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推动地方高校高质量发展是实现我国高等教育强国建设的重要一环。本文突破以往单一框架研究局限，基于地方政府竞争行动、地方高校资源行动以及区域创新生态禀赋三重维度构建了“制度驱动—组织响应—环境赋能”分析框架，运用fsQCA方法，深入探究了我国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双一流”建设对地方高校发展质量的作用模式。研究发现，科技引领—政府助力、科技引领—高校助力、科技—高校—政府合力驱动、政府统筹—科技驱动四种模式可以实现地方高校高质量发展。其中，科技创新环境是实现地方高校高质量发展的必要条件。同时，单维政策工具主导的两种模式无法实现地方高校的高质量发展。未来，地方政府需超越单维政策工具路径，系统整合要素资源与制度供给，为地方高校高质量发展提供持续动能。
关键词：“双一流”；地方高校；高质量发展；fsQCA
一、问题提出
地方高校作为高等教育体系的中坚力量，肩负着培养地方人才与提升区域创新能力的重要任务。随着高等教育竞争逐步突破传统省域边界并向城市单元层级延伸，围绕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博弈正在重构区域竞争格局。在此背景下，地方“双一流”建设作为高等教育地方化趋势下的新一轮“竞赛”，通过政策倾斜与资源集聚激活了部分高校的赶超动能。当前，部分高水平地方高校已在指标意义上具有冲击“世界一流”的发展潜力和综合实力。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非均衡发展战略的长期影响下，高等教育系统内生的马太效应持续被强化，同质化竞争引发的资源虹吸压力，与区域资源禀赋的结构性壁垒交织形成复合性困境，导致地方高校发展的深层矛盾日益凸显。因此，地方高校如何破局迈向高质量发展，成为有待深入探讨与回应的关键议题。
围绕地方高校如何实现高质量发展，已有学者从理论层面、政策层面以及具体案例层面等多个维度提供了较丰富的研究成果。然而现有研究忽视了地方高校在有限资源条件下如何通过战略重构与资源优化实现突围的实践特殊性，尚不足以对“双一流”建设行动如何推动地方高校高质量发展作出系统性解释。综上所述，本研究基于政府竞争行动、地方高校资源行动以及区域创新生态禀赋三个维度构建分析模型，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uzzy set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简称fsQCA）方法，从组态视角深入剖析我国各地方“双一流”建设行动下多重要素与地方高校发展质量之间的互动关系，以期能够揭示不同建设路径对地方高校发展的差异化影响及对应的优化策略。
二、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一）府学关系下的地方政府竞争与地方高校发展
现有研究普遍认为我国府学关系呈现政府主导特征，政府统筹高等教育发展，高校主要扮演执行者角色。在此模式下，我国逐步建立起以财政拨款为主的分级负责管理体制，省属高校属于省级政府的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凭借资源配置所衍生的相应权力，地方政府通过保障性与竞争性资源供给主导地方高等教育建设。这种政府主导模式也使地方高等教育发展深度嵌入地方治理体系，地方政府为谋求发展优势而展开的竞争博弈，成为驱动区域高等教育发展的关键引擎。
财政分权体制与组织人事制度被认为是影响我国地方政府竞争的两个关键制度性因素。一方面，财政分权是地方政府得以展开竞争的基础。1994年分税制改革重塑了央地财政分配格局，在拉大地方收支缺口的同时，将地方自有财力与其经济增量紧密挂钩，由此塑造了地方政府为扩大财政收入而加强经济建设的偏好。另一方面，囿于行政任命制，中央政府掌握着地方行政长官的任免权和政绩考核权。因此，地方官员出于晋升需求普遍形成“对上负责”的行为模式，通过落实可量化考核指标积累政绩资本。这种中央政府人事任免集权下的财政分权形塑着地方政府的行动趋向，也进一步推动了同层级的地方政府基于“政绩”开展标尺竞争。由此，以同级政府为绩效参照的标尺竞争，成为理解地方政府行为逻辑的关键视角。标尺竞争（yardstick competition）作为一种治理机制，其核心在于关注各参与主体之间的相对绩效，强调通过将相似地区作为比较基准，从而形成一种基于相对表现评估的竞争策略。中国式标尺竞争具有自上而下的特点，即中央政府通过比较相似地区的政绩来判断地方政府的能力和努力程度，并据此作出官员晋升决策。在这种相对绩效的官员治理模式下，作为“理性经济人”的地方官员基于利益最大化动机，往往会效仿那些支出效率和结构表现更优的辖区，进而导致各个辖区围绕中央政府的政策导向形成一种相互模仿的竞争态势。
教育的外部关系规律揭示了教育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双向关系，即教育既受制于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科学的发展，也能通过培育人才来为政治、经济、文化服务。因此，尽管诸多研究表明，处于标尺竞争中的省级政府对高等教育投资的动力普遍不足，但由于高等教育投资规模大、回报周期长、收益具有流动性的特点，与地方政府官员在有限任期内追求低成本、高回报的经济行为相冲突，因而高等教育投资常常处于公共支出的边缘。
但高等教育对提升国家创新能力和推动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不容忽视。特别是随着知识经济的来临，高等教育社会功能的充分发挥已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引擎。教育发展指标开始逐步进入地方政府政绩考核体系。1999年出台的高校扩招政策，为这种围绕教育发展的竞争提供了明确抓手，促使地方政府开始围绕“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这一关键指标展开标尺竞争。与此同时，鉴于规模扩张带来的短期经济效应，地方政府也积极抓住这一新的经济增长点，以增强与其他省份经济竞争的砝码。这种融合了政治利益与经济利益的规模竞争，推动中国高等教育在短短二十余年间完成了从精英教育到普及教育的历史性跨越。随着高等教育发展重心向“规模、结构、质量和效益”多维建设转向，其在促进区域经济发展、支撑创新体系建设等方面的正外部效应也日益显著。这一战略价值的提升促使地方政府将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纳入区域竞争新赛道，相继提出高教强省战略并启动地方高水平大学建设工程。2015年11月，由中央政府发起的“双一流”建设旨在打破重点建设大学的身份固化格局，通过动态竞争机制为地方高校创造向上跃升的制度通道。这一政策变革进一步强化了高等教育发展对地方官员的政绩激励，催生了地方政府间高等教育竞争的新形态。在政治诉求、经济转型需求、人才战略需求以及高等教育资源争夺等多重因素驱动下，地方高等教育竞争持续升级，各省市相继推出“双一流”建设专项配套政策，着力提升地方高校综合实力与核心竞争力。
（二）地方高校的资源行动与地方高校发展
资源依赖理论指出，组织必须通过有效的资源行动来应对资源约束与环境不确定性。资源行动（resource-focused action）指组织动态地识别、获取、整合和运用内外部资源，以实现资源向组织能力转化的动态过程。该过程包含资源积累与资源配置两个部分，其中资源积累聚焦于从外部环境中搜寻并获取所需资源，资源配置则强调通过重组、编排与优化等手段使用资源。从资源行动观的视角看，组织的竞争力本质上是由其所拥有的资源和资源转化能力共同产生的复合效应所决定的。为适应动态变化的组织情境，资源行动观也强调组织应依据情境变化灵活调整行动策略。
高校是典型的资源依赖型组织，其生存与发展深度依赖外部资源供给。财力资源作为构筑高校竞争力的核心资源要素，其充足性直接决定了其他资源的供给水平。受制度安排影响，我国高校经费高度依赖政府财政拨款，这种依赖使其在资源获取上面临较大外部约束。因此，地方高校为维持生存发展，必须采取积极的资源行动以回应地方政府的政策导向与期待。随着高等教育资源分配制度由“单位制”向“项目制”转变，我国府学关系也逐渐从“行政隶属”演化为“非对称性资源依赖”。地方政府通过设立以资金分配为核心的竞争性项目，构建“强激励”机制，并将竞争规则量化为绩效指标，以此引导地方高校的建设重点。在此机制驱动下，地方高校的资源行动逻辑也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开始由单位制下的“被动给定”转向项目制下的“显绩驱动”。地方高校一方面通过竞争性项目获得增量资源，为高校发展奠定物质基础；另一方面通过侧重短期成果的资源配置方式，在竞争性资源分配中谋得优势。但值得注意的是，高校的资源行动并非仅是对制度的被动适应，其创新型资源行动亦能够反推政策调适。当高校通过资源统筹等策略推进特色化学科建设、创新育人模式并取得成效时，将触发政策学习机制，促使地方政府调整政策框架或制定配套政策予以支持，由此形成资源行动与政策调适的协同演化。
在“双一流”政策场域中，高等教育场域内部的制度性区隔被打破并重构，地方高校面临的资源情境进一步趋向“强激励、强竞争”。在这一情境下，地方高校的资源行动开始从“显绩驱动”向注重可持续竞争优势的“能力建构”方向转型，即通过资源积累与配置的双重举措，将资源有效转化为组织能力，从而驱动高校实现内涵式、特色化发展。具体而言，在资源积累上，地方高校着力破解传统财政依赖困境，通过强化组织与环境的动态连接来盘活社会资源渠道；在资源配置上，则从显绩导向向特色塑造转型，聚焦特色学科实施精准配置，构建具有核心竞争力的异质性资源体系。
（三）区域创新生态禀赋与地方高校发展
随着高质量发展理念的提出，创新正逐步取代传统资源禀赋成为驱动区域高质量发展的核心要素。埃茨科威兹（Henry Etzkowitz）等提出三螺旋理论，认为大学、企业与政府三者之间的共存、共生以及协同演化构成了区域创新生态系统演进的底层逻辑。在这个过程中，具有支持性的创新环境能够为创新主体的创新实践提供必要的资源、机会和条件保障。同时，创新主体通过与创新环境进行物质信息与知识交换积极参与环境共建，也能反向推动环境禀赋的持续升级。尤其当区域创新生态系统高效运行并释放强创新效能时，其孕育出对更灵活制度、更适配资源以及更开放平台的新的内在需求，将会推动地方政府主动调整或优化其现有政策框架，以突破制约创新生态深化发展的制度瓶颈，响应新的创新生态需求。这种优化后的环境禀赋也为地方高校创造了更优越的发展条件与支撑。与此同时，随着地方高校发展能力的提升，也会进一步强化区域创新生态系统的整体活力与效能，最终形成区域创新环境禀赋优化与地方高校发展相互促进、协同共进的动态循环。基于上述互动过程，创新主体与创新环境之间形成了“环境赋能—主体创新—环境重构”的互塑机制。该机制下，区域创新环境对地方高校的具体影响可解构为知识建设、知识生产与知识传递三个维度。在知识建设层面，地方高校通过解构传统学科发展壁垒，通过推进学科重组与交叉，构建适应科技革命与产业升级需求的新知识体系。在知识生产层面，区域创新需求驱动地方高校通过校企合作深化产学研融合，强化学科和产业协同创新。在知识传递层面，地方高校作为知识枢纽对接产业需求，着力重构课程体系以实现产教协同育人。
（四）地方高校高质量发展的路径分析框架
结合上述分析，本研究围绕地方政府竞争行动、高校资源行动与区域创新生态禀赋，构建“制度驱动—组织响应—环境赋能”系统性分析框架（图1），以阐释“双一流”建设背景下地方高校高质量发展的路径机制。
该框架首先明确了三大核心要素在驱动地方高校高质量发展过程中的独立角色与直接作用机制。地方政府作为制度驱动者，基于区域发展诉求展开“竞争行动”。通过政策创新、财政投入与绩效评估等政策工具塑造差异化的制度环境与资源供给，为高校发展提供初始动能。地方高校作为组织响应者，依托资源积累与资源配置等“资源行动”，将外部机遇与内部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从而形成对“双一流”建设目标的内源性响应。区域创新生态作为环境赋能系统，其核心功能在于为地方高校提供“创新供给与转化”服务。该系统通过整合知识机构、企业网络等关键载体，为高校拓展资源边界与提升创新效能提供环境支持。
进一步地，在厘清各要素独立作用的基础上，本框架系统阐释了要素间的动态互动关系，从而为理解不同条件组合引致地方高校高质量发展的内在机理提供了理论依据。具体而言，在“双一流”建设背景下，地方政府通过政策资源支持地方高校发展，构成激发高校组织响应的初始条件；高校在获得资源支持后，其响应行动深度嵌入区域创新生态，通过科研创造与成果转化实现对该生态系统的价值反哺与创新增值。随着创新生态系统完成增值强化，为适应更高层次发展需求，其又会向政府反馈其所面临的关键制度瓶颈与结构性政策障碍，以此推动制度环境的持续优化。同时，区域创新生态也能够依托知识建设、知识生产与知识传递三重机制，为地方高校提供更丰富的创新要素和更广阔的合作空间，促进地方高校发展能力跃升；而地方高校在能力提升后，又可通过更具前瞻性的战略布局和创新资源行动，引导政策资源支持实现精准调适。
三、研究设计
（一）研究方法：fsQCA研究方法
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是组态研究中较为常用的方法，它基于布尔代数和模糊集合理论，将每个案例视为条件变量的“组态”，旨在探究各条件变量对结果变量的必要性与条件变量组态对结果变量的充分性两类因果关系。必要条件和充分条件是fsQCA分析中的两个关键概念。必要条件是指当期望结果出现时必须存在的条件或条件组合，缺乏这些条件会“使不能”产生结果；而充分条件是单独存在就能“使能”结果的条件或条件组合。通过这种对必要性和充分性的深入剖析，能够更准确地揭示复杂现象背后的因果关系。
（二）变量设置及数据来源
1.结果变量
本文的结果变量是地方高校发展质量指数。地方高校指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直接管辖，以地方财政拨款为主要经费来源，承担区域人才培养、应用技术研发与社会服务职能的普通高等学校。参照相关研究，本研究选取基础保障、科研成果以及国际交流三个维度作为衡量地方高校发展质量的一级指标，并在此基础上设置11个二级指标（见表1）。需注意的是，由于地方高校学生数量公开数据缺失，考虑到科研学生参与数能有效反映高校知识创造活力，本文选用“地方高校R&D项目参与研究生数”作为学生规模的代理变量。地方高校发展质量指数将通过熵权法计算得出。
2.条件变量
fsQCA方法的应用需要筛选出关键核心条件因素。对于中等样本的分析，通常选择4～6或者4～7个解释条件。依据前述“制度驱动—组织响应—环境赋能”的分析框架，本研究系统地从地方政府竞争行动、地方高校资源行动与区域创新生态禀赋三大维度中，提取了共6个关键条件变量纳入实证分析（见表2）。
地方政府竞争行动包括政策响应策略和政策响应强度两大核心维度。政策响应策略的核心在于通过政策工具的科学组合与动态协同构建高效能政策执行框架。基于此，研究借鉴罗斯维尔（Rothwell）提出的分类方法，将政策工具分为供给侧、需求侧和环境侧三类。具体而言，供给侧政策工具包括资金支持、配套设施建设、学科建设、师资队伍建设以及平台建设；需求侧政策工具包括政府服务、市场服务和交流服务；环境侧政策工具包括制度建设、监督管理、考核评估和引导支持。政策响应强度指地方政府在财政资源配置中体现的实质性支持力度。本研究选择“地方普通高校公共财政预算教育经费和基本建设支出占地方公共财政预算支出的比重”作为代理指标。
地方高校资源行动维度选取高校经费自筹能力作为条件变量。高校自主获取办学经费的能力，是衡量其对“双一流”建设积极性与建设决心的一个重要指标。鉴于此，研究选取“地方高校非财政性收入”作为代理指标，具体包括事业收入、捐赠收入以及校办产业和社会服务收入三个子项。
区域创新生态禀赋维度选取科技创新条件作为条件变量。鉴于政府支持力度深刻影响着高校的知识生产模式与研究人员的科技成果转化行为，研究选取“R&D经费投入强度”作为衡量区域科技创新条件的代理变量。
3.数据来源与处理
本研究样本为除北京、西藏、香港、澳门、台湾等地区外的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其中北京市“双一流”政策实施时间与本研究区间不符；西藏自治区尚未发布相关文件。鉴于首轮“双一流”政策的实施期是2016年—2020年，故除政策端变量，其余条件变量指标均为政策期内投入均值。考虑到政策的投入与产出具有滞后效应，故将结果变量的时间范围滞后一年。数据来自EPS数据库、《高等学校科技资料统计汇编》、《中国教育统计年鉴》、《教育经费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对于空缺值采取插值法补充。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政策文本均来自北大官网、国务院政府网站以及各省政府官网。在具体文本分析中，以政策语句作为基本分析单位，采用0/1二分法对某项语句是否含有政策工具进行测量归类，某项政策可以同时具有多种政策工具的特征。为量化政策工具的多样性，本文以不同类型政策工具的数量占比作为相应的条件变量值。
4.数据校准
校准是给案例赋予集合隶属分数的过程。本研究采用直接法对变量数据进行校准，将6个条件变量和1个结果变量的完全隶属、交叉和完全不隶属校准点分别设为样本数据的0.95分位数、0.5分位数与0.05分位数。此外，为避免案例难以归类而不被分析的情况出现，参照相关研究，将所有校准后显示为0.5的条件值人工调整为0.501。校准后的数据如表3所示。
四、实证分析
（一）单个条件的必要性分析
必要条件分析旨在量化单一条件变量对结果变量的解释程度。一致性水平是衡量必要条件的重要标准，反映相同条件组态的案例共属同一结果的程度，通常将一致性阈值设定为0.9，高于该标准则可初步认为该条件可能为导致结果条件产生的必要条件。表4为高发展质量和非高发展质量条件变量的必要性检验结果。结果显示，单个条件变量的一致性水平均低于0.9，这表明推动地方高校高质量发展是一个复杂性的系统性行为，并非单一要素就能实现。鉴于此，有必要进一步分析不同要素间的组合关系。
（二）条件组态的充分性分析
考虑到本研究样本数量和真值表的分布情况，本研究中案例频数阈值设定为1，原始一致性阈值设为0.8，PRI阈值设为0.75。参考格雷哈默等学者的研究，组态分析结果以中间解为主，利用简单解判断变量是否为核心条件。组态分析结果见表5。
1.高质量地方高校发展组态分析
如表5所示，共存在4条解释地方高校高质量发展的驱动路径，其总体一致性为0.987，总体覆盖率为0.711，表明这4种组态能够解释71%的案例。根据组态中核心条件与边缘条件的分布，本研究提出四种推动地方高校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路径模式。
组态H1是科技引领—政府助力发展模式。在该模式中，科技创新条件的存在和环境侧政策工具的缺失对地方高校的高质量发展构成核心条件，供给侧政策工具和财政支持的存在以及高校经费自筹能力的缺失是辅助条件，需求侧政策工具为无关紧要的条件。高水平的科技创新条件通常意味着一个地区拥有成熟的科技市场和活跃的创新氛围，能够为高校提供科研资源、合作平台及人才培养的实践机会。而地方政府作为资源与制度的结合体，通过提供资金支持、激励政策和项目机会等，能够进一步推动地方高校在“双一流”建设中实现跨越式发展。这一驱动模式下的典型案例有上海和陕西。以陕西省为例，陕西省于2017年下发《关于建设“一流大学、一流学科，一流学院、一流专业”的实施方案》，确立了“以产教融合推动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核心策略，通过设立专项基金、搭建产学研平台和完善创新激励机制等供给侧政策工具，为高校发展提供精准引导。与此同时，陕西省持续提升的区域创新能力也为其高等教育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据《中国区域创新能力评价报告》，2021年，陕西省综合科技创新水平指数位居全国第9位，较2015年的第14位提升了5个位次。这种以优质创新环境为基础、以精准政策供给为引导的发展模式，使得地方高校在有限的财政投入下仍能取得显著的发展成效。陕西省地方高校的学术论文产出在5年间增长16.45%，有效发明专利总量跻身全国第4位，进入专利转让百强榜的地方高校数量更位居全国第3位。这一实践表明，当区域创新环境与精准的政府政策形成有效配合时，能够充分激发高校的创新活力，实现高等教育的高质量发展。
组态H2是科技引领—高校助力发展模式。该模式中，科技创新条件的存在和供给侧政策工具的缺失对地方高校的高质量发展构成核心条件，环境侧政策工具和高校经费自筹能力的存在以及财政支持力度的缺失是辅助条件，需求侧政策工具为无关紧要的条件。这表明，在较高水平的科技创新条件下，即便地方政府财政支持相对有限，也可以通过搭建良好的科创环境与充分激发地方高校的经费自筹潜力来推动高校实现高质量发展。这一驱动模式下的典型案例有湖北省、重庆市和四川省。以湖北省为例。作为教育大省，湖北省依托丰富的高校资源与创新环境，在“双一流”建设中提出“支持省属高校特色创一流、服务促发展”的发展思路，致力于促进省属高校实现“在地化”特色发展。湖北省通过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扩大高校办学自主权等环境侧工具，有效激发了高校的自主发展活力。其中，捐赠收入配比政策的实施有效激发了高校自主筹资的积极性，2017—2020年间湖北省共有9所地方高校进入社会捐赠收入百强榜，占上榜地方高校总数的近30%，这一数据也充分体现了高校积极回应政策引导、主动拓展资源的能力。这种以激发高校自主性为抓手的发展模式，也有效弥补了地方财政投入的相对不足。与此同时，湖北省在推进地方高校发展过程中，主导构建了“大学—产业—市场—政府”四位一体的创新生态系统。这一系统性布局有效促进了高校主动作为与区域创新要素的深度融合，使各方力量在共同目标下形成显著的协同效应。2016年至2021年间，湖北省共新增6所省属高校的16个学科进入ESI全球前1%，全省进入ESI前1%学科的省属高校总数达到7所，学科数量从2个增至18个。这一实践表明，在科技创新环境较优越的地区，通过激发高校内生动力，完全能够在有限的财政支持下实现高等教育的高质量发展。
组态H3是科技—高校—政府合力驱动发展模式。在该模式中，科技创新条件、高校经费自筹能力以及财政支持力度的存在是促使地方高校取得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条件，供给侧政策工具和需求侧政策工具是辅助条件。该路径以高水平科技创新条件为基础，以资金高效投入为关键驱动力，深度融合供给侧与需求侧政策工具，从多个维度促进地方高校实现高质量可持续发展。这一驱动模式下的典型案例有浙江省、山东省。以浙江省为例，早在国家“双一流”建设方案出台前，浙江省便启动“省重点高校建设计划”，遴选12所省属高校及32个优势特色学科重点培育。在首轮“双一流”建设期间，浙江省通过科技新政与教育规划双轮驱动，其中“一校一策”、下放财务自主权等关键制度，将高校从被动资源接受者转变为主动战略谋划者，有效激发了高校的“组织响应”。与此同时，浙江省持续加大研发投入力度，改善科研创新环境，R&D经费投入占GDP比重从2.36%提升至2.6%。这一良好的“环境赋能”系统为高校成果转化提供了产业合作与市场应用空间。在政策资源与创新环境的共同加持下，获得了自主权的地方高校展现出强劲的响应能力，通过优化学科布局、组建跨学科团队、搭建高水平科研平台等具体举措精准配置资源，有效承接并放大了政策效应。这一系列举措推动浙江省属高校ESI前1%学科数在五年内从9个跃升至55个，并将全省高等教育竞争力提升至全国第8位。这一成就实质上是“制度驱动”、“组织响应”与“环境赋能”三者协同作用的结果。在浙江案例中，“一校一策”等制度驱动不仅直接赋能高校，更关键的是激发了高校高效的“组织响应”；而高校的响应成果与区域“环境赋能”相结合，又反过来巩固和深化了制度驱动的效果。三者之间存在的这种相互强化、彼此塑造的动态关系，共同构成了组态H3路径高效运转的核心机制。
组态H4是政府统筹—科技驱动的发展模式。该模式中，科技创新条件、财政支持力度以及需求侧政策工具的存在是推动地方高校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条件，高校经费自筹能力以及环境侧政策工具的存在是辅助条件，供给侧政策工具是无关紧要的条件。相较于科技引领—政府助力发展模式，该条路径更强调科技创新环境与政府支持的紧密联动对推动地方高校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要性。这一驱动模式下的典型案例有广东省、江苏省。以广东省为例，早在2015年，广东省率先启动高水平大学建设，并于2018年实施“冲一流、补短板、强特色”提升计划，其核心制度创新在于将“高校服务广东经济社会发展”纳入建设成效评价体系并赋予30%权重，这一设计将高校发展导向与区域需求深度绑定。配合该战略，2015年至2020年间，广州、深圳等地市政府累计投入近200亿元，为地方高校的发展形成了持续稳定的资源支持体系。与此同时，广东省凭借其雄厚的产业基础和持续增长的研发投入，构建了良好的区域创新生态。这一环境优势为高校提供了丰富的产学研合作机会和成果转化渠道，促进了知识要素的高效流动。在制度与环境双重驱动的格局下，广东省地方高校ESI全球前1%学科数从34个跃升至100个，增速达194.1%；进入ESI排名全球前1%的高校数从8所增长至18所。
2.非高质量地方高校发展组态分析
表5显示共存在2条解释地方高校非高质量发展的驱动路径，其总体一致性为0.990，总体覆盖率为0.559，表明这两种组态能够解释近56%的案例。具体而言，组态L1（供给侧政策工具主导）和组态L2（需求侧政策工具主导）均属单维政策工具驱动模式，二者共同揭示了单一维度下政策工具应对复杂发展需求的局限性。
在组态L1中，供给侧政策工具虽能阶段性改善地方高校基础环境建设，但受科技创新环境薄弱与财政投入有限的制约，地方高校的硬件改善难以充分转化为可持续竞争力。以海南省为例，尽管其在“十三五”期间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了高校基础设施建设，但地方高校整体发展质量提升效果并不显著。一方面，海南省地方高校自身基础相对薄弱，资源获取与成果转化能力都存在明显短板。另一方面，同期海南省的科技创新发展策略未能实现根本性改变，仍沿用“老路子”，未能建立起支撑高校深入参与地方重点产业发展的有效体系。数据显示，2016—2020年间，海南省科技绩效产出水平和科技创新实力均处于全国低位，这使得区域创新生态既缺乏足够力量推动高校发展，也缺少让高校潜力释放的有效渠道。
组态L2同样如此，在供给侧支持与财政基础双重匮乏的约束下，高校的基础设施和科研条件无法得到根本改善，进而限制了其承接高水平科研项目的能力，使得高校难以在需求导向下主动寻求到发展契机。以青海省为例，2016至2020年间，青海省的科技创新环境整体薄弱，科技资源投入水平、创新运行效率及绩效产出均处于全国低位。一个关键瓶颈是研究经费投入严重不足，2016—2020年间，全省R&D经费投入占GDP比例仅由0.05%增长至0.07%，整体投入规模偏小、增速迟缓。这种供给侧支撑的长期缺位，使得该省高等教育发展难以有效支撑区域创新驱动发展。此外，受地理位置等因素影响，青海省财政支出优先社会保障、就业、农林水及交通等领域，分配给教育的经费空间十分有限，加之地方高校自身既缺乏有效的筹资渠道，也欠缺必要的筹资能力，从而加剧了地方高校的发展困境。
（三）稳健性检验
为保证研究结论的稳健性，采用如下方式进行稳健性检验：一是更换阈值。参考已有研究，将PRI一致性阈值从0.75调整为0.85后进行分析，产生的4种组态与原组态基本一致，无明显变化。二是更换结果变量，将地方高校数据更换为省域内普通高校数据，PRI阈值设定为0.8，产生的两种组态路径均可与本研究提出的路径模式相对应，表明本研究结果较为稳健（见表6）。
五、结论与对策
（一）主要结论
第一，地方高校发展质量提升的核心在于地方政府竞争行动、高校资源行动与区域创新生态禀赋三者的联动作用。任何单方面的努力，无论是强化供给侧、需求侧或环境侧政策工具，还是增加财政支持、提升高校经费自筹能力、改善科技创新条件，都无法单独推动地方高校高质量发展。这一发现也有力地证实了本研究框架所强调的要素联动不可或缺。
第二，研究识别出四条有效驱动地方高校获得高质量发展的路径，分别是科技引领—政府助力模式、科技引领—高校助力模式、科技—高校—政府合力驱动模式以及政府统筹—科技驱动模式。这些路径本质上是前述三个核心要素的不同组合形态。因此，地方政府需要根据本地区的具体情况选择最匹配的组合路径，通过优化要素间的互动方式，充分激活高校的发展潜力。值得注意的是，高水平的科技创新条件在每条高质量发展路径中均发挥着关键支撑作用。因此，地方政府应当重视科创环境的建设，通过系统性地建设包含多种要素的创新生态体系，让环境对高校发展的推动作用得以持续释放。
第三，研究也发现存在两组导致地方高校低质量发展的路径，其共性是过度依赖单一政策工具。这种模式反映出各要素间联动机制的缺失，如忽视区域创新生态的适配性、地方高校资源重构的能动性以及政府竞争行为的策略性，最终导致“政策悬浮”困境。这些低效路径也印证了本研究的核心观点，即地方高校的高质量发展是一个系统性的工程，当面对基础条件薄弱、创新生态缺位与经费保障不足等结构性短板时，单维政策工具难以实现资源要素向内生效能的动力转化。
（二）对策建议
一是建议实施优势导向的治理策略。对于科创环境和高校自筹能力均较好的地区，政府可采取赋能式治理模式，重点运用环境侧与需求侧政策工具，如扩大经费使用自主权、完善捐赠配套机制、建立成果转化激励体系等，强化其既有优势，激发高校内生动力。对于科创环境优良且财政支持充足的地区，则可采取引导式治理模式，通过优化学科产业对接机制、实施定向人才引进计划、加强特色平台建设等供给侧政策工具，在保持环境优势的同时弥补组织响应能力的相对短板，实现优势强化与短板弥补的有机统一。
二是针对创新生态薄弱地区实施“精准培育”的治理策略。这类地区应当重点把握高等教育与区域创新的共生关系，通过制度设计促进二者形成良性互动。具体而言，首先要打破传统发展模式的路径依赖，在深入诊断区域产业基础与资源禀赋的前提下，明确自身最具潜力的特色领域，为精准施策提供依据。其次，应聚焦特色产业构建“软硬协同”的发展体系，既要通过设立专项产业基金、搭建特色技术服务平台等硬件支撑，也要配套完善人才激励、成果转化等软性机制，逐步培育区域创新生态的内生动力。
三是构建纵横协同的区域联动机制。在横向上，应积极推进跨省协作，通过组建高校联盟、深化对口支援、共建“创新飞地”等多元化载体，促进人才、技术、数据等创新要素的跨区域流动与优化配置；在纵向上，需系统构建“省—市—校”三级协同体系，形成省级层面统筹政策供给、市级层面保障场景落地、高校层面实现效能反哺的贯通机制，从而实现资源在不同层级间的精准匹配与高效传导。
四是构建政策实施的动态优化机制。建议建立常态化的政策评估与调整制度，通过设立专项监测指标、开展年度成效评估、组织专家诊断等方式，对各类政策工具的实施效果进行系统追踪。根据评估结果和区域发展需求的变化，及时调整政策工具的配置组合与作用强度，形成“监测—评估—反馈—优化”的闭环管理体系，持续提升政策供给与高效发展需求的适配度。
（三）研究的局限
本研究在取得一定发现的同时，也存在若干局限，这些局限也为未来研究指明了方向。首先，在研究方法上，fsQCA虽擅长揭示多重并发因果关系，但其结论的普适性仍需通过大样本研究进一步检验。且本研究聚焦省级层面数据，对高校间的异质性讨论尚有深化空间。其次，在研究设计上，基于数据可得性，部分变量的度量存在优化空间。再次，研究为保持模型的简洁性与解释力，对前因条件进行了必要的聚焦。尽管框架已涵盖核心解释维度，但任何理论抽象过程都不可避免地无法穷尽现实中的所有影响因素。最后，研究基于五年期数据进行静态分析，未能充分捕捉政府、高校与环境三者间持续演进的动态互动过程。各要素间可能存在的时滞效应、反馈循环等复杂机制，有待后续研究采用纵向数据或案例追踪方法加以揭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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