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林苗羽（1994-），女，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博士生，研究方向为高等教育基本理论；王建华（1977-），男，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高等教育基本理论。
摘要与关键词
摘要：大学的城市分布受时代和区域因素的影响，不存在普适的规律。我们今天所看到的高水平大学和重要城市的组合是大学与城市长期互动的结果，且仍存在不少高水平大学位于普通城市的例外。本研究对2021QS世界大学排行榜和软科世界大学学术排行榜的前500名大学城市分布进行统计，以数据的形式勾勒出了世界高水平大学城市分布的多样性。研究表明，大学的城市分布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大学的发展水平与所在城市的地位并非一方决定另一方，而是相互成就。城市为大学提供基础条件，而大学则为城市增加文化厚度。在共生、共荣的关系中，建在普通城市的大学同样有可能成为高水平大学。我们需要正视大学城市分布的多样性，不盲从单一的模式，并寻找适合不同大学和城市发展的适宜道路，唯如此才能最大程度上实现大学与城市的协同发展。
关键词：世界高水平大学；大学位置；城市分布；多样性
近年来，由于大学科技创新意识的兴起和人们对城市发展认知的转变，许多地区开始在远离中心城市的地方开拓新的高校聚集区。例如，自2016年起，原本只是小渔村的青岛西海岸在政府的帮助下变成了有众多高校聚集的科技创新新区。深圳也开始着力引进一大批高水平大学，以打造“顶级名校圈”；作为另一座经济发达的城市，苏州也从2020年以来引进了8所双一流大学以提高城市竞争力。再如，始于2000年的异地办学潮流，已经发展成为985高校的“西学东渐”，即大批西部的985高校集体前往深圳、青岛等东部重要的经济增长城市进行建设。上述现象给人一种“错觉”，即大学只有建在重要城市才能获得更好的发展。事实并非如此简单。对世界大学发展的历史进行梳理就会发现，不少世界高水平大学在建校时并未对城市的地位或地理位置给予过多的关注，如剑桥大学、牛津大学、哈佛大学、耶鲁大学等都位于普通城市。事实证明，不同国家、不同时代、不同国家的不同时代大学的城市分布大不相同。实践证明，只有从适宜性出发，才能最大程度上实现大学与城市的协同发展。本研究从历史与比较的视角，探讨了影响大学城市分布的主要因素，然后对世界高水平大学的城市分布进行统计分析，最后基于相关理论和实证分析为正确处理大学发展与城市发展的关系提出应对之道。
一、不同视角看大学的城市分布
所谓大学的城市分布，即大学建在什么样的城市。本研究将以重要城市和普通城市作为划分城市类型的两个维度。全球化与世界级城市研究小组与网络（GaWC）依据世界不同城市提供国际金融服务的水平将全球城市等级分为以下几个类别：Alpha（一线城市）、Beta（二线城市）、Gamma（三线城市）和Sufficiency（四线城市）。本文中的“重要城市”是指在大学建校时，经济水平与今天Alpha、Beta城市持平以及对于一国具有政治意义的城市，包括首都、首府以及省会城市。此外皆归类为普通城市。不同的大学分布于特定的城市类型有其不同的原因，需要借助年代和国别比较的视角。
（一）历史的视角
从建校年代来看，不同时代的大学被赋予了不同的价值诉求，在选址偏好上也呈现出多样性。以欧洲大学为例，中世纪大学的行会组织形式和对基督教教义的奉行，使得建立于彼时的大学未能有较为明显的城市服务意识，其为全人类奉献一切的信条和自治精神意味着大学能够不依赖于重要城市。大学维持生存的物质基础在于城市提供的基本资源，即师生基本的衣食住行，而并非来自教会或者王室的关注。在得以维持生存的基础上，大学则凭借其人才培养和学术研究所产生的主观能动性实现自我发展，诸如博洛尼亚大学最终的繁荣发展就是大学自身发展的无意结果。此外，当时许多大学的名称也表明中世纪大学对校址的要求并非以经济、政治的发达为标尺，以所在的小城市命名更能体现大学的自主发展和自治精神，如博洛尼亚大学、莱比锡大学等。这些城市有很大一部分都不属于欧洲国家的重要城市，但大学却依赖这些城市提供的基础物质条件得到了持续的发展。
16世纪后，大学发展的特征可以概括为“扩展、变异和职业化”。大学彰显的重要价值使自身成为民族国家权力的标志之一，政治势力的干预使大学慢慢转变成为一种更世俗化和组织化的国家机构，其重要使命就是为民族国家的利益服务。由此，大学校址的城市类型开始“兵分两路”，其中由国王或是教皇授权创办的大学更加偏向选择重要城市，这种大学具有明确的政治性目的。城市服务的意识也体现在同时期建于普通城市的大学身上，这类大学的目的是将大学的文化生命力转化为满足城市的职业培训需求。16世纪实用主义的兴起使大学数量激增，但由于当时交通闭塞，商业经济尚未发达，因此建于普通城市的大学在数量上仍占据多数。然而，这一时期以职业化和人文主义为主题的大学并未像先前建立的大学那样有着光明的发展前途。以意大利为例，近代早期的意大利大学的建校目的主要是围绕学者个人的研究兴趣和学术传统，而非以促进城市发展为目的，以至于一批学者在做出将大学迁往重要城市的努力后，大学非但没有继续发展，反而还出现了停滞的现象。
到了19世纪，欧美国家的工业革命和启蒙运动丰富了实用主义的内涵，大学开始在意城市的重要性。典型的例子是英国大学在校址选择上的变化，即从过去的普通城镇转向重要城市，尤其是在首都伦敦建立一批服务于国家和城市发展的高校。大学出现了费边主义的倾向，即过去以牛桥传统作为教学风格的大学已经不能再满足工业革命对高技能人才的需求了。“此时的大学被看成社会变革的中坚力量”，“在费边主义的驱动下，伦敦区高等教育发展孕育了一批服务城市需求，补给城市工业化发展的高校”。在欧洲，“19世纪早期的普遍趋势是大学的都市化，它抛弃了与教会和主教城市的联系，从古老的土地基金与特权收益走向了政府预算，大多从为教会培养神职人员走向为政府培养官员。”但即便如此，仍有一部分大学遵循着纽曼式的古典自由主义高等教育传统，例如牛津大学与剑桥大学，这也是为什么在19世纪之后依然有大学选择建在普通城市的重要原因。在之后的发展中，这部分大学虽然经历了短时间的衰落，但很快又结合自身特点加以改革，延续了工业革命之前的辉煌。
由于工业革命所引发的实用主义势头过于强大，导致纽曼的自由教育理想最终还是由于欠缺效益而处于劣势，并在20世纪逐渐式微。“与自由主义的传统相比，这一传统更强调为公民共同体承担义务。与大学的定位关系更密切的是地区和城市而不是州。在英国，城市大学的兴起，如设在曼彻斯特、利兹、利物浦、伯明翰和诺丁汉的大学，反映了对职业及职业训练需求的升温。这些大学与它们所在的城市和社区联系密切，旨在创造对社会有用的知识，而不是为民族或帝国服务。”在英美之外，一大批亚洲国家在殖民统治下也开始兴办大学，校址都是重要城市。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大学与国家发展的联系更为紧密。越来越多的国家意识到国家的发展不能仅把眼光局限于少数重要城市，而应该关注国家社会的整体性联动。“大学本身不仅能服务于提高远离首都的地区或是处于国家大学框架体系的边缘地区的教育水平，而且还能成为拯救当地工业基础建设免于滑坡的催化剂。”目前这些新兴研究型大学，为世界不断提供优质的人才和科研成果，同时也使所在城市找到了独有的发展道路。这也表明，世界高水平大学的塑造实际上与重要城市之间并不存在某种必然联系，普通城市并不会成为大学迈向世界一流之路的阻碍。
（二）比较的视角
由于大学是各国文化历史的集中反映，其选址偏好因不同国家对大学的不同认知而有所差异。以美国为例，大部分高水平大学大都建于普通城市，这种现象源自于美国实用主义的传统和大学对于学生公民意识培养的重视。在殖民地时期，9所殖民地大学的创办就开创了这种高等教育传统的先河。美国建国前创办的大学包括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威廉与玛丽学院、新泽西学院（今天的普林斯顿大学）、罗德岛学院（今天的布朗大学）、皇后学院（今天的拉特格斯大学）、达特茅斯学院、国王学院（今天的哥伦比亚大学）以及费城学院（今天的宾夕法尼亚大学）都是建立在地处偏远的城镇中。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在于“公民意识”, 崇尚公民意识的美国大学在职能上就表现为通过培养具有聪明头脑和道德规范意识的学生来为社会服务。这种传统极大影响了美国后期创办大学时的选址，例如19世纪下半叶的赠地运动就既是为了恢复饱受内战摧残的各州的高等教育事业，同时也是在各地区着力发展新兴的高等教育事业。赠地运动的领导者莫里尔将首要原则定为“为工业阶层提供教育机会”，赠地运动“在每一个州应建立一所‘向所有学生，尤其是那些劳动阶层（即那些期望用他们的汗水为这个世界做出贡献的成千上万的人）家庭的男孩子开放的’学院。其次，为了向学生们提供‘实用性职业’所需的知识，法案中特别提到了将农业和机械技术作为主要的对象。”鉴于赠地大学主要以农科和工科为主，以经济中心、首都等重要城市作为校址显然不符合客观条件，再加上各州各处百废待兴，政府多赠之地并非真正意义上的重要城市，大学与城市发展表现为从零开始的态势。建国之后，美国大学的选址风格继续以普通城市为主。
19世纪后，美国城市化发展迅速，城市人口的急剧增长为城市引发了一连串的问题，如贫困人口增多和犯罪率升高等。为了防止城市问题对大学的侵扰，美国高等教育出现了“反城市主义”（Anti-Urbanism）的浪潮，此时的大学更乐意于选择郊外作为校址。一个典型例子就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霍普金斯大学融合了英国古典自由主义的理想和德国大学的办学模式，大学最初建立于郊外，学者们认为自然环境更有利于形塑学生们的性格，为学习和研究带来没有纷扰的氛围。不过，建于郊外并不意味着大学发展成为逆时代的“象牙塔”，反而进一步促成了美国高等教育价值观的形成。19世纪下半叶，赠地运动加重了公民意识和服务社会的理念在美国大学中的分量，一大批技术性的大学被建在了郊外，大学与所在城市都能从中获益，典型的例子有麻省理工学院。“社区荣誉代表了一种持续性的影响。城镇之间相互竞争，力图在自己领域内建立学院。土地开发商捐资以便在他们的中心地带建立学院，认为能够带动周围财产的增值。”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城市化进一步发展，也有更多的人想要留在城市中寻求更高经济地位的机会，因此在城市中建立大学逐渐成为主流。但值得注意的是，在城市中，甚至有些在重要城市建立的美国大学并非完全依赖城市的物质资源，而更多的是与城市共同成长。以这一时期建于洛杉矶的大学为例，作为美国西部因淘金热而发展起来的城市，洛杉矶的地位并不能与纽约、华盛顿等重要城市比肩。在城市发展初期，一批大学的建立及其坚定的社会服务的使命为洛杉矶的城市发展带来了丰富的契机。就19世纪末建立的南加州大学来说，“每年为洛杉矶地区乃至加州带来80亿美元的经济活动”，还“在医疗保健、经济发展、社会福利、科学研究、公共政策和艺术等领域提供公共领导和公共服务”，而同时期建立的加州理工大学也为洛杉矶的人才培养做出了卓越的贡献。经过了大学与城市一百多年的良性互动，洛杉矶也从最初的普通城市发展成为“美国乃至世界重要的科技创新中心” 。
欧洲的大学在校址选择上也受到了在地文化的影响，大学选择中小型城镇作为校址的倾向十分明显。长期以来，欧洲的大学就有浓厚的宗教色彩，中世纪大学“象牙塔”的称号就是因为大学如同修道院一般的风格：用一堵红砖墙将自身与世俗隔绝，只关注自我修养。欧洲大学崇尚的是一种博雅教育精神以及学术自治，再加上彼时的大学并非将自己定位为物质资料的生产者，因此对于那些被选中的大学栖息地来说，只需要城镇具有基本的住房条件就足以满足中世纪大学对于校址的一切想象。在德国，柏林大学以及此后在柏林成立的大学都是现代工业革命和城市化发展的结果。在柏林大学创建之前，哈勒大学是德国最好的大学之一，这所大学有着根深蒂固的古典自由主义传统，一直在普通城市发展。在法国，位于重要城市的大学占比明显高于位于普通城市的大学占比，这很大一部分源自于法国中央集权的政体。但19至20世纪期间，法国也没有一味把大学建立在重要城市，反而是开创了独具法国特质的大学模式。这一时期法国大学“通常位于天主教或路德教主教所在的小城市中。摆脱了都市的艰难生活，这些城市的教授和学生开始过起了半浪漫主义的田园牧歌生活。”
与欧美国家不同，亚洲国家的大学多是“舶来品”。由于缺乏现代高等教育传统，因此其创立之初就是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的，大学有必要在重要城市借助其资源发展自身，同时接受来自国家对自己的管理，如我国的高水平大学多集中于北京、上海、天津、各省的省会以及东部经济中心，而日本、韩国的一流大学也都是集中于首都或是经济中心。
总之，大学究竟是建在重要城市还是在普通城市取决于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并不存在放之四海皆准的普遍规律。20世纪以来，大学被赋予了前所未有的重要性，建在重要城市似乎成为一种趋势。但历史和比较分析表明，以重要城市作为大学的建校地址并非一以贯之的传统，也不是必然的规律，许多世界高水平大学都建在普通城市。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城市的繁荣或是因为大学的卓越或是二者动态交互的结果，而不是简单的一方决定另一方。
二、世界高水平大学城市分布的实证分析
为进一步阐明时代和地域因素对大学城市分布的影响，本研究以2021年QS世界大学排行榜和软科世界大学排行榜中各自排名前500的世界高水平大学为样本，分析维度包括不同建校年代大学所在城市类型的数量统计、不同国家大学的所在城市以及城市地位的数量统计。
（一）历史的分析
年代的划分取决于不同的主流文化，这一原则在考察大学与所在城市之间的关系时也同样适用。以第一次工业革命为时间拐点，英国在此之前建立的大学都位于普通城镇，而在此之后的大学选址则多以伦敦为主，大学担负着为工业革命和城市现代化服务的重要使命。本研究对两个排行榜中大学建校时间做了细分，并以韦尔热对大学发展时段的划分作为主要依据。在夏尔勒和韦尔热共同完成的著作《大学的历史——从12世纪到21世纪》中，大学发展阶段被划分为三个阶段，分别为“中世纪与旧制度时期的大学”，主要年限为（12世纪至18世纪），其中包括早期中世纪大学的发展（12世纪至16世纪）以及“近世中世纪大学的发展”（16世纪至18世纪）；“从18世纪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1945年以来大学的普及”。韦尔热认为，大学缘起于12世纪巴黎大学的产生，13、14世纪的欧洲大学的发展道路虽然并不平坦，但总体来说大学与民族国家之间联结得并不紧密；到了15世纪末16世纪初，人文主义发展热潮和世俗权力的干预力度加大改变了中世纪大学相对无组织的状态。本研究将第一个建校的时间段划为12世纪至16世纪。稍后，人文主义和民族主义使欧洲中世纪大学由盛转衰。直至19世纪初，法国和德国对大学的重建才使一直以来处于战争这一毁灭性打击中的大学恢复了元气，尤其是建于1810年的德国柏林大学，使大学在16世纪民族化和国家化的基础上实现了“世俗化、官僚化和专门化”。因此，第二阶段的大学建校时间是16世纪至19世纪。在19世纪之后，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大规模推行促使大学也不得不更加现代化，从此时到二战之前，大学经过发展已初具现代化形式。二战之后，大学的重要性尤为突出，并在办学形式和理念上都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基于此，本研究将大学发展的第三阶段和第四阶段分别设为19世纪至1945年以及1945年至今。
统计结果显示，2021QS排行榜中建于不同时代的大学在城市类型的选择上存在规律性。首先，建校时间处于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的大学更倾向于选择普通城市作为校址。19世纪之前的大学不仅在总体数量上呈现出递增的趋势，而且普通城市的占比也高于重要城市。但总体来看，这两个阶段中重要城市与普通城市大学的数量还是较为平均。19世纪之后建校的大学总体数量出现了猛增，而在选址上重要城市的比重也开始反超普通城市占据了大多数，占比约为67%；这种趋势一直持续至现代，建于二战后的大学在校址的选择上更加以重要城市为主，普通城市的数量相形之下则处于明显的弱势。
2021软科世界大学学术排行榜中建于不同年代的大学所在城市类型的分布总体上与2021QS世界大学排行榜中的趋势一致。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成立的大学中校址为普通城市的明显多于重要城市，占比上两个阶段呈现出较为均衡和持平的态势，未有明显的数量变化。在第三阶段，伴随新建大学数量的急剧增加，建于重要城市的大学在数量上遥遥领先于建于普通城市的大学，以重要城市作为校址成为大学的一个主要趋势。直至第四阶段，普通城市的占比进一步下降，重要城市已占据着不可动摇的地位。
（二）国别的分析
对大学的所属国家加以比较可以发现不同国家大学在校址的选择上呈现出了不同的特质。作为世界高等教育的领头羊，进入榜单的美国大学数量最多，但其大学在校址的选择上却与人们的认知有所出入。在QS排行榜中位于普通城市的美国大学数量远超重要城市，前者在上榜美国大学的总数中占比高达70%，后者则仅30%。软科世界大学学术排行榜中的状况也同样如此，位于普通城市的美国大学共占总数的75%，而位于重要城市的大学仅占25%。英国是两个排行榜中上榜大学数量第二多的国家，其主要特征是两个排行榜中大学在重要城市和普通城市的分布都较为均衡。QS排行榜中建于普通城市的大学占据总数约55%，建在重要城市的约为45%，而在软科世界大学排行榜中普通城市约占54%，而重要城市占46%。与英国不同，位于欧洲另一区域的德国在大学校址选择上既保留了自身的特色，又延续了欧洲大学的传统。在两个排行榜中德国普通城市大学的占比都高于重要城市，分别为63%和60%，表明德国的大学是国家诉求和大学价值观共同发展的典型，正如雷丁斯对德国大学文化理念的总结，“大学不仅仅是国家政策的工具，相反，大学必须体现能转化为实践的思想，如为理想而奋斗。这才是它与国家的纽带，因为国家与大学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大学寻求体现思想，这种思想要能转化为奔向理想的行动；而国家必须寻求实现实践，这种实践能转化为思想，即民族的理念”。法国作为中央集权的国家，在大学校址选择上更加青睐重要城市。QS排行榜中法国的重要城市大学占总数的86%，在软科世界大学学术排行榜上重要城市大学则占总数的69%，其中最重要城市均为巴黎。与美、英、德不同，但与法国类似，我国建于重要城市的大学较之普通城市大学在数量上占据压倒性优势。重要城市大学在QS排行榜中占比约为87%，而在软科世界大学学术排行榜中重要城市的占比则直接达到了95%。
若不考虑历史和地域因素，单纯基于城市类型进行分析，两个排行榜中位于重要城市的大学在数量上都略多于位于普通城市的大学。从排行榜的排名层次来看，几乎所有名次区间的大学所在城市的地位都呈现出波动的趋势，但总体上重要城市占比更多一些。两个排行榜呈现出的一个共同点是在排名前300名的大学中，位于重要城市的大学与位于普通城市的大学保持比较持平的状态，而排名位于300名之后的重要城市大学数量有显著增多的态势，相应的，普通城市大学的数量则明显处于劣势。排名前100名的大学中位于普通城市的略少于位于重要城市的，但其比重较为接近，这说明那些以某几个重要城市的世界高水平大学作为例子的观点只看到了世界众多优秀大学的冰山一角。总的来说，尽管数量上存在不同但不同城市类型之间并未呈现出过于明显的差距。建校时位于普通城市的大学仍然占据着不容忽视的比例，主张只有重要城市才能与世界高水平大学具有适配性的论断并不具有说服力。两个排行榜中位于前500名大学所在的城市在它们建校时并非全是重要城市，并且有相当一部分大学就是建于普通城市，至今仍然固守于原地。
三、正确理解大学与城市的关系
无论是国际都市还是世界高水平大学的形成都需要漫长的历史积淀而非一蹴而就。克尔把大学看作是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变化最小的机构，原因就在于大学存在着一种保守性，这种保守性的来源是把大学作为文化价值的载体，而不是只注重经济利润的企业。大学可能会因为不能发挥其文化价值而死，但绝不会因为简陋的物质条件而亡。把重要城市作为大学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忽略了大学发展的能动性，将之置于一种被动从属的地位。今天人们频频赞颂的国际都市有很多都是随着大学共同成长的。斯坦福大学在建校之初其所在城市硅谷只是一个海军研发基地，直至20世纪末才真正成为世界瞩目的技术中心。斯坦福大学最初创办的目标也不是期望借助研发基地的优势而发展成为科技型大学，而是“赋予学生成功和资格”以及“为社会公共利益而服务”。在之后的发展过程中斯坦福大学为硅谷输送了大量优秀的人才，再加上政府对硅谷的资助使得大学与所在城市形成了共栖共荣关系。芝加哥市与芝加哥大学的发展也遵循着类似的路径。芝加哥在芝加哥大学建立之初也只是一座处于发展中的工业城市，芝加哥大学的建校目的就是试图更好地解决当时城市中存在的治理难题。“芝加哥大学注重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使一批学者、师生开始关注城市社会中的各种病态现象”。芝加哥大学与所在城市享誉世界是互利共荣的结果。除城市与大学共同发展的例子外，现实中也存在许多建于普通城市且较之重要城市更具生命力的大学。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并非诞生于伦敦，也并未在诞生之时就受到来自统治者的高度关注。今天人们心驰神往的牛桥神话是大学角色的转变，即从适应再到在文化上的引领。反观近代早期，教皇和国王在认识到了大学的重要性后扶持建立的许多大学都因为缺乏与城市间的文化交流而很快走向终点。
同样，一座城市的良好运转需要各个机构的相互配合，大学仅是城市庞大的分工网络中的一个分支，不可缺少但绝不能一枝独秀。城市中各机构的有序合作能够为大学的发展提供安稳的发展环境，大学则通过不断地供应人才和创造知识来巩固城市环境的稳定性。今天大学已经从“象牙塔”演变成为开放的系统，其良性运转免不了要与城市其他机构之间构建起一种共生共荣、相得益彰的关系。城市既是一个物理空间也是各种能量有序交换的有机系统，大学与其他机构共生于这一系统之中，新的联系随时会在不同机构的交互作用中产生，这种关系不是线性的，而是立体的、复杂的。在这种关系中对任何机构职能的过分放大都会对城市生态中各机构的能量交换造成毁灭性打击。“如果按照分工性质的要求，把一种职能划分成两个相互补足的部分，那么这两个专门部分就必须在整个分离过程中不断保持交往关系。任何一个部分都不能替代其他部分的整个运作过程，它们是彼此适应的。”大学只是推动城市发展的因素之一。过分夸大大学的作用，有可能会引发城市系统整体性的坍塌。二战后，非洲很多国家希望通过创办大学来尽快恢复经济秩序，试图把大学当作带动当地经济发展的工具。但对大学作用的高期望值使这些非洲国家忽视了城市其他机构的建设，最终的结果是城市建设由于太过落后而出现人才流失的现象，致使城市发展止步不前，甚至出现了历史性倒退。正面典型如巴黎大学，12世纪的法国君主十分重视贸易的发展，巴黎成为法国乃至整个欧洲的中心城市。“繁荣的商业环境带给大学师生以完善的做学问的环境”，“城市中现代化的环境也促进了大学教师的身份认同。”巴黎之所以是发达城市并不取决于巴黎大学，相反，巴黎的城市建设为巴黎大学提供了完备的物质环境，而巴黎大学又在之后不断的发展中为巴黎繁荣锦上添花，使巴黎在成为政治经济之都后又跃升为享誉世界的国际文化之都。
事实证明，在大学与城市地位的关系上并不存在任何适用于所有时代和国家普遍规律，二者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多样的，而不是单一的、偏执的。古往今来，大学支撑城市创新发展有三种类型：“一是自然支撑型”，即大学与城市的共同发展是自然演化的结果；“二是推动支撑型”，即政府有意推动大学对城市发展的支撑；“三是转型支撑型”，即“大学与城市病在各自寻求转型的过程中达到互相促进、共同发展的目的。”大学发展与城市地位之间的关系不是简单的对应关系，而是需要考量不同国家的文化背景和不同时代的价值观才能得做出结论。就像建立在各个国家重要城市的大学不全是世界高水平大学一样，那些高水平大学所在的城市也并不都是重要城市。大学会根据所属文化圈和自身的使命构建与城市的互动关系。“有的是大学造就了城市，例如普林斯顿和圣安得鲁斯；而有的是一所世界级的大学脱离了它所在的城市（如伯克利），或是认为有必要修建围墙，远离城市的干扰（如哥伦比亚）。”大学类型和使命的多样性决定了大学与所在城市之间关系的多样性。
实践中大学与城市发展是双向成就的，绝不能将任何一个主体置于被动接受供养的处境。大学的发展不能没有城市的参与，良好的城市环境也需要大学合理发挥作用。大学的发展不一定需要高度发达的城市系统作为支撑，但一定需要最为基础的设施作为基本物质条件。“城市是一个多维度的聚居点。也就是说，一座城市是自治体系的综合。它拥有一处规模宏大、商品丰富的市场，有益于生产和销售。”无论是地处国家中心的要地还是默默无闻的普通偏远城市，今天的大学都越来越是一种城市性质的机构，贸然将大学的发展与城市割裂开来是极为危险的，最终的结果都将造成大学及其所在地的两败俱伤。大学与城市间的和谐的互动需要政府弱化对大学功用的过分关注，引导大学利用城市扎实的基础设施建设而融入城市；而大学则应专注自身职能的履行，以一种非计划性的方式促成大学与城市的水乳交融。要处理好大学与城市之间的关系绝不能片面地拘泥于对某一方的改变，而必须依据大学的特殊性以及时代、地域等因素在二者之间构建一种良性的互动生态。
首先，作为具有极强主体性的两个社会系统，大学与城市在发展逻辑上相互独立，又在职能上相互耦合。对于城市而言，在日益激烈的全球化竞争中争取到重要城市的地位固然重要，但也不能忘记一个各司其职，稳定运行的社会系统才是一座城市得以发展的基底。一座拥有完备的运行系统和基础设施的城市能够为大学提供更为优质且稳定的能量交互平台，而优异的大学则又反过来为城市提供来自文化、思想和智力上的支持。南非就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显著的例子。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南非迅速抓住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机遇，通过发展工业化和高等教育以期跻身发达国家的行列。但后续几十年的发展结果表明，南非由于严重的人才流失而导致其经济发展速度缓慢。造成这一问题的原因错综复杂，但最为根本的在于其薄弱的城市结构和经济建设。一方面，南非较少拥有有十足竞争力的产业，使得国内高等教育人才很难找到适合自己的就业岗位；另一方面，经济全球化使南非本地的劳动者看到发达国家的薪资水平和城市建设都比本国优越，人才流失成为必然。归根究底，南非的人才流失是作为基础的城市建设和经济条件与高等教育发展水平不匹配。不只南非，很多城市建设不发达的地区都面临着严重的人才流失，发达国家也不例外。在英国，无论是普通城市的大学毕业的学生还是中心城市的大学毕业的学生，其最终的流向往往都是伦敦。伦敦作为中心城市，其城市建设能够为人才提供更便利的生活和更多的机遇。
除基础设施，城市更应该注重文化底蕴的建设，因为文化水准往往能潜在地决定城市在不确定未来中的适应能力。这里所说的文化底蕴并非国家、民族或宗教意义上的文化，而是以民主、自由、公共性为核心的基本社会价值观，而这种价值观的奠定是来源于大学。“阶级社会和风险社会存在着很大范围的重叠。风险分配的历史表明，风险同财富一样附着在阶级模式之上，只不过是以颠倒的方式：财富在顶层积聚，而风险在底层积聚。就此而言，风险似乎不是废除而是巩固了阶级社会。贫困与安全感的缺乏结伴，并招致了大量的风险；而（收入、权力和教育上的）财富却可以购买免于风险的安全和自由。风险向贫穷弱势群体集中，阶级对立由此加剧了。” Chatteron分析了布里斯托市的文化在大学的影响下所发生的变化。作为英国八大核心城市之一，布里斯托既被认为是重要的商业港口，也被认为是极具文化活力的城市，而主要归功于大学对该城市的影响。大学的存在使得来自不同阶层和不同文化背景的学生人数增多，这些学生作为文化生产者“动态影响”（Dynamic impacts）了布里斯托的各项文化活动。例如，大学生对社交的渴望催生了当地许多学生专用的娱乐场所，如酒吧、俱乐部、夜店等，这构成了布里斯托流行文化的重要部分。而学生们在这些娱乐场所与他人进行交流和对谈时，往往一方面通过充分利用公共领域而促进了文化的包容性，而另一方面则使那些处于社会弱势地位的学生得以融入一个共同的流行文化中，使城市民主氛围更进一步。“基于流行文化的学生基础设施规范了传统学生对时间和空间的使用，并促进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学生存在方式。这些学生似乎满足于在这些基础设施内部进行内部循环，去酒吧和其他宿舍增加了与其他学生见面的机会。这种以学生为中心的休闲空间也是为了增加学生的安全感，减少学生之间的暴力。”还有学者对大学与城市宽容度之间的关系做了分析，Florida等人认为一座城市的学生人数以及教师人数与该城市的“宽容指数（包括种族融合、外国出生人口、艺术和波希米亚社会以及同性恋人口）”呈现正相关，且这种关系在高等教育人口相对密集的小城镇显得更为明显。“通过创造开放、自我表达和任人唯贤的社会环境，大学有助于建立吸引和保留人才以及刺激创意经济增长所需的区域环境。”由此可见，大学作为城市的精神宝库，其重要的文化价值需要得到城市的正视。通过向社会输送有民主、自由意识的人才，大学在精神层面上为城市在速度的基础上提供了厚度，只有拥有了精神文化基础，城市才能够在充满不确定性的社会中拥有灵活的应对能力。
其次，大学应该对外界所赋予其的单一使命提出质疑，今天人们越来越倾向于把大学对城市的影响全然归结为经济性的，这样一来既把大学作为文化性机构的独特性会被抹杀，继而在城市对自身职能的滥用中呈现出内部发展的空心化状态，又会把大学当做地区经济发展的附属机构，全然无法构建起良性的互动机制。由于时代环境不同，现代大学被前所未有地重视，因此我们不能完全抹杀大学在促进经济发展过程中所起到的积极作用，但需要厘清的是，大学在更多情况下对于经济发展仅起到间接作用。作为知识和劳动密集型组织，大学能够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从而间接地拉动所在城市的经济发展。“第一，大学创造的一系列工作（包括那些与管理和人力资源、行政管理、技术支持、房地产、维护工作、校内零售、娱乐休闲以及学术有关的工作）涵盖了不同的职业和薪资水平，但同时也包括多数技术和专业工作。第二，大学也会从本地和非本地企业购买各种商品和服务，可以在其城市内部进行大规模的建筑和土地开发项目。第三，多数大学吸引了大量的国内学生，而且现在也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国际学生。学生通过学费和政府补助金直接为大学带来资金。”此外，大学对城市经济发展的直接作用还体现在学生对房地产事业的推动上，城市为学生提供住宿需求的同时也带动了城市的消费需求。然而，如果仅凭此就将大学作为经济机构则会抹杀大学区别于其他经济机构的特殊之处，大学在推动经济发展上还存在着“不太容易测量的知识和技能”，而这些往往不包括在大学与经济的线性模型中。实践中大学要与当地经济形成某种必然的关联，其过程也势必是漫长的和充满阻碍的。位于荷兰恩斯赫德市的特文特大学最初是肩负着重振当地经济的使命而创建的。一直以来，特文特大学都积极地与区域合作伙伴接触，试图说服区域内的其他机构能够对大学创造一个新的知识区加以支持。在这个过程中，特文特大学与当地的矛盾呈现为大学的发展愿景在某种情况下难以与当地其他区域相调和，因此大学花费了很长时间试图建立起一套资产，从而使其他地区的合作伙伴对大学的潜力予以充分的信任。最终，通过解决互动中出现的各种问题而成功地建立了与当地经济发展的联系。作为二战后成立的新兴大学，英国的纽斯卡尔大学和澳大利亚的昆士兰大学在成立之初就将自己定为带动当地经济发展的大学，其使命是通过建立一个中心校园以带动特定类型的知识型经济发展。然而，大学作为独立的实体其发展诉求本身就存在与地区发展诉求相冲突的可能性，大学在寻求卓越的过程中时常会遭到外界的不满，因此如何鼓励地方合作伙伴更认真地对待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发展，或者从更广泛的角度看待城市管理的构成成为两所大学与当地互动的过程；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大学既与城市建立了良性的互动，又在推动经济发展上得到了良好的结果。由此而言，带动城市经济发展对于今天的大学而言固然重要，但是如何在大学与城市之间不断地构建一种良性的伙伴关系才是重中之重。“伙伴关系需要信任，并建立在以前的合作基础上”，“信任的建立不在于达成高层次的愿景，而是在解决更多琐碎但难以解决的问题时建立信任。”唯有如此，大学才能够在保证自我价值的同时真正参与地区，间接地为经济发展做出贡献。
当前，大学对盈利的专注形成了一种公司化的趋势，为了完成外界规定的经济发展指标，大学通过大量申请专利、发表论文来获取资金，如此就把原本出自大学本能的育人和传播文化价值的功能放在了最容易被忽视的位置上。20世纪以来，大学对城市发展有促进作用，但绝非促进经济发展那么简单。Diner就指出，美国的“参与式大学”为所在城市的发展做出的最瞩目的成就便是通过文化研究解决社会问题、提升城市公民意识以及促进民主氛围的构建，而正是这些文化因素才构成了国际都市的发展基底，为人才和经济成果提供一个更为适宜的生存环境。对于大学而言，要使自身在城市发展中拥有可持续的未来，一个艰巨的任务就是重新把大学的所想所为与其特有的文化属性联系起来。历史地看，使大学承担城市经济发展之重责是工业革命时期的典型特征。在工业思维模式的影响下，大学在文化生产和人才培养上都是以效率和一致性作为重点，这就导致大学和城市之间的关系始终表现为决策与被动执行决策，以及大学的发展模式出现高度同质化的缺陷。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和社会生产方式的变化，工业社会将走向终结。在多元文化迸发的时代，大学固然要担负着经济发展的使命，但是大学必须清楚，“高等教育机构对国家经济做出的最大贡献也许是为专业劳动力市场提供有技能、有知识的毕业生”，而不是选择完全企业化的道路。大学和城市都需要选择适宜的发展道路，而不是复制少数世界高水平大学难以企及的神话。“大学与城市是一个责任共同体，大学与城市理应对彼此负责，同时也要对人类社会的健康、持久和长远发展担负某种应有的使命和职责。”大学要从对城市机械地适应转变为通过文化和知识的创新来引领城市的发展，通过能量交互形成一个责任共同体。
总之，城市需要大学，大学也需要城市，在多元化的社会大学与城市的关系也理应建构起多样的形态，任何时代和任何国家的经验都不能成为单一的准则。就城市发展而言，今天无论是重要城市还是普通城市都被卷入到全球化的浪潮中，旧有的城市等级序列已经被冲淡，因此，城市发展需要以大学的创新能力为依托，从而在经济和文化上拉进与国际都市的距离。需要注意的是，大学本质上是文化机构，其发展虽然具有带动一地经济发展的能力，但并不意味着可以将大学等同于那些单纯追求利润和生产经济利益的盈利性机构。
原文刊发于《中国高等教育评论》第十七卷【高等教育与区域发展】专栏，第75—95页，因篇幅有限，注释及参考文献省略，若转载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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