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获得感是衡量贫困生就业帮扶政策执行实效的重要标尺。调查发现：贫困生就业帮扶政策获得感整体处于中等稍高水平，外生获得感高于内生获得感；不同性别、学校类型、贫困类型及就业年限贫困生间的获得感存在差异。回归分析发现，政策的科学性与可行性是影响贫困生政策获得感的关键因素；外生获得感受执行部门、执行方式等“硬因素”影响，内生获得感受执行者素质、贫困生政策倾向、制度环境等“软因素”影响。在理想化政策层面，应以科学性和可行性为原则，优化贫困生就业帮扶政策的顶层设计；在执行机构层面，应明确执行部门权责，健全政策执行方式，提升政策执行者素养；在目标群体层面，应提升目标群体认知程度，增强其政策参与意愿；在政策环境层面，应改善政策执行环境，夯实政策执行基础。
关键词：贫困生；就业帮扶政策；获得感；影响因素
一、问题的提出
2015年，《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确定了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治贫方略，提出“扶真贫、真扶贫、真脱贫，切实提高扶贫成果可持续性，让贫困人口拥有更多获得感。”贫困大学生是贫困人口中的特殊群体，贫困生就业问题则是检验教育扶贫成效的试金石。面对当前严峻的就业形势，政府、企业、高校、社会等主体通力合作，一系列针对贫困生开展的就业帮扶政策应运而生，如“奖、贷、助、勤、补、减、免”相结合的资源性帮扶政策，“特岗计划”“三支一扶”“西部计划”“应征入伍”等岗位性帮扶政策，就业指导服务与就业能力提升培训等综合性帮扶政策等。随着相关政策的持续推广，贫困生就业帮扶政策执行效果问题开始受到重视，但结论并不一致：肯定者认为，帮扶政策有效提升了贫困生就业质量，这表现在净就业率、实发薪资与专业对口度方面；且就业帮扶政策的整体执行强度愈高、执行方式愈多元，贫困生的就业质量愈好。反对者则认为，贫困生帮扶政策执行并未收到预期效果，就业帮扶政策执行的覆盖面相对不高、执行精准度较差、贫困生参与帮扶政策的积极性较低等是造成这一问题的主要原因。也有学者认为，贫困生就业帮扶政策仅在提供支持性资金与岗位等显性帮扶方面产生积极影响，在就业能力与职业素养提升等隐性帮扶方面则收效不佳。
同时，既有研究或是仅针对在校贫困生群体开展调查，或是仅从诸如就业资源、就业机会、就业率等单一指标入手，这导致研究结论可推广性较差的问题。本研究针对已就业贫困生群体开展调查，此群体对就业帮扶政策及其执行有着更为完整系统的认识。同时，本研究以“获得感”这一综合指标为锚点，突破既有研究多关注单一就业指标的局限。在此基础上，本研究主要探析以下三个问题：第一，已就业贫困生就业帮扶政策获得感分布水平如何？第二，在政策执行的过程中，哪些因素对已就业贫困生的就业帮扶政策获得感产生影响？第三，如何进一步提升贫困生就业帮扶政策获得感？
二、研究设计
（一）指标确定
1. “获得感”指标。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次会议上指出：“把改革方案的含金量充分展示出来，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获得感”是全面深化改革关键时期评价政府公信力与民众一般性社会心态的重要指标。学界首先针对“获得感”内涵展开了讨论：辛秀芹以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为视角，强调获得感是基于实际获得而产生的心理满足状态；樊红敏等主张获得感是群体因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的客观获得而产生的主观满足感；周海涛等强调获得感是对参与机会、认同程度、成就水平和满足状况的综合感受；谭旭运等认为获得感是由获得内容、获得环境、获得途径、获得体验和获得共享有机联系而成的综合性情绪体验。也有学者从获得感构成维度的视角进行了获得感的内涵探析，如文宏从基层治理出发，认为获得感应包含经济获得感、政治获得感和民生获得感；姚迎春等从学习经验出发，认为学生的学习获得感应包含知识获得感、价值获得感和方法论获得感；阳义南从公共服务出发，认为获得感包含服务数量感、服务质量感、便利可及感、服务公平感、服务持续感和服务支持感。
学界对获得感的内涵研究结论视角不一，但不同学者对获得感的内涵认识持有一定共识。第一，就性质而言，获得感指向带有主观色彩的心理状态与情绪感受。第二，就来源而言，获得感既可因主体外在的实在性所得而产生，如物质需要、经济收益、政治权益；也可直接产生于主体内生的情感性体验，如安全感、稳定感、幸福感。据此，本研究将贫困生就业帮扶政策获得感进行类别划分：贫困生通过就业帮扶政策获取物质性、外显性实在收获，在此基础上产生的情绪感受可称之为外生获得感；贫困生通过就业帮扶政策而直接产生的主观性、内隐性情绪感受则被称之为内生获得感。本研究继续以词频法和德尔菲法进行指标体系的构建，步骤如下：①以“获得感”“贫困生就业”“贫困生发展”“就业帮扶”等为主题词在中国知网检索2012—2022年的核心期刊论文与硕博学位论文，筛选与本研究有关的高频次指标，确定获得感指标的初选范围；②结合贫困生就业帮扶的一般属性及特征对获得感初选指标进行二次筛选，对被保留指标进行整合、归类、排序；③邀请7名不同性质岗位的已就业贫困大学生、5名不同类型高校的就业帮扶工作管理教师与3名贫困生就业问题研究专家进行指标修正。最终自编完成《贫困生就业帮扶政策获得感量表》。（见表1）
2. 影响因素指标。托马斯·史密斯在《政策执行过程》中写道：“政策执行过程是影响政策实施效果的关键，它在很多时候可以直接决定政策的成败。”政策执行是一种多元复杂的生态系统，理想化政策、执行机构、目标群体及政策执行环境是影响这一生态系统能否有效运行的关键因素。理想化政策是政策制定者试图引导或达到的理想化政策状态，主要关涉到政策是否具备科学性、可行性等关键特征；执行机构指政府或具体负责政策执行的相关机构，在构成要素上主要包括推行政策的具体部门及其执行方式，也包含政策的具体执行者及其所具备的能力与素养；目标群体指受到政策影响的个体、组织或群体，目标群体对政策的情绪倾向，如积极、消极或相对漠视的主观态度与参与倾向会影响政策的执行效果；政策执行环境指与政策执行紧密相关的环境性因素，主要包括物质性环境与制度性环境两类。贫困生就业帮扶政策执行在本质上同样隶属于公共服务政策的属性范畴，其执行过程与公共政策的执行过程具备同质化和一致性特征，即贫困生就业帮扶政策执行同样受到理想化政策、执行机构、目标群体与政策执行环境的影响。
在史密斯政策执行理论的指导下，继续以词频法和德尔菲法进行具体指标体系的构建，具体步骤与前文量表编制过程一致，最终自编完成《贫困生就业帮扶政策获得感影响因素量表》（见表2）。
（二）信效度检验
1. 《贫困生就业帮扶政策获得感量表》信效度检验。量表初步确定后，小范围发放300份，利用克隆巴赫系数进行信度检验：量表总体信度系数为0.84，一级指标各维度信度系数分别为0.86、0.83、0.84、0.77、0.81和0.79。运用KMO值、巴特利特球形度检验和累计方差贡献率进行效度检验：总体KMO值为0.81；巴特利特球形度检验结果显著，累计方差贡献率为75.46%；一级指标KMO值分别为0.83、0.81、0.80、0.82、0.77和0.79；各维度巴特利特球形度检验结果显著，各维度累计方差贡献率分别为73.35%、77.35%、76.53%、71.99%、72.11%和76.52%。
2. 《贫困生就业帮扶政策获得感影响因素量表》信效度检验。量表初步确定后，小范围发放300份，利用克隆巴赫系数进行信度检验：量表总体信度系数为0.82，一级指标各维度的信度系数分别为0.83、0.84、0.77、0.82、0.79和0.76。运用KMO值、巴特利特球形度检验和累计方差贡献率进行效度检验：总体KMO值为0.79；巴特利特球形度检验结果显著，累计方差贡献率为72.93%；一级指标KMO值分别为0.78、0.79、0.80、0.76、0.75和0.77；各维度巴特利特球形度检验结果显著，各维度累计方差贡献率分别为74.13%、77.83%、70.67%、71.43%、68.33%和67.34%。
（三）调查对象
调查对象为已就业且在校期间享受过就业帮扶政策的高校贫困生。在本研究中，贫困生的可操作性定义为：凡在校期间被就读高校认定为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同时，本研究在问卷中单独设置题项以学生自评为中心来判定贫困生的基本类别。在对相关学工干部与就业指导中心教师进行访谈后发现，被抽样高校均会针对全体贫困生开展普遍性的就业帮扶政策宣讲，对符合贫困生认定标准的学生则会贯彻全覆盖、全样本的政策执行。据此，本研究判定：凡在校期间被认定为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均会在不同程度上享受相关就业帮扶政策。以此为基础，本研究以目的抽样与方便抽样为原则，面向京津冀地区12所大学已就业贫困生发放调查问卷。发放问卷5000份，回收问卷4031份，其中有效问卷3241份，有效率80.40%。有效问卷分布情况如表3所示。
三、数据分析
（一）获得感整体水平
贫困大学生就业帮扶政策获得感均值为3.71，来源于“就业资源获得”“就业能力获得”与“就业岗位获得”的外生获得感（3.77）稍高于由“参与感”“认同感”与“满足感”构成的内生获得感（3.50）。外生获得感维度，首先“就业资源获得”最高（3.82），其中“物质类资源获得”占据一定优势（4.18），“岗位类资源获得”最低（3.56）；其次为“就业岗位获得”（3.79），贫困毕业生对此维度中“人职匹配”指标评分均值最高（4.04），对“岗位环境”评分均值最低（3.46）；再次外生获得感中评分最低者为“就业能力获得”（3.79），“专业类能力”（3.69）与“通用类能力”（3.71）基本持平。内生获得感维度，贫困生对就业帮扶政策的“认同感”最高（3.62），其次为“参与感”（3.51），再次“满足感”则处于最低水平（3.36）。就整体和具体指标均值来看，贫困生就业帮扶政策获得感整体处于中等稍高水平。
（二）基于人口统计学变量的获得感分布
对不同人口统计学变量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发现在性别维度，男生占据一定优势：外生获得感维度上，男生“就业资源获得”与“就业岗位获得”在0.01水平上显著高于女生；内生获得感维度上，男生“参与感”在0.05水平上显著高于女生。
在学校类型维度上，“双一流”建设高校贫困生占据一定优势：外生获得感维度上，“双一流”建设高校贫困生“就业资源获得”与“就业岗位获得”在0.01水平上显著高于非“双一流”建设高校贫困生；内生获得感维度上，“双一流”建设高校贫困生“满足感”在0.05水平上显著高于非“双一流”建设高校贫困生。
在贫困类型维度上，特别贫困生“就业资源获得”在0.05水平上显著高于一般贫困生。
在就业年限维度上，就业三年以下与就业三年及以上贫困生“参与感”与“满足感”在0.05水平上存在差异：就业三年以下贫困生“参与感”明显高于就业三年及以上贫困生，但其“满足感”明显低于就业三年及以上贫困生。（见表4）
（三）影响因素分析
以贫困生就业帮扶政策获得感为因变量，以“政策整体评价”“执行部门”“执行方式”“执行者素质”“贫困生政策倾向”与“政策执行环境”为自变量，进行回归分析，（见表5）结果发现如下。
1. 在理想化政策层面，帮扶政策的“科学性”与“可行性”对贫困生政策获得感产生明显影响。“科学性”对贫困生外生获得感与内生获得感均产生一定影响，其中对“就业资源获得”“就业岗位获得”及“认同感”产生显著影响；“可行性”对除“就业岗位获得”外的全部指标均产生影响，其中对“就业资源获得”及“参与感”产生显著影响。“理想化政策是影响政策执行的头等要事”，贫困生就业帮扶政策执行的成功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策自身所具备的科学性与可行性。
2. 在执行机构层面，“执行部门”和“执行方式”主要对贫困生外生获得感产生影响，“执行者素养”主要对贫困生内生获得感产生影响。
在执行部门上，不同执行部门对贫困生外生获得感产生的影响存在一定差异，如“政府机关”主要对贫困生“就业资源获得”产生显著影响，说明当前贫困生就业帮扶的资源配置仍以政府统筹调配为主要方式；“企业”与“高校”则主要对贫困生“就业能力获得”产生显著影响，说明企业为贫困生直接提供的岗位技能训练以及高校为贫困生系统提供的专业素养训练积极作用于贫困生就业能力的提升。需要注意的是，“政府机关”对贫困生外生获得感与内生获得感均产生一定影响，可谓执行部门维度上的主导性影响因素。
在执行方式上，“经济资助”是影响就业资源获得的基础性要素；“就业能力获得”主要受到“就业指导与生涯培训”影响，这与就业指导与生涯培训的实践目标与主要任务密切相关；“就业岗位获得”则主要受“岗位提供”与“培养质量系统提升”影响，说明“人”之专业素质与“职”之岗位匹配是影响贫困生就业岗位获得的直接原因。特别指出的是，“培养质量系统提升”对贫困生外生获得感与内生获得感均产生一定影响，可谓执行方式上的主导性影响因素。
执行者素质主要对贫困生内生获得感产生影响：执行者的“道德品质”“工作能力”与“工作效率”对贫困生的“参与感”与“认同感”产生一致性影响，其“工作效率”还在一定程度上对贫困生的“满足感”产生一定影响。
3. 在目标群体层面，“贫困生政策倾向”主要对贫困生内生获得感产生影响，但“信任倾向”发挥作用较“参与倾向”更为明显。
4. 在政策环境层面，“制度环境”发挥主要作用，对贫困生的“参与感”“认同感”及“满足感”均产生一定影响，其中对“认同感”产生的影响更为明显。
四、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1. 贫困生就业帮扶政策获得感整体处于中等稍高水平，外生获得感高于内生获得感。外生获得感中，“就业资源获得”得分均值最高，其次为“就业岗位获得”，“就业能力获得”得分均值最低。按照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就业资源与就业岗位分别指向就业物质占有与工作职位保障，属“安全需求”层次，为低阶缺失性需求；就业能力则指向获得与维持某一特定岗位的综合能力，属“自我实现需求”层次，为高阶生长性需求。只有在较低层次需求得到满足之后，较高层次需求才能得以实现；换言之，个体的需求层次愈高，则相对更愈难达成，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贫困生就业帮扶政策外生获得感的分布现状。
内生获得感中，“认同感”均值得分最高，其次为“参与感”，“满足感”得分均值最低，这可能与当前贫困生就业帮扶政策在执行中出现的执行落差或执行悬置有关：张航和邢敏慧在研究中发现，贫困治理中的执行落差与执行悬置等现实因素会造成目标群体的心理期待落差，这造成尽管目标群体对相关帮扶政策之理念、原则等“应然设计”抱有较高认同感，却对帮扶之落地、实践等“实然执行”持有较低参与度与满意度。
2. 不同类型贫困生在特定就业帮扶政策的获得指标中存在优势差异。从性别来看，男性较女性在“就业资源获得”“就业岗位获得”与“参与感”上存在一定优势，传统的性别就业差距在贫困生就业帮扶政策获得感中依然存在。从学校类型来看，“双一流”建设高校的资源优势相对突出，其贫困生在“就业资源获得”“就业岗位获得”与“满足感”上较非“双一流”建设高校贫困生占有一定优势。从贫困类型来看，特别贫困生仅在“就业资源获得”上高于一般贫困生，说明当前贫困生就业帮扶依然秉持了以群体为单位保证相对公平的基本原则，即“群体相对于群体中的具体个体，具体利益或负担在总量中所占的比例相对于利益或负担本身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从毕业年限来看，不同就业年限毕业生仅在“参与感”与“满足感”上存在差异，一般而言，贫困生就业年限愈短，其对就业帮扶的反馈刺激愈强，因此参与感愈强；而贫困生就业年限愈长，其就业资本与积极就业感受积累愈多，这会对就业帮扶的正向感受起到补充作用，其满足感也随之愈强。
3. 帮扶政策的“科学性”与“可行性”是影响贫困生获得感的关键因素。在史密斯政策执行过程模型中，“理想化政策”是影响政策执行效果的前提性因素。贫困生获得感如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顶层政策本身的效度与质量，而政策的效度与质量则又与政策设计的科学性及可行性密切相关。据前文数据分析，贫困生就业帮扶政策的“科学性”与“可行性”在不同程度上对贫困生外生获得感及内生获得感产生一致性影响，其中政策的“科学性”对贫困生“就业资源获得”“就业岗位获得”及“认同感”产生显著影响，政策的“可行性”则对贫困生“就业资源获得”及“参与感”产生显著影响，这使得就业帮扶政策的“科学性”与“可行性”成为影响贫困生获得感的关键因素。这也从另一侧面验证了何志武等的观点：专业性智力支持和可操作性实践验证是未来中国公共政策的必然发展趋向。
4. 外生获得感主要受“执行部门”“执行方式”等硬因素影响，内生获得感主要受“执行者素质”“贫困生政策倾向”“制度环境”等软因素影响。
系统科学在分析影响组织运行效果的相关因素时，按照影响因素的不同特性将其划分为硬因素与软因素：硬因素指向客观存在的物理性因素，它们通常具备外在性、物质性与可度量性特征，如经济因素、资本因素、技术因素；软因素指向非物理性因素，通常具备主观性、非物质性与不可度量性特征，如态度、思想、文化、价值、制度等。按照上述标准，“执行部门”及“执行方式”多与政策条款、资金支持、信息资源、技术支援等可量化的物质性因素相关，可归属于硬因素范畴；而“执行者素质”“贫困生政策倾向”与“制度环境”则多与态度、素养、观念、规则、价值等不可量化的非物质性因素相关，可归属于软因素范畴。贫困生外生获得感主要受“执行机构”与“执行方式”等硬因素影响，内生获得感则主要受“执行者素质”“贫困生政策倾向”与“制度环境”等软因素影响。
（二）建议
1. 在理想化政策层面，以科学性和可行性优化贫困生就业帮扶政策的顶层设计。为加强政策设计的科学性，一方面，践行集体审议制度，推进利益相关联合体对当前贫困生就业形势与帮扶实效的民主研判，这包含“纵”与“横”两个方向的工作。从“纵”的角度看，贫困生就业帮扶政策设计需符合层次性特征，既考虑宏观制度框架与政策体系的全面部署，又考虑中观政策条目与政策适应性问题的落实转化，更考虑微观执行路径与优化策略的根本保障。从“横”的角度看，贫困生就业帮扶政策设计需考虑不同主体的利益需求，贫困生个体及其家庭、用人单位、高校、教师及社会其他相关群体，在充分民主协商的沟通环境中表明各方的就业需求与就业期待，明确当前贫困生就业帮扶政策执行中存在的问题与矛盾。另一方面，健全就业帮扶对象的瞄准、摸底和建档立卡机制，完善政策目标群体的识别与定位，基于贫困生的基本类型分类设计相关就业帮扶政策，做到政策到人、因人制宜，精准滴灌地促进贫困生就业帮扶政策精准发力。
为加强政策设计的可行性，一方面，以信息搜集与全面调查为中心，瞄准贫困生就业帮扶中的真问题与关键问题。构建贫困生就业帮扶质量跟踪数据库及反馈机制，在客观数据分析的基础上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避免“假、大、空、平、泛”，切实提升政策设计的针对性与可操作性。另一方面，注重不同政策工具间的合理配置，组合不同政策工具的优势效应。在以政府为主导发挥命令性政策工具规范利益主体行为的基础上，注重激励性、能力建设性、系统变革性与自愿性工具类型的多元应用，充分调动不同主体参与贫困生就业帮扶的积极性，加强政策研究者、决策者与执行者间的合作沟通。
2. 在执行机构层面，明晰执行部门角色，健全政策执行方式，提升政策执行者素养。政策执行是涉及不同机构的系统工程，不同执行部门需明确自身的权责范畴与角色担当。就业帮扶具备“准公共产品”性质，其执行部门应以政府为主，其他执行部门协同参与。具体而言，政府应以善治引领为中心，逐步完善其决策民主化、施措法治化与问责效益化等相关举措，以统筹规划为主要手段成为贫困生就业帮扶政策执行的主导力量；市场应以外部增效为中心，逐步构建、加强贫困生就业帮扶政策执行的多元化资源供给制度，以竞争性筹款机制与饱和性信息传递机制为主要手段为贫困生就业帮扶政策执行提供持续的资源动力；高校应以主动内生为中心，充分发挥自身的主动参与作用与深度实践作用，使贫困生就业帮扶政策执行深入人心、落地生根。也需在不同执行部门间构建跨部门的协同机制，以协同收益共享和协同成本共担为中心构建责任共同体，在挖掘不同执行部门比较优势的基础上，杜绝就业帮扶执行部门间的权责分割。
从执行方式看，应注重机制性执行方式的深度落实。贫困生就业帮扶除需达到解决贫困生获得岗位、满足温饱等基础性生计目标外，还应追求有效社会保护、贫困生群体能力提升、社会资源重新整合等综合性价值目标。故此，相对于资金资产、岗位提供等时效性就业帮扶执行方式，以专业训练、素养培育、职业胜任力系统打造为核心的机制性帮扶执行方式才是预防贫困生群体再次返贫、提升群体获得感的根本举措。前文数据分析已然验证，“培养质量系统提升”是在执行方式维度上对贫困生就业帮扶获得感产生影响的最显著因素。对此，应特别注重对贫困生群体“扶智”与“扶志”的紧密结合，如提供就业培训、普及高质量教育发展、嵌入现代技术培训、加强社会支持资源整合等“造血式”就业帮扶执行方式，由内至外地重塑贫困生内生发展动力，加持贫困生群体的自我发展能力。
从执行者素养看，执行者所具备的态度、知识、素质和能力直接影响着贫困生就业帮扶的切实执行效果。一方面，执行者需在主观态度上明确自身“服务者”身份定位，时刻从贫困生的根本需求和根本利益出发，持续提高就业帮扶政策的执行意识与执行同理心；另一方面，受所在区域、致贫原因、知识水平、情感态度等因素的联合影响，贫困生个体特质与就业情况相较于其他弱势群体而言更为复杂，这要求就业帮扶的政策执行者应在客观上具备良好的执行能力与执行效率，在专业学习中扫除就业帮扶的认知障碍，领会就业帮扶的精神与实质，发挥、践行就业帮扶的执行成效。
3. 在目标群体层面，提升贫困生群体认知程度，增强其政策参与意愿。为矫正贫困生就业帮扶政策目标群体的认知偏差，应致力于增强贫困生自身对就业帮扶政策的主观认同度及客观参与度，提升贫困生群体对帮扶政策的认知水平。首先，增进贫困生的政策认同度。政策认同度是建立在正确认识政策基础之上的，如果贫困生自身缺乏对就业帮扶政策的本质认识与实质领会，就会丧失对政策执行的信任与信心。执行部门与执行者应结合就业帮扶的现实成绩与相关举措，积极、主动与贫困生群体交流沟通，拓宽贫困生的政策信息获取渠道，促进贫困生真正认识到就业帮扶政策的社会公平补偿性质，使之明确自身生存与发展的权利意识，激发主体自觉，逐渐由消除“物质贫困”走向消除“精神贫困”。其次，提高贫困生的政策参与度。这需要政策执行部门与执行者通过提高贫困生的自觉性与自我意识充分调动其积极性与主动性，可通过校内与校外、课内与课外、线上与线下多个维度锁定贫困生就业帮扶这一根本任务，在物质帮扶、信息帮扶、岗位帮扶、培养质量帮扶、心理帮扶、日常帮扶之中构筑多维并进、互动互补、综合融通的“大帮扶”格局，使学生能够通过多种渠道与多种方式参与到就业帮扶的政策执行之中
4. 在政策环境层面，改善政策执行环境，夯实政策执行基础。只有与其所处的环境达成平衡，贫困生就业帮扶政策才能取得理想的执行效果。对此，应积极建构良好的政策执行生态，夯实贫困生就业帮扶政策执行基础。首先，拓宽宣传路径，提升就业帮扶政策的了解度与支持度。借助现代化传媒工具，拓宽政策信息的公开渠道，加强宣传，增进贫困生对就业帮扶政策的了解、理解、认同与支持。其次，提高帮扶政策执行透明度，加强政策执行的监督机制。建立责任清单，刚性约束贫困生就业帮扶执行的相关责任；构建信息公开的就业帮扶监督体系，通过发布公告通知、举办各种讲座、在主流媒体接受采访、发表评论、举办媒体吹风会、报告会和培训班等宣传方式，推动公众对该政策的理解和认同，在执行过程中与后续政策出台时应适当地引导社会力量积极参与，尤其鼓励各类高校的学生工作管理者和贫困生群体的踊跃加入，从而提高政策的客观性与公正性。
【王红雨，天津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
原文刊载于《中国高教研究》2023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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