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破解职业教育现存突出矛盾和主要问题，需要进一步加强现代职业教育改革，深化产教融合，打造市域产教联合体，激发职业教育新动能。市域产教联合体瞄准当前产业发展需要，在遵循基本经济规律的基础上持续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强化人才培养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产助教，以教促产，打破“产”与“教”的融合障碍和资源壁垒，充分发挥双方特色优势，促进校企双主体合作实体化。市域产教联合体推动市域范围形成政企校研四方共治的治理格局，充分发挥资源整合优势，通过搭建合作平台、优化专业布局和打造外部协同保障机制等措施促进“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的“四链”良性循环，进一步增强职业教育的适应性，持续为市域产业发展提供技术技能支撑和人才支持。
文章出处：李梦卿，陈姝伊.我国市域产教联合体的建设机理、行动逻辑与实践路径[J].现代教育管理，2023（12）：83-90.
2022年1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深化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提出深化产教融合，打造市域产教联合体。为进一步推动市域产教联合体建设，2023年4月教育部办公厅印发《关于开展市域产教联合体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拉开了市域产教联合体建设的帷幕。建设市域产教联合体是我国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一体、两翼、五重点”的重要举措之一，政（政府）、企（企业）、校（职业院校）、研（科研机构）多方深度参与，旨在进一步推进我国职业教育的产教融合，提升职业院校人才培养水平，更好地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一、市域产教联合体的建设机理
我国现代职业教育体系遵循市场需求和产业发展趋势，是适应于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的多样化人才培养体系。因此，市域产教联合体建设须从增强职业教育适应性出发，以产业转型升级需求为前提，进行人才培养供给侧改革，推进现代化产业体系改革进程，服务教育强国战略。
（一）产业导向：以市域产教联合体促进职业教育推动产业转型升级
国家或地区的产业结构通常遵循着“配第—克拉克定理”，即产业结构的服务化倾向，使该国或地区从以传统农业为主向以制造业为主、进而以服务业为主的结构转型。从古典政治经济学“劳动生产性与否”的角度进行探讨，该理论认为“生产结构的变化表现为各种人力、物力资源不断从第一产业转向第二产业，再从第二产业转向第三产业，即使政府进行干预也无法阻止这一进程”。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程度与其产业结构存在着必然联系，传统的产业结构改造升级是夯实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支撑，也是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前提。为加快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宏伟目标，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必须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以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为要务，将发展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持续推进促使职业教育必须作出相应改变。通过构建市域产教联合体，充分发挥政府宏观调控作用和科研院所的技术服务作用，突破产教融合“合而不融”的局限，重构产业与教育动态和谐的合作系统。
产业体系转型升级需要遵循基本经济规律，任何一个产业，在技术进步、社会需求、国际分工三大变动因素影响下都会面临着转型升级或是转移淘汰的选择。产教融合的深度发展旨在推动产业结构向服务型的第三产业转变，这种转变离不开科技进步、市场需求和政策引导的共同支持。传统产教融合之所以难以深入开展，正是由于产教融合这一复杂系统之中“产”与“教”双方的异质性。如德国计算机专家斯特凡妮·博格特（Stephanie Borgert）所言：“复杂性意味着持续不断的变化，而外部框架条件的改变是以自身变化性为基础的。”市域产教联合体的建设是产教融合的全新尝试与探索，在遵循基本经济规律的前提下，应以更富发展内驱力的稳定内核搭建产业系统与教育系统的合作平台，并使职业教育不断革新人才培养体系，服务产业转型升级的经济社会发展需要。通过打造市域产教联合体，使其在政府、企业、学校、科研院所的互补效应中充分发挥系统整体大于部分的效应，从而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二）服务需求：以市域产教联合体促进职业教育深化人才培养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从经济学角度来看，一个社会的技能供给实质上就是通过教育让劳动者获得“能力”的问题，即通过教育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美国经济学家西奥多·舒尔茨（Theodore.W.Shultz）认为：人力资本是体现在劳动者身上的一种资源类型，即“凝结在劳动者身上的，后天习得的，具有经济价值的体力、知识、健康、技能和能力”，而教育则是实现这一经济价值的有效途径。长期以来，对职业教育发展规律的探索映射出教育向社会输送人力资本这一理性诉求，我国日益健全的职业教育人才培养体系促使技术技能人才质量与规模逐年提升，但由于“人才链”与“产业链”的不完全匹配，人才供给与产业需求的结构性失衡造成事实上存在“用工荒”和“求职难”问题。国家统计局的调查显示，约44%的企业面临着招工难的问题，尤其是一线普通工人、高技能人才和技术工人最为紧缺。职业教育所培养的技术技能人才直接对接市场，在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背景下，职业教育的人才培养供给结构亟待优化。这种供需失衡偏离了职业教育服务民生之需的初衷，而市域产教联合体的出现意在回归这一教育使命，由单一培养转变为多方共育的育人范式，实现人才供需的有序对接。
原生态的校企合作框架中，“产业链”与“人才链”之间的连接较为表象，虽然是以双方合作共育的形式出现，但实际上常常是学校单方面“奋斗”，专业设置、课程内容、教学手段等延续传统产业需求，学生技术技能的培养难以完全适应产业转型升级和新兴产业需求。市域产教联合体突破传统局限，在政、企、校、研“四位一体”的发展格局下，充分发挥政、企、研的力量推动职业院校与各领域深度融合，推动产业升级与人才培养的双向融通。由政府负责统筹规划，产业转型发展、科研创新与教育体系发展同步进行。传统产业的消失和转型伴随着以新一代信息技术、智能制造、新能源等技术为基础的新兴产业不断壮大，为把握产业发展的前沿方向和需求，职业院校须通过深入开展需求调研，适时改造淘汰传统产业，及时开设对接新兴产业的新专业，不断调整和优化专业布局。同时，为更好地满足对高素质劳动者和技术技能人才的需求，企业也须在实训教学环节充分加强企业文化和职业能力培养，参与人才培养过程，也为企业能够获得发展所需要的优质人力资源作预备，有助于实现人才培养的有效供给。
（三）聚焦发展：以市域产教联合体促进职业教育服务强国战略建设
20世纪90年代，美国学者约翰·亨利·霍兰德（J.H.Holland）提出复杂适应系统理论（Complex Adaptive Systems，简称CAS理论），该理论揭示了系统发展的实质是源于主体间的相互作用，并提出“系统的复杂性源于系统主体的适应性”这一学术观点。透过复杂适应系统的镜像，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不再是简单、线性的培养技术技能人才的体系，而是开放的、动态的、极具适应性和繁杂性的多元异质要素的复杂集成。系统内部的动态化发展和革新与系统外部的其他主体系统交织运行，CAS理论视角下的市域产教联合体的建设过程是充满互动性和社会性的，在不断调整适应环境过程中，将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积极影响。新一轮的技术革命与产业转型升级的持续推进，驱使世界经济格局发生巨大调整，科技实力、人才储备、创新能力已经成为国家综合竞争力的重要体现。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到21世纪中叶，将全面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在这一美好目标指引下，为实现我国教育强国战略的宏伟目标，职业教育须持续深入改革，不断完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充分满足国家对高素质劳动者和技术技能人才的需要，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提升综合国力服务。
聚焦职业教育发展，促进职业教育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加积极主动地融入新发展格局，与科技体系、产业体系、社会体系对接，革新职业教育体系，解决职业教育自身问题。市域产教联合体的构建是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改革的新尝试，是建立在已有产教融合政策基础上的深度探索。针对长期存在的不同程度的产教分离、人才培养滞后等问题，市域产教联合体将构建人才联合培养平台，打通人才供需的“最后一公里”，整合资金、技术、人才等要素，从政策供给、人才培养和科研创新的全流程上加强多元主体深度参与，加大实体化运行力度。充分利用职业教育对接产业和市场的特点，在地方政策的引导下，连接“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的各环节，全面推动企、校、研在市域内的共生共融，以满足强国战略对高素质劳动者和技术技能人才需求。
二、市域产教联合体的行动逻辑
我国职业教育逐渐将改革重心从“教育内部”转向“产教联合”。为充分发挥现代职业教育技术技能人才培养优势，将经济发展、产业转型与职业教育紧密相连，市域产教联合体内部各主体将充分发挥各自资源优势，合力推动“产”与“教”的深度融合，实现“以产助教，以教促产，产教融合”的和谐共生。
（一）以产助教，增强职业教育地方适应性
马克思基于实践经验，从实践维度出发，将人类在物质生产活动中改造自然的能力称为生产力或物质生产力，主张“生产力”是“生产能力及其要素的发展”。生产力发展于人类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过程，是人类在劳动中蕴含的推动社会的力量，也是劳动者与自然进行物质、信息、能量交换促进经济发展的力量。从教育学的角度来看，教育存在社会制约性，教育的发展需要一定的人力、物力作为基本保障。因此，一定的社会生产力水平和经济水平对教育起到了根本制约作用，一定的教育活动只能在一定的生产力水平和经济水平下运行。教育的发展水平、规模、速度、结构、人才培养规格以及教育的内容和手段均在生产力发展的前提下形成。产业作为生产力的实体呈现，对经济的发展具有不言而喻的促进作用。以产业园区为载体的产业集聚推动了城市的可持续发展，也为产业升级所需多个生产要素的流动提供了坚实基础。基于教育的社会制约性理论，产业转型升级为职业教育的发展提供更为丰富的物质、信息资源，调整职业教育的发展趋势和规模结构，加快职业教育的发展速度，更有利于增强职业教育服务经济发展的适应性。
《意见》提出：“省级政府以产业园区为基础，打造兼具人才培养、创新创业、促进产业经济高质量发展功能的市域产教联合体。”将产业园区作为市域产教联合体的构建基底，意味着今后将落实和强化企业在校企合作中的主体作用，帮助职业院校脱离“人才供需脱节”的育人困境。产业园区内的众多企业形成合力，最大程度上发挥资源的优化配置作用，带动市域范围内其他企业发展，尽可能防止企业的区域转移。在这种资源支持下，职业院校所获得的物质、技术和信息资源将为其扩大规模、优化结构和人才培养夯实基础。职业教育的发展需要扎根实际，为人才的专业化成长提供基础性保障。市域产教联合体的建设只是深化产教融合的开始，还需要充分发挥政策引导作用，在体制机制、合作模式、供需对接等方面精准施策，打消企业顾虑，将产教融合“一头热”转变为“两头甜”。通过市域产教联合体建设，扭转企业育人主体地位可能存在的“虚化”现象，真正实现以产助教，强化生产实践技能训练，增强教育教学的实践性，提升职业教育对地方经济和产业的适应性。
（二）以教促产，提升市域经济发展可持续性
在大数据、云计算等现代高新技术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发展数字经济已经成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驱动力量。《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研究报告（2023年）》显示：“2022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达到50.2万亿元，同比名义增长10.3%，已连续11年显著高于同期GDP名义增速。同时，数字产业化规模达到9.2万亿元，产业数字化规模为41万亿元，占数字经济的比重分别为18.3%和81.7%。”这表明数字经济对我国国民经济发展和经济产业结构升级已经产生重要影响。美国经济学家丹尼森（E.F.Dension）认为：“知识的进步是单位投入之产出长期、持续增长的最大、最根本的原因。”从教育经济学的角度出发，职业教育对实现经济的稳定、高质量增长的贡献是通过多种途径增加现有劳动力的生产率而产生的，拥有较强经济实力的国家普遍存在较高质量的教育水平。因此，职业教育的投入也影响着国家的经济走势。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要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促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群。”数字经济发展背景下职业教育应整合数字技术，在技术创新、产业升级和人才培养等多种需求中充分释放市域产教联合体的优势力量，以教促产，支持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融合发展。同时，职业院校须争取科研院所的技术支持，不断为地方经济发展提供创新动力。美国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Alois Schumpeter）曾在《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以创新理论的视角，从技术创新与经济发展相结合的角度，认为科技创新在经济发展中具有重要作用。因此，科研院所与职业院校联合能够有效发挥其在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中的科技创新功能，将科学技术转化为经济实力，提升市域范围内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市域产教联合体确保科教融汇和产教融合的双重作用得以实现，政企校研四方协作的机制将有力保障地方经济数字化转型，夯实国家经济与产业发展的基础。
（三）产教融合，促进校企主体联合实体化
1944年，约翰·冯·诺依曼（John Von Neumann）和奥斯卡·摩根斯（Oskar Morgenstem）在《博弈理论与经济行为》一书中提出合作博弈（cooperative games）的概念，在合作博弈中，合作（cooperative）是指“大家为了共同的目标而一起行动”，也就是说，在行为人集合中由若干个行为人组成一个团体，他们达成一个协议且彼此合作，以一个分配方案来分配合作为团体所带来的总收益。合作博弈是一种建立在工具理性上的假设，寻求的是建立在双赢基础上的个人利益最大化，这种合作建立在共同的目标、资源、信息共享、平等互惠和强制性契约上。产与教原本是各自为营的主体，在政策引导下本着自愿的原则，双方以平等的身份加入这场互利共赢的合作，共享信息并对资源进行合理分配。合作博弈是效率、公平、公正的合作形式，至少有一方的利益增加，而另一方的利益不受任何损失，并且可使社会的利益有所增长。产教融合遵循合作博弈的基本理念，通过这种方式，“产”与“教”能够产生“1+1>2”的绝对收益，市域产教联合体这一合作联盟的建设将进一步提升地方竞争力和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
市域产教联合体是促进校企双主体联合实体化的有力载体。校企之所以可能存在“联而不合”现象，不仅是因为其受到政策引导力度的限制，更多是由于企业在其中获得的利益不足以支撑或吸引其持续进行。遵循利益导向原则的企业往往更为重视人才培养的变现程度，但由于人才培养的周期较长，企业在人才培养过程中所投入的成本在短期内得不到回报，很难持续支持产教融合的深化。合作博弈理论最典型的行为机理便是“为己利他”，这是人类实实在在的社会本性。因此，只有当企业从产教融合中能够获得较大收益时才会真正投入其中。市域产教联合体建设目的并非形成新的组织形态，而是通过政府、企业、学校和科研院所等多主体的相互支撑，使职业教育真正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市域产教联合体以产业园区为基础进行建设，将市场和企业的用人需求与人才培养相结合，使企业能够切实感受到职业教育人才培养与自身发展的关联性和重要性。依托产业园区的丰富资源，联合职业院校共建产业学院，既可解决产业园区“转型难”“人才少”“信息孤岛”等痛点问题，同时也可为职业教育解决人才培养供需失衡的难题，实现产业与教育的双向互惠、合作共赢。
三、市域产教联合体的实践路径
推动“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的“四链融合”是我国为应对日益复杂的国际形势和技术创新挑战的新选择。市域产教联合体在建设中要始终关注“四链”的良性循环是否顺畅，对链条内各环节进行统一推进、协同运作，在合作平台建设、人才培养专业布局、外部协同保障机制构建等方面发力，打造“四链融合”的职业教育新生态。
（一）多元共治，搭建共建共享的政企校研合作平台
共生理论（Symbiosis Theory）起源于生物学领域，由德国真菌学家海因里希·安东·德·巴里（Heinrich Anton de Bary）在1879年提出，此后这一学术理论也被广泛应用于经济学、社会学、生态学等多个领域中。1981年，美国生物学家琳恩·玛格利丝（Lynn Margulis）从生态学角度提出：“共生是指不同生物物种成员不同生活周期的重要组成部分之间的联合。”我国学者进一步研究认为，共生系统分为共生单元、共生模式和共生环境三部分，其中共生模式是关键，共生单元是基础，共生环境是重要外部条件。对于职业教育而言，市域产教联合体包含政府、企业、学校和科研院所四个共生单元，且各共生单元间的交互在无限时间内持续进行，形成一体化的共生模式，各单元的人力、物力、财力等资源流动和交互，能够协同培育高素质劳动者和技术技能人才，实现科研成果创新和转化等一系列收益和各主体间的合作共赢。同时，市域产教联合体的建设受区域内经济、文化、产业结构等多种要素的影响，只有良性和谐的共生环境才有助于各共生单元合作，才有助于打造共建共享的政企校研合作共生体。但由于长期存在于各共生单元间主体地位不平等、主体定位不清晰、企业合理诉求难以表达或实现等问题，产教融合更多是非对称性互惠共生模式。
共生体的形成与发展并非一蹴而就，需要经历由简单到复杂的过程，对称性互惠共生是共生体进化的一致方向，是生物界和人类社会进化的根本法则。产教深度融合是一项长期且艰巨的任务。联合的关键在于，能够建立有效平衡各相关主体利益的连接方式，建立产教协同创新治理机制，注重发挥政府和市场的作用。为促使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共生体的良性发展，将市域产教联合体建设作为基础，以明确的共同目标和市场利益为纽带，政府在保证各方利益和充分政策支持的前提下，统筹企业、学校和科研院所相关资源，搭建共建共享的政企校研合作平台。这种合作既能使共生单元保存自身主体性，同时又能突出自身优势，在彼此利益的碰撞与协商妥协中形成符合经济发展需求的共生关系。以多元共治为平台，各方优势互补，强强联合，充分发挥集群效应，有利于为提升技术技能人才培养质量、满足经济发展和产业升级需求提高各共生单元间的共生度，促进共生体内部进化。
（二）对接市场，优化供需平衡的人才培养专业布局
美国经济学家霍利斯·钱纳里（Hollis B. Chenery）提出的“发展型式”理论，从产业结构演变、劳动力转移和技术水平制约三方面阐明产业发展，认为产业结构变化会影响劳动力就业，而产业发展滞后是由于生产效率与技术未达到相应水平，从而出现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不对称的现象。从该理论出发，产业结构的演进决定了就业结构的变化趋势，影响了国家对劳动力分布与类型需求，而良好的就业结构和优质劳动力也是推动产业发展的关键因素。职业教育专业建设与产业发展是双向互利的过程，二者的利益获取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双方是否能够同时满足供需匹配。专业是人才培养的载体，其建设水平决定了职业院校人才培养的整体发展水平，而人才反哺产业，能够为经济发展提供不竭的人力资源。产业发展在职业教育专业建设中承担着人才培养需求者的角色，顺应产业发展调整现有职业教育专业布局，重塑就业结构成为连接“人才链”与“产业链”的重要举措。
目前，我国职业院校在专业设置时已经意识到须适应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的步伐，但依然存在专业设置同质化以及对接产业不够精准等问题。一些院校在办学条件不足的情况下盲目追赶热度，其专业设置并未结合地方产业发展需求，职业教育适应性亟待增强。市域产教联合体的搭建将为“人才链”与“产业链”的紧密相连提供平台，强化人才培养和产业发展的对接。因此，在实践操作中，职业院校专业布局应始终关注市场需求，推进专业布局的动态优化，利用产学合作的优质平台适时把握市场就业导向。同时，政府应根据地方实际，对职业院校专业整体布局进行顶层设计，并联合企业、学校、科研院所结合产业实际需求和未来发展规划提前布局，由企业及时提供人才需求和产业前沿信息，学校推进专业调整与建设，多方联动为提升职业教育的实用性和适应性服务。
（三）整合资源，打造坚实可靠的外部协同保障机制
基于资源观理论的资源整合理论认为，经济组织中存在资源、能力、竞争力的递进过程，即“整合”的过程，而持续竞争优势源于组织对资源和能力在时间和空间上的不断“整合”，企业（包括集群）中异质性资源始于它们对于不同资源的整合。这一理论强调资源整合是经济组织竞争力的核心，充分利用地缘优势所构筑的资源集群形成合力。通过将不同来源、不同结构、不同等级的资源进行选择、配置，使有机融合的新资源组合成为更加高效、有活力的资源群。市域产教联合体的建设是一场整合了多方优势资源的教育变革，深化产教融合并非从内部出发的单向调整，而是内外协同发力的双向改革。在内外部共同作用的前提下，市域产教联合体的构建能够推动产、教、科共生共融，实现科技创新、人才培养和经济增长的多重功效。与此同时，协调好市域产教联合体中多个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离不开坚实可靠的外部保障机制，依托资源整合所形成的外部保障资源集群也将为联合体的持续运行保驾护航。
《通知》明确提出，市域产教联合体建设的保障条件应切实到位，加大职业教育重大建设和改革项目财政经费投入力度；要明确保障职业教育的财政、土地、税收等诸多激励政策；要树立结果导向的评价方向。立足区域谋全局，市域产教联合体建设保障机制通过整合资源、集合各界力量，搭建集经费保障、组织保障、资源保障、法律支持等多维生态体系，为联合体建设提供了一张“安全网”，健全与地方经济水平相适应的协同保障体系。在优化地方政府高位统筹和加大地方政府公共资源投入的同时，还要优化政企校研四方治理格局，明晰权责界限，并利用大数据等数字技术进行资源整合，协同优化市域产教联合体内的数字化、科学化治理能力。所谓资源整合即是优化资源配置，取舍进退，以获得资源整体效用的最大化。充分发挥资源整合的优势，选择最适宜于市域产教联合体构建的外部保障资源并发挥最大效益，这既是对职业教育深化产教融合的有力推进，更是对我国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培养、科技创新和经济发展的多重保障。
四、结语
建设市域产教联合体是我国推进产教融合的顶层制度设计，旨在从根本上激活政企校研多元合作机制，针对行业前沿的新技术、新工艺、新需求合理配置人才培养要素，从人才培养的现实需要入手，打通人才培养与就业的各个环节，以内涵发展为主线，促进职业教育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良性互动。当前，市域产教联合体建设才刚刚起步，地方还处于试点探索阶段，未来一定也会遇到各种困难和障碍，故须厘清其建设机理，不断强化以产助教、以教促产和产教融合的逻辑理路，在市域范围内坚定推行政企校研“四位一体”技术技能人才培养新路径，持续推动“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的“四链融合”，真正将职业教育嵌入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生态系统，在新时代背景下激发职业教育发展新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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