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教育评价是教育发展的指挥棒，是教育改革的“引擎”，与教育事业的发展方向与发展速度息息相关。随着智能技术与教育融合不断深入，教育评价迎来智慧转型的重要契机。基于21世纪与教育评价相关的154项国家政策，利用ROSTCM6与SPSS26工具进行文本聚类分析，获取不同时期教育评价政策聚焦点，深度剖析国家教育评价改革总方向、总目标与总要求。遵循“政策源由——实际问题与发展困难”“政策积累——政策主体扩大与专家意见”“政策动因——国家需要与民众需求”“政策形成——意见聚合与政策契机”的政策议程思路，捕捉政策发展的内在机理与深层逻辑。教育评价转型具有系统性与可操作性，由此从“厘清智能评价边界，强调评价育人导向”“创新智能评价方法，形成立体评价范式”“重构评价标准体系，击破‘五唯’顽瘴痼疾”“加速教育新基建进程，实现智能全息评价”“提升师生评价素养，组建专业评价队伍”“智能运用评价结果，发挥评价服务功能”六大方面提出教育评价发展策略，探讨其变革转型的有效路径，驱动教育高质量发展。
关键词： 教育评价；政策演进；聚类分析；教育数字化转型；发展路径
作者简介： 张一春，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江苏南京 210097）；杨宇晴、王瑞喆，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硕士研究生（江苏南京 210097）
基金项目： 2021年江苏省未来网络科研基金项目“智能时代江苏教育信息化创新发展路径与对策研究”（编号：FNSRFP-2021-YB-13）
教育综合改革已步入深水区，教育评价的变革转型成为教育改革的“关键一役”。2021年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教育评价改革为牵引，统筹推进育人、办学、管理、保障改革”。智能时代如何发展教育评价、实现“人机协同”、实现教育评价智慧转型成为破解教育综合发展窘境的关键问题。[1]
教育评价政策的演进研究是教育领域一项重要的课题，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教育理念的变迁，教育评价政策不断受到关注和调整。对教育评价政策的演进进行研究，有助于深入了解教育评价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定位、功能和影响，为当前和未来的教育评价政策制定提供借鉴和启示。因此，本研究旨在深入探讨教育评价政策的演进过程，梳理其发展脉络，剖析各阶段政策的背景、特点和效果，以期为当前和未来的教育评价政策制定提供理论和实践参考，促进教育评价工作的科学性、公正性和有效性。
一、学术梳理和研究成果简述
教育评价（educational evaluation）是“基于某种价值观或教育目的，通过一定手段，广泛收集评价信息，对评价对象进行价值判断，进而改进教育决策的过程”。[2]因此，分析梳理我国教育评价政策的发展历程，一方面，可以明晰我国教育评价的发展过程，另一方面，有助于挖掘我国教育评价的本质。
（一）学术关注度
教育评价由来已久，1929年泰勒（R.W.Tyler）提出，现代教育评价是一种可以发现学生的学习结果与价值的过程。进入21世纪，改革教育评价以适应国家发展成为教育领域的重要议题，新兴技术成为教育评价的支撑力量，教育评价改革迎来契机。202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以下简称“《总体方案》”），明确把党委和政府教育工作及用人评价纳入改革范畴，教育评价成为引领教育变革方向的“指挥棒”。[3]
本文基于中国知网，以“教育评价”为检索词，对2000年至2022年的相关文献进行统计整理。21年间相关文献共计36,669篇，发文趋势整体上呈上升趋势，如图1所示，可见教育评价关注度逐年上升。
（二）学术研究特征
中国的教育评价政策经历多个阶段的历史演变。从早期的重点关注学生学业水平的单一评价，到后来逐渐扩展为对教学质量、教师、学校等多方面的综合评价。在此过程中，政策不断调整和完善，以适应社会发展和教育改革的需求。随着时间的推移，政府机关相继出台一系列文件和法规，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中小学教育质量综合评价指标框架（试行）》《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合格评估实施办法》等，这些政策文件对教育评价的目标、原则、程序、制度安排等方面进行规范和指导。
从研究选题、主题内容、重要观点、研究方法等维度对教育评价政策研究进行梳理提炼，可以得到学术研究的如下特征：
①选题是研究的起点，需要紧密结合实际，具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在教育评价政策领域，研究选题主要有“教育评价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教育评价政策的效果评估”“教育评价政策的改革与创新”等。②主题内容是研究的核心，需要深入探讨，具有丰富性和深度。在教育评价政策领域，主题内容可以包括教育评价政策的理论基础、教育评价政策的历史演变、教育评价政策的现状分析、教育评价政策的前景展望等。③重要观点是研究的灵魂，需要独立思考，具有创新性和独特性。在教育评价政策领域，重要观点可以包括教育评价政策应以提高教育质量为目标、教育评价政策应兼顾公平与效率、教育评价政策应注重学生的全面发展、教育评价政策应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等。④研究方法是研究的工具，需要科学合理，具有可操作性和有效性。在教育评价政策领域，研究方法可以包括文献分析法、比较研究法、实证研究法、案例研究法、深度访谈法等。
（三）研究成果简述
学者对教育评价政策的实施效果进行大量研究，关注学生成绩、教育公平、教学质量、教师教育水平等方面的影响。通过大量的统计数据和案例分析，研究者试图揭示教育评价政策对教育发展的积极和消极影响。学者也关注教育评价政策与教育改革的内在联系，探讨评价政策对教育改革的促进作用，以及在实际操作中可能出现的挑战和困境。这方面的研究尝试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来剖析教育评价政策与教育改革的互动关系。除了国内的研究，一些学者也进行跨国比较研究，探讨中国教育评价政策与其他国家的异同，从中汲取经验教训，为我国教育评价政策的改进提供参考。
二、教育评价政策及发展阶段
按照“政策检索—政策筛选—政策分析”的基本步骤对政策文本进行研究。选择国务院网站、教育部网站等平台进行检索，以“教育评价”作为检索的关键词，采集自2000年以来所有中央、部委颁布的法规和公开文件，经仔细阅读、谨慎对比和筛选，排除不相关的会议通知等文件，下载162份作为最初分析样本；同时，我们以“教育评价”“评价体系”“效果评价”“绩效评价”为表征的关键词进行手动检索（此类关键词为知网“教育评价”研究的主题分布统计前4名），并经过核验，确定154份政策文件形成研究的最终样本。
之后将政策文件导入Citespace软件进行数据化处理，得到关键词时区分布，由时区图谱主题聚类可见政策发展的整体脉络——逐渐注重学生综合素质评价、教学质量评价的不断完善以及改革措施的深化。
根据关键词时区分布图所呈现的2009年、2019年关键词时域变化的明显特征，将我国教育评价政策分为三个阶段——机制建设期、体系完善期、创新发展期，并总结各阶段具体特征与标志性事件，最终呈现结果如表1所示。
（一）机制建设阶段（2000—2009年）
199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素质教育成为教育改革的主题。教育评价的重点由“知识评价”转变为“素养评价”，如何科学评价素质教育的实施成效成为这一阶段教育评价政策的重要方向。[4]利用ROSTCM6与SPSS26工具对本阶段20项政策文本进行分词处理与词频统计，并对其系统聚类后，形成“基础教育改革”“优化教师评价”“全面推进素质教育”三大类团，主题词谱系如图2所示。各类团可以揭示研究焦点，反映此阶段教育评价政策的聚焦点。
这一时期我国教育评价相关政策的重心是发展素质教育，特别体现在以下三方面：
一是整体推动素质教育，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素质教育”“素质评价”“全面发展”“综合评价”等高频主题词，表现这一阶段国家迫切发展素质教育的期望，从“单一评价”转向“综合评价”，学生全面发展成为主题。在以《全国教育事业第十个五年计划》[5]为代表的文件中，提出制定建立符合素质教育的教育质量评价机制，综合评价学生德智体美等各方面的能力与素质，有效评估素质教育工程的实施情况，教育评价改革迎来新转机。
二是聚焦基础教育改革，推行成绩等级制度。“学生能力”“等级制”“中小学”“义务教育”“基础教育”等高频主题词，反映此阶段基础教育评价改革成为焦点，首次提出实行成绩等级制，通过等级反映学习者知识与技能水平，以培养学生自信心，尊重学生身心发展，避免成绩或排名透明化，并提出将成绩等级制作为考试评价改革的重点。
三是强调优化教师评价，突出考查技术能力。“业务水平”“教师评价”“绩效考核”“教师考核”“教学能力”等高频关键词，围绕教师评价展开，注重考核教师的业务能力。《<教师资格条例>实施办法》《中小学教师教育技术能力标准（试行）》等文件具体明确教师的能力和素质，在此基础上，以《国家教育事业发展“十一五”规划纲要》[6]为代表，提出健全教师考核评价机制，建立促进教师业务水平与能力不断发展的评价体系和考核办法，并提出建立激励机制、积极运用考核结果，为教师评价打开政策之门。
这一时期，教育评价侧重师生综合素质提升、全面发展，素质教育工程机制初见成效，为稳步推进教育改革奠定基础。
（二）体系完善阶段（2010—2019年）
2010年，我国出台第一个中长期教育发展的纲领性文件，即《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它将教育质量评价改革作为人才培养体制改革的重要任务，明确信息技术对教育的革命性影响，教育评价政策迎来新契机，进入体系完善阶段。此阶段，教育评价目标具有多重性，实现全面评价，谋求评价对象、评价方式、评价标准的多样性和专业性成为教育评价的重点。
对这一阶段的54项教育评价政策文本进行高频主题词分词、合并后，经过系统聚类后形成四大类团，分别是“专业评价队伍”“评价结果运用”“科技评价改革”“分层分类评价”，如图3所示。
随着教育评价改革不断推进，技术成为影响教育评价的关键要素之一。技术支持下教育评价的范围和质量，成为教育评价改革新的关注点，特别体现在以下四方面：
一是健全分层分类评价，制定特色标准体系。此类团中“分层次”“分类考试”“指标体系”等高频主题词，反映扩大教育评价范围，提高评价针对性、实现特色化的迫切性与必要性。如《国家教育事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7]等文件，提出针对不同类型学校、教育层次、学科门类、教师岗位等，完善分层分类分学科的评价指标，建立可衡量的教育质量标准体系，推动学校、教师及学生基本数据信息库建设，促进科学化、标准化。
二是深化科技评价改革，健全考试招考制度。此类团由两大分支构成，一分支由“考试评价”“招生录取”“考核评价”等高频主题词构成，强调改革考试招生制度，如《国家教育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8]等，格外侧重考核学生综合素质，实施分类考试，强调推广多元录取机制；另一分支由“科技评价”“科技成果”“评价改革”等高频主题词构成，科技评价改革成为我国教育领域的重要内容，明确运用信息技术进行科技评价，实施研究分类评价，以科技贡献为要素，推行科技成果评价，科学客观、开放多元的科技评价机制初见雏形。
三是强化评价结果运用，建立评价反馈机制。“评价结果”是按照评价指标体系，依据评价指标要素，对评价对象的综合价值做出的分析与判断。强调从结果呈现、使用、反馈三个层面加强评价结果应用，并尝试构建评价结果综合运用机制，以评促建，实现信息平台互联互通，优化教育教学质量。
四是组建专业评价队伍，搭建评价资源平台。“专业化”“评价队伍”“评价平台”等高频主题词显示第三方评价正逐步向专业化方向发展。专业化评价队伍具体体现在以下三方面：①队伍构成多元化，在《国家教育事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中提出建立专业评价队伍，以政府为主导，由社会组织和专业机构组成；②技术理念先进，强调学理结合，着眼于保持评价理念与评价技术的先进性；③评价工具专业化，开发评价资源平台，利用专业化工具，为教育评价的开展与改进提供技术支撑。
总之，这一阶段的教育评价进入体系完善阶段，在技术的助力下，教育评价无论是在全面性，还是专业化方面均已得到长足发展。
（三）创新发展阶段（2020年至今）
202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总体方案》是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的行动纲领，从根本上改变教育价值观，提出阶段性目标，即到2035年，基本形成具有时代特征、凸显中国特色、体现世界水平的教育评价体系。习近平总书记还指出：“深化教育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以评价撬动改革，实现教育评价系统化，逐步走向改革和创新的轨道，数字化、智能化成为教育评价改革的主方向，利用智能技术，同步学习与评价。自此，教育评价相关政策激增，两年间国家相关政策数量已超40多项。
对这一阶段47项相关教育评价政策的文本进行分析，可知数字评价已成为教育评价的新焦点。经过系统聚类，形成“评价联动机制”“量化指标”“评价方法”三大类团，如图4所示。
这一阶段以推进数字评价为重心，特别体现在以下三方面：
一是注重创新评价方法，强化技术支撑作用。《总体方案》中提出创新评价工具，积极将新兴技术引入教育领域，为探索多样的教育评价提供强大的支撑力量。《义务教育质量评价指南》[9]等一系列文件，提出利用信息技术创新并改进评价方法，探索强化新技术与评价方法的深度融合，综合结果评价、过程评价、增值评价、综合评价等方法，确保评价结果科学客观、真实有效，强化评价功能。
二是斟酌选用量化指标，扭转评价功利倾向。《总体方案》提出“破五唯”，习近平总书记更用“顽瘴痼疾”痛批教育评价存在的问题，因此审慎选用量化指标，以扭转教师评价和教育评价功利化倾向格外重要。[10]单一的量化指标难以衡量师生的综合素质，立体化评价指标体系亟需建立，教育评价的需求尚待满足。就此，提出代表性成果评价、贡献评价等方法，尤其避免结果与资源配置直接挂钩。评价指标体系正面临全面调整。
三是建立评价联动机制，统筹评价标准体系。在《总体方案》的指导下，教育评价不再止步于多元参与或多元评价，正在尝试探索多方联动的评价机制，例如，《教育部等六部门关于加强新时代高校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指导意见》中提出建立院校、教学、学科和教师评价政策联动机制。由此，提出探索建立多元多维成效评价体系，为评价体系规范化、协同化奠定基础。[11]
总之，自《总体方案》发布后，教育评价改革进入创新发展阶段，评估改革正式走向系统化，技术与教育评价迎来创新融合。
三、演进机理分析
（一）政策源由分析：实际问题与发展困难
政策的出台基于社会的各项矛盾与冲突，[12]因此，政策的形成源于政府内部尚未解决的问题。一旦问题能够明确定义并获得强烈的反馈，就会迅速激发政策的制定和实施。[13][14]在早期教育评价的发展中，主要出现以下问题：
1.教育评估系统不够完善
21世纪初，教育评价工作缺乏具体的指导以及完整的评估系统，相关标准和管理框架仍待完善。随着教育质量评价改革的不断深入，教育评价研究初显成效，相关研究成果被广泛应用到各个领域。但由于关注点分散、难以聚焦，存在较大盲目性。具体表现为：基础理论的研究以“理论引进的累积”为主，浮于表面，缺乏本土化，致使概念混乱，没有形成完整成熟的理论体系。这导致教育评价研究在基础理论方面，本能偏重于实践操作，形成“行动”先于“理论”的局面，缺乏科学理论指导的教育评价实践出现较长时期的“重结果性评价”的问题。
2.不科学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制约学生全面发展
早期，我国秉持“为评而教”的理念，致使权威的知识系统与闭塞的课程体系成为教育发展的枷锁，遏制创新性与批判性的培养。[15]推行“唯分数论”，分数成为“筛选”和“裁汰”的首要依据，阶层分化加剧，造成社会贫富冲突激化、教育失衡。[16]由此，政策理念转向“为教而评”“为学而评”，评价开始为教育教学服务，为学习者发展提供强大助力。但政策层次只是评价改革的第一步，政策的实施与执行更是重中之重，[17]不仅需要政府、学校、教师等更新教育评价观，学习者注重反思性学习评价，还需要加强第三方的专业评价。教育评价成为一种工具，服务于学生发展，对创新评价方法、激励评价对象具有重要意义。
3.教育评价制度的法律地位重视不够
20世纪90年代，我国教育评价文件相对短缺，教育的监督和评估工作无法可依，健全适用于素质教育的评价法规体系迫在眉睫。因此，进入21世纪后发布一系列教育发展改革的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例如，教育部出台《全国教育事业第十个五年计划》，明确政府具有“宏观管理教育”的职能，具有“创设教育健康发展环境”的责任；[18]随后在《国家教育事业发展“十一五”规划纲要》中再次强调“政府督导评价体系”的重要性，强化法律对教育的保障功能。[6]强调教育评价制度的法律地位，实现依法治教。
（二）政策积累分析：政策主体扩大与专家意见
政策制定的过程中包含专家对问题解决的种种政策建议与主张，反映某一特定领域由政府内外部专家构成的政策共同体的意识。政策共同体中参与贡献的专家，是能够主动为现有问题提供最合适解决方案的人。
1.政府内部：政策制定主体的横向范围扩大与纵深发展
我国教育评价主体已由“单一领导”转变为“多元参与”。早期，我国教育评价政策由“中央”主导，在已出台的相关政策中却极少牵扯其它部门。在某一时期，中央无疑成为催动我国教育评价体系变革的主要力量，一元化政策主体使制定的政策更具权威性，但同时导致政策决策权力集中、信息封闭和实施困难的问题。随着教育评价迅速发展，逐渐涌现国家教育委员会、中央职称改革工作领导小组等政策制定机构，教育评价政策主体范围呈横向扩大趋势。在体系完善阶段，政策主体逐步纵向深化，一方面突出中央政府的领导带动作用，另一方面重视地方政府和各部门的参与积极性，[19]协同参与度较弱的问题仍待解决。发展到创新发展阶段，教育评价面临越来越复杂的问题，尽管政策主体多元化，联合发文量呈上升趋势，协同参与度逐渐提高，但整体上还没有建立良好的交流协作关系。通过政策的制定激发各主体参与的积极性，成为发挥教育评价政策作用的有效途径，如何加强政策主体间的协同性、全面优化评价政策和制度的质量，是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2.政府外部：专家建言献策
在教育评价新政策出台后，学者针对性地相继展开深入解读，并基于实际执行效果因地制宜提出建议。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会长马怀德针对《总体方案》进行解读，指出它已经吹响新时期教育综合深化改革的号角，教育评价要破除“五唯”痼疾，矫正“单向度”偏差。教育信息化战略研究基地主任黄荣怀，在《未来学习要构建智慧教育新生态》报告中指出，“数字中国”已成为国家的重要发展战略，教育领域需要创新智能测评技术与环境建设，改善数字化教学质量，支撑教育评价数字化改革。外部参与者提出的政策建议和方案，成为制定政策的重要基础。再经过调研、走访、辩论与论证，具有较高可接受性与可行性较高的提案会成为政策的备选项。
（三）政策动因分析：国家需要与民众需求
政策制定的动因是政策出台的关键要素，一般包含国民情绪、公众舆论、政府权力分配等因素。当一个政策逐渐形成时，需要多种因素形成助力，推动政策“落地”。
1.党和国家对教育评价事业的高要求、高重视
智慧时代，教育处于政治新高度。习总书记强调，要扭转不科学的教育评价导向，坚决破除“五唯”，从根本上解决留存问题。当下，不仅要从战略高度上意识到其极端重要性，还需将标准化评价看成重要的政治任务。为落实评价政策，我国提出评价责任和信誉体系，将评价结果作为干部考核、奖惩、任免的重要依据。无论是2017年《国家教育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描绘的新时期教育评价发展蓝图，还是2018年的全国教育大会，都充分揭示党和国家对教育评价事业的高要求、高重视。
2.民众对教育质量与教育公平的关注、监督
教育质量与教育公平问题是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重要映射，考试和招生制度具有人才选拔与培养的重要责任，成为化解这一难题的突破口。[20]具体来讲，在民众关心和社会舆论关注的招考制度上，教育评价政策改革在考试内容与方式、选拔录取机制、招生管理三大层次上持续深入。2010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明确提出“加强对全国教育质量监督评估机构和资源的整合，健全监测评估体系”“促进与世界一流评价机构合作，建立特色学校评价模式”等推进教育评价改革的具体要求。[21]这成为新时期教育评价的纲领性文件。
（四）政策形成分析：意见聚合与政策契机
政策的最终形成需要三个条件，包括具备现实问题契机、正面政策的承续以及专家意见交汇，他们共同支撑政策的制定。
1.专家意见交汇与社会推动
教育评价改革关涉党和政府、学校、教师、学生、社会五类主体。因此，在其政策制定过程中，受到相关领域学者、教育从业者以及社会各类监督媒体的关注，专家积极建言献策，倡导教育评价系统性、规范化。同时，随着社会公众问责意识的觉醒，社会各界对我国教育评价政策提出各项批评建议。例如，2013年《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推行“综合评价多元录取机制”和“多元主体参与的运行机制”，便体现出教育评价多元主体的格局逐步确定，更加注重发展和强调创新发展，关注教育公平。
2.正面政策承续与现实契机
社会领域亟待解决的问题与先前政策稳步推进积累的积极效果，为政策提质升级、进一步优化提供驱动力。例如，《总体方案》对教育评价改革的总体要求、重点任务、组织实施作出全面部署。它的发布，离不开《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等政策文件从教育现代化角度为教育评价指明方向，也离不开信息技术对教育领域发展提出的新要求。
四、教育数字化转型下
教育评价政策发展路径与策略
基于21世纪以来教育评价政策演进方向，立足于智能时代，从我国教育评价政策的阶段特点出发，展望教育评价发展方向，从评价边界、评价方法、评价标准、评价手段、评价素养、评价结果六方面，提出以下教育评价政策发展的路径与策略，如图5所示。
（一）厘清智能评价边界，强调评价育人导向
以大数据、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兴技术克服传统评价唯经验论的弊端，保障教育评价的科学、客观与精准，智能技术支持下的智能评价已成为教育评价的重要部分。教育评价作为一种价值判断活动，应遵循长效发展的评价理念，避免评价主客体对技术的全方位依附，厘清技术运用的边界，回归评价的育人功能是其根本。
评价是人才培养的核心要素与关键活动。首先，智能评价要以“立德树人”为根本目标，以落实育人功能为主旨，体现评价育人导向，实现由“因评价而育人”向“因育人而评价”的转变。其次，确定数字评价边界，依据不同类型的评价对象以及评价对象的特质建立分层分类的评价机制极为关键。技术在教育评价中运用的边界主要指其运用范围与运用程度。数字评价的运用范围取决于评价对象的特性能否被量化，是合理使用智能评价工具的关键。如价值观念、职业道德、情感体验、学术品质等难以量化，无法依靠单一指标施以评价。最后，技术的运用应具有一定的适切性，把握技术在教育评价中运用的频率与强度等要素是建立教育技术伦理秩序的关键。智能技术的运用一旦超过程度边界，评价过程正当性与可信性将难以把控。
（二）创新智能评价方法，形成立体评价范式
新技术的快速发展为教育评价创造前所未有的条件，智能时代下教育评价方法正趋于多样化，立体评价作为一种全面、客观、科学的评价范式，对我国教育评价的改革和体系重构具有积极意义，教育评价正在从数字评价走向智能评价。
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智能技术与教育评价的深度融合，有利于弥补传统教育评价缺陷，建立以智能化为特征的第五代评价范式，[22]使探索有效的智能评价方法，构建多维度、立体化的评价空间成为可能。智能评价方法要以智能技术为支撑，满足师生各阶段各方面的高素质发展需求，实现对师生行为相关数据的全面挖掘、智能分析、精准诊断、个性指导、有效预测与实时反馈。[23]教育评价政策需要逐步推动教育评价的精准诊断进程。这包括建立完善的数据采集、整合和分析体系，通过学生学业成绩、教学质量评估、学校管理绩效等多方面数据，实现对教育系统全面、多维度的评价。教育评价政策还应注重过程性评价，借助数据分析技术，对教学过程和学生学习情况进行动态监测和评估，及时发现问题、调整教学策略，实现教育过程的持续改进。
（三）重构评价标准体系，击破“五唯”顽瘴痼疾
评价标准是评价的基础和依据，是克服“唯论文”“唯项目”“唯奖项”“唯职称”“唯帽子”的重要基础，而“五唯”备受诟病的最主要原因，即评论标准体系的单一、片面与抽象，实现评价立体化和智能化更要依托于评价标准体系。
智能时代的评价标准体系要具有全面性、综合性、发展性、多样性与多元化。全面性指评价指标体系要依托智能环境，建立覆盖各个学段、各个专业的评价标准和评价服务标准体系；综合性指评价指标体系要注重学生全面发展，尊重发展的复杂性，谨防综合评价指标泛滥；发展性指评价指标应具有指导意义，做到“以多攻一”，权衡轻重，有的放矢，减轻指标落地时的压力与负担，实现各地评价指标体系特色化实施，否则事无巨细将会难以推进，面面俱到则会难以负担；多样性指评价指标应来源于多种途径，综合运用各项手段，充分利用各类智能技术，击破“五唯”，谨防单纯量化，引发新风险；多元化指要尊重评价主体、客体与情境的多元化，评价指标要由政府、企业、教师、社会各界等多方共同建立。
（四）加速教育新基建进程，实现智能全息评价
2021年教育部提出“到2025年，基本形成教育新型基础设施体系”。教育新基建将成为我国教育评价数字化转型与高质量发展的助推器和新抓手。
智能技术的发展进一步加速教育新基建进程，国家及地方要利用数据的采集、挖掘、呈现、反馈、储存与保障的智能技术，开发智能评价工具与助手、智能平台与资源，研发现代测评技术、信息与通信技术、风险防控技术等智能评价技术，建立全息数据中心、智能评价中心、服务运维中心，营造智能全息的评价环境，确保各类评价及服务建立在师生学习成长与发展的“全息”基础上。在全息评价环境中，利用多样的智能评价技术捕捉与评价对象相关的足够多的关键信息，获得师生学习过程与结果等行为的全息数据，建立国家、省、市、县、校五级贯通的全息数据库，洞悉评价对象的结构和规律，进而做出全面、客观、科学的价值判断，以反映其全貌，逐一击破我国教育评价领域的“痛点”和“瓶颈”，推进全息评价“人机共舞”，把握数智时代教育评价努力追求的方向。
（五）提升师生评价素养，组建专业评价队伍
《总体方案》强调“加强教师教育评价能力建设，支持有条件的高校设立教育评价、教育测量等相关学科专业，培养教育评价专门人才”。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不断深化，机遇与挑战并存，然而，师生评价素养面临关注度不足、与教学或学习实践脱节的窘境，提升师生评价素养、实现教育评价专业化成为当务之急。
评价素养融合态度、知识与能力三大方面，评价素养直接影响教学质量和学习成效。师生只有实现由“对学习的评价”向“促进学习的评价”的转变，发挥评价的促学作用，形成动态评价观，才能切实提升评价素养。同时，遴选高评价素质的专家和业内权威人员组建一批高素质、复合型、专业化评价队伍，并创新第三方评价，引入专业评价机构，使专业评价队伍具有独立性，促进决策公平，保障队伍的评价质量和社会影响力，强化评价队伍的监督、检查、考核、评价职能，提供教育评价及相关服务，提高评价队伍的服务效益。[24]实现评价队伍“专业化”、评价过程“立体化”、评价结果“精准化”，助推专业评价队伍“普及化”。
（六）智能运用评价结果，发挥评价服务功能
评价结果是评价活动的核心要素与关键环节，只有正确认识并运用评价结果，才能发挥其激励与约束功能，深化教育改革。智能技术为运用评价结果提供强大助力，智能处理评价结果不仅强化教育评价的重要性，更有利于发挥评价的服务功能。[25]
新时代评价面向实践的服务功能具体体现在五个方面：一是服务教育实践，评价结果可以帮助师生了解教学效果与学习效果，从而选择最有效的策略，展开针对性的学习；二是服务师生发展，将评价嵌入师生学习、发展或教学的全过程，智能利用评价结果规划个人学习生涯，助力自身能力及素养的提升；三是服务教育改革，实现评价由经验导向转向数据分析，转向“学习者为中心”，促使教、学、管发生根本性变革；四是评价服务于教育治理，利用智能技术改进教育治理策略，智能化、可视化、实时化呈现评价结果，实现全面监控、动态反馈、实施防控、及时预警，并周期性生成数据分析报告，综合运用评价结果；五是服务人才的培养与选用，将责任落实到具体的专家及团队，根据评价对象，提高评价指标体系的适切性，有效合理培养和选任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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