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刘毳（1986-），女，辽宁葫芦岛人，天津大学教育学院博士生，燕山大学高等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主要从事高等教育管理研究；天津，300350。张亚群，教育学博士，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厦门，361005。
（原文载于《大学教育科学》2023年第4期P99-106）
摘要：高校书院制改革是我国人才培养模式变革的重要探索，与高等教育质量建设密切相连。当今高校开设的书院在层次、时空分布和功能模式上呈现三大特征：高水平大学是书院制改革的主力军；书院数量逐年增加、地域分布广泛；书院类型以学生管理模式和教学组织模式为主。就发展导向而言，书院建设的关键在于实现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的融通，培养社会需要的创新型人才。由于受教育观念、实施方式等因素影响，高校书院制改革还存在功能泛化、运行机制不畅、思想精髓传承不足、通专教育分化等问题。为了更好地发挥高校书院制的育人功能，需要进一步加强政策引导与宏观调控，促进高校书院建设与学校办学理念的有机结合，弘扬书院优良教育传统，完善人才培养体制机制，实现书院与学院的协调发展。
关键词：高校书院制；人才培养模式；“双院”模式；通识教育；“三全育人”
高校书院制改革是当今高等教育人才培养模式变革的重要探索，也是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进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的制度创新。以书院制为载体的人才培养模式改革，适应了新世纪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需要，有利于拓展人才培养的新路径，实施“三全育人”，实现立德树人的根本目标。全面考察和分析各类高校实施书院制改革的特征、成效与问题，探讨完善高校书院制改革的对策，对于推进新时代高等教育综合改革、全面提升人才培养质量，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一、高校书院制改革的多维特征
我国内地现代大学书院制探索发轫于2005年。经过十几年的发展，高校书院数量不断攀升，类型逐渐增多。2021年3月，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高校书院发展报告2020》，收录了全国97所高校开设的304所书院的相关信息[1]（P2）。在此基础上，本研究依据各高校官方网站信息及各主流媒体相关报道，补充了2020年7月至2022年12月增设的90所高校书院信息。因此，截至2022年12月，全国共有122所高校成立了394所书院。依据这些相关数据，本文从开办书院的高校层次、高校书院时空分布及其功能模式三个维度，分析当今高校书院制改革与发展的趋势，得出如下特征。
（一）开设书院的高校层次：以高水平大学为主
截至2022年5月，全国共有2 759所普通高等学校，包括1 985所公办高校、762所民办高校及12所合作办学高校[2]。其中，一流大学中开办书院的高校占比最大，开设的书院数量也最多。从表1可以看出，有30所一流大学开设了书院，约占一流大学的71%；开设书院数量137所，约占书院总量的35%。开设书院的一流学科高校18所，占比约18%；共开设书院63所，占比约16%。普通公办高校与民办高校的书院制改革推广程度较低。开设书院的普通公办高校和民办高校占比均仅3%。
现有144所“双一流”高校仅占全国高校数量的5%，却创办了全国超过50%的高校书院，可见，高水平大学是高校书院制改革的主力军，在拔尖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探索方面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高校书院制改革已成为“双一流”高校，特别是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高校中一项重要且常见的育人模式改革举措。
另外，民办高校正日益成长为高校书院制改革的生力军。虽然民办高校的书院制改革探索起步总体晚于公办高校，但其依托天然的体制机制灵活性，在书院制改革中做出了重要的探索和尝试，迅速成为高校书院制改革的重要力量。而书院制的设立，也重塑了民办高校的办学价值观、人才培养目标、管理服务体系、学生成长评价方式和思想引领方式等。
（二）高校书院的时空分布：数量逐年增加，地域分布广泛
数据分析显示，我国实行书院制改革的高校及新建书院的数量大体呈逐年增长趋势。在书院制改革初期，只有少数高校进行试点。经过几年的摸索与实践，高校书院的数量逐渐增加。自2013年开始，试点高校及新增书院的数量显著增长。2017年有18所高校新建了48家书院，书院年增量达到高峰。2020年至2022年，新建高校书院年增长数量虽保持在30余所，但新建书院的高校数量明显下降，高校书院增速减缓（见图1）。
上述高校书院数量的变化，与国家相关教育管理政策及教育外部环境变迁直接相关。2017年，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相关指导文件，提出“坚持全员全过程全方位育人”的战略方针[3]；“要探索建立书院制、住宿学院制等有利于师生开展交流研讨的学习生活平台”[4]。这表明，高校书院制改革从少数院校的试点探索，开始转向国家教育政策的鼓励与引导，由此促进了高校书院制的发展。2020年实施书院制高校数量的下降，既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也与高校对书院制价值的认识不足相关。
在地域分布方面，全国至少有22个省市的高校开展了书院制改革。其中，粤、京、沪、浙、津五省市高校举办的书院数量超过总量的一半；广东省高校书院数量最多，超过了京津沪三个高等教育数量与质量超群的直辖市（见表2）。
通过分析发现，京津沪三地的书院建设主体高校集中在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层次，如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天津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而广东省、浙江省的书院数量较多分布在地方高校与民办高校，如汕头大学、肇庆学院、绍兴文理学院、丽水学院、深圳职业技术学院等，均较早开始了书院制改革的步伐，并做出了卓有特色的探索。在中西部地区，陕西省与河南省高校书院数量较多。2022年，河南省教育厅针对高等学校书院制育人模式改革开展了立项建设工作，重点打造了一批示范性高校书院[5]。
（三）高校书院的类型：以学生管理模式和教学组织模式为主
从全国范围看，高校书院在功能定位、管理模式、设置数量以及学生覆盖面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甚至存在同一高校内部设置不同类型书院的现象。不少学者在书院类型分类方面提出了各自不同的见解：有的按组织形态将书院划分为实体书院和虚体书院[6]；有的按管理模式将书院划分为书院学院一体化模式、书院-学院双院制模式、学生社区模式[7]；有的按教育对象将书院划分为全员制模式、低年级模式、分学科模式、实验班模式、特定群体模式[1]（P前言），等等。本研究以书院功能定位和数量规模为依据，认为目前我国高校书院有两大类主流模式。
第一类主流模式书院定位于专业教学之外的学生管理功能，是以通识教育或博雅教育理念为导向的大群体模式。此种类型的书院具有四大要素：学生社区、导师团队、学生自治及宿舍混编。较早成立的一批书院如：复旦大学志德、腾飞、克卿、任重四大书院（2005年），西安交通大学彭康书院（2006年）等均为此种模式，早期培养主体为低年级本科生。2008年起，西安交通大学率先探索全员书院制改革，彭康、文治、宗濂、南洋、崇实、仲英、励志、启德八大书院开始覆盖全体本科生。此后建立的地方高校与民办高校书院也大多属于此类模式。可见，书院成立之初的定位即为学院专业教育的补充，多通过第二课堂或生活教育形式，与专业学院分工合作，协同治理，共同完成育人使命。
2019年，教育部推行“一站式”学生社区综合管理改革试点工作，提出依托书院、宿舍等学区，积极探索学生组织形式、管理模式、服务机制改革，打通育人“最后一公里”，为高校大群体书院模式推广提供了新的政策依循。因应相似的组织场域与制度逻辑，越来越多高校根据自身的发展需要，侧重打造书院制与“一站式”学生社区相融合的管理模式，涌现了诸多书院制学生社区的优秀案例，如肇庆学院、河南城建学院、郑州西亚斯学院等都提出“学科专业学院制，生活社区书院制”的组织模式，为高校教育改革提供了全新视野与参考方向。
第二类主流模式书院是定位于拔尖创新人才等特殊人才类型培养、以精英教育理念为指导、包含专业教育教学功能的小群体模式。此类书院的培养对象多以对在校生进行二次选拔后进入实验班的形式产生，是高水平研究型大学较多采用的书院模式。如北京师范大学励耘书院，兰州大学萃英学院，南开大学伯苓书院、芝兰书院，天津大学瑞恒书院，山西大学三立书院等，均是为实施国家“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试验计划”及“六卓越一拔尖计划2.0”等人才培养改革试点工作应运而生的。
就整体而言，即使经过了多年的改革与发展，我国研究型大学本科教育在定位上依然存在专业教育取向突出，学生视野相对狭窄，灵活性不足，就业适应面不宽，跨学科能力趋弱等问题[8]。正是基于这样的判断，部分高校书院担负起了高校跨学科专业建设试验田的功能。如清华大学新雅书院设置了交叉专业PPE(政治学、经济学和哲学)和CDIE(智能工程与创意设计)，北京大学元培学院设置了古生物学、外国语言与外国历史、整合科学等专业。
书院的类型在这两种主流模式之外还有多元化的支流模式。从培养主体看，有致力于培养复合型人才、作为第二学士学位载体的北京师范大学珠海校区知行书院；有面向女性群体的北京大学兰园书院、同济大学女子书院；有面向师范生的华东师范大学孟宪承书院、北京师范大学珠海校区弘文书院等。从学历层次看，高校书院教育也不囿于本科阶段，如中山大学博雅学院已经形成本科、硕士、博士全层次的人才培养格局；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则承担了为面向全球选拔培养未来世界的领导者而精心设计的硕士项目。
书院的组织模式与功能定位也不是一以贯之的，而是伴随高校发展阶段和育人目标的变化而不断演变的。如复旦大学的四大书院2005年成立之初为一年制，2012年改为四年一贯制。书院组织模式的拓展与功能的多元变迁，也证实了其组织的活跃性与功能发挥的有效性。
二、高校书院制改革面临的主要问题
经过十几年的发展，书院制改革在我国内地高校持续推广，教育模式和实施路径呈现多样选择，不断加以改进。总体来看，高校书院育人试点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探索了有益经验”[9]。但与此同时，由于受教育观念、实施方式等因素影响，高校书院制改革也面临诸多质疑与困扰。如教学与学生工作协调机制不顺畅，改革的认同度不高、信念不坚定[10]，导师制作用没有真正彰显等。这些问题的成因及表征是多方面的，概括而言，主要有以下数端。
（一）功能泛化导致的高校书院集群庞杂
学术界普遍认为，我国高校书院具备中国传统书院与国外大学住宿学院的双重渊源。但也有学者指出，我国的高校书院既非中国古代书院的承继，又无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住宿学院的历史传统和自治性基础，更多是为了弥补大学教育过度专业化而人为设计的一种组织架构[11]。从实践探索来看，尽管不同模式的各类高校书院在教育理念、组织架构、教育内容与形式等方面迥然不同，但究其实质，均以配合我国高校深入推进综合改革、弥补现行人才培养模式及思想教育、学生管理方式的不足为出发点。
由于部分高校对书院改革的功能定位不够精准，设置的组织架构不健全，职能划分也不明晰，导致书院教育方向的迷失以及组织管理的混乱。这就使得书院集群成为了一个“大杂烩”式的改革试验场所，不论是学生管理模式，还是人才培养组织，抑或是仅仅为了顺应大类招生趋势将几个相近学科组建而成的招生单位，都统称为“书院制”。此外，有些高校书院更像是一个学生活动的俱乐部或社团，还有学校仅开辟一个中式风格的读书空间，亦将其以书院命名，而此“书院”非彼“书院”，更与“书院制”人才培养改革相去甚远，绝不可混为一谈。高校书院形式的多元化说明了人们对其功能与模式并没有达成共识，也未形成较成功的可推广、可复制的模式，鱼龙混杂的书院群体事实上降低了高校书院制改革的说服力。因此，高校书院的功能定位泛化是亟待相关研究者和实践者着力解决的问题。
（二）嵌入式组织模式局限导致的高校书院运行机制不畅
与中国传统书院及国外大学住宿学院组织形成逻辑相异，我国内地高校书院并非初始存在或原有组织内生而成，而是通过自上而下的制度安排，在物理空间、组织架构、课程设置等多方面，将书院制嵌入到原有、稳定的“学校-学院”组织体系及关系网络中的结果，是一种后发的、嵌入式的教育组织模式。因此，我国现有高校书院面临更多的问题是其作为嵌入组织的运行机制不畅。从嵌入理论来看，嵌入性可划分为结构嵌入性、认知嵌入性、文化嵌入性和政治嵌入性等不同的类型[12]。运用嵌入理论，剖析高校书院组织建设，有助于厘清整体与部分即高校与其书院的密切关联，全面认识书院组织嵌入过程中亟需协调、解决的问题。就结构嵌入性而言，很多高校书院制存在改革不深入不到位、边界不够清晰、分工不甚明确等问题，使得管理主体和管理层级增加，学院和书院陷入教育资源争夺的困局，引发“孤岛效应”。
就认知嵌入性而言，部分高校在书院制推行之初，未采用征求意见或广泛宣传等方式，缺少改革的群众基础；改革推进之后，在激发书院师生文化认同和身份认同方面也未能取得显著的成效，师生尚未转变教育观念，缺乏共识协同，难以形成改革的合力；就文化嵌入性而言，部分书院只是借鉴了西方大学住宿学院和中国传统书院的外在形式，文化内涵建设方面较薄弱，书院品牌活动及育人体系缺少特色，与书院文化在学习场景、学生活动、学校制度等全方位的嵌入还有很大差距；就政治嵌入性而言，在此种带有强制色彩的嵌入行为过程中，由于路径依赖等原因，变革普遍面临阻力，高校书院若不能及时理顺与原有教育教学组织之间的关系、权责利界限和运行机制，则易引发治理风险，对高校书院与原有组织产生双向负面影响。当然，这种局限多是嵌入式组织发展初期所常见的现象，需要较长时间的探索和磨合，才能逐步协调书院与其他组织系统的关系。
（三）思想精髓传承不足导致的书院制改革浅层化
无论是西方大学住宿学院制，还是中国古代书院教学组织形式，其学习空间与生活空间都是合二为一的，而制度化的现代高校教育却使二者分离[13]。因此，现代高校书院制的改革目的之一是建成文化与教育相统一的育人空间。然而，揆诸现实，很多高校书院只是继承了传统书院的空间形式，对其思想精髓的借鉴与内化还很不足。
譬如，传统书院千年历史中最为耀眼的特质即是师生共进于道、朝夕相处，构成了一个具有高度凝聚力的学术和生活共同体[14]。相比之下，当今高校不断突破的生师比以及导师科研考核的压力，使得导师制的运行成本与日俱增。事实上，导师时间、精力投入不足是一个世界性难题，即便在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导师制的运行也面临存废的争议[15]。同时，导师并非人人都能胜任，只有德学兼修的“大先生”才能对学生的思想、学习和生活进行卓有成效的指导。很多高校书院采用了以学生宿舍为载体、隶属于学工部门的机构建制，尽管这种模式的改革成本较小，但单凭学工部门的影响力，以辅导员个体为主要教职，很难持续开展有力度、有深度的育人活动，书院制改革就容易流于形式。
再如，教学与研究相结合是中国古代书院超前于欧美大学科研职能形成的教育理念[16]，理学和心学均以书院为创新与传播的大本营[17]。但现代大学制度，无论是价值取向还是组织架构，普遍存在教学与科研分化割裂的现象，在此现实前提下建立起来的高校书院也难以超脱于外。失去了科研探索驱动和文化创新滋养，部分高校书院教学课程开发、管理体制建设均存在滞后现象，严重限制了书院培养创新人才的功能。
（四）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分化导致的书院育人效果不佳
大学教育具有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的双重性质，“但应以通识教育为本，以培育完整的人为宗旨”[18]。我国高校书院是在本科教学改革和通识教育改革的背景下，为消除传统人才培养模式的专业教育绝对化、过度化的弊端而设立的一种新型的教育组织，承担通识教育的使命。尽管很多高校书院也是如此宣称，但在专业教育模式主导及功利主义的影响下，通识教育尚未引起高校的真正重视，高校在理念上仍存在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相对立的认知偏差。今天我们所推崇的通识教育已经超脱了美国教育史上倡导的经典教育理念，而进化成了一种集古希腊自由教育、英式博雅教育、美式通识教育和中式素质教育共性的世界性理念。它有着深刻的思想内涵，贯穿于课程设置、教学过程及学生管理的全过程，以隐性教育的方式在育人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通识教育并非对专业教育的补充或扬弃，而是一种致力于寻求各科人才终身受用的通用法则、以培养全面的人为目标的教育理念。正如梅贻琦先生所言：“恍然于宇宙之大，品类之多，历史之久，文教之繁，要必有其一以贯之之道，要必有其相为因缘与依倚之理，此则所谓通也。”[19]可见，将通识教育独存于专业教育之外、囿于书院之内是不合适的。
高校对通识教育理念的认知偏差制约了书院制改革的深入探索。一些高校书院通识教育课程与专业教育课程的割裂现象严重，课程体系不同程度地存在杂、乱、浅的问题，鲜有多学科整合课程与经典原著阅读，无论是师资队伍、教学方法，还是教学管理与课程质量监控，均受到了“区别对待”，致使通识课程沦为学生趋易避难的“水课”，甚或成为学生面对现实就业、升学压力时的额外负担。就高校书院制的发展导向而言，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能否兼顾、融通，共同发挥培养社会需要的创新型人才的功能，是高校书院建设成功与否的关键所在。
三、完善高校书院制的对策建议
作为一种新兴的教育组织形式和学生管理方式，有关高校书院制改革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还处于发展初期，高校书院建设中凸显的困难与问题亟待解决。不论何种层次的高校、何种类型的书院，都应围绕立德树人这一根本任务开展工作。基于此，高校需要深化书院制变革，才能实现新时代的育人目标。
（一）加强政策引导，推进书院制改革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在高等教育改革相关政策的引导下，推行高校书院制已经成为高等教育培养模式变革的重要选择。但就目前产出的成果来看，在理论方面，高校书院制改革相关研究层次不高，规模不大，且研究着力点也较为分散。书院培养模式改革的本质与功能究竟为何？高校书院制与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一流本科教育、国家创新体系之间有何内在关联？通识教育、学习自由和跨学科人才培养如何能藉由高校书院制改革而取得实质性进展？这些问题需要深入探讨。在实践方面，国内高校书院经历从“突飞猛进”到“大浪淘沙”的过程后，有很多高校将书院制作为其改革的重要环节和办学特色，不断加以推进，并获得师生和社会的肯定，但也出现有些高校的书院制改革因种种困难而搁浅，书院名存实亡。这些改革经验与教训亟需深入探究。
为了推进高校书院制改革，教育管理部门需运用宏观治理手段，加强相关政策引导与实施监管，研究和制定先进的办学理念、目标愿景、管理规章，扭转新建书院杂乱无章的状况。同时，应鼓励高校开展书院培养模式改革，探索内涵式发展的新路径。近年来，国家出台了一系列相关政策文件，确立了优秀传统文化在教育改革发展中的重要地位，积极推进传统书院教育在新时代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但在政策落实阶段还需进一步细化组织管理、强化执行力度，激励高校加强书院制改革研究，开展多层次的书院教育实践。
（二）结合高校办学实际，加强书院育人模式的顶层设计
我国高校类别多样，层次各异，需要契合各校的培养目标和办学条件，选择适宜的培养模式，而书院模式的多样化也为高校提供了更多的选择可能性。一般来说，综合性研究型大学更具备小群体模式的书院制改革的基础条件；数量庞大的地方高校、理工科高校等在专业人才培养上效率突出，更适合通过书院开展相应的通识教育，以弥补专业口径过窄的不足；民办院校宜利用办学体制机制灵活的优势，调整内部治理结构，借助书院制改革，构建思想政治教育、创新创业教育的新机制，促进大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高校只有根据自身办学传统、特点与条件深化书院制改革，才能探索出彰显学校特色的人才培养之路。
此外，高校需要把握高等教育发展和人才培养模式变革的基本趋势，统筹兼顾，将书院制纳入教育整体改革中。在高校大类招生、完全学分制改革等背景下，行政班、专业班等组织架构淡化，传统的院系建制难以满足人才培养和学生管理需要，因此，有些高校将书院制作为解决这些问题的主要途径之一。但这些高校如果仅停留在被动适应与衔接其他改革举措的层面，则难以充分发挥书院制改革的功效和价值。无论是人才培养的个性化趋势，还是德育服务学生精神涵养取向，都要求高校将相应的价值理念、文化特质等思想精髓融贯入书院育人活动的各个环节，进而培育具有自身特色的书院文化，助力高校特色办学路径的转型。
（三）坚定文化自信，弘扬书院教育的优良传统
现代高校书院与古代书院在组织建制上已有巨大变革，但仍担负着传承和发展民族优良文化教育传统的功能。传统书院的精神内核依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其以进德修身为重、德行道艺兼求，师生平等融洽、质疑问难，培养人才与发展学术统一等传统，为当今高校书院制改革提供了重要的教育思想资源。党的二十大报告揭示了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意义，要求“坚定历史自信、文化自信，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20]。传统书院文化作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之一，具有深远的历史影响和旺盛的生命力。推进高校书院制改革，是增强民族文化自信，传承和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效路径。
高校书院在教育实践方面，一要强化以德育为先的育人理念，重视发掘书院各项活动的德育价值，并与专业教育相结合，真正做到人格完善与能力提升紧密耦合，为实施“三全育人”提供正确的价值导向。二要围绕导师制加强队伍建设，将选聘书院导师作为日常工作重点，并建立激励机制鼓励导师投入书院育人工作中，搭建共同学习、对话互动的交流平台，促进教学相长，构建师生学习与生活的共同体。三要以通识教育为中心设计通专结合的书院课程体系，建立科学系统的认知与能力架构，融合价值判断与人格养成、经典阅读与文化传承、科学精神与伦理规范、艺术创作与审美体验、劳动锻炼与生活教育，全面提升教育教学品质。四要重视文化空间建设，在高校书院建筑空间、文化标识、社交网络等方面加大有效投入，引导师生培育书院品牌和特色，并长期坚持开展影响深远、文化内涵丰富、广受学生欢迎的教育活动。
（四）完善制度建设，促进“双院”模式的协调共治
当今高校书院制的发展得益于高等教育内部管理机构变革的组织优势。一方面，高校书院制改革使得高校内部形成了“学院+书院”的矩阵式治理结构，进一步强化了育人分工，提高了组织的工作效率。另一方面，书院制打破了学生囿于实体专业、难以获取跨学科知识的组织壁垒，为学生提供了更大的学习自由。这既符合跨学科人才培养的教育规律和现实社会需求，也符合知识生产新模式的性质和特征。但同时，我们也要注意到，书院的设立使高校的治理主体增多、层次增加，制度设计和运行机制也更为复杂化，是对高校原有教学与管理机制的变革与挑战。因此，进一步完善高校的制度建设与保障机制是发挥书院组织优势的核心要素。
为了应对高等教育培养模式变革的挑战，高校需要拓展书院文化与教学资源，改善教育教学管理，充分发挥书院的教育功能。首先，加强书院制改革的整体研究，提升对书院教育功能与地位的认识。高校要在与自身发展战略相适应、相融合的前提下，保障高校书院的地位、权限，以及充足的内外部资源，塑造独特的书院文化精神，才能真正落实书院制育人及管理的双重责任。其次，优化书院模式的运行机制，健全管理体制。高校书院运行顺畅的前提是有效调节书院内外部多方利益主体的矛盾，尤其要注重“学院+书院”双院矩阵式运行的制度设计，加强各方目标导向的共识性，形成协同育人的强大合力，避免“双重组织的职责冲突”“双重活动的时间冲突”“双重标准的行为冲突”及“双重归属的情感冲突”[21]。再次，结合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发展需要，构建以学生发展为中心的激励反馈机制与评估体系，推进“三全育人”。要尊重师生参与权，引导师生主动参与书院治理，这也是高等教育现代化的一种体现。书院在进行各类决策时，要畅通师生即时反馈通道，且保障参与者并非限于小范围的行政人员或学生干部。此外，要探索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方式考核书院育人实绩，全面衡量其对人才培养的贡献。
总之，高校书院制改革是赓续千年的“既远又近的文化遗存”[22]与现代大学制度相融合的创举，是高校为实现中国优良教育传统的创造性转化而不懈努力的成果。高校书院育人空间的延展性、育人模式的多样性、育人理念的通识性，对于高校立德树人具有重要的教育价值，也面临着新的挑战。正如丘吉尔所言，“你能看到多远的过去，就能看到多远的未来”[23]，当今我国高校书院制改革也需要借鉴历史，高瞻远瞩。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既能为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才提供充沛养分，也有利于我国高等教育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行稳致远。高校只有始终围绕“人”的育成这一目标，完善高校书院制育人模式，才能为新时代自主培养创新型人才提供强大动力和有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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