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摘要
当代大学是一种实然的存在，无论你看或不看，他都在那里，自然或不自然地发生着变化，以各自以为合理的方式展开组织的运动并适时地向前演进生长。对此，以不同的观察角度切入教育现场，或取不同的分析视界描绘高等学府，自会得出大体相同或迥然相异的大学印象或形象。通过“视觉成像”“知觉成像”和“智觉成像”三个阶段来理性观照现实的教育改革和组织动态，那些感觉“看似如此”的大学，需要经过“应该如此”的分辨，最终才可能得出“原来如此”的可靠结论。以智生觉，可以明辨教育的本真，促使我们摆脱视力的局限、跳出认知的圈套，从而做出更有利于推动高等教育进步并获取成功的决策。为此，首先需要平心静气，洞察秋毫以明辨是非；然后需要宁心致远，鉴往知来以高瞻远瞩。
论点摘编
❑ 高等教育作为一个综合性的社会系统，是“有而不在”的存在；大学作为这个系统的组织单元，是有“形”而无“相”的组织存在；但是，在大学之中的师生员工、学科学术、科学探究、教育过程却是活生生看得见摸得着的，是有“形”又有“相”的具体存在。因此，观察高等教育，不得不以大学为载体；分辨学问品质，不得不以学术逻辑为线索；探究人才培养，不得不以师生为基准。而对于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事实，看见、看清、看透是不一样的境界。首先需要平心静气，洞察秋毫以明辨是非；然后需要宁心致远，鉴往知来以高瞻远瞩。
❑ 进入新世纪的中国大学，在“数据指标”“等级类别”和“形容辞藻”共同建构的镜框中活得越来越自然，而且习以为常，自以为是，已然忘却了在缺少指标的时代也曾创造过数不胜数、多姿多彩的教育业绩和科学贡献，以至于无法想象当我们跳出这个镜框之后还能不能活下去？
❑ 无论如何，理论反思是改良的前提，学术批判是建构的开始，正视问题是化解矛盾的契机。我们通过镜像来看世界，常常并未意识到世界本身就是一面无形的镜子。更进一步说，我们看他人不仅是在看他人，而是在看他人的过程当中建构自己。这里所讨论辩驳的镜像之中所折射出来的形象，既非全体，亦非个别，乃群体之一般。
任何事物都有与众不同的存在方式和独特的展现形态，虽然在佛理中，万事万物总是互即互入、相互依存的，皆在因缘和合之中，并无孤立的存在。然而，身处人世间，我们总免不了以自身抽离的视角来观察、描绘、辨析、评判特定的人、事、物，结果不言而喻，呈现出“一千个哈姆雷特”也不出所料——在庄子的眼里是“七窍成，浑沌死”，在老子的口中为“道可道，非常道”。
在无法回避而不得不直面的情况下，人类又将如何看待“我们”之外的人或事呢？窃以为，需要以感性体验为基、理性辨析为轴、悟性觉察为标。这样一来，那些“看似如此”的事物，经过“应该如此”的分辨，最终才可能得出“原来如此”的结论。相应地，人或事所显示出来的影像也必经“视觉成像”“知觉成像”和“智觉成像”三个阶段，方能够参透表象，识别假象，摆脱幻像，渐趋真实，复归真相。
为了言说的方便，笔者选取了模糊的“镜像”概念来探讨大学的存在。镜像一词有多种定义，分别来自物理学、影像学、心理学、社会学和计算机科学。此处所称“镜”即“镜子”而已，意指事物的投射面，“像”就是形象，意指事物本身的存在状态。“大学镜像”无非是大学主体在不同客体的投射面上所映照出来的不同形态。无关考辨，只论曲直，旨在明察大学真实的生存形象，以方便大学在未来的发展道路上明智地选择价值参照。
从视觉成像的角度来看，人类的感觉信息80%通过视觉获取，因而不可小视。一个物体的镜像就是该物体在某平面镜中反射出来的虚像，是相对一条与之交错的轴或一个与之交错的平面为颠倒的东西。镜像是反的，呈左右颠倒状，而传统照相机的成像却是上下颠倒的。最新的人脑研究指出，人类视觉系统并非直接去理解入眼的视觉信号，而是依靠一套内在的推导机制去解读输入的视觉信号。简单说就是：对于待识别的输入场景，人会根据大脑中的记忆信息，来推导、预测其视觉内容，同时那些无法理解的不确定信息将会被丢弃。于是，镜子里面的自己和别人眼中的自己是不一样的。镜子是个会说谎的东西，主观视线中的自己更美丽，而别人眼中的自己更真实。放眼高等教育，大学无非是看起来“就那样”的一种存在，而自己却以为“帅呆了”。
在知觉成像的层面讨论，人先是从复杂的刺激环境中将有关内容抽象出来组织成知觉对象，而其他部分则留为背景，这种根据当前需要，将外来刺激物有选择地作为知觉对象进行组织加工的特征形成了知觉的选择性。因此，人们总是选择那些只对自己有重要意义的刺激物加以感知，而对之外的背景只做模糊反映，这样就可以清晰地感知对象物。
在这里，麻衣相法可以确证相由心生的对应合理性，心理学能够充分地证明表层动机来自潜意识的驱动，柏拉图的洞穴投影隐喻则象征着知觉选择性与认知结论间的偏差或谬误。而法国精神分析学家雅克·拉康将一切混淆了现实与想象的情景都称为镜像体验。他的学说论证了从形象到意象再到想象的过程，深刻地辨析了“主体、镜像与心像”以及“观察者、被观察者与观察结果”之间的多重关系，同时证明了镜像世界中“实在界”“想象界”“象征界”的存在。如此观照，我们津津乐道的大学是否是客观实在的大学，许多人妙笔生花的大学美景是否反映出真切可信的大学形态？这尚待筛查辩驳。
进入智觉成像的阶段，我们才深刻地领会叔本华关于“一切表象的存在都是意志的客体化”之论证。智慧是生命所具有的基于生理和心理器官的一种高级创造思维能力，与智力不同，智慧表达智力器官的综合终极功能，与“形而上之道”有异曲同工之处。智慧让人可以深刻地理解人、事、物，自然、社会，现在、过去、将来……拥有思考、分析、探求真理的能力。面对潺潺流水，孔子感叹“逝者如斯夫”，赫拉克利特却在琢磨“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而宗萨蒋杨钦哲仁波切则清晰地描述道：“一条河，水在流，永远在变，然而我们仍然称它为河流。如果一年之后我们再度到访，会认为它是同一条河。但它是如何相同的呢？如果我们单独挑出一个面向或特性，其相同性就不成立了。水不同了，地球在银河系中转动的位置也不同了，树叶已落，新叶又长出来了——剩下的只是一个相似于我们上次见到的河流表象而已。以‘表象’作为‘真实’的基础是相当不可靠的。”［1］更进一步，释迦摩尼分解了“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之后，顿悟出万物“此像非像”的空性；老子言说“有无相生”的道理之后，却看到了“无中生有”的生机。艾克哈特·托勒说：“没有智慧的聪明是非常危险，且具有毁灭性的，然而，这却是目前大多数人类的状态。”［2］以智生觉，可以明辨事物，促使我们摆脱视力的局限、跳出认知的圈套，做出更有利于推动事物进步并获取成功的决策。
综上考量，笔者从与众不同的角度预设了研讨问题，厘清了论证的逻辑线索，并相应对高等教育现实中学科、学术、学问、学人、学品的生发及运行状态进行观察描绘，通过对一系列既不完整又不系统的要素做分析，试图从个体的角度出发回应：高等教育系统的生境如何？21世纪初叶的中国大学长啥样？面对这些看似常识其实语焉不详的问题，什么人能够说清楚，什么时候才可以说清楚？而伴随着时光的流逝，回首再论，何以为真、何以为据？谁有资格回答？谁又能够回答？
以静态眼光看还是以动态眼光看？以格物致知的方法阐微还是以高屋建瓴的方式鸟瞰？从左边还是右边观察，从东边还是西边端详？从上面还是下面评判？以国别化的还是以全球化的价值立场权衡？历史学家、政治学家、经济学家亦或文化学者，谁更有发言权？学生、学者、管理者、校长、局长、厅长、部长，谁说了算？主观与客观何以甄别？局部与整体如何界分？
高等教育作为一个综合性的社会系统，是“有而不在”的存在；大学作为这个系统的组织单元，是有“形”而无“相”的组织存在；但是，在大学之中的师生员工、学科学术、科学探究、教育过程却是活生生看得见摸得着的，是有“形”又有“相”的具体存在。因此，观察高等教育，不得不以大学为载体；分辨学问品质，不得不以学术逻辑为线索；探究人才培养，不得不以师生为基准。而对于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事实，看见、看清、看透是不一样的境界。首先需要平心静气，洞察秋毫以明辨是非；然后需要宁心致远，鉴往知来以高瞻远瞩。
从视觉、知觉和智觉三个维度看过去，大学生存与发展的状态即可以有不同的解释。教育系统无疑构成了一个硕大而无形的显示屏，在中国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这台举世瞩目的大戏中，剧情跌宕起伏，情节引人入胜，牵动着教育内外成千上万驿动的心。仅就现实而言，各种各样的剧情中少不了“指标”和“速度”两出重头大戏。前者是静态影像，后者是动态影像。两者交互，轮番推动着高等教育改革掀起一个又一个高潮。
进入新世纪的中国大学，在“数据指标”“等级类别”和“形容辞藻”共同建构的镜框中活得越来越自然，而且习以为常，自以为是，已然忘却了在缺少指标的时代也曾创造过数不胜数、多姿多彩的教育业绩和科学贡献，以至于无法想象当我们跳出这个镜框之后还能不能活下去？这种状况犹如德国剧作家福伊希特万格依据《奥德赛》改编的一个著名片段［3］——
水手们在被女巫喀耳刻施了妖术变成猪之后，沉湎于现状，坚决反对奥德修斯破除魔法使他们恢复人形的种种努力。而历经阻挠获得解放之后，水手艾尔奔诺罗斯不但不感谢奥德修斯对他的解救，反而愤怒地攻击他的解救者：“现在你给我滚，你这个爱管闲事的家伙，难道你还要将我们的身体置于危险之中，逼迫我们的心灵一直接受新的决定吗？我是如此快乐，可以在泥潭中翻滚，可以狂饮滥吃，可以鼾声震天。你为什么要把我带回以前我所过的生活中？”
看着中国大学在指标的泥潭里拼命挣扎，左冲右突而且越陷越深，我不禁联想到意大利经济史学家奇波拉的一句话：“人类有着独享的特权，必须承受一种额外的负担——人类自身内部的某个群体每天制造的额外的麻烦。”［4］今天的高等教育陷入了英国著名社会学家鲍曼所称“沉重的现代性”之中不能自拔：“一种大量占有的现代性，一种‘越大越好’的现代性，一种‘大就是力量，多即是成功’的现代性。”［5］正因如此，在从“争创一流”到“示范建设”再到“重点扶持”等一系列运动中，“征服空间是它的最高目标——去尽可能地、最大限度地抓住它，坚守住它，并且在这个空间上插满占有的标志和‘外人禁止入内’的标牌”［6］。
不经意间，原本动态相生的大学教育活生生被静态的指标切割了。法国社会学家勒庞的分析有助于我们理解指标时代的霸道——“长期不断重复的陈述会镶嵌在深层的无意识自我中，而我们行为的动机都在那里产生。一段时间后，我们都忘了反复的断言到底是谁说的了，最终就信以为真了。”［7］ 宗萨蒋杨钦哲仁波切则指出，“很少有人能够从我们误认为是现实的那种幻觉中逃离”［8］ ，不仅如此，“大部分我们现在所渴望的事情都是靠不住的、虚幻的。我们大多在渴望解决一些暂时的问题”［9］。
另一方面，21世纪的高等教育高速运转，势不可挡。《流动的现代性》一书中有这样一段表述：“艾默生说，‘在薄冰上滑行，我们的安全系于我们的速度’。个体们无论是否脆弱都需要安全，渴望安全，寻找安全，并因而无论在做什么时，他们都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保持一个高速度。放慢速度也意味着被淹死的真正威胁。因此，速度在生存准则的列表中被排在首位。然而，速度并不就会传导至思考，无论如何也不会带来远远在前的思考和长期的思考。思想需要中止和休息，需要‘从容不迫，不慌不忙’。”［10］教育何尝不是如此，兀自心如止水，怡然静待花开。速度是个双刃剑，规模与质量不平衡的原因根植于此。速度的惯性一旦生出惯习，高等教育发展的品质必然受到伤害。
英国作家刘易斯·卡罗尔说：“现在你看，为了保持同样的名次，你已经费尽了力气。如果你想取得更好的名次，速度就必须至少快一倍。”［11］但不得不承认，速度所带来的效益是如此显著，以至于大学及其间的人们乐此不疲，虽备感无奈却无不亦步亦趋。就像勒庞所描绘的那样，“群体的情绪总是高涨的”［12］。
鲍曼对于被迫行为变成了上瘾行为的论述，有助于我们理解当下愈演愈烈并高速运转的指标游戏。他指出“欲望成了它自己的目标，而且是无可非议、不容置疑的唯一目标。其他的所有目标的作用就是，让赛跑者根据领跑者的模式继续跑下去，……置身于比赛中而不掉队是最为重要的手段，事实上也是这样一个超手段：一个激活对其他手段的信心的手段，是一个为其他手段所必需的手段”［13］。长此以往，“奔跑”“加速”作为实现诉求的手段俨然成了诉求的实质甚至成了诉求的重心，而当初为什么出发的目的已经在一路狂奔中跑丢了。
话又说回来，高等教育场域中的真相如何？人的视力再好，也只能见之所见，无法看透皮囊；影像器械再先进，也只能照进骨骼照不到精气神；惟有取法智慧觉察，方能够鞭辟入里，洞见灵魂的存在。高等学府是高智商人群聚集之地，是高深学术探究的场所，是高尚文化演进的舞台，若非智觉，何以捕捉其高深莫测又复杂多变的影像？
诚然，“我们对于生活的投影总是透过希望的镜头来完成的”［14］，“如同蜜蜂从花中吸吮花蜜，它们不伤害花朵，只是得到自己所需要的，然后飞走传播花粉，来创造更多的花”［15］。教育理当如此。大学在繁华的影像世界里来去匆匆，争先恐后，相煎太急。
以偏概全不对，但太多的偏岂是偶然？中国大学，到底是本相之偏还是镜像之偏？现象并非实相，直观是现象，看走眼就是假象，想多了易生幻相，看穿了才是真相。更何况，以“何”为镜这本身就是个天大的问题。唐太宗曾诫言：“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
无论如何，理论反思是改良的前提，学术批判是建构的开始，正视问题是化解矛盾的契机。我们通过镜像来看世界，常常并未意识到世界本身就是一面无形的镜子。更进一步说，我们看他人不仅是在看他人，而是在看他人的过程当中建构自己。这里所讨论辩驳的镜像之中所折射出来的形象，既非全体，亦非个别，乃群体之一般。“我们所有能做的，就是只观察和研究可见的现象。我们观察并总结出的每个结论，从原则上说都不够完善，因为在我们能够看清的现象背后，还有其他我们看不太清楚的现象，而在那些看不太清的现象背后，也许还有其他根本无法看到的东西。”［16］
镜像当然非本相，信不信随意，听不听由你。
注：本文系“当代高等教育新视野丛书”之《大学镜像》作者序，即将由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23年6月出版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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