世界经济中心，这必定需要构建一个强大的高质量教育系统来提供智力上的强大支撑和各级各类人才的保障，这也正是通过国家战略规划确保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义的集中体现。世界科技中心近500年来呈现出周期性转移现象，先后产生了意大利、英国、法国、德国、美国五个世界科技中心和创新高地，这些国家不仅成为当时的世界科技中心和世界高等教育中心，并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保持住了在科技与智力创新上的供给能力。经过改革开放40多年来的快速发展，我国已经拥有世界上最大规模的教育体系，成为世界教育大国，但要想成为新的世界教育强国和世界科技中心，就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教育，加快建设一批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研究型大学，同时优化教育系统结构，促进分类发展，形成具有全球竞争力的高质量教育体系，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与创新中发挥独特的关键作用。
【张学文，新华文摘杂志社编审，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学术发展咨询委员会委员】
原文刊载于《中国高教研究》2023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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