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面向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目标，在资源布局与优化方面，我国要扩大高等教育资源总量供给，促进优质高等教育资源扩容，提高高等教育资源投入效益。在教育经费投入难以大规模增长、学龄人口可能逐年下降，且高等教育已经实现普及化的背景下，资源布局优化的重点应该放在如何促进高等教育结构优化与质量提高，适应、促进和引领经济社会发展上。具体来说，为了实现高等教育强国建设目标，我国当前应着力优化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结构，提升研究生人才培养能力；扩大优质高等学校数量和布局，积极扩大“双一流”高校人才培养规模；加快高等教育集聚发展，适应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的新要求；加快学科专业优化调整，适应经济发展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需求。
关键词：资源布局优化；高等教育强国；“双一流”高校；学科专业优化；高等教育集聚发展
一、导言
高等学校是典型的资源依赖型组织。高校发展需要人财物、土地等资源投入，同时高校又通过培养出合格和优秀的毕业生以及产出高水平科研成果回报社会，并将这些产出的资源用于科技进步和经济社会发展。资源布局与优化关乎高等教育发展战略全局，关乎高等教育发展的重点方向和重点领域，关乎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结构的优化调整。
建设教育强国，龙头是高等教育。国际上普遍把80%以上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这也是世界教育强国的平均水平）作为高教强国的标准，65%是其基准水平。2022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为59.6%，与强国相比还有一定差距，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提升空间。世界范围内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超过80％的国家有17个。在新的时代背景下，随着人口出生率下降和未来高等教育学龄人口减少，我国高等教育规模扩张任务虽有压力，但是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80%左右的目标问题不大。高等教育强国建设的关键是以资源布局优化促进高等教育结构调整与质量提升，以高等教育之强带动教育强国建设，真正发挥龙头带动作用；同时，以高等教育之强促进和引领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支撑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建设，服务和推动经济社会发展。
从教育强国建设看，教育经费投入短期内难以大规模增长，学龄人口可能逐年下降，而且在高等教育已经实现普及化的背景下，资源布局优化的重点应该放在如何促进高等教育结构优化与质量提高，适应、促进和引领经济社会发展上。
当前，我国正处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关键时期，高等教育发展的内外部环境正在发生复杂而深刻的变化。从国内看，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深入推进，国家重大区域战略和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持续实施，对教育资源的布局结构提出了新要求。优化人口发展战略，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迫切要求进一步提高教育普及水平和发展质量。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促进共同富裕，必须进一步提升全民受教育程度和劳动者技能。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迫切需要把发展科技第一生产力、培养人才第一资源、增强创新第一动力更好结合起来，推动教育链、人才链和创新链深度融合发展。推进文化自信自强，必须更加充分地发挥教育在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重要作用，不断提升全社会文明程度。从国际上看，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全球人才和科技竞争更为激烈，必须把握战略主动，全面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量，着力造就拔尖创新人才，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数字经济发展迅速，新产业、新模式、新业态层出不穷，对人才培养结构和学习者能力素养提出了更高要求，这也正在重塑教育形态和学习方式。
面对新形势新要求，当前我国高等教育资源布局尚未充分适应和引领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尚未充分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对优质高等教育的需要，尚未充分发挥高等教育对于实现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的引领性和先导性作用。资源布局优化是构建高质量高等教育体系、建设高教强国的“底座式”支撑，资源布局优化是促进高等教育发展的关键性举措，有什么样的资源布局就有什么样的高等教育体系、高等教育发展重点和人才培养结构。加快资源布局优化，关键在于扩大高等教育资源总量供给，促进优质高等教育资源扩容，提高高等教育资源投入效益，化解高等教育结构性短缺与布局不合理问题，将资源投入高等教育发展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促进和实现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具体来说，就是要实现高等教育的“提质扩容”，一方面加大高等教育资源供给，稳步提升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进一步提升入学机会公平；另一方面提高战略性人才、高层次人才和紧缺性人才的自主培养能力，积极扩大研究生教育培养规模，扩大以“双一流”高校为主的人才培养供给能力。
优化资源布局，就是要构建科学合理的高等教育资源配置机制，使资源布局更加符合高等教育发展规律和人才培养规律，更加符合我国人口和社会结构变化对高等教育布局结构与资源配置调整的要求，更加符合国家战略与区域发展对于高等教育发展提出的新要求，以加快形成与国家及区域发展战略、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建设相适应的高等教育体系。
优化资源布局，就是要统筹资源投入、资源布局与结构优化、质量提升的关系。具体来说，需要处理好资源的静态布局同资源的动态调整体系的关系，处理好普及化时期高等教育优质资源扩张与区域发展的关系，处理好补足短板、促进公平与突出重点、建设高峰的关系，处理好高等教育发展的内部资源衔接支撑与外部环境的协调适应的关系。通过资源布局优化，适应新时代经济社会发展和科技强国、人才强国的要求，调整优化学科专业结构和人才培养结构，重点发展基础学科、新兴学科、交叉学科和国家战略急需学科，建立起与高等教育强国目标相适应的人才培养体系。
综上所述，为了实现高等教育强国建设目标，我国当前应着力优化高等教育人才培养层次结构，提升研究生人才培养能力；扩大优质高等学校数量和布局，积极扩大“双一流”高校人才培养规模；加快高等教育集聚发展，适应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的新要求；加快学科专业优化调整，适应经济发展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需求。
二、优化资源布局，促进高等教育层次结构调整，扩大研究生培养数量及其在高等教育总培养规模中的占比
目前，我国高等教育层次结构呈现金字塔形，高职为主的专科教育与应用型本科为主的本科教育占据了人才培养的主体部分，研究生教育在高等教育人才培养中的占比仍然偏低。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的层次结构与世界教育强国相比存在较大差距，亟须调整优化，以与我国经济发展与科技进步对于人才的需求相适应，与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相匹配，与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相吻合。从国际上来看，世界高收入国家或地区的高等教育人才培养层次结构呈纺锤形，即专科层次和研究生教育层次占比大体相当，本科教育占比较高。根据有关统计数据，2015-2018年，高收入国家（地区）专科、本科、硕士和博士平均在校生规模占比分别为21.81%、58.24%、17.27%与2.68%。相对而言，我国高等教育在层次上呈现陡峭的金字塔形，2021年我国专科、本科、硕士和博士在校生规模占比分别为45.24%、48.74%、5.10%、0.92%，专科教育规模相对较大，与本科教育规模大体相当，研究生规模仅占6%左右[1]21-29。研究生教育总规模在高等教育人才培养中占比不高,每千人注册研究生数还需提升[2]。2022年，我国研究生在校生总规模为365.4万人。对比世界主要国家，2020-2021年，印度研究生在校生人数为494.5万人;2021年秋，美国研究生在校生人数约为286万人。2018年，在全球经济规模排名前20位的国家中，中国高等教育研究生招生数量占比仅高于巴西、印度尼西亚和沙特阿拉伯。目前，我国千人注册研究生数虽已超过2人,但对比主要发达国家，在2020年每千人注册研究生数排名中，美国已高达10.57人，位居第一；英国已高达7.28人，位居第二。
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快速。从全球高等教育发展维度看，1980-2020年的40年间，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增加了3.8倍，从5000万人增长到2.4亿。而2000-2020年，全球高等教育总规模从1亿人快速增长到2.4亿，大大超过1980-2000年间的全球高等教育增速。从1980-2020年，中国高等教育规模从114.4万人增加到4 183万人，40年间增加了35.6倍，是世界平均速度的9.5倍。从占比上来看，中国高等教育规模从1980年的114.4万人，占世界高等教育总规模的比例为2.3%，到2020年的4 183万人，占比提升到17.4%，40年间中国高等教育在全球的所占比例提升了近6.7倍[1]21-29。在高等教育大扩张时代，我国经济发展水平还处于中等偏下阶段，产业结构还是以工业制造业为主，经济增长还主要依靠物质资源投入和一定知识水平的劳动力投入来实现。这一发展阶段决定了我国高等教育扩张主要通过高职教育和应用型本科教育来实现，高等教育规模结构调整遵循渐进式原则。受制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我国高等教育层次结构呈现“陡峭的金字塔形”，研究生教育占比偏低，专科教育占比偏高；高等教育资源主要投向了高职和应用型本科教育，支撑研究生培养的资源布局投入不足，优化调整滞后。近年来，我国人均GDP超过了1万美元大关，我国经济增长急需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劳动者素质提高的轨道上来，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更需要高层次人才的支撑和引领。再加上近期伴随青年人就业压力增大，报考研究生的人数逐年提高，研究生生源规模大幅增加，但研究生教育资源整体的供给能力明显不足，研究生教育亟待发展扩张。
我国未来经济发展将更多依靠科技进步与人才支撑。我国“三产结构”已经由原来的第二产业占主导，逐步演进为第三产业占主导。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和“三产结构”的变化，为高等教育层次结构优化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和广阔的需求空间。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人均国民收入的增长，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需要高等教育层次结构优化调整，即大力发展研究生教育，同时适度压缩高职高专教育占比，适度提高本科教育的占比，大幅提高研究生教育在高等教育中的占比。
三、优化资源布局，加快“双一流”建设，促进优质高等教育资源规模增长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把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大学和优势学科作为重中之重。习近平总书记在2023年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把加快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大学和优势学科作为重中之重，不断提升原始创新能力和人才培养质量。“重中之重”，表明了“双一流”建设任务在高等教育改革发展中的必要性、重要性和迫切性。我国高等教育历来重视重点建设，20世纪50年代就确立了重点大学建设制度；改革开放以来，重新确立了重点大学和重点学科建设制度；至90年代初，提出“211工程”建设任务，1998年确立了“985”建设工程，提出在21世纪建设若干所世界一流大学的重任。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提出了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大学和优势学科的战略目标，我国的“双一流”建设取得了重大成效。
纵观新世纪以来，世界主要国家或地区发起的世界一流大学创建运动，已经席卷了亚洲、欧洲、美洲，先后有30多个国家和地区出台了具有本国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创建计划”，这其中既包括传统高等教育强国（如德国、法国、俄罗斯等），也包括新兴的发展中国家（如中国和印度等）。各国或地区所推行的创建计划虽然各具特点，但其目的却存在相似性，都是为了提升大学的综合实力与国际竞争力，为国家经济与科技发展提供支撑，赢得在世界高等教育领域的话语权。
但是，我国“双一流”建设无论规模还是投入，与世界高等教育强国相比，还有很大发展空间。如与美国高等教育结构比较，我国“双一流”高校为代表的研究型大学数量偏少，人才培养规模占高等教育总体培养规模偏低。以2020年数据为例，我国“双一流”建设高校占比为4.97%，一般本科院校占比为41.11%，高职高专院校占比为53.92%；而美国研究型大学数量占比为7.02%，一般本科院校占比为60.28%，两年制学院占比为32.70%[3]33-43。从高校毕业生数据更能看出不同类型高校培养规模的差距：根据美国三类高校2020年的学位授予数据，研究型大学的学位授予数为943 267人，占比为30.16%，一般本科院校的学位授予数为1 167 309人，占比为37.32%，两年制学院的学位授予数为1 017 536人，占比为32.53%，三者毕业生数据基本平衡；而2020年我国“双一流”高校毕业生（除“985”高校外）占高校毕业生的比例为5.08%，“985”高校的毕业生仅占高校毕业生的2.27%（只有约18万人），一般本科院校毕业生占比为52.81%，高职高专院校毕业生占比为39.84%[3]33-43。
我国实施的“985工程”“211工程”“双一流”建设已取得显著成效并形成经验做法。建设高等教育强国，我国亟须扩大“双一流”建设高校数量，鼓励和支持地方高校发展，逐步选拔办学质量高、与国家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高校进入建设名单；现有“双一流”高校需扩大招生与人才培养规模，提高其人才培养在高等教育中的占比；要调动地方建设高水平大学的积极性，鼓励建立高水平的新型高等教育机构。例如南方科技大学、西湖大学、上海科技大学等，这些新型的高等教育机构在较短时间内就为我国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发挥了一定作用。
我国亟须加大对“双一流”建设高校的科研投入，加强基础研究和相关学科人才培养的经费保障和物质基础。近年来，我国科技创新能力有了极大提高，科技领域突破性成果层出不穷。但也要看到，我国创新能力仍不能满足社会高质量发展要求，基础研究短板突出。2019年我国基础研究投入占研发总投入的比重为6%，低于美国、英国、法国、日本等发达国家15%～25%的水平[4]。我国基础研究能力和创新能力不足，在关键领域遭遇“卡脖子”技术难题。2022年，我国在全球创新指数（GII）排名中居第11位，但其中的“人力资本与研究”维度（包括高等教育），我国仅居第20位[5]。
基础研究与重大原始创新具有高度不确定性、投资周期长且风险大的特点，而我国尚未形成宽松包容、接纳失败、长期主义的社会思维观念，高校也受此影响，导致基础研究领域缺乏人力物力上的投入，更多趋向短平快、确定性强的应用型研究投入。2020年，我国高校研发经费占全国总研发经费的比例为7.7%，而同期美国、英国、法国的这一比例分别为13.2%、24%和13.5%[3]33-43：对比世界主要国家，我国仍存在较大差距。与此同时，高校科研经费支出用于基础研究不足，支撑原始创新能力不强。2020年，中国高等学校R&D经费支出用于基础研究为724.8亿元，占总经费支出的38.5%；2021年支出904.5亿元，占比41.5%[3]33-43。对比美国的情况来看，2020年高校从联邦政府获得395.56亿美元的R&D经费，用于基础研发的比例也最高，达到64.11%。此外，美国国家科学委员会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0年美国联邦政府投入421.99亿美元用于基础研究，其中60.09%用于支持高等教育机构[3]33-43。加强研究型大学建设，需要调整高校基础研究、应用研究、试验发展等方面的投入结构，重点加大高校基础研究经费投入和占比，加大高等教育基础研究支持力度。同时，要着力优化高校内部竞争性研究经费占比，加强科研人员基本性科研经费保障。
四、优化资源布局，建设与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相匹配的高教资源协同机制，促进高等教育集聚发展
我国经济、产业与科技呈现明显的集聚趋势，产生了较强的集聚效应。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和京津冀已经开始成为经济与科技中心，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也急需高等教育资源集聚布局，建设与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相匹配的高教资源协同机制。从国际范围来看，高等教育集群具有明显的集聚-溢出效应，如美国高等教育区域发展与区域产业紧密对接，围绕着洛杉矶地区的文化创意产业、伊利诺伊地区的农业科技产业、西雅图地区的制造业、纽约地区的金融业形成了特色鲜明的高等教育集群。从全国范围来看，我国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的高等教育具有明显的优势。高校高度集中而形成知识的集聚以及功能的溢出，将成为经济增长的新的重要模式。尤其是研究生人力资本促进经济增长的空间效应在1%～1.4%之间，反映了发展研究生教育不仅能够有效推动本省域的经济增长，亦可对临近省域经济增长产生辐射[6]。
目前，我国高等教育资源布局与经济发展适应性不强，资源配置集聚度不高，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的区域资源协同机制有待完善。广东是粤港澳大湾区国家战略的核心区域，该省虽然是经济大省、人口大省，但高等教育并不发达。2022年，广东省每百万人口普通本科高校有0.53所、普通本专科高校1.22所，均低于全国0.9所、1.94所的平均水平，排名全国第31位；每万人口普通本专科在校生208.33人，低于全国224.26人的平均水平，排名全国第27位；本科高校占比为42%，低于全国47%的平均水平。我国需要通过发展优质高等教育资源，增强高等教育与区域人才、产业两大区域经济子系统的耦合协同关系，充分发挥区域高等教育对于科技自立自强、人才辈出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作用，为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以及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人才与智力支撑。
世界教育强国建设的经验表明，在高等教育大众化和普及化初期，高等教育主要解决青年人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问题，各地都会大规模发展高等教育，因此高等教育呈现“去中心化”的发展特征。随着全国范围内高等教育的普及，高等教育的机会问题得到基本解决。高等教育进入普及化的中后期，即我们经常讲的深度普及化阶段，国家的经济科技发展必然对高等教育的使命责任提出新要求：一是期待高等教育在促进青年人享有接受高等教育均等机会的基础上，更好地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科技进步；二是高等教育要适应城市群和经济发展新形势新任务，提高高等教育的集聚度。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这对高等教育发展提出了新要求。高等教育一方面要提高质量，加快高层次人才培养，另一方面要促进高等教育的集聚发展，使得高等教育更好地适应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建设要求。前面分析过，我国研究生教育和研究型大学发展不足，难以适应科技强国、人才强国的发展要求；同时，高层次人才培养的集聚度不高，难以支撑世界人才中心与创新高地建设。我们的研究表明，研究生教育的培养规模和累积规模都能够促进当地科技创新水平的提高。从研究生教育培养规模的布局情况来看，美国研究生教育主要集中在美国的东北部、南部以及加州地区，研究生培养规模前1/5的州占美国总培养规模的54%。我国研究生教育大部分集中在我国东部与中部地区，研究生培养规模前1/5的省份占全国总培养规模的48%，研究生培养规模的集聚度比美国低出6个百分点。因此，相较于美国，我国研究生教育布局的省域集聚度仍需进一步提升。同时，中美两国主要区域研究生培养累计规模差距较大。美国研究生累计培养规模排名前十位的州，其研究生人数在本州劳动力人口中均占到10%以上，其中占比最高的马塞诸塞州达到20.3%。同期，中国研究生累计培养规模排名前十位的省份，除北京（9.6%）、上海（5.9%）外，其余省份的研究生人数仅占本省劳动力人口的1%左右。以两国研究生累计规模第一的地区进行比较，2019年美国排名第一的加利福尼亚州培养研究生354万人，而我国排名第一的北京培养122万名研究生，仅占加州的1/3；美国加利福尼亚州2019年培养的研究生，占本州劳动力人口的13.10%，而我国北京2019年培养的研究生，仅占北京劳动力人口的9.60%[7]8-15。除北京、上海以外，我国其他省份的研究生累计规模占比尚不足美国各州的十分之一。美国研究生教育累计规模每提高1%，区域创新水平提高0.52%；而我国研究生教育累计规模对区域创新水平的影响系数为0.28%。美国的研究生教育学位授予规模的集聚程度、研究生教育存量及其对创新驱动经济增长的推动效应均高于我国[8]。因此，我国应进一步优化高等教育区域布局结构，充分发挥区域优质高等教育资源集聚优势和引领辐射作用，促进人才区域合理布局和协调发展，着力形成人才国际竞争的比较优势。
我国高等教育强国建设，需要加快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集聚布局，使得区域高等教育资源布局结构能够有效支撑城市群创新发展。我国区域高等教育布局与其发展的历史过程和惯性相关。20世纪50年代我国高校院系调整，将优质高等教育资源布局在北京、上海、武汉、成都、哈尔滨、沈阳、西安等城市，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东南沿海的广州、杭州、福州等城市高等教育资源布局不多，东北、华北、华中、华南、西南、西北等七大区域的非核心城市，高等教育资源布局不足。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实行以省域为主的经济发展模式，各个省域都在发展高等教育，但是20世纪50年代高等教育资源布局的影响深刻，短时期内很难改变，导致高教资源富集的中心区域集聚优势将愈发明显，而资源薄弱的边缘区域将持续被集聚区吸走要素，呈现“强越强、弱越弱”的马太效应。显然，以行政区划为本的资源布局体制难以支撑以城市群为载体的世界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建设。当前以“双一流”建设高校为代表的研究型大学，无论机构数还是培养规模都占比过小，可供集聚的优质高等教育资源总量相对不足，仅靠高等教育的普及化无法适应和支撑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建设的质量集聚需要。在资源布局调整的体制机制上，我国一方面需要打破以行政区划为本的固有格局，建立跨区域的协同框架；另一方面，在高教资源部署上，也要根据国家发展战略和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的建设要求，实现高等教育资源集聚化布局，实现集聚发展。
五、优化资源布局，提高高校学科专业设置的科学性、灵活性和前瞻性，促进建构与经济社会发展相匹配的人才培养结构
我国高等教育一直强调人才培养结构与经济发展、产业结构相适应，多年来也根据社会和行业发展需求采取了很多举措优化调整高校学科专业设置。但是，高等教育的人才培养结构与产业结构之间仍存在一定的“错位”，人才培养和社会需求的契合度有待进一步提高。高校往往追求学科全、综合性强的发展定位，人才培养规格趋同、学科专业设置千校一面，资源配置重复。2022年我国普通本科高校开设10个及以上学科门类的有220所，占比17.76%。高校在专业设置布局时缺乏科学规划，片面追求“大而全”，某些专业存在重复设置过多的现象。根据教育部发展规划司的统计数据，77.89%的高校设置了英语专业，76.92%的高校设置了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63.28%的高校设置了视觉传达设计专业，62.95%的高校设置了环境设计专业，接近60%的学校设置了国际经济与贸易、市场营销和财务管理等专业。
高校学科专业设置趋同化，既有高校定位攀高、学科专业发展缺乏特色的内部因素，也有高校分类设置、分类发展、分类评价的高等学校管理指导体系不完善的管理因素，更有着经济社会方面的因素。也就是说，随着区域经济和行业经济的快速发展，社会对人才需求的数量大大增加、类型趋于多样化，但由于专业设置随产业发展动态调整机制不健全，部分地方和部门对人才需求的把握不够具体明确，使得高校调整优化人才培养结构缺乏基本依据。这些因素共同导致人才培养与产业发展需求的契合度不强，高校虽然每年都进行学科专业调整优化，但是仍然年年跟不上产业转型升级和用人单位需求变化。
高校要健全学科专业设置动态调整机制，聚焦国家重大战略和区域需求，提升专业设置的科学性、灵活性和前瞻性，有的放矢培养国家战略人才和急需紧缺人才，提升高等教育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服务质量与能力，以适应、促进和引领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中央政府、省级政府和高校应各负其责，促进学科专业与产业结构相衔接。高校要瞄准国家重大战略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求，把有特色、服务需求作为学科发展的战略选择，做好“四新”学科专业优化、调整、升级、换代和新建工作。省级政府要建立健全招生培养就业联动机制，强化省级学科专业建设统筹和管理，促进所属高校优化学科专业结构。国家要优化学科专业宏观调控机制，动态调整国家控制布点本科专业和特设专业目录，探索建立专业预调整制度和退出机制，推进分类评价，引导不同类型学科专业办出特色和水平。
教育行政主管部门与发改委、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工业和信息化部、科学技术部等相关部门要加强联动协同，定期对经济、产业、科技等数据进行研究、分析与应用，加强人才需求预测、预警、培养、评价等方面协同，实现学科专业与产业链、创新链、人才链相互匹配、相互促进。要健全学科专业调整与人才需求联动机制，充分激发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聚焦国家战略、科技前沿和区域发展需求，统筹“双一流”建设高校、领军企业、重点院所等资源，创新招生、培养、管理、评价模式，超常规布局一批急需学科专业，建成一批高层次人才培养基地，实施“有组织攻关重大项目培育计划”[9]。要进一步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更好地结合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优化科技资源配置，促进要素高效流转，在粤港澳、长三角、京津冀等地大力打造国家级战略平台，最终实现建设区域高等教育中心的目的[7]8-15。
高校人才培养具有周期性，不可能年年跟着经济与产业变化更改学科专业目录，也没有必要完全对应产业目录，因为产业结构在不断变化，产业也在不断升级，技术也在不断更新。所以，要使高校学科专业与人才培养适应经济发展和产业转型升级的要求，根本上是要推动高校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和能力。人才培养模式要注重宽口径、厚基础，注重能力培养与素质提高，注重学生终身学习能力和可迁移能力培养，提升人才自主培养质量水平，使之能够更好地适应未来职业发展变化、科学技术的进步以及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需求。
高等教育具有多项职能，最根本的职能是人才培养。建设高等教育强国，最为重要的是提高一流人才培养能力。优化资源布局的目的是通过增强资源供给能力，优化资源配置，扩大优质高等教育资源布局，从而提升一流人才培养能力，更好地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和科技进步对于高素质人才的需求，更好实现科教融汇、产教融合，以高等教育强国建设为国家现代化发展提供人才与智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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