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内生偏好是教师科研创新的重要动力。通过对41所“双一流”建设高校3113位教师的调查与分析发现，大学教师的科研偏好较强，但科研创新性不高；虽然对科研投入的积极作用有限，但科研偏好不仅能直接影响科研创新，也能通过强化科研投入实现间接影响，直接效应大于间接效应；学术制度认同制约教师的科研投入；科研偏好与学术制度认同的交互作用对科研投入的影响并不显著，但两者在影响科研创新的过程中存在替代效应，且随着教师学术制度认同水平的提升，科研偏好对科研创新的直接作用逐渐被削弱。在影响大学教师科研创新的过程中，内生科研偏好比外在学术制度发挥了更强大的作用。研究在呵护教师科研偏好、促进科研创新与创新人才培养上得到一些启发。
关键词：科研创新；科研偏好；学术制度认同；科研投入
一、问题提出
革命性的技术创新大幅提高了工业生产力，并随之带来经济繁荣，国家的经济福祉由此愈发依赖其创新能力。大学是国家创新体系的关键组成部分，也是科技创新成果的重要供给侧。大学教师作为大学科研活动的参与主体，其科研活动与成果的创新性将直接影响大学发展及国家的科技创新水平。科研工作的创新性、智力挑战性和复杂性，以及需要长期高投入、自我规划但不易监管等特点，使从事这个职业的人不仅需要一定禀赋和大量时间、精力的投入，更需要保持对工作强烈的内在驱动力，即表现为对学术活动的偏爱，若对此无所偏好，学者将发现并运用无数方法来规避它。20世纪70年代以来，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将一整套企业经营管理理念、技术和工具运用于公共管理部门改革，强调经济、效率和利益的新管理主义成为重塑西方大学内外部环境的利器。它也对我国高等教育的理念和实践产生了深刻影响，当前高等学校的科研规划、奖励机制、岗位聘任制改革与管理等无不渗透着绩效与效率取向。这些管理规则和改革倾向致使大学教师群体的态度观念、工作行为，甚至价值取向等均深陷于管理主义的“铁笼”，本应追求闲逸的好奇及学术价值的大学教师在不同程度上异化为重效率、产出和利益，“为指标而活”的人，内生科研偏好受到严重损伤，从而削弱了追求科研创新的激情与勇气。
以往的研究通过分析教师工作偏好对工作表现的影响来观察教师的工作行为特征，以审视高校学术制度有待改进之处。但这些研究仅在理论分析层面或质性分析部分涉及学术制度因素，并未直接将其纳入量化分析模型，从而无法触及教师工作偏好对工作表现的深层影响关系。因此，本研究试图在理论框架与数据模型中考虑教师个体行动与制度因素的共同作用，探究其内生科研偏好与外在学术制度对科研创新的影响机制，以期洞察在当前情境下大学教师的信念、行动选择与价值追求，为探寻创新人才的激励因素，制定更合理与高效的学术制度，促进科研创新提供实证依据。
（一）大学教师的科研偏好、科研投入与科研创新
教育领域对大学教师工作偏好的关注起源于1994年美国卡内基教学促进基金会的“大众化时期转换的高等教育动向”调查，它通过询问教师“根据你的个人偏好，你的主要兴趣是教学还是研究？”以“主要是教学、倾向于教学、倾向于研究、主要是研究”这四个答项来呈现教师对教学与研究这两类工作活动的喜爱排序，此处的偏好带有更多情感色彩。扎约克（Zajonc）将偏好视为一种情感反应，情感和理想主义相伴相生，它预示人们所偏好的选择透露出两种含义：“这是我想要的”和“这是我认为其中最理想的”。学术职业的自主与自由让教师能够自行决定其对各类工作活动的时间分配，但只有当教师真正不必考虑工作任务的强制性，能够自主决定其对科研活动的时间投入时，其选择才能够恰当地反映其科研偏好。根据教师对活动的可支配时间投入意愿来界定教师的工作偏好，不仅能够观察教师对不同活动与角色的偏好倾向，还能较好地解决不同角色偏好之间边界不清的问题。因此，本研究将科研偏好界定为大学教师对科研活动倾注更多非强制性时间的倾向。
科研创新关注科学探究活动在新领域或突破既有理论框架的原创性及前沿探究性。一方面，重大的科学原创活动通常不是制度化与组织化的结果，其智力挑战性乃至对常规科学的颠覆性意味着研究可能存在难度大、周期长且具有高度风险性等特点。另一方面，当前科学探究中的创新倾向于学科交叉式的宽度研究——基于不同学科思维、视角与理论的融合，方法、工具与技术的综合运用而促成的跨学科或跨域性创新。在以往研究中，科研创新通常以科研发表或成果引用指数、新想法的数量或创造力等进行测量。在如今科学分工日益精细的大科学时代，不同学科类别，甚至同一学科的不同研究方向，科研创新性都存在千差万别的评价标准。波兰尼（Polanyi）强调，对于特定研究领域的“科学价值”，只有自下而上的主观汇总过程才是可信的。因此，本研究的科研创新通过教师对其当前开展的科学探究活动的原创性及前沿性评价进行表征。
科研投入指教师参与课题申请、论文撰写等科研活动的时间投入情况。出于内生偏好，主动追求科研创新才是保证科学进步最有效的形式，而集中指导科学家的工作则只会使科学进步几乎停滞不前。当行为主体从事工作活动仅出于内生兴趣时，其创造力将得到最大程度的激发，在这种情况下，个体可能会摆脱顾虑，更敢于冒险和探索新的知识途径，并乐此不疲。他们专注于活动的内在本质，并愿意为此花费更长时间。偏好作为一种内在心理动机，与行为结果具有强烈的关联性，因为它将直接或间接地导致个体的投入与努力程度增加。而科研活动具有“正向偏移”的特点，不论是学术能力还是科研创新，大多数学者都需要为此付出相当长一段时间，且只有少数人能达到较高水平。情感理论与自决理论均提出，内在动机通过鼓励个体持续不断的投入来促进创新。前者认为，通过培养积极的情感，内在动机增强了心理投入，为个体的持续努力积蓄能量，继而强化其工作意愿及时间投入；后者则表明，通过培养兴趣与自信心，内在动机鼓励个体通过持续努力以完成陌生的、复杂的和具有挑战性的任务。基于此，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H1：科研偏好显著正向影响科研创新；
H2：科研偏好显著正向影响科研投入；
H3：科研投入显著正向影响科研创新；
H4：科研投入在科研偏好与科研创新的关系中发挥中介作用。
（二）学术制度认同的调节作用
学术制度认同主要指教师对当前评价与晋升、分类考核等主要学术制度在认知、理解的基础上产生的一种认同感，其本质是对当前制度发自内心的信任与肯定。20世纪70年代，美国经济史学家诺思等人创立了新制度主义，用于探究制度和制度变迁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并建立了“制度-行为选择-经济与社会结果”这一分析框架。因为个体的行为发生在一定制度环境之下，想要理解其中缘由，制度因素必须被置于分析框架之中。学者群体所表现出来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受学术制度规制，被评价考核等要求所牵引，并非完全出自教师的内在意志和自发偏好。在通过顺应或抑制个体内在动机从而增强或削弱其创造力的同时，组织制度环境将参与个体内在特质与外在特征的相互作用机制，以进一步左右其创造性成就。自决理论也表明，当行为主体在能够顺应内生动机的制度环境中参与活动时，他们会感受到更少的压力，并在工作中投入更多时间、精力和激情，从而更有利于行业创新。若教师认同当前的学术制度，则表明外在制度与内生科研偏好的冲突较小，科研偏好将更容易得到强化，从而能集中注意力和精力，积极主动追求更有价值的科研创新活动。反之，教师的科研偏好无法得到满足，会采取被动、逃避甚至对抗的方式开展学术工作，工作主动性与投入降低，导致其对科研创新的作用被进一步弱化。综上，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H5：学术制度认同在科研偏好与科研投入的关系中发挥调节作用；
H6：学术制度认同在科研偏好与科研创新的关系中发挥调节作用。
基于“偏好-制度-行为-结果”这一分析框架和研究假设，构建如下两个预测函数：
具体而言，本研究将考察大学教师科研偏好影响科研创新的中介（科研投入）和调节（学术制度认同）机制，并采纳Hayes的建议，用“条件过程模型”替代“有调节的中介模型”这一说法，从而更好地理解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机理。其中，X、Y、W、M分别代表科研偏好、科研创新、学术制度认同和科研投入；ii代表常数项；ai、c'i与b分别指基于条件过程模型得到的各变量的影响系数。
二、研究设计与变量测量
（一）研究对象
本研究的数据来源于对41所“双一流”建设高校教师的问卷调查。基于分层抽样的方法，本研究首先根据“双一流”建设高校的总体比例，分别抽取约30%的一流大学建设高校与70%左右的一流学科建设高校，然后采用随机抽样的方式在这些高校中发放问卷，发放过程兼顾教师的学科、年龄与性别等主要背景特征，尽可能使样本符合大学教师总体分布特点。调查问卷以电子问卷的形式于2022年3月至4月进行发放，共回收问卷3340份。剔除无效问卷227份，剩余有效问卷3113份，有效问卷率为93.20%。被试群体的具体特征详见表1，从背景信息来看，本研究的样本分布总体符合当前大学教师的群体特征，具有较高的样本代表性。
（二）变量与测量说明
本研究的调查问卷在前期试测的基础上，根据多位专家的意见修改而成，具有良好的专家效度。量表题均采用李克特六分量表，“1~6”正向计分。
1. 科研偏好：询问教师“如果有更多闲暇时间，您投入科研活动中的意愿”。共1道题项，“1~6”分别代表“不愿意-愿意”，分值越高表明教师的科研偏好越强。
2. 科研创新：询问教师“您当前开展的研究在多大程度上符合以下特点”，让教师对其科研活动的品质进行评价。科研创新通过“原创性”与“前沿性”两个维度进行测量，前者包含“风险性”等3道题项，后者涵盖“国际性”等2道题项。“1~6”分别对应“不符合-符合”，分值越高表明教师的研究越具有创新性。
3. 学术制度认同：让教师对当前特定学术制度进行认知性评价，如“分层分类考核评价体系较完善”，共5道题项，“1~6”分别对应“不同意-同意”，分值越高代表教师越认同当前的学术制度与环境。
4. 科研投入：让教师回想上学期的学术工作，回答其在每个工作日及周末投入科研活动（主要包含课题申请、论文写作、实验、学术交流等活动）的平均时长并进行加总（工作日科研投入*5+周末科研投入*2），得到教师周均科研投入时间。共4道相关题项。时间越长代表教师的科研投入越多。
5. 控制变量：基于以往研究成果，本研究将对教师的性别、年龄、学校类型、学科等背景变量进行控制。与此同时，科研偏好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教师的相应能力。为了尽可能探究内生偏好与科研创新关系间的净效应，本研究还控制了科研能力。科研能力通过教师对其“学科专业知识与技能”等两道题项的自报告式评价进行测量，“1~6”分别代表“弱-强”，分值越高表明教师科研能力越强。年龄与科研能力是连续变量，其他控制变量皆为虚拟变量，分别以女、一流学科建设高校、人文学科的教师作为相应参照组。
三、数据检验与研究结果
（一）测量模型的信效度检验
运用Harman单因素分析法来检验研究是否存在共同方法偏差。结果表明，未旋转的主成分因子分析结果中，首个因子方差解释率为34.52%，小于50%这一临界标准，因而本研究暂时不受较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的影响。进一步检验本研究中测量模型的信效度。结果显示，测量模型各个题项的因子载荷系数介于0.824至0.927之间，均大于建议值0.5；在信度上，组合信度分别为0.842与0.946，均高于建议值0.7；在收敛效度上，平均方差萃取量分别为0.727与0.779，均大于建议值0.5；平均方差萃取量的开方值均大于相应的行和列的相关系数，通过区别效度检验。综上表明，本研究测量模型的信效度良好。
（二）变量间的描述性统计与相关性
为观察各个变量的特点及变量间的初步关系形态，表2呈现了主要变量的均值、标准差和皮尔森相关系数矩阵。
分析结果显示，大学教师的科研偏好均值较高（M=4.97），且标准差较低（SD=0.983），表明教师群体间科研偏好的差异较小。科研偏好与科研创新及科研投入显著正相关，相关系数分别为0.300（p<0.001）和0.183（p<0.001），假设H1与H2得到初步验证。大学教师对其科研活动的创新性评价并不高（M=3.37）。科研投入与科研创新的相关系数为0.324（p<0.001），两者存在正相关关系，假设H3得到初步支持。
（三）路径系数估计与中介效应检验
运用最大似然法对以教师科研偏好为自变量，科研投入为中介变量，科研创新为因变量的结构方程模型进行估计。由于随着样本量的增大，卡方值也将相应增大，从而拒绝任何模型，本研究样本量较大，将用其他的拟合指标来判断模型拟合度。结构方程模型各项拟合指数分别为：χ2=67.264；GFI=0.994；CFI=0.989；TLI=0.979；AGFI=0.984；RMSEA=0.041；SRMR=0.017（建议值：GFI>0.9；CFI>0.9；TLI>0.9；AGFI>0.9；RMSEA<0.08；SRMR<0.05），均在建议值范围内，表明模型具有良好的拟合度与说服力。
变量间的标准化路径系数如表3所示。在纳入科研投入变量之后，教师的科研偏好对科研创新的影响系数从0.387（p<0.001）降低为0.348（p<0.001），但作用仍然显著，假设H1被接受。与此同时，科研偏好对科研投入存在显著正向影响（β=0.183，p<0.001）；科研投入也能正向影响科研创新（β=0.348，p<0.001），假设H2与H3得证。变量间的路径系数表明，教师的科研偏好越强，科研投入越高，科研活动越具有创新性。但科研偏好对科研投入的作用相较于其对科研创新的作用要小得多；而科研偏好与科研投入对科研创新具有较强且相近的影响力。
基于结构方程模型，通过偏差校正百分位Bootstrap重复抽样5000次对科研投入的中介效应进行检验，结果如表4所示。检验结果表明，教师科研偏好对科研创新的直接效应、间接效应与总效应皆显著，假设H4得到验证。从相对效应占比来看，科研偏好对科研创新的直接效应远大于间接效应。
（四）条件过程模型检验
参照Hayes提出的条件过程模型8对教师学术制度认同的调节效应进行检验，结果见表5。限于篇幅，表中未呈现控制变量的信息。检验结果显示，科研偏好与学术制度认同的交互作用对教师科研投入的影响并不显著（β=0.026，p>0.05），从而拒绝假设H5。同时，学术制度认同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教师的科研投入（β=-0.050，p<0.01）。而科研偏好与学术制度认同的交互作用显著负向影响科研创新（β=-0.033，p<0.001），假设H6得到验证。学术制度认同对科研偏好与科研创新关系的调节作用见图1。在方程2中，（见表5）由于科研偏好与学术制度认同的系数均为正，调节项系数为负，这种现象可解释为科研偏好与学术制度认同在影响科研创新的过程中存在替代效应。
从预测方程来看，在影响大学教师科研创新的过程中，内在科研偏好的作用大于外在学术制度认同。
为更好地呈现学术制度认同调节效应的作用机制，本研究基于学术制度认同均值加减一个标准差的数值区间对样本进行高低分组，以观察科研偏好对科研创新的影响随着教师学术制度认同的改变而变化的过程。结果显示，（见表6）在这三类群体之间，科研偏好对科研创新的直接效应均显著，但随着教师学术制度认同水平的提高，科研偏好对科研创新的直接影响持续降低。
四、研究结论与启示
（一）研究结论与讨论
1. 大学教师具有较强的科研偏好，但对其科研活动创新性的评价并不高。张清津将“对人们的生存具有重要作用且不可忽视的偏好”称为“强偏好”。由于与生存和效率联系紧密，从长远来看，强偏好是理性且稳定的。当前高校对科研活动的评价与考核要求相对较高，组织通过强激励的方式推行科研活动，科研成就与教师的生存、职业发展和学术竞争休戚相关。科研偏好在学术场域中属于“强偏好”，且逐渐演变为群体偏好。这与已有研究结论相似，即在当前的研究型大学中，科研偏好是教师的主导性偏好。只有在资源竞争中获得制度性分配的科研回报，大学教师才能更好地适应学术职业的挑战。算计途径提出，个体遵循某种行为模式的原因是偏离将使其处于更不利的境地。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部分教师虽然在内生偏好与当前制度安排存在冲突时表达了不满，但工作实践仍遵从制度安排的原因。因为学术制度限制了教师的自由裁量空间，抗拒制度将影响其职称晋升、薪酬奖励等利益，使教师的生存处境变坏。所以对于教师而言，遵守制度规范，增加科研投入是符合利益的。这也表明，个体行动很难脱离集体行为导向。
另外，虽然参与科研活动的内在动机强烈，大学教师对其科研活动的创新性评价却并不高。科研工作无法在简单的复制与模仿中结出果实，不确定性、巨大的失败风险、漫长的等待、不断思考与突破学科前沿等，可能才是教师在开展其认为真正有意义的科研活动时所需要面对的。马克斯·韦伯曾说，科研工作者必须能够承受一切存在于科研工作中的风险，否则他可能永远得不到自己的创见。但当前的学术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方便管理者进行量化评估与管理的工具。不论是职称评定与晋升制度、评价与考核制度还是薪酬分配与奖励制度，都对科研成果的数量与质量作出了明确而具体的要求。对于充满探索性、不确定性和风险性的科研活动而言，如果它能完全按照规划的方式完成，可能其价值本身就已经大打折扣了。“科学的计划化”和“计划的科学”很可能会中断“科学”这一词代表的追求，而代之以另外一种根本算不上科学的行动。
2. 科研偏好对科研投入的积极作用稳定但有限；它不仅能够直接影响科研创新，也能通过强化科研投入实现间接影响，直接效应大于间接效应。理性制度主义者认为，行为是为了最大程度地满足自身偏好。强科研偏好的教师热衷于将更多时间投入科研活动。科学研究的探索性、艰巨性和成果的不确定性决定了研究者所从事的工作是非程式化的。虽然充满激情与持之以恒的探索不一定会迎来成功，但具有重大学术价值的科研创新成果往往需要更多的时间投入和更长的工作周期。是以科研投入是科研创新成果产出的必要非充分条件。但本研究的科研投入是教师日常科研活动的客观投入。与过去相比，为了应对社会对高校知识创新的期待和政府问责，高校对科研活动的管理越来越重视且严格。大学教师的科研与社会发展的联系愈发紧密，其应负责的任务已经从知识生产扩展到了技术咨询、协助区域发展等诸多方面，需要回应越来越多的期望，科研投入日渐难以自控，教师已无法再安于自己所感兴趣的科研领域一隅。而内生偏好所带来的科研投入具有自发性与自决性，一般不受外界环境的影响。这也就解释了学术制度认同无法调节科研偏好与科研投入关系的原因。从长远来看，大学教师将根据等边际原理来配置科研时间，即为了兼顾内生偏好与外在利益，在周期长、难度大的创新性研究和周期短、相对容易的常规性研究间选择一个组合。
内在动机能够通过强化积极情感、认知灵活性、冒险精神和坚持性来提高创造力，进而有利于改善创新绩效。强科研偏好的教师具有更强烈的科研热情，从事科研工作的动力很大一部分源于科研兴趣、对学科未知领域的好奇心和学习欲望。他们在工作中专注于科研过程，保持注意力和精力，始终处于一种自激励的主动投入状态，具有较强的自决性。由于开展科研工作的过程就是满足其内在偏好的过程，因而强科研偏好的教师更容易在科研工作中进入心流（flow）状态和顶峰体验（peak experience），单位时间效率提高，并感到自由、兴奋、放松和享受。这有利于实现个体知识与技能的不断突破，从而更勇于挑战复杂和高风险的科研任务。而由于当前源自内生偏好的客观科研投入有限，教师的科研偏好通过科研投入影响科研创新的间接作用远小于科研偏好对科研创新的直接作用。
3. 学术制度认同制约教师的客观科研投入。学术制度认同是维系制度与行为的枢纽，行动者的行为受其对规则认知的引导，同时受利益认同和信念认同的激励。一般而言，当教师越认同当前的学术制度，越可能产生积极的科研行为，但学术制度认同并未正向影响科研投入。一项研究中受访教师对这一矛盾现象的回应或许能为此提供一些解释：“我觉得目前的学术环境改善了一些。破‘五唯’之前，老师们不断地卷论文篇数，精力都被榨干了。破‘五唯’之后，评奖、申请项目等一般要求提供一定篇数的代表性论文，大家发表了高水平论文后就不用拼命地卷论文篇数、发水刊了。而且以前论文发表与奖励挂钩，但现在已经没有这个作用了。因此，教师们在拼论文数量这个方向上空出了一些时间，就可以把这个时间转移到教学等其他活动上去了。所以我认为破‘五唯’还是起了作用的。”在学术界，人们处于必须竞争的情境，因而学术职业带有强烈的锦标赛制特点，这一赛制“强激励”的导向促使教师不断将更多时间与精力投入科研，但学术活动的专业性使其具有信息不对称的特征，如果缺乏衡量学术质量的相应举措，学术锦标赛就会变成学术成果的数量比赛。过度追求量化指标与外部评价标准等问题在妨碍学术质量发展的同时，也消耗了教师大量本应投入教学与服务等活动的时间与精力。2020年，教育部联合科技部通过了《关于规范高等学校SCI论文相关指标使用 树立正确评价导向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要求“禁止‘以刊评文’，完善分类评价体系与同行评价制度，取消与论文指标直接相关的奖励”。由于《意见》的发布，科研评价与奖励不再直接与期刊论文数量挂钩。越认可当前学术制度，特别是分层分类评价考核体系的教师，可能越能够将时间与精力相对均衡地投入学术职业的各项活动中去。
与此同时，教师在学术场域中所处的位置也会影响其制度认同程度。制度参与者通常被区分为制度施动者和制度受动者，前者通常是制度设计者，不同制度设计者之间合作秩序的形成是制度创设的重要因素；后者一般为制度规则的覆盖者，其对制度的认同程度是影响制度效能的关键因素，这之间可能还存在衔接两者的制度宣传者或执行者。这些制度设计者与宣传者往往也是担任各级行政职务的教师，对制度的认同程度高于制度受动者。在本研究的调查中，近1/3的教师担任了各级行政职务（差异分析结果显示，职务越高，学术制度认同水平越高，科研投入越低），由于承担管理工作，这类教师的科研投入也相对较低。
4. 科研偏好与学术制度认同在影响科研创新的过程中存在替代效应，前者发挥了更强大的作用。随着教师学术制度认同水平的提升，科研偏好对科研创新的直接作用被削弱。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科研偏好与学术制度认同在教师的现实生活中产生了一定矛盾。教师无法在当前的制度环境中完全顺应自身偏好以促进科研创新。鲍尔斯曾提出，一些制度在过度刺激行动者追求外在利益的同时将会损伤其内在价值利益，由此形成挤出效应（crowding out）。虽然教育评价改革确实在缓解不良学术竞争、低质量论文发表等问题上带来些许曙光，但目前学术评价与奖惩体系尚处于探索和完善阶段，大学仍在追求绩效和管理效率的目标下，倾向于用学术产出等数据化指标来衡量与考核教师，且评价周期较短。量化评价的“数字”背后隐含着“清晰”与“控制”的双重属性，在满足高校对科研评价“有效”与“高效”诉求的背景下，逐渐演绎为一种强有力的治理技术。教师为了应对量化考核任务，需要在学术身份的“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之间进行抉择。顺应学术制度的科研参与在一定程度上使教师的科研活动受到外部力量制约，体现了一种基于压力与义务感的工作行动。当学术制度认同水平逐渐提高，教师的内生科研偏好会因迎合当前的学术制度而受到一定抑制。如果满足评价要求的科研成果无法实现教师的学术价值追求，则教师的内外利益追求将产生挤出效应，致使其处于以“促进知识更新与新的应用”为目标的公共性认同和“追求科研产出”为目标的功利性认同的两难境地。认知失调理论表明，行动可以通过认知失调机制影响偏好，个体在采取与初衷相抵触的行动后会感到精神不适，为了最大程度地减少这种不适感，行动者会对偏好进行调整，以证明其所采用的行为是合理的，使行为与偏好尽可能保持一致。如果制度安排持续引导教师在这两者间不断做出选择，教师科研偏好的内核也可能逐渐随个体的行动发生演化，从更具公共性认同的偏好转化为更具功利性认同的偏好。不过，随着当前破“五唯”等学术制度改革举措的逐步推进，教师的科研选择空间可能会逐渐增大，科研偏好与学术制度的矛盾有望得到协调。
（二）启示
大学教师的创新品质、内生动机与行为倾向在很大程度上是文化环境与制度形塑的结果，它反映了个体基于环境选择而形成的偏好。为了激发教师学术活力以实现科研创新，国家与社会需要为大学的科研工作者营造淡化功利、宽松和谐且允许失败的文化氛围；保护教师敢于挑战学术难题、自由探索的勇气；重构独立进取、关注人类命运、追求真理的大学精神；尽量减少不必要的高校评比、排名和评价，减轻大学的应对压力。与此同时，大学应为教师提供更多元化的选择和承认，尊重教师的自主性与自决性，增强其自我概念，让教师能够遵从自我的内在规范性开展科研活动；在制定考核与评估的绩效要求前积极与教师沟通，形成公正合理的评价、考核与奖惩机制。尊重人才的成长节律与科研规律，根据教师群体的偏好与特征及科研类型，构建差异化、灵活且富有弹性的科研评价制度。对于偏好基础研究与创新型研究的教师，高校应致力于提供精神激励，适当延长评价与考核周期，在运用量化方式评价学术成果的同时，更要注重对科研成果品质的评价，理顺科研成果数量和质量间的关系。此外，自决理论表明，如果存在明显的外部奖励，个体会低估内在动机的作用，在获得奖励后，其投入任务的时间会较受奖励之前有所减少。因而，高校管理者需适当弱化外在利益对教师科研活动的干扰，淡化科研评价指标与各类刺激鞭策，保护教师的科研偏好与科研热情，更好地顺应其内在学术价值取向的发展。最后，应深化破“五唯”教育评价改革，警惕旧学术评价体制的路径依赖，逐步建立完善的新学术评价体系，关注学术专著、教材、科技成果转化和专利等各类科研成果的现实贡献，健全代表作评价制，顺应和强化教师源于内生偏好的科研投入，保护其学术自由与学术尊严。
【蔡红红，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温州医科大学医学人文研究院、温州医科大学创新创业教育学院讲师】
原文刊载于《中国高教研究》2023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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