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更好地学习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高教探索》编辑部组织了一组笔谈。本篇文章中，李均谈到，当前地方大学发展面临定位迷失与“千校一面”、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两张皮”、内部治理的“惰性结构”、外部协同机制不畅等问题。构建让人民满意的地方大学发展体系，要重塑战略定位，深化产教融合、推进治理现代化、优化外部支持环境。
关键词：二十届四中全会；“十五五”规划；教育强国建设；高水平对外开放；治理现代化；系统性跃迁；社会服务；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高质量发展；地方大学；人民满意教育
作者简介
李均，深圳大学教育学部执行主任，高教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再次强调“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要实现这一人类教育史上的伟大理想，不仅要建设若干所世界一流的研究型大学，更要办好占中国高等教育绝对主体的地方大学。
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12月，我国普通高等学校达3119所，其中地方高校数及校生人数占比均超过90%。这些由省级及地市级政府举办的高校，是与最广大人民群众地理距离最近、利益关联最直接的高等教育供给者。它们承载着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培养应用型人才、提供技术技能支撑、促进文化传承与创新的核心使命，是教育普惠性、公平性的直接体现。因此，人民对高等教育的满意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地方大学的办学质量与服务贡献。脱离地方大学的高质量发展，空谈“人民满意”无异于缘木求鱼。地方大学只有成为连接国家战略与区域发展的关键纽带，才能兑现其“人民性”的根本承诺，才能真正让人民满意。
一、 当前地方大学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
尽管地位举足轻重，但地方大学在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提升的转型过程中，仍面临着内外交困的复杂局面，其发展现状与人民的期盼、区域的需求之间存在显著差距。
（一）定位迷失与“千校一面”：盲目攀高与特色匮乏
许多地方大学在发展过程中陷入了战略迷失，盲目追求“排行榜”，盲目模仿部属重点大学或研究型大学的办学模式，追求“大而全”的学科布局、硕士博士点的数量攀升，却忽视了自身的特殊定位、资源约束与地方需求。这种脱离实际的“升级冲动”和“排名焦虑”，导致了严重的同质化竞争，造成“千校一面”的窘境。其结果是，学校既难以在学术研究、学科建设方面与顶尖大学竞争，又丧失了服务地方、培养特色应用型人才的特色与根基，虽然规模庞大，但因为其在整个高等教育系统中扮演着一种不尴不尬、不上不下、不温不火的角色，甚至被一些学者称为“中部塌陷”或“中间塌陷”。
（二）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两张皮”：质量与适配性双输
全球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正推动人才需求向技术密集型、复合创新型急剧转变。然而，大量地方大学的学科专业设置严重滞后于产业升级步伐。专业设置僵化、教材内容陈旧、培养方案多年变化甚小，与地方主导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需求严重脱节。教师队伍中缺乏具有行业背景的“双师型”教师，实践教学环节薄弱，实验室设备落后，校企合作流于形式。这种脱节直接导致了人才培养质量不高，毕业生就业竞争力不强、本地就业率低，区域产业发展所需的人才支撑乏力，形成了“企业难招人”与“学生难就业”并存的悖论。
（三）内部治理的“惰性结构”：行政化色彩鲜明与创新活力不足
一些地方大学经过多年的发展，内部普遍存在着一种计划思维浓厚、行政化管理主导的“惰性结构”。这种治理模式看似稳定，实则僵化，缺乏面向市场和社会需求快速调整的灵活性与应变能力。资源配置、职称评定、绩效考核等关键制度，往往沿用传统的学术论文、科研项目等单一指标，未能建立起与应用型办学定位相匹配的、重视实践贡献和社会服务的新型评价体系。这抑制了教师投身产教融合、服务地方的积极性，也束缚了学校整体的创新活力，使其难以有效回应日新月异的外部挑战。
（四）外部协同机制不畅：校地融合“隔靴搔痒”
地方大学与所在区域政府、产业界之间，尚未建立起深度绑定、互利共赢的协同创新生态。一方面，政策支持与资源投入的机制尚不完善，缺乏长期稳定的制度性保障；另一方面，合作多停留在协议层面，未能形成人才共育、过程共管、成果共享、责任共担的实质性融合。学校对地方的“贡献度”与地方对学校的“支撑度”未能形成正向循环，导致大学作为区域创新“引擎”的作用未能充分发挥。
二、构建让人民满意的地方大学发展体系
结合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与中外高等教育实践经验，推动地方大学在其独特的“赛道”上真正办出特色、办出水平，让人民满意，需进行一场从理念到制度的系统性变革。
（一）重塑战略定位：从“学术锦标赛”转向“服务贡献赛”
2012年，刘献君教授提出：地方大学应以“建设教学服务型大学”为“类特色”。2016年，潘懋元先生提出，地方大学要把服务地方上升到学校发展战略的高度。当前地方大学要进行彻底的自我革命，将办学定位从追逐学术排名，转向对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不可替代的贡献度上。省级政府应牵头建立分类评价、分类支持机制，引导高校各安其位、特色发展。评价一所地方大学成功与否，首要标准应是其毕业生在本地重点行业的就业质量、其科研成果在本地企业的转化效益、其智库服务对本地公共决策的支持作用。
（二）深化产教融合：构建“城市-产业-大学”命运共同体
潘懋元先生曾多次强调，地方大学必须坚持以区域与行业需求为导向，使专业布局和学科方向真正贴合地方产业结构与社会发展需要。当前地方大学要重视借鉴德国等应用型高等教育发达国家的经验，由政府、行业组织定期发布“产业人才需求清单”与技能预测报告，推动高校依据需求变化及时优化专业结构、更新课程内容，实现教育链与产业链的同步演进。创新校企协同育人模式，大力推广现代产业学院、现场工程师学院、订单式培养等项目制办学形态，吸引企业深度参与人才培养方案制定、课程开发、实践教学，推动教学过程与生产流程有机衔接。政府应发挥桥梁作用，支持高校与企业联合建设技术技能创新服务平台、中试基地、协同创新中心等实体载体，通过“揭榜挂帅”、联合攻关等方式，共同破解产业关键技术与工艺难题，促进科技成果就地转化。
（三）推进治理现代化：打破“惰性结构”，激发内生动力
推动地方大学内部治理从行政主导向学术共治、多元参与转型，以增强治理体系的制度弹性与战略适应能力。改革教师评价体系，为“双师型”教师设立专属发展通道，将横向项目、技术专利、成果转化、标准制定、社会培训等纳入职称评定与绩效考核的核心指标。扩大二级院系在专业设置、人才引进、资源分配等方面的自主权，增强其应对市场与技术变化的敏捷性与主动性，激活基层学术组织的创新活力。同时，构建“校地共治”协同机制，探索建立常态化、制度化的校地协同平台，吸引地方政府、行业企业、校友代表进入学校战略决策咨询机构，形成开放共治、发展合力的治理新格局。
（四）优化外部支持环境：强化省级统筹，实施精准赋能
中央政府需进一步加强宏观指导与跨区域资源协调，而省级政府则应切实履行主体统筹责任，为地方高校发展提供精准、有效的制度与资源支撑。设立省级“地方高水平大学建设”专项资金，并建立以办学绩效、对区域发展的实际贡献为核心考核依据的动态分配与调整机制，引导高校聚焦重点、特色发展。扩大地方大学办学自主权，赋予地方大学在专业设置、人才引进、薪酬体系、国际交流等方面更大的自主决策空间。支持地方高校围绕区域重大战略和产业集群，主动组建跨校发展联盟，推动在师资互聘、课程共享、平台共建、科研联合攻关等方面的实质性合作，实现优势互补与能力集成，整体提升区域高等教育服务能力。
总之，办好地方大学，是一场关乎高等教育公平、质量与人民切身利益的深刻变革。地方大学的未来，不在于办成地方版的“研究型大学”，而在于成为区域技术与文化的创新引擎、成为地方产业的人才储备库、成为地方百姓值得信赖的育人殿堂。“十五五”时期，地方大学要在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的精神指引下，在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体的国家战略全局中统筹设计发展蓝图，深化综合改革，增强服务区域发展的力度，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地方高水平大学建设之路，交出令人民满意的高等教育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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